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份职业，他们从事的是不被标记的劳动，是不记名的劳动力，被大众有意识地无视了的劳动。他们甚至从事的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每工时的受伤和死亡率比警察和消防员高得多”，他们究竟是谁呢？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张劼颖 蒋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垃圾分类项目中的关键行动者
一个关于清洁工人的民族志
摘 要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关键行动者在环境治理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垃圾分类的项目中,作为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系统、居民与城市管理者之间的中介,清洁工人就是这样一种关键行动者。对关键行动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垃圾分类的推进机制,回答垃圾分类何以有效展开。本研究呈现了一个垃圾分类治理项目的民族志,基于对项目实施的过程分析可见:清洁工人与租户的关系构成了这一垃圾分类项目执行的重要情境;简单的设施更换和指令下达难以有效推进清洁工人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行为;面对面的交流和培训对于清洁工人的环保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项目实施忽略了清洁工人作为外省农民工尤其是以女性为主的主体性身份,导致项目从一开始就难以有效地开展起来。此外,项目运用的垃圾分类知识体系与清洁工人自身所掌握的话语体系不相衔接,造成清洁工人对项目实施缺乏积极性。垃圾分类制度的设计和实施应将清洁工人的相关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纳入进来。
关键词
环境治理; 垃圾分类;
清洁工人; 行动者网络理论
问题的提出
随着强制垃圾分类制度在上海等城市的陆续推行,近年来,新一轮的垃圾分类运动在我国城乡如火如荼地展开。垃圾分类的推动是一个复杂且困难的社会工程,垃圾分类如何有效推行,成为了社会科学研究关注的一个焦点。既有研究试图回答,导致垃圾分类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有哪些,其机制是什么。有研究直接发问垃圾分类“试点何以失败”,并从政府项目执行的角度分析了在垃圾分类的推进中,基层政府面临资源紧缺和“目标漏斗”的问题,程式化的运作难免以失败告终[1]。亦有研究探究垃圾分类究竟如何才能成功推行,基于国内外相关经验提出,明确垃圾处理当中的各个责任主体,提倡诸如“谁生产谁付费”“生产者责任制”等原则,有助于有效提高回收比率1;垃圾分类要从“行政驱动”到“利益驱动”再到“文化驱动”转变,才能取得成功[2]。
此外,一种常见的分析指出,环保意识对于垃圾分类的施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保宣传教育加上有效监督和激励,有助于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2。不过,此类建议近乎显而易见,却未能解释为何以往的环保宣传成效不彰。有研究发现,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远远高于实际行动,行动不仅仅取决于意愿,还取决于行动的情境便利性[3]。那么,限制垃圾分类行动的情境或者社会条件究竟是什么?朱迪指出,可持续消费行为,包括垃圾分类的行为在内,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处于社会框架之下的,这个框架包括基础设施、供给端、日常活动时间的限制[4]。既有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针对居民意愿和行为所做的量化分析以及从政府行为、政策角度所做的探讨,缺乏足够微观的、细致的质性研究,尤其是,能够体现垃圾分类这一多方互动过程的复杂性的民族志研究。
事实上,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个宏大的政府项目、一项政府政策,还涉及诸多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及微观实践。要探索垃圾分类制度何以有效施行,对相关行动者的微观实践的关照是必不可缺的。换句话说,研究垃圾分类的不同相关行动者是如何参与、如何理解垃圾分类,细致地分辨其互动过程与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具体的垃圾分类项目为什么会失败或者如何才能取得成功。
