村落与学校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议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落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空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能否带来教育的同步提升？村落与学校为什么仍然难以建立互惠关系？请看下文：
作者：沈洪成 褚佳佳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
摘要
百余年来，“教育下乡”一直是实现乡村社会改造的关键路径。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落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空间。村落与学校如何互惠仍是新形势下需要应对的旧问题。本研究以一个少数民族村寨为案例，探究旅游资源与地方文化发展背景下乡村面临的教育困境。研究发现，虽然村落经济得到迅速提升，但是旅游经济既没有增进乡村教育资源，也没有带动家长的教育投入，传统的教养观念反而受到旅游经济的冲击。由于乡村教育抽离于乡村社会，村落与学校之间难以建立互惠关系。在发展主义话语的支配下，乡村的家庭经济状况得以提升，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得以彰显，但是村落的教育资源投入与家庭教养方式却没有同步跟进，反而可能产生更大落差。
关键词
旅游经济; 民族文化; 学校教育资源; 家庭教养;
问题的提出
百余年来，乡村教育何去何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核心的议题之一。著名乡村建设者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的诊断是“愚贫弱私”[1]146。这一诊断虽然具有一定争议，但长久以来“贫”都是学术界、媒体与公众对乡村最为重要的印象，乡村教育的困境也与“贫”建立起极为紧密的关联，影响着人们对乡村教育的分析、诊断与干预路径。20世纪80年代之后，教育税附加的征收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教育经费主要由县以及中央转移支付予以保障，减轻了农民负担，重塑了学校与村落之间的关系。当一些村落由“贫”转“富”后，乡村教育实践会产生什么新的变化?本研究选择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作为调查对象，探究旅游业与民族文化得以发展的背景下，村落与学校为什么仍然难以建立互惠关系。
田野调查点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D村。经过十余年的旅游开发，该村不仅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还成为附近村寨人人称羡的“富村”。人们通常认为，经济条件提升之后，学校教育资源可以得到相应提升，家长理应更为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在依托旅游经济发展起来的D村，村落教育却没有实现同步发展，家长的教育观念反而受到旅游经济的冲击。事实上，这一当下的教育挑战的背后，有着更为深远的社会背景，涉及村落与学校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校的导向究竟是“离农”还是“为农”?[2]81村落对学校教育究竟是主动接纳还是防御性的?[3]本文将其概括为村落与学校如何互惠的问题。
带着这一问题，研究者先后四次前往D村进行调研，主要通过访谈和观察收集资料。研究者调研期间居住在村民家中，通过房东的引介，采用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到更多访谈对象。在获得学校校长、老师的同意后，研究者进入D小学听课，观察儿童在学校中的行为表现，课间和学生一起玩耍，中午一起在食堂吃饭，偶尔也会给他们辅导作业，这有助于后期家访的顺利进行。对学生家庭的观察主要集中在放学后、周末和假期。以此为基础，本文对乡村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挑战展开分析。
新形势与旧问题：社会变迁中村落与学校关系的研究框架
村落与学校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议题。清末民初，“教育下乡”开始持续推进，逐渐渗透到农村、偏远山区乃至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从事乡村研究的学者，已经观察到村落与学校格格不入的状况，[4]50-51,[5]89两种视角主导着对这一问题的解释。
