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Bowles, S., & Choi, J. K. (2019). The Neolithic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private propert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5), 2186-2228.
01
引言
经济学和史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从采集狩猎状态过渡到农业文明状态，是因为农业的生产力相比采集狩猎要大。将本就有限的劳动力花费在单位劳动时间卡路里更大的农耕上更有利于整个部落的发展（Childe 1942; Cohen 1977）。然而，我们发现许多考古学证据，这些证据说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是在人口减少，即人口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产生的。而且，在农业革命的时候，气候条件是适合农作物生长，适合定居生活的。农业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些考古学家怀疑其对劳动生产率的正面影响(Zvelebil and Rowley-Conwy 1986; Gregg 1988; Harlan 1992; Moore, Hill- man, and Legge 2000; Bettinger, Barton, and Morgan 2010)。那么，如果我们接受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高的事实，原始先民有没有可能仍然逆流采用农业呢？
虽然独立产生出农业的文明很少，但是这并不能用“发明”农业技术是很困难的这种理由来解释。事实上，考古学家证明，采集狩猎先民对农业和动物知识的掌握是完全足以从事农业的。所以，并非农业知识成为了农业革命的瓶颈，作者提出，是私有产权没有广泛形成，导致了独立产生农业革命的部落的稀少。而那些发生了农业革命的部落，往往是私有产权得到保证和确立的。
考古学家已经认识到，集体行动和共有产权对农业采用的阻碍（(Demsetz 1967; North and Thomas 1977; Woodburn 1982; Sherratt 1997; Bowles 2004; Smith 2012) 。在共有产权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以从仓库中分得食物，这会大大降低为农业投资的积极性。一旦潜在的农民准备对今年的生产进行投资，其他的部落成员都可以来分一杯羹。
在更新世末期的人类遗址中，许多小型的部落的农业接受度是一个双峰的分布（也就是说，要么这个经济体中从事采集的占绝大多数，要么就是农业占绝大多数），而非像主流理论中所描述的，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均衡人口数量的缓慢上升。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最好将农业革命看成是一种在各种均衡中进行选择的过程。我们本文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狩猎或农耕是优的均衡；如果农耕没有生产力优势，又为什么会过渡到农耕？
我们需要补充两点。制度带来的收益和技术带来的收益是完全不同的，技术带来的物量上的增产，和有多少人也采用了这项技术无关。但制度带来的收益不一样，如果一项制度没有达到一定的接受度，那么新制度的实践者往往会被群体视为异类，遭到排挤，其效用是负的。简而言之，制度的收益和群体中有多少人接纳这个制度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的模型需要求解这样一个接受度的临界点。第二，农业增大了私有产权的收益，而私有产权又能进一步促进自己对农业的投资，我们的模型需要刻画技术和制度的交互影响关系。
03
以具体考古证据反对主流解释
A.农业并非是面临人口压力时产生的，而是在人口减少时产生的(Bocquet-Appel 2002; Bocquet-Appel and Naji 2006; Guerrero, Naji, and Bocquet-Appel 2008)。主流解释认为，人们只有在面临人口压力的时候才有激励采取更高生产率的农业技术，那么在人口减少的时候就不会存在这种激励。这一事实启发我们制度主义的解释，一个部族的人口越少，达到制度产生正收益的临界值就越发可能，所以在人口减少时反而容易产生农业。
B.农业并非在气候不好，而是在气候适宜的时候产生的。
第一幅图展现了农业产生的年份和气温的关系，第二幅图展现了农业产生的年份和植物生长适宜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出，世界各地农业的产生都是在小冰期之后，气候转好的时代产生的。如果气候适宜，光靠采集狩猎就能满足需要，那么又怎么可能会有采用农业的激励呢？
C.采集狩猎单位小时劳动获得的卡路里数量较高。