此外,既有研究大多仅把政府和居民作为垃圾分类的行动主体加以分析,这种视角固然不错,但往往忽略了居民本身所处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作为当今环境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为理解复杂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研究进路,这一理论指出:自然环境与社会不是截然二分的;社会事实是在一个由各个行动者共同编织的网络当中联结而生成的,其中行动者既包括政府、企业等大型机构,也包括普通个人,还包括技术、环境、设施、生物等物质要素;行动者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下,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能动地作用于生态环境/社会事实的建构[5]。因此,如果要分析一个环境/社会议题(proposition),就需要把它置于行动者的网络当中加以理解,特别是,分析行动者之间的联结(articulation)与互动[6,7]。
在垃圾治理的行动者网络当中,有一些关键行动者,看似卑微,实际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洁工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关键行动者。人类学家罗宾·内葛如此描绘纽约的清洁工人,“如果你幸运,你可以一辈子不需要呼叫警察,你可以一辈子不呼叫消防员,但是你每天都需要环卫工”,清洁工是“维系资本主义最基本节奏的重要参与者”[8]1-2。尽管如此,他们“从事的是不被标记的劳动……是不记名的劳动力……被大众有意识地无视了”[8]1-2。他们从事的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工作之一,每工时的受伤和死亡率比警察和消防员高得多”[8]24-28。
罗宾·内葛的研究道出了这一事实,清洁工人所做的“维系”工作常常为人所忽视,而实际上,垃圾收集和街道清理已经是一种基本需求,没有清洁工人的这种“维系”,城市生活是难以正常运转的。在我国的垃圾分类运动中,清洁工人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最早开展垃圾分类的地区之一的广西横县,相关项目组的总结就提出,成功建立垃圾分类系统的关键性因素就是清洁工人的推动作用[9]。在城乡垃圾分类运动中,清洁工人甚至成为了矛盾和争议的焦点。
一方面,基层政府或者物业公司寄望清洁工人,希望他们可以在收运垃圾的同时,顺便担任监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清洁工人常常饱受城乡居民的质疑和指责:“好不容易分好的垃圾,又被清洁工人倒在一起拉走了,分类白做了”。诸如此类的声音在全国各地非常普遍,清洁工人混合收运的行为成为了一种象征,居民们借此表达着对垃圾分类制度施行有名无实、形式化的种种担心。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下,就不难理解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运动中的关键性。
清洁工人直接面对居民和居民所丢弃的垃圾,一方面,他们是居民与垃圾之间的中介、垃圾与收运网络的中介;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居民与市政垃圾管理系统之间的中介。因此,清洁工人是垃圾分类行动者网络上的关键节点——即使不像其他行动者那样拥有强大的决策权或者话语权,却对垃圾分类的成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更为深入地理解垃圾分类,就需要对清洁工人这样的关键行动者加以分析。
本研究通过民族志方式呈现A市的一个微观的垃圾分类项目,分析清洁工人在其中扮演的关键行动者的角色。本研究的材料来源于2012—2013年笔者在A市进行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采用多点民族志的方法,调查了A市的垃圾治理,包括与垃圾污染相关的环保行动以及垃圾分类运动。具体到本文所描绘的垃圾分类项目,笔者作为核心志愿者(3名常驻志愿者之一)全程参与了这个项目。此外,笔者还进行了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除了项目涉及的清洁工人,还包括市政府“固体废弃物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及区、街道的垃圾分类负责人员、NGO人员和相关物业公司员工。
城市垃圾分类运动与清洁工人
2012年,一方面是“垃圾围城”的压力,一方面是想要“走在全国前列”的动力,加之当地垃圾反焚运动的刺激,A市市政府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制度。作为全国较早开始垃圾分类的大城市,A市对垃圾分类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声势浩大,其力度不亚于2019年开始垃圾强制分类的上海市。不过,和上海市不同,A市并未强制规定,其做法是对垃圾收运和收费方法进行试点改革,随后根据难易程度对全市所有社区进行分类,从点到面、从易到难地在全市铺开,辅以对垃圾收运设备的更新与标准化以及遍布全市公共空间和媒体的大规模宣传。