一是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费孝通提出文字下乡的命题，认为文字是间接的传情达意的工具，熟人社会并不需要文字。[6]17费孝通基于功能需要解释现代学校教育与乡土社会不相适应的状况。现代性与地方性的二元框架中，核心是不同知识体制之间的碰撞。王铭铭基于台湾和福建三个村落现代教育空间确立的历史，认为乡村小学促使学生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与现代社会的抽象体系结合。[7]在兼具少数民族和乡村两种特质的社区，学校教育的困境更加凸显。李小敏从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的角度，对一个村落的教育困境进行描述。[8]两种知识体制的碰撞常常带来乡村与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业失败。基于文化差异的观点，西方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儿童在家庭环境中孕育的学习态度，常与学校强调的成功学习行为相矛盾，由此造成学业困难。[9]113村落与学校承载着两种知识体制，当儿童由村落日常生活的常识转向学校的正规知识体制时，可能面临难以适应的状况。
二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下乡”是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进的，服务于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现实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学校教育向乡村渗透，正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一环。[10]1由于乡村社会拥有自成一体的传统组织，与学校所代表的外来力量之间可能产生冲突。面对失学、辍学、逃学等问题，国家通过“控辍保学”加以治理，在边缘地带产生教育治理的内卷化问题。[11]186尽管面临种种困境，“教育下乡”从未中断。有地方社会力量积极投入办学，在庙产兴学过程中力图以此垄断乡村社会的权力。[12]20世纪初期的华北地区，乡村在教育改革方案的执行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3]无论合作还是抵抗，学校作为一种机构都在乡村普遍建立起来。从组织与职能上看，小学正是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13]5学校是改造乡村社会的重要工具，从源起上说两者之间难以建立互惠关系。
第一种视角重点关注作为现代知识体制的学校在乡土社会产生的效应，第二种视角重点关注作为组织与制度的学校如何在乡村中普遍建立起来，两种视角的着重点不同。当然，两者又存在紧密关联。国家是现代性工程的主要推动者，二者的时间和空间线索是一致的：从时间上来说，它们都蕴含着社会演进与历史进步的话语结构；从空间上来说，它们都是外部社会力量向边缘地带渗透的过程。就中国乡村学校的实践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国家所推动的现代性改造工程不断推进，但是乡村教育中一些新的形势也开始不断涌现出来。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影响深远，呈现文字上移的趋势[14]。有研究关注到，乡村小微学校在运作过程中存在较大危机。[15]第二，乡村学校普遍建立的过程中，辍学、失学、逃学成为需要不断应对的问题。为达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国家与地方政府推动“控辍保学”运动，由此带来教育治理内卷化的问题。[11]近年来的精准扶贫进一步强化了“控辍保学”的重要性。第三，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流动儿童难以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16]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17]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议题。这些新议题是“教育下乡”自上而下推进的具体效应。从整体研究视野上看，阶层再生产成为理解农村教育的重要角度。城乡之间教育机会获得的差距[18],农村家庭低度的家长参与[19],以及学校教育中底层子弟形成的亚文化[20]等研究，从不同层面拓展了乡村教育研究。
重新审视村落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是：村落在变，学校也在变，但是，二者不断分离的关系并未改变。可以说，如何使村落和学校互惠，仍然是新形势下需要思考的旧问题。本文考察的D村，从经济上看，伴随旅游经济发展，村落经济状况迅速改善，从文化上看，瑶族文化借助旅游经济得以彰显，但是，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带来教育的同步提升。
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开发引发的村落经济发展
D村位于偏远山区的河谷地带，是红瑶的聚居地之一，共有六个村寨，主干河流从村寨中间穿流而过，D小学便依水而建。2003年以前D村尚未通公路，仅有一条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土路通往山外，村民的生活生产资料均靠肩挑背驮，村民生活比较艰辛，据媒体报道，人均年收入仅730元。2002年全村仍有贫困户192户787人，村民收入主要靠外出务工。当地流传一句民谣：“半边铁锅半边屋，半边床板半边窝”,形象呈现了当时的贫困状况。
