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彪
来源：（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399-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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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以前我曾注意到欧美汉学家的论文中经常引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中国学者虽然还比较注意欧美学者的研究，但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却了解不够。比如，我个人早就读过曾经留学日本京都大学的迈克尔·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却不知道京都大学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的《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更不知道第一个在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的人是日本学者。无论如何，我是到了日本以后才开始接触《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这两部大作的。前者已经由夏应元先生监译的《中国史通论》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与我国读者见面了，今天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后者作为海外汉学经典著作予以出版。作为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的翻译者，我很希望以此书译后感的形式就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的问题谈几点认识，以就教于各位读者。
一、大师笔记与东西方史学的不同
众所周知，哲学大师黑格尔的著作中很多都是他在柏林大学等的讲课笔记，如《美学讲义》、《历史哲学讲义》、《哲学史讲义》、《宗教哲学讲义》等。其实，内藤湖南的史学著作也有这样的特点，很多都是当年他在京都大学授课时的学生笔记，如《中国上古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等。而且，记录、整理这些讲义的弟子中还涌现了一批大师级学者，像内藤湖南的学生中有森鹿三、贝塚茂树、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等。
然而，无论东西方大师们在治学方法上有着多少惊人的相似之点，以内藤湖南开创的东方史学京都学派与黑格尔开创的欧洲近代历史主义学派相比的话，又不能不说二者虽有共同点，但更有相异、甚至对立之处。比如，“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无真正的历史”，从黑格尔到欧洲历史主义学派，就是如此妄下结论的。即使在西方历史主义发生危机以后，东方的史学家中相信这一西方咒语者仍为数不少。从黑格尔到欧洲历史主义的成熟，虽然其中有过所谓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之间的近代史学思想争鸣，但是在轻视东方史学不过与阿拉伯小说等同这一点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相信：由于近代欧美有着最发达的文明，所以与这种文明相应的，当然也是最好的文化（思想、学术等精神产物）。且不论物质文明发达了是否就意味着精神文化也一定发达的命题是否成立，至少近代的欧美思想家通过宗教改革，从否定欧洲中世基督教文化的立场出发的结论，是否适用于亘古绵延发展至今之中国史学就是个大问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代表着欧洲历史哲学的诞生。从此欧洲史学从《圣经》和基督教起源时代的历史记述的那些神話故事中解放了出来，最终成为了历史科学。历史主义学派学者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在他们以前的历史学不过是“历史记述”，而不是“历史科学”。比如，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晚期的名家特洛尔奇（EmstTroeltsch）就明确地说：历史哲学这样的概念，对欧洲以外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在阿拉伯、中国所见到的那些历史记述，无论如何没有超越故事叙述的阶段。在中国的历史记述中，即便让人感到有了某种对事实的批判，但仍然未能进入分析的阶段。（《历史主义及其诸问题》）。从黑格尔到特洛尔奇就是如此看待中国史学的。今天不仅是东方学者，即便西方学者也承认这是一种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而且制造如此偏见的“历史主义”也已经在危机之后成为了历史的遗产。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历史的遗产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呢？中国史学为什么没有发生“历史主义”那样的危机呢？中国史学的前景究竟如何呢？一句话，中国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
二、清代考证学的“近代科学性”
“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强调真实事物的“个别性”、“一次性”的特征。这是针对18世纪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启蒙主义学说的批判，这种观点反对将人类及其思维简单地赋予动物界那样地自然化，认为那是对人类历史的概念化，所以应该强调生动的人类历史是在个性中发展的，而且强调发展虽然是变化，但并不一定就是进化。出于这种对历史事实个别性的追求，自然出现了繁琐考证的“历史主义”学风，而这在后来成为了毁灭“历史主义”的一大危机。无论如何，强调历史个性而重视考证的学风，曾经是欧洲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欧洲学者认为他们所达到的这种历史科学的水平在欧洲以外是不存在的。
提到考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没有人不称赞乾嘉学风的，可是有几个学者站出来说过乾嘉考据不亚于欧洲的历史科学呢？内藤湖南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这种方法与欧罗巴近世科学的方法多有一致之处。”（《新支那论》，《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湖南的这一结论是来自他对中国史学史，特别是清代史学史的认真考察。他认为清朝考据学之所以产生，除了有着当时厌倦了明末宋学空论学风而提倡“实事求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之汉学的学术史背景之外，清朝文化、特别是经学的发达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史考”本来自于经学考据的影响。当时经学发展形成了义理、考据、词章，才出现了义理哲学、考据方法、词章语言学这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学术分野，由此酿成了乾嘉史学的考据之实事求是、博览多识、精密治学等特征。他还借用王鸣盛关于“饴”与“甘”的比喻，指出清朝的史考就是为通过研究“饴”这样的个体史实，以求了解“甘”这类抽象的历史规律，为此学者们放弃世俗的名利追求，把自己每日关在书斋里拼命钻书本，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于“实事”之中“求是”。内藤湖南在清代的汉学复兴之中，敏锐地看到了考据学“近世科学的方法”的产生来自于“实事求是”的实学研究。
三、章学诚史论的近代学术价值