对于垃圾分类制度的执行,A市采取各级政府自上而下、层层下达任务的方法,任务以数据化的指标形式下达,并依据基层政府的完成度,做出相应的奖惩。在垃圾分类的推动过程中,清洁工人成为了此项政府工程的着力点。为了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指标,A市各街道、社区、物业公司都对清洁工人的工作赋予了新的要求,要求清洁工人督促居民进行垃圾分类。
此外,有的社区还要求清洁工人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对于没有进行垃圾分类的家庭,垃圾不予收运,但是,实际上此类举措很难实现。在居民的认知中,清洁工人的职责就是帮助他们处理垃圾,没有权力去指正居民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清洁工人最后成为了分类的实际执行者。例如,一些街道、物业公司直接规定,每获得一桶纯净的垃圾,奖励清洁工人10～15元。以至于为了得到这桶纯净的垃圾,全靠清洁工人自己进行分类,名曰“二次分拣”。
此外,就算居民非常彻底地进行垃圾分类了,依然需要清洁工人的劳动。例如,厨余垃圾都被居民装在专门的垃圾袋里,而厨余垃圾的终端处理设施不能连同袋子一起处理,因此,厨余垃圾需要清洁工人“破袋”,即剪开垃圾袋,把厨余垃圾倒出来,此项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任务甚巨。
据一位物业公司人员测算:他们社区有10000多居民,3000多户,如果每户每天产生1袋厨余垃圾,那么清洁工人当日增加的工作量是处理3000多袋、总重约1700公斤的厨余垃圾。所以,A市政府层层下压指标,部分垃圾分类任务最终落实到了清洁工人身上。从表面看,对垃圾分类、运输采取计件、计量工资的方式,可以使得清洁工人得到经济上的激励,但实际上,清洁工人不仅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而且工作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清扫和运输垃圾到处理垃圾。
一个垃圾分类项目中的清洁工人
1. 垃圾分类项目简介
在A市大力推进垃圾分类制度的背景下,不同的垃圾分类项目在基层社区纷纷展开。EC作为A市在垃圾处理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环保组织,在垃圾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为市政府“固体废弃物办公室”提供政策建议以及与多个街道合作开展社区垃圾分类项目。在一栋写字楼里推动租户进行垃圾分类,是EC开展的垃圾分类重要项目之一。这栋写字楼共有15层,租户多为中小型公司,以科技公司为主。写字楼由一个物业公司统一管理,清洁工人由物业从劳务派遣公司雇佣。
EC选择这栋楼作为试点,
基于两个假设:
第一,租户受教育程度高、更有“素质”,理应更配合垃圾分类;第二,写字楼产生的垃圾与家庭产生的垃圾相比成分简单,主要是日常办公产生的废弃物及午餐产生的厨余垃圾等,因而分类应该更易操作。EC试图从相对简单的项目开始,探索出来一套行之有效的垃圾分类实施方案。这个垃圾分类项目大体分为3个阶段:
首先,是更换设施和宣传动员;其次,是多方协商,EC邀请这栋写字楼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包括业主、物业公司、清洁工人以及租户座谈,介绍项目、听取他们的意见和顾虑;最后,是培养租户进行垃圾分类的意识,即在扔垃圾高峰期,由志愿者守在桶边,面对面监督、劝导租户做垃圾分类。这个垃圾分类项目原计划进行时间为半年,最终用了约九个月的时间,却没能取得全面的成功,整栋写字楼未能形成有效的垃圾分类系统。不过,在面对面劝导的楼层,当天垃圾分类投放的准确率至少可达80%。
2. 项目情境:清洁工人的日常
清洁工人的日常工作以及他们与租户的关系,构成了垃圾分类项目开展的重要情境。这栋写字楼有1个8人的清洁工人团队,由1位清洁队长带领,团队中有1位是男性,其他7位都是来自湖北、湖南、四川的女性,年龄在40～60岁之间。清洁工人的基本工作内容是打扫卫生、清运垃圾,他们每天清晨、午后各收集一次楼层中产生的垃圾,每位工人负责几个楼层。清洁工人按照排班计划,每天由2位工人把所有楼层的垃圾运往附近的垃圾中转站,垃圾中转站距离这栋写字楼约有800多米的距离。垃圾送达垃圾中转站后,2位清洁工人需要相互配合,把垃圾车推上中转站的高台,把垃圾倒出来,再把垃圾车冲洗干净。
与罗宾·内葛描述的纽约清洁工人类似,尽管清洁工人每天在这栋写字楼里忙碌打扫,但是大多数时候是 “隐形”的,只有他们不得不拖着巨大的垃圾袋乘坐电梯、穿行过整栋大楼运输垃圾的时候,才会引人注意,甚至令人避之不及。清洁工人和租户的关系有一定程度的紧张,不时遭到投诉,租户会投诉清洁工人的打扫不够及时,例如,“卫生间的垃圾没有及时清理”。有时候,来自租户的监督细致入微,指出清洁工人“用拖完地的拖把擦楼梯扶手”。