D村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首先是梯田这一自然景观。站在高处向下望去，延绵不绝的山脉和梯田景观令无数人啧啧称奇。梯田景观随季节而变换，为游客提供不同的视觉盛宴：五月春耕，七月盛夏，十月金秋，冬季飘雪，梯田的“生命色彩”四季更迭，俨然已成为一件艺术品。其次是红瑶文化这一少数民族文化资源。D村是附近红衣瑶族最早定居形成的聚落之一，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如红瑶服饰文化、长发文化、吊脚楼文化等。红瑶妇女喜穿红衣，穿红衣是民族符号，每件红瑶服饰都绣有“瑶王印”。红瑶妇女喜欢挑花刺绣，戴粗耳环，蓄很长的头发。丰富多彩的红瑶文化成为旅游开发的重要支撑点，节假日时红瑶文化活动以多种形式在村寨中呈现，如三月十五红衣节、六月六晒红衣、红瑶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展示等。
伴随旅游资源开发，村落经济迅速提升，村民收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内，村民以“企业+梯田+农户”的模式参与旅游开发，分红主要以湿地公园门票收益、索道公司资源使用费(只有D村村民受益)、种田补贴及延期收割补助为主下放至各村寨，各村寨再根据耕种梯田的担数、人口数、户数等协议分红至各村民。各项分红算下来，D村每户每年年底最少能分2～3万元，多一点的有4～5万元。2020年，D村275户1246人，共获得旅游分红720万元，获得分红最多的一户达6.5万元。第二，自主经营旅馆或酒店的收入。2003年仅有8家农家旅馆，2013年有60家农家旅馆，如今已经有150家左右。60%左右的房屋被改建成酒店或者民宿，规模较大的民宿客栈装修得与城市里的酒店别无二致。规模较大、设施较好的旅馆，年收入将近有100万元左右，条件差点的农家乐也在几万到十几万元之间。第三，旅游业的不断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比如轿子队轿夫、歌舞队演员、旅游向导、行李搬运员等，创造了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双赢局面。村民利用闲暇时间制作鞋垫、绣球、服饰等手工饰品，自产自销。村落有茶叶、辣椒、香糯、罗汉果等作为旅游商品远销海内外。还有村民在人多的景点卖一些特产、租赁少数民族服装、卖小吃饮品等。
经过十多年的旅游开发，崎岖不平的山路全部变成石板路、通村公路；村寨面貌焕然一新，破旧的房屋变成了能接待客人的农家旅馆；泥泞的泥地变成了大型停车场。近年来依托整个市区旅游业的发展，D村旅游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
村落“脱贫”后的教育困境
如果乡村教育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那么，由“贫”转“富”后村落经济能否助力教育的提升呢?下面我们从学校、家庭及其相互关系上描述村落教育状况。
(一)悬浮的村小：“撤点并校”、旅游经济与村落教育资源
D小学是位于村落的教学点，创建于1950年，大办学校期间附设初中部，之后初中部撤销。1992年恢复附设民族中学，2009年为优化教育资源，又撤掉初中部，改为完全小学。2013年前后将三至六年级搬迁到中心小学，办学规模进一步缩小。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进，D小学只招收学前班至二年级学生，二年级之后大部分学生流向镇中心小学，个别家庭选择到市区学校就读。
D小学的发展面临很多困境。从师资力量上看，D小学教师数量少且流动性大。中心小学是政府重点发展对象，而像D小学这样的农村教学点成为被忽视的对象。从学校硬件设施来看，随着撤并范围的扩大，学校规模逐渐减小，教学楼从三座变为两座，有一座改为宿舍，各种器材室、实验室都没有了，只有一间社会人士捐赠的未来教室可以开展课外活动。现在的教学楼是老式木质房屋，年代较为久远，上课的桌椅、办公桌都显得比较陈旧。
学校师资以乡镇中心小学的支教老师为主，奔波于县城与村寨之间，来去非常不便，成为留不住老师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者第一年来到D小学时，学校有5位教师，第二年只有4位老师，其中2位还是新来的。教师轮换对村小来说是常有的事。
“我们山里面的这种条件更应该扶持，起码派一个得力点的幼师过来，派一个本科生过来，工资开得高一点，不够的我们全村可以捐点钱。哪个老师教得好点，能力高点的，马上调去镇里面、调去县城。实习生来山里面待一个学期，感觉能力不错的马上又调走，又换一个新的、年轻的来教我们。一个学期换一批，永远都是那样子换!”(20200715,D村村主任)
撤点并校之后，乡镇学校成为“中心”,村寨学校成为教学“点”,颇有被边缘化的意味。有公司和公益机构捐献给D小学的电脑、投影仪、课桌、办公桌等，也被调配给中心校使用。中心校的设施较为完善，师资较为完备且相对稳定，而村小的设备较差，师资以支教老师为主，甚至成为中心校老师评职称的“跳板”,导致D小学教师流动性高。D村学生到中心校读书非常不便，从D村寨到乡镇，乘坐班车要花一个半小时左右。“村里面还是有一个小学好，有六个年级的那种。小孩那么小，去下面读书，家里面起码要有一个跟着下去，影响做事不讲，租房子还要用钱。” (20210116,XY爷爷)伴随旅游经济发展，村民生活多围绕旅游业展开，村小能使家长兼顾家庭经营与孩子照顾问题。由于“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大量非完全小学、教学点多年来一直处于 “进不了，退不得”的位置。