“历史主义”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认为“人间的事象无非都是历史”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与18世纪合理主义相对立提出的认识至上的、典型的历史主义认识。这一观点又大体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包括过去、现在、思维在内的人间所有事物无不是历史的事物。特洛尔奇说过：人类及其有关文化、价值的所有思维在根本上都是历史化的存在（《历史主义及其诸问题》）。第二，只有历史学才是最高、最根本的学问。历史主义史学的终结者迈纳克（Friedrich Meinecke）曾曰：历史学在作为通常学问的同时，又是一般学问以上的学问（《历史主义的立场》）。
然而，根据内藤湖南的研究，在清代章学诚的史学中已经出现了与上述历史主义史学十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在经学、考据学极盛的清代后期（比欧洲历史主义早100多年），已经产生了章学诚那种“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的思想；并追溯这一思想来源，指出这是一种既非汉学亦非纯宋学的“独断”的新史论。章学诚经过对以往所有思想，特别是经学思想的整理、批判之后，提出了在当时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主张。他说孔子的六经本身并不是“道”，而只是载道即能够体现“道”之“器”，无非“前言往行”之“史”而已。
内藤湖南极为赞赏章学诚史学思想，指出：“若按今天的说法而言，他（指章学诚）认为史学并不是单纯记录事实的学问，并对此从根本上给以了原理、原则的思考。虽然他的思考方式是哲学的，但是在章学诚看来，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不是哲学而是史学，所有的学问无非史学。从不存在没有史学背景之学问的认识出发去试图评价一切著述，则是他的理论特征。对于章氏的这些观点，只要通读《文史通义》，并认真分析其构思的话，本是不难做出判断的；然而，如果只是泛泛浏览而不做细心体味的话，唯此精密构思是难以判然明了的。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即使是崇拜章氏的学者，也很难发现其理论的真意。直至最近才有些治西方学问的人，开始认识到章学或史学的真价。不仅史学，即便对整体学同的见解面言，我认为章学诚的学风在今天也仍然是有其生命力的。这就是我本人志所以要向今目意学界介绍章学诚史学的本意。”（本书附录之《章学诚的史学》）
四、中国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
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不断总结史学发展的沿革，从面展望这一研究领域的未来。那么，对于中国史学为何能够亘古不衰、绵延至今的原因，或者说中国史学的生命力到底何在的问题就不能不予以认真考虑了。换言之，比之纠正西方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借鉴历史主义危机的教训，认真总结并提出史学研究到底应该具备怎样特质的问题。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历史主义，的确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觉醒和思维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是很快它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面出现了危机，并走向了终结。这一危机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第一，过分地强调历史那种“个体性”、“一次性”的特征，使得研究视野变得狭窄，忽视了历史的连续性和相关性。第二，将所有事物一概予以“历史化”的认识，抹煞了人类与他物，过去与现实的区别，影响了人类追求未来的热情。
那么，如上所述中国既然也出现过类似欧洲近代历史主义学派的思想，为什么没有出现同样的危机呢？通过阅读这部《中国史学史》，我想读者对此问题会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而我个人认为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史学自身所存在着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和史学传统，这正是维持中国史学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如果认真总结清代学者，特别是钱大听的史学思想和方法的话，我们是不难把握中国史学之真谛的。而谈到总结钱大听史学，内藤湖南对清代学者误解的纠正是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他认为“在乾隆以后的学风中，核心人物是钱大昕。钱大昕看来并不认为仅仅在史料学问上下功夫就可以完成学问了。在他的文集中的＇答问”中就记有一股史论的内容，由此可知与顾炎武同样，他是准备研究各时期制度及其沿革之大势变迁的。如果他的设想得以实现的话，则已经就是今日历史学的学问了。他是个治学严谨的人，而且由于对于著述不急于求成，所在在精选材料的准备上花费自己的一生。而这一特点又受到了误解，那些认为仅仅进行材料选择就是学问的他的追随者中，还因此出现了以那种单纯考证为学问的风潮”。（本书第十二章《清朝的史学》）
从内藤湖南的分析可知，清代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史学的极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像顾炎武、钱大昕这些各个时期的“核心人物”，他们不但能够继承中国史学那种研究“沿革之大势变迁”的优秀传统，还能将这一传统推向了成熟。（参考拙作《“内藤史学”与清代“大势论”史论》，载于《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内藤湖南在这部《中国史学史》中是经常强调这种探索“沿革之大势变迁”的中国史学精神的。所以，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上虽然经常会出现一部分人偏重考据，另一部分人偏重义理；一个时期出现宋学风潮，另一个时期又流行汉学风气的情况，但是两千年以来司马迁所开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思想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经《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文献通考》等的继承发展，更是形成为了一种以“阐明历史古今变迁原因结果”（本书第八章《六朝末唐代出现的史学变化》。）为治史目的史学传统。
传统是一种经过千年、数千年酿就的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治史思想今天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的精神，这是中国史学绵延不衰的生命源泉，这是中国人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其贡献在于：人类由此可以在不断探求人与自然，昨天与今天的关系中，把握自身奔赴将来的方向，从而获得创造未来世界的勇气！这就是我在学习、翻译这部《中国史学史》过程中的切身感受。
最后，请允许我向始终关心、支持这部《中国史学史》中译本出版的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谷川道雄先生（谷川道雄先生对此书的中文稿进行了逐字的校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王兴康社长，谷玉、王淳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和鼓励就没有我与人类第一部《中国史学史》之间这段学缘！
此外，本书中的注释除说明者外，均为译者所加，如有不妥之处，当由译者负责。
马彪
2007年10月
转自：“学术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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