来自湖北的女工Y有点耳聋,总是特别警觉,小心翼翼,不敢犯错。反过来,清洁工人也私下会指责租户,因为租户不把垃圾扔进桶里,或者把茶渣剩饭倒进洗手池,堵塞下水道。Y也会说租户们“不自觉”“不讲卫生”,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事实上,清洁工人的“隐形”以及其与居民之间的微妙张力,在许多社区当中都存在。如前所述,很多居民在解释自己为何不做分类时指出,清洁工人最终把垃圾混合起来运输,这样分类就没有意义了。
为了回应这种批评,A市城管委联合基层政府对全市的清洁工人展开培训,要求他们做到“分类收集、分类运输”的标准化操作。此外,不乏居民认为,垃圾的处置是清洁工人而非自己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缴纳过卫生费了。在一次交流中,EC询问租户对本楼垃圾分类实施的意见,意外的是,租户们没有如EC所期待的那样对垃圾分类本身给出意见,而是趁机投诉和抱怨这栋楼的清洁服务还不够好。各说各话的原因恰恰在于双方的认知不同。环保组织相信,每个人应该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而租户的逻辑是,既然我们已经花钱购买了物业公司的清洁服务,那么垃圾处理就应该由物业公司和清洁工人负责。
除了推动垃圾分类,EC的项目还有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借这个机会让清洁工人变得“可见”,改善他们和租户的关系,让他们更受尊重。EC与A市政府在清洁工人的问题上有一个共享的做法,即利用清洁工人来唤起不愿意进行垃圾分类租户的愧疚感和同情心,通过在宣传中展示清洁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劝导租户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通过垃圾分类给清洁工人一个更加洁净和有尊严的工作环境。EC经过调查得知,确实有租户出于对清洁工人的同情而更愿意做垃圾分类。然而,在这种宣传中,清洁工人的形象只是被纳入“文明”“环保”的话语中来,其主体性及真实处境依旧是隐而不彰的。
3. 项目受挫:设施的更换与误用
EC的垃圾分类项目并没有通过加大清洁工人的工作量来达成分类指标。EC对清洁工人的期待是能真正做到垃圾分类运输,不要在运输过程中混合,此外,如果能够对租户的垃圾分类行为进行劝导和监督就更好。项目伊始,EC对整栋大楼的垃圾收运设施进行了更新,将普通的垃圾桶和垃圾车更换为分类垃圾桶、垃圾车。接下来,EC先是通过物业公司发布正式通知,随后又向清洁工人当面说明,要求他们进行分类收集、分类运输。
然而,
清洁工人并没有如EC设想的那样,
按要求使用垃圾分类收运设施。
首先,EC将普通垃圾桶更换为3个分类垃圾桶,在每个垃圾桶上贴有类别标示,为了更加醒目可见,每个垃圾桶上方的墙上还贴着对应的海报。然而,几个月过后,垃圾桶上贴的标志变得残破,墙上海报或被撕毁,或对应错乱,这意味着清洁工人在摆放垃圾桶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标示,他们把分类垃圾桶当做普通垃圾桶来使用,更没有去维护它们。
其次,分类运输车的使用情况也类似。EC将运输垃圾的小车改造成分类车。垃圾车中间焊上一个隔板,分成了前后两格,再印上标示,分别用于运输“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然而,几个月后,EC发现,垃圾车的隔板被全部拆除,不见踪影,清洁工人仍然把改造后的分类车当做普通垃圾车来使用。EC不得不着手调查垃圾车隔板的去向,最后发现隔板被清洁工人拆了,理由是垃圾太多了,垃圾车被隔了之后容量变小、装不下。
前期的挫败,令EC意识到,只是简单地交代任务、更换设施,清洁工人是不可能轻易地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有必要跟清洁工人进行更深入的交流。EC从拉近感情开始,举行了一次聚餐,通过一起吃饭来了解和熟悉清洁工人。清洁工人非常高兴,聊到自己的生活,表示最关心的就是远在家乡的子女。提到垃圾分类,清洁工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愿意分类运输,同时又表达了对这栋楼租户的怀疑,认为让他们改变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4. 项目进展:培训作为环保宣教
在取得了清洁工人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上,EC随后展开对清洁工人的正式培训。培训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让清洁工人认识到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也就是培养一种“环保意识”;第二,传授给清洁工人有关垃圾分类的知识,例如,分几类,如何分,在操作中应该注意什么。