村落旅游经济迅速发展背景下，有没有可能以此推动村小教育资源的提升呢?对于D小学，村落给予的支持很少。为了鼓励学校教育，几年前在前任校长的争取下，村寨采取了一定的奖励措施，即在每学期的期末考试中，取得A的同学一科奖励50元，其老师奖励20元，除此以外，村落并没有进一步寻求提升村落教育资源的路径。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学校与村落之间的分离。从教育管理体制上来看，当前中国实施“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村落小学的财政、人事和管理由县级教育管理部门负责。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1。这一体制大大减轻了村民的教育负担，但是村落与学校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当村落经济有所发展以后，也难以助力村落学校。村民通常认为“教育就该政府管”。政府挪走学校捐赠物资的事情，强化了村民“政府都不管，我为什么要管”的心态。当提及“村里在旅游经济发展得如此不错的情况下，为什么没有拿出一部分钱来帮助学校发展?”时，村主任表示很无奈。
“很难，主要还是那个意识不够。整个村将近1300人，有这个想法的、愿意出钱的，不会超过20个人。你这想法我之前也提过，帮学校换一批桌椅啊，多买几个垃圾斗啊，这是最基本的嘛，在会议上都通不过。每个人都看到的啊!外面那么多资金，全部被‘搜刮’走了，好东西都没得了。”(20200715,D村村主任)
旅游经济发展迅速，村寨中各家各户都是独立经营，相互之间存在竞争，想让村民掏出自家的腰包帮助村寨发展教育很难实现。校长和老师都不是本村人，在村寨决策上很难拥有话语权。尽管D小学对于村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相互之间却存在明显的疏离。村小不仅在教育资源分配上成为被忽略的对象，也难以获得村落经济的支持，从而处于悬浮状态。
(二)家校分割的界限：家长对学校教育的参与
D小学的大门面朝村寨主干道，大门上方的校名格外显眼，算是村落的“地标”之一。这所大门不常开，常开的只有学校的侧门，连通着学校操场和小卖部。孩子从这里进出买零食，家长也从这里进出校园。小卖部的老板娘就像学校的“保安”,随时注意从侧门进出的“可疑人员”,生人会被拦截和盘问。2020年以前，除了一学期一次的家长会，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的活动屈指可数。2020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将教师宿舍楼的二楼和三楼改为学生的午休寝室，下午1点至2点是孩子们的午睡时间，学校每天安排2位家长轮流陪同，每位家长大概一个月轮一次。校长表示：“他们(指学生)中午在这里太乱了，跑来跑去容易出事情。”
“今天跟着嫂子(老板娘儿媳妇)一起来到学校陪读。把孩子带进教室后，嫂子便到旁边的空地上找了个地方坐下，拿出绣衣服的红线开始打理。旁边还有一位陪读的家长，两人一边聊着天一遍干着手里的活，偶尔不放心地悄悄走到教室门口看一眼孩子。到了午休时间，孩子们一窝蜂地跑上楼。家长来了之后，孩子们才逐渐安分下来，找到自己的床准备午休。寝室环境并不是很好，一间小小的房间铺满了床，大约可以放下8-10张床，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20200120,田野调查笔记)
午休制度的实行给予家长参与孩子学校活动的机会，但来学校的大部分还是爷爷奶奶，父母只有在闲暇时间才会参与。村小虽然位于村落之中，但是对村民来说却非常陌生，家长也极少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之中。一位学生在访谈中说：
“我爸不怎么问我的成绩，因为我成绩很差。我妈就讲，等我成绩到了蛮好的时候，就是到中间那个位置，他们就很满足了。高中考得上就读咯。平时在家差不多都是在耍手机。”(20200711,D小学学生XK)
与中国内地很多农村由于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而带来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问题不同，D村村民就在本村寨经营酒店，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完整性。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当地村民基本以旅游淡旺季作为工作和农忙的时间分割点，如灌溉时间、黄金周等。当地的旅游旺季通常是在春季稻田灌溉时间、三月三、六月六、五一和国庆黄金周等。到了旅游旺季，村民基本上都会留在村里经营酒店、民宿生意，忙不过来时还得雇人帮忙，尤其是国庆黄金周时期，大半个月都算旺季，本应月初收割的稻子直到月底才有时间收割。到了淡季，村里的年轻人则大多会选择外出打工。
(三)顺其自然的教养：繁忙的经营活动与手机填充的日常生活
乡村儿童的生活世界主要在家庭经营活动与学校教育活动之间进行切换。然而，这两种活动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很难有效衔接。由于家长忙于生计，儿童有时会充当临时助手，帮助父母在旅店经营中做辅助工作；有时则是比较随性地玩耍，家长不会进行太多干涉。除了淡季时外出打工，经营酒店是大部分家长的主要工作，遇上旺季游客多的时候，家长们常常忙得顾不上照看孩子。尤其是在寒暑假，孩子们往往成为家长接待游客的得力助手，能够熟练地给客人倒茶、陪客人的孩子玩游戏、给客人带路等。在环境的影响下，村寨中的孩子早早地学会了待人接物，是家庭经营活动的得力小助手。
此外，玩手机填充了乡村儿童的大量空闲时间。一次研究者来到D村，刚好赶上孩子们周末在家。进到一家小旅馆门口就看见旅馆老板的两个孙女躺在一张摆在大厅的旧床垫上玩手机，对陌生人的到来毫无反应。研究者在之后的走访中发现，“玩手机”是一种“流行”现象：有年轻人聚在一起打游戏的，有躺在家里刷短视频的，也有坐在自家酒店大厅里边看店边玩手机的。研究者在走访时遇到两姐妹，正热火朝天地玩游戏。她们一位在读初中，一位刚上学前班。交谈过程中，小妹妹在一旁不停地催促着姐姐上线帮忙。在与一位四年级的小女孩交流的过程中，笔者想了解村寨儿童如何学会使用智能手机时，还被“嘲笑”了一番：
“玩手机又不用学，看一下就会了。不玩抖音，快手它不香吗?我们班大部分人都玩快手。我看动漫、王者和打游戏的视频。隔壁的回来都玩游戏了，他们都不出来。”(20200711,D小学学生XK)
尽管身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信息化时代的网络语言也逐渐成为孩子们交流的重要方式，小学生娴熟的网络游戏打法让“外行人”看得眼花缭乱。面对孩子们玩手机的状态，一位红瑶奶奶显得无可奈何：“哪管得到，现在的小孩子哪个不玩手机?”孩子放学后，奶奶为了能让她安静地待在家里，便直接把手机给了她，嘱咐她不要乱跑，自己转身就进厨房开始做饭。孩子乖乖地坐在大厅里熟练地玩起了手机，皱着眉头津津有味地刷短视频。期间有小伙伴来找她玩，她也不予理睬，自顾自地玩着手机，就算困了也不肯放手。奶奶做好了饭菜，试图把手机收回来，她哭闹着不肯交出来。无奈之下，奶奶只能让她一边继续玩手机，一边喂她吃饭。
这样的场景在D村很常见。由于酒店经营的需要，D村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无线网络，孩子们不再需要蹲在别人家的墙角根“蹭网”。加之智能手机时代的到来以及网上订房服务的普及，智能手机更是成为该村每个家庭的必需品。孩子们早早地就与网络“打了交道”,游戏、短视频成为手机里必不可少的软件。游戏是信息时代连接同龄人的媒介，孩子们聚在一起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一起组队打游戏“开黑”。在朋辈群体的影响下，学生玩游戏具有明显的“羊群效应”:身边的人都在玩游戏，为了融入集体，“我”也必须会玩，甚至会相互比较游戏的战绩和排名，逐渐把自己培养成游戏世界的“隐形高手”。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也是家长忙碌一天后最直接的放松方式。在家长的耳濡目染下，孩子也逐渐成为短视频的忠实用户，甚至比家长更精于它们的使用。
(四)天生如此的观念：“读书还是看天生”
“随便”是日常生活中的语汇，散漫的态度背后也蕴含着顺其自然的风格，与积极介入形成对照。家长对孩子学习的普遍性态度如下：“随便他们罢了，他不想读我们压也压不住”;“随便他们咯，他们在学校干什么我们也不晓得，管又管不到”;“随便他们处理罢了，我们又没得文化，也不晓得怎么管”。这些抱有“随便”态度的家长其实都有不同的原因，看似“随便”实则也属于“无奈”。首先是“管不住”。一些比较开明的家长认为，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情，全靠孩子的自觉，家长管是管不住的，毕竟“强按牛头不喝水”,对于叛逆心强的孩子管教过多可能适得其反。其次是“管不到”。D村只有一所非完全小学，孩子们读到三年级时就要转到乡镇中心小学继续就读。尽管不太放心，但是为了家庭酒店的经营，抑或不想多出一笔在外租房子的支出，大部分家长不会选择到乡镇进行跟读。孩子们基本都是寄宿，一周才回家一次。家长也能够感觉到，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回家还能聊上两句话，还愿意分享一些在学校的事情。但久而久之，孩子们周末回家后基本上专心于自己的事情，一头扎进房间里玩手机，家长对孩子在学校里的事情一无所知，想管却无从下手。最后是“不知道怎么管”。D村家长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和初中之间，父亲读到初中的较多，而母亲多数只读到小学，对于管教孩子和辅导孩子学习，他们常常不知所措：“小学那两年还可以，大点的我都不晓得怎么做了，尤其是那个英语，怎么教他们?”(20210119,XX妈妈)有心无力的家长只能让孩子自主学习，无法提供辅导。