培训由EC成员和志愿者开展,采取PPT演示加讲解的方式,PPT几经修改、演练,就是为了更加贴近清洁工人的语言和习惯。培训会在写字楼里的一间小办公室召开,清洁队长带着7位清洁工人来参加。清洁队长非常强势地命令清洁工人“好好学习”,让气氛一度有点紧张,清洁工人都非常配合,但是不敢大胆地发言。EC有4人出席,每个人负责讲解不同的内容,还安排了“随堂测试、有奖问答”环节。
尽管在培训过程中清洁工人会走神,但都掌握了基本的分类知识。如预期的那样,有害垃圾危害清洁工人身体健康这一点,成功引起了清洁工人的注意,他们说从来不知道日光灯管是有毒的,收运过程中会有危险,并且说以后要戴上口罩工作。那么,这些诚恳的交流、精心筹备的培训,对清洁工人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呢?一开始,清洁工人就同意垃圾分类——事实上,因为是物业公司要求,他们没有说“不”的权利。然而,虽然口头上同意,清洁工人还是没有将垃圾分类收运。
例如,在垃圾分类正确率非常高的楼层,来自湖南的清洁工H,会把已经分类好的整袋垃圾放进同一个桶里,再用这个桶把垃圾运往1楼的垃圾车。对于已经分类的垃圾,H并没有分类运输,她解释道,如果可以把所有的垃圾用1个桶运到1楼,就没有必要搬运2个桶,更没有必要分2次运下去。
事实上,没有“垃圾分类”的意识,并不意味着清洁工人没有垃圾分类的实践;不知道“可回收物”的概念,也并不意味着清洁工人不知道有些垃圾可以卖钱,他们努力把这栋写字楼里产生的可以卖钱的回收物从所有垃圾中挑拣出来。例如,清洁工人知道有一种饭盒可以卖钱,会专门把剩饭菜倒出来,把饭盒整齐的堆起来——这恰恰是 EC劝导租户们做的,对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垃圾分类。清洁工人还“占领”了残疾人厕所作为储藏室,把能卖钱的物品储藏在里面。这栋写字楼的垃圾在垃圾中转站还会经过一次分拣,中转站管理人员会把垃圾袋打开逐一检查,进一步把可以卖钱的东西挑拣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这位管理员对于垃圾分类项目不无戒备,虽然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但是担心分类会影响他的经济收益。
那么,
清洁工人到底是如何理解垃圾分类的呢?
在垃圾分类初具雏形的楼层,来自四川的清洁工人M在回答垃圾分类的效果如何时,含混地回答“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实际上,经过分类,M收集的可以售卖的东西显著增多,收集过程无疑更加方便了,现在她可以直接把一整摞干净饭盒拿走,而不用从一大堆混合垃圾中一一挑拣出来、倒掉剩饭。此外,这栋写字楼常见的一次性饭盒有3种,以前清洁工人只回收1种,在实施垃圾分类后,清洁工人更容易拿到整摞饭盒,因而受到鼓励,打算拿更多种类的饭盒去卖,“试试看,能不能卖得掉”。
不过,清洁工人从不使用垃圾分类的一套语汇来言说这种情况,例如,他们从来不说饭盒被“分类”出来,而是说:“以前这些饭盒都是‘压在下面的’,现在‘在上面、不压在里面了’”。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运输过程中,清洁工人注意到,分类项目后期垃圾总量显著的变少了,他们说,以前“车子堆的很满、很高”,现在“车子很空”,他们不会把垃圾的减量与垃圾分类直接联系,只是说,“这两天垃圾变少了,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总之,从表面上看,这栋写字楼的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项目实施以后,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具备了环保意识,他们固执地使用自己熟悉的语汇来描述垃圾分类带来的变化,甚至不会把这些变化归功于垃圾分类。清洁工人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是矛盾的、持续观望的:一方面,他们担心垃圾分类会影响本来享有的售卖可回收物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 EC并不打算抢走这些资源,分类后可回收物的收集似乎更容易了。当然,清洁工人不会直接言明这些想法,因为在这个项目中,他们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商议的权力的。而清洁工人的消极应对,最终使得这栋写字楼垃圾分类项目的效果大打折扣。
清洁工人作为关键行动者:
身份、知识与被忽视的主体性
清洁工人的不配合以及表面同意但消极行动的方式令政府和EC不解。在政府和EC的垃圾分类“蓝图”中,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未被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在本案例中,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是什么?又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项目的呢?