教养观念主要涉及人们对家庭教养实践的理解和解释。它以文化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呈现出比较稳定的认知结构，是在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教养观念在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差异明显。“天生如此”是农村家长主导型的教养观念，这与拉鲁所描述的工人阶级家庭“成就自然成长”[21]的教养观念和实践类似。教养观念与文化程度紧密相关，文化程度越高，人们越倾向于对子女的教育进行积极干预，以此推助子女成长。反之，则不去积极介入子女的教养活动中。这一教养观念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不言自明的特性。孩子成绩好通常被解释为“天生就是这块料”,成绩不好则被归因为“没有天赋”。
“读书天生还是第一哦，有的好自觉，有的你喊也没有用，读书还是要自觉的!像我们那一届，我有两个同学，他们读书都好厉害的，真的是，我讲都是天才，现在年纪轻轻资产都上亿……读书首先还是要投资回去咯。有些不行，在我们家，那个(指他的侄女)再投资都是读不去。人看小时候的……一个人还是生成点的多。”(20200712,XK姨夫)
这位村民多次强调孩子读书是“生成”的，并认为自己侄女成绩不好是因为“天生”不是这块料，而他自己的孩子成绩不错，则是因为小时候就发现她有读书的天分。“他一看就不是读书的料”“你没得那个头脑读书”,这些话语常常被村民提及。
旅游经济发展对村民家庭经济状况起到显著的改善作用，这一改善是在短短20年的时间内发生的，却并没有对既定教育观念产生强烈冲击。不仅如此，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还可能为孩子的未来发展提供另外一条更加现实的路径。一位教师在访谈中提及他的观察和理解：
“这里的家长好讲钱的。他们好多家长都不管，觉得家里面有点钱了，就讲小孩子读不去就罢了咯，无所谓读到什么时候，反正读不下去就回来继承我这个宾馆，一年也有几十万。”(20200714,D小学S老师)
由于家长忙于生计，学校教育又在封闭空间内进行，导致学校分离于村落的生活世界。家长用“天生如此”的观念理解教养活动，学校教师也用“好讲钱”来理解村民的世界，两个世界无法进行有效的互动和沟通。这一状况并没有在旅游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得以改观。
(五)子承父业的想象：“读不下去就回来帮我管酒店”
学校教育寄托着农村家长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通过上大学获得正式工作，从而摆脱农村人的身份，是村落子弟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通道。然而，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所遭遇的困境，却让这一想象受到冲击。一位家长在访谈中提道：
“下面起得很大的那一栋，他们家的女儿，也是大学生出来的，读财经大学出来的，还是名牌大学哦!出去工作了两年，现在也是回来管理酒店。所以讲，早晚还是要回来的，现在的年轻人受不得苦。”(20200720,XY妈妈)
当上大学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路径受阻，村民关于学校教育的想象受到强烈冲击。“早晚还是要回来的”,显示通过学校向上流动的单一路径出现转变，出现“村落——学校——村落”这一新的流动路径的想象。就农村社会而言，外部就业市场所造成的挤压是极其普遍的，但只有村落经济有了发展的空间和吸纳大学生的能力以后，新的流动路径的想象才可能建立起来。村寨旅游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村家庭收入，也让村民看到村寨的发展潜力。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孩子也在村子里上学，有的甚至直接为孩子找好了后路，“读不下去就回来帮我管酒店”。D小学校长提到自己的一段家访经历：
“我们去家访的时候，去了一个家长屋里头，聊天的时候他就讲，‘我的女儿读书不要很好。读书太好了以后她就直接出去了，就不在我们身边了。’现在又开了新的旅馆，赚个几百万，到时候让他们的生活好过点得了。”(20200718,D小学P校长)
在校长眼里，家长的这一想法显然是短视的。但是从家长所能想象到的生活前景来说，这又是比较实际的生活路径选择。村主任提到自己的观察：
“很多人都觉得咧，屋里面现在开了民宿，生活也过得下去了，读什么书啊!读那么多干吗?好多人还是灌输这种思想。”(20200715,D村村主任)
对于D村这样的“富村”而言，“文化”似乎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经济”逐渐成为人们眼中重要的追求目标。事实上，为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大学生返乡创业”成为一项国家推动的就业政策，力图以此重构村落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不过，就村落与学校教育的关系而言，当乡村儿童进入学校之时，他们所接受的主导性教育观念就是“脱离村落”。他们被灌输了这一导向，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获得成功后，却又要面对“返乡就业”的选择，这不仅与长久以来所流行的教育观念相悖，也与原生社区中村民所持有的观念产生偏差，推动这一转变是极为困难的。村落与学校之间在学生的流向上并未建立互惠关系。回村经营酒店，既成了“学业失败者”证明自己背离学校也能成功的选择，也成了“学业成功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回归。
结论与讨论
村落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新形势”下需要应对的“旧问题”。尤其是在旅游经济发展背景下，重新构造村落与学校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乡村教育的导向与出路。清末民初以来的“文字下乡”历程[6]12,是现代学校体制在乡村建立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字上移”进程[14],源于乡村教育资源的布局调整与重新配置。但是，两者的基本倾向实质上是共同的，都着眼于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性知识体制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投递教育资源与自下而上的汲取乡村人才的过程。但是，乡村与学校之间并未真正建立起互惠的关系。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陶行知曾经提出“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的主张[2],梁漱溟提出了乡农学校的构想[22]194,希冀为乡村乃至中国文化寻求出路。但是，此类主张在民族危亡的社会环境中无法得到有效实践。
本文以旅游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引发的村落经济发展为例，以此透视由“贫”转“富”后村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发生在学校与家庭两个层面。从学校层面来看，村落经济状况的改善难以惠及学校教育资源。20世纪80年代，学校教育投入加重了农民负担。随着“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的确立，教育资源投入的主体责任是政府，这在村落经济状况较差时是非常合理的。但是，随着村落经济状况的改善，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村落教育资源的匮乏形成很大反差。不仅如此，瑶族文化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从地方性的文化转变成备受关注的旅游文化。这一文化形式也有可能通过地方课程等形式纳入学校的课程教学体制之中。从整体上来看，村落与学校关系的疏离，导致村落经济与文化得以发展的背景下，仍然无法与学校建立互惠关系。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学校教育难以建立关联，这与学校抽离于乡村社会、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紧密关联。为此，农村教育与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中，有必要从经济与文化两个面向上，审视富裕村落或文化特色鲜明村落的案例，探究如何在现有体制下拓展可能的发展空间。就此而言，不同类型村落教育实践的案例研究及其比较，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从家庭层面看，村落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并没有带动家长对教育的投入，教养观念反而受到旅游经济的冲击。城市教育中优势阶层以家长参与为中心形成资源整合机制，在家庭、学校、课外教育市场之间形成紧密关联的教育网络[23]。相较而言，农村教育过程中家校之间并没有紧密关联的纽带。而在旅游经济发展背景下，乡村难以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传统社会私塾与村落之间具有互惠关系，教育下乡过程中建立起自上而下的教育资源投入体制与自下而上的人才吸纳机制，村落自身难以形成自成一体的功能整体，而是被纳入外部世界的资源统合体制之中，并在边缘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旅游经济发展增强了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选择能力与空间，但是也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使学校教育与村落社会经济状况协调发展。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村落获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空间。如何使村落与学校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而不是使乡村教育成为城市学校的附属或者边缘化存在，已经成为迫切需要应对的问题。学校教育可以通过校本课程等形式吸纳民族文化，旅游经济也可以推助乡村学校的发展，从而增进学校教学的吸引力，增进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认同。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