首先,清洁工人作为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大多来自省外的农村地区。换句话说,无论是A市市政府,还是清洁工人自己,都认为自己并不属于A市。就像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清洁工人对A市没有归属感,也没有长久留居的打算。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垃圾分类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为了未来”这一类环保宣教,对于清洁工人而言是空洞而无意义的。与农民工的身份相关的是雇佣制度及其相关的劳动保障问题。事实上清洁工人不但不属于A市,就其劳动关系而言,也不属于这栋写字楼。物业公司对清洁工人的雇佣,采用“劳务派遣制度”。清洁工人受雇于劳务派遣公司,再由公司统一派遣,这种“劳务派遣制度”带来两个显著的结果:
第一,进一步剥离了清洁工人与其工作地点的情感联系,而这种情感联系越弱,清洁工人就越难以对其工作地点的环境产生保护的意愿和责任感;第二,作为劳务派遣工人,清洁工人更容易面临过度加班、失业、无法享受劳动保障而且申诉无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而非环境保护就成为清洁工人首要关心的问题,也造成了“环保意识”培育工作的无效。
其次,清洁工人大多为女性。女性加上农民工的身份交互作用,使得清洁工人更难获得尊重。一方面,女性作为“打扫垃圾者”的刻板印象,令清洁工人遭受一种双重的“污名化”。在这栋写字楼里,虽然有男性清洁工,但是清洁工人仍被称为“阿姨”。租户发现这栋楼里有任何难以忍受的脏污,会立即召唤或投诉“阿姨”,处理垃圾被认为是“阿姨”的职责。可是当清洁工人带着垃圾袋穿过大楼、走进电梯工作的时候(尽管这是清洁工作中不得不进行的部分),又会被视为是对租户的入侵和不专业,遭到排斥甚至投诉。
另一方面,这些女性清洁工人到城市谋生,不得不和在老家接受教育的子女长期分离,性别角色带来的母亲职责难以实现。在这种撕裂的身份体验面前,“环保是为了家园,为了子孙后代”的教育就显得空洞。有研究提出,女性在针对垃圾污染的环保行动中往往挺身而出,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其作为女性、母亲的身份,特别具有“保护家园”的意识[10]。对比清洁工人,可知这种分析缺乏阶级的维度。女性清洁工人首先面临的是“何处是我家”以及家庭分离的问题,女性的身份及其作为母亲的社会角色,并不必然导向环保意识和行动。
实际上,清洁工人有着自身的垃圾利用知识体系。循环利用的理念对清洁工人来说并不陌生,如前所述,他们已经在实践着垃圾分类和回收。只不过清洁工人是按照可出售和不可出售的标准来主动对垃圾进行分类,通过现有的市场销售方式把各种可出售的垃圾挑拣出来并进行规整、储藏,把无法销售的垃圾统一运往垃圾中转站。清洁工人还掌握着即时、丰富又细微的市场知识,例如,市场上各种可回收材料是否可卖、价格多少、渠道是否畅通乃至卖之前如何有效分类、预先处理等。
此外,清洁工人是最了解这栋写字楼产生的垃圾的人,对于垃圾的数量、种类、成分、变化掌握着第一手信息。清洁工人对于租户丢弃垃圾的行为了如指掌,例如,对于不同物品,租户的使用和丢弃习惯是什么,人们一般何时丢弃何种垃圾到何处,什么设施最方便好用、什么设施过于麻烦、注定无用。这套知识固然不是“环保主义”的,而是清洁工人出于生计和利益的考量。然而,这套知识和相关实践,有效地提高了垃圾回收率、减少了垃圾的产生,与环保主义的垃圾分类殊途同归。如果对于此类知识和实践善加利用,将其纳入垃圾分类体系,用于对租户/居民的行动的干预,会令垃圾分类事半功倍。不过,环保者的垃圾分类知识及其表述,对于清洁工人来说较为陌生,垃圾分类知识的表述以及教授方式,都使得这些知识难以和清洁工人本身的经验和常识相融合。
此外,在垃圾分类的知识和表述系统中,清洁工人的地方性知识被忽视,缺乏合法性。清洁工人对于这一点心知肚明——即使在很多场景中,清洁工人被明确地邀请提出意见、问题和疑虑,但是他们总是保持沉默。清洁工人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已经在做分类,也不会分享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经验。尽管经过培训的灌输,被要求背诵垃圾分类口诀,但在工作中,清洁工人不会使用垃圾分类的话语来言说。加之,清洁工人不得不被动服从物业公司的命令,没有权力过问工作安排。这些都使得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实践中缺乏积极性和能动性,他们没有直接表达不满的权力,而是通过无动于衷、顽固不变、听不懂的方式消极处之。
结论与余论
无论是在A市政府的垃圾分类宏观“蓝图”中,还是在NGO的垃圾分类项目实践中,清洁工人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可以发现,清洁工是人与垃圾、垃圾与收运系统、居民与城市垃圾管理者之间的中介,因而是垃圾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对清洁工人这一关键行动者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垃圾分类的推进机制,回答垃圾分类何以有效展开以及其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是什么。
由本文呈现的民族志可见,
清洁工人成为了垃圾分类运动的一个着力点:
首先,其“二次分拣”客观上执行了政府的垃圾分类任务指标;其次,垃圾分类项目寄望于其在收运过程中的监督功能;最后,其对于垃圾分类设施的使用以及对居民已经分类的垃圾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垃圾分类的效果。
虽然如此,如果不能认识清洁工人的主体性,有效调动其知识与行动,清洁工人就难以在垃圾分类的推动上发挥积极效用。进一步而言,以垃圾分类为例可见,对环保意识和环保行为的培育,必须考虑到行动者所处的社会行动者网络,包括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境、身份认同、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其政治经济地位。任何行动者都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宣教的客体,不考虑行动者的主体性、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的环保教育注定流于空洞、形式,以失败告终。
结合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来看,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被赋予了一系列管理、监督的权力与相应的义务。但从实际情况来分析,作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之一的清洁工人自身的垃圾分类理念和分类管理行为却没有被予以重视,导致很多地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只能是有名无实、形同虚设。
因此,在制度和机制建设过程中,必须对清洁工人等一些关键节点的行动者予以考量,将其知识和实践有效地纳入垃圾分类体系。一方面,在重视清洁工人相关地方性知识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培训或实训机制促使清洁工人树立垃圾分类理念;另一方面,在尊重清洁工人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制度与权力的保障来切实地赋予清洁工人在垃圾分类中的管理与监督权力,提高垃圾分类的管理效率。
此外,在环境治理研究中,本研究也展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相关议题的解释力。在这一视角下,环境治理研究不应该只关注行动者网络中有权力的行动者,也不应该孤立地分析某一行动主体。在垃圾分类议题上,研究者仅仅聚焦居民,将居民或者普通消费者视为垃圾制造的主体,只关注其意愿或行为,就忽视了居民事实上嵌入了一个更大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系统以及多方行动者所构成的社会网络当中。这就容易致使将系统性的环境问题“个人化”,问题指向显而易见却缺乏实质意义的建议。行动者网络理论揭示了有的行动者看似“隐形”,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实际上却处于行动者网络的关键节点这一现象。在垃圾分类议题上,不仅仅有清洁工人,废品回收群体也是这样的一种行动者,他们常常为政策和研究所忽视,实际上却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垃圾分类运动背景下的废品回收群体也亟待未来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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