图中黑色为采集的卡路里生产率，白色为农耕卡路里生产率。图中选取的采集狩猎文明都位于文明的边缘地带，这些采集狩猎文明大多都是被定居文明和国家所驱逐至这些地带的，其自然环境是不如图中所选取的农耕文明的。例如第一行来自美国大盆地的数据，大盆地位于美国落基山脉之中，然而其生产率是墨西哥农耕文明的两倍。这说明，采集狩猎的卡路里生产率至少不会太劣于农业生产。
D. 在小规模新石器时代的经济中，成员从事农业或者采集的比率是相当集中的。
如果如标准理论所言，农业的生产力更高，那么我们将无法见到如图的分布规律。更有可能是完全平均分布或者一律分布在最右端的情形。这幅图说明，无论是采集狩猎还是农业生产，在一定的条件下均可以是稳定的均衡状态。
E. 在那些气候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地方，采集狩猎的生产方式仍然保留了下来。
上图是澳大利亚各类农作物适宜种植程度的地图，在库克船长第一次发现澳大利亚的时代，澳大利亚大陆上存在着众多的土著部落。然而，这些土著部落竟无一发展出农业。
F. 农业也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所推动实现的。Acemoglu和Robinson认为，许多本来采用采集狩猎的部落被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征服，被迫从迁移的生活中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便于国家收税。然而，这并不足以解释农业的起源问题，在世界各地，农业的产生普遍都比国家的产生早上数千年。
提出博弈模型，解释制度选择问题
04
本节作者所建立的模型被称为君子-小人模型（civic-bourgeois）。这是一种建立在鹰鸽博弈之上的一种博弈模型。我们假定，在这个部落中，只有两个个体，每个人在博弈中可以采取两类行动。第一类行动是当一个鸽派，也就是不挑战对方所获得的劳动产品，不声索对方的产权。第二类行动是当一个鹰派，也就是对对方的劳动产品提出声索，同时对自己的劳动产品一毛不拔，誓死保卫。我们可以定义博弈的收益矩阵，如果两个人都是鸽派，则当前所分配的产品将采取平分的办法；如果一方鹰派，一方鸽派，则鹰派获得所有产品；如果两方鹰派，则双方均会受到一定伤害，之后平均分掉产品。我们可以写成如下形式：π(H,H) = (v-c)/2，π(H,D)=v，π(D,H) =0，π(D,D) = v/2。其中H代表鹰派，D代表鸽派，v代表待分配的产物，c代表争斗引起的伤害。在定义了博弈的行动和收益之后，我们可以定义由行动组成的策略。在这个博弈中，每个个体存在着两种行动策略，一种被称为君子，一种被称为小人。君子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如果对方没有做过小人，君子就会一直采用鸽派方式，一旦对方采用小人，君子从此也会一直对其采用鹰派行动来进行惩罚；而小人策略则是，当分配自己的收获的时候，则采用鹰派方式维护，当分配对方的收获时，则以μ的概率采用鹰派行动，声索对方的果实。
在给出了这个模型的一些一般性的定义以后，我们可以定义策略的收益。也就是两个人分别是君子-君子，君子-小人，小人-小人的收益：
在上式等号右边，第一个中括号是分配自己的产品的结果，第二个中括号是分配对方产品的结果。这个收益计算在给定声索概率μ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着重解释一下第三行的收益是如何计算的。第三行计算的是一个小人在遇到一个君子时所得到的收益，等式右边第一项是对小人本人所得产品的分配，小人会对自己的产品采用鹰派态度，而君子见对方是小人，也会采取鹰派态度。第二个中括号是小人参与对君子产品的分配的结构，无论如何君子都会采取鹰派策略，而小人如之前定义所言，只会以μ的概率对别人的产品采取鹰派行为。其他式子是同理可推的。
上面考虑了一阶段博弈，现引入多阶段动态博弈，定义β为当前阶段部落中小人占比。分别定义君子小人的期望收益，非常简单。然后定义一个Δβ表示小人对君子的净收益。
对给定小人比例β和声索概率μ条件下各种策略的收益期望的计算是很显然的，其净收益差的计算也是比较简单的，现在我们只需要令净收益=0就可以求出临界值β。
如果当前部落中小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接受比率小于这个临界值，那么采用小人的策略就是净亏损的。小人比例将会越来越少，直到为0。而且在净收益的表达式中，我们可以看到，随着β越大，净收益也更大，这样“网络效应”也得到了实现。
05
提出博弈模型，解释技术选择问题
本节引入更复杂的博弈，在分析完君子还是小人以后，来分析如何从打猎采集过渡到农业的问题上来。定义vf为采集打猎收获量，va为农业净收获，z为农业投资种子量。如果农人遇到了鹰派，很有可能有-z的净收入，这是净亏损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私有产权对投资的积极作用。下一步建模的目的是证明存在一个
，只要小人超过这个比例，那么从采集转化到农业就是有利可图的。这里下标a代表农业，β仍然代表小人的比例。
令μa表示如果务农，任何小人（而无论这个小人是农民还是采集狩猎者）声索你产品的概率。类似可定义 μf表示如果你是采集狩猎者，任何小人声索你产品的概率。由于我们知道，早期农业往往由私人进行，所以农业产品的产权是相对明晰的。而采集狩猎往往是集体行动，对于产品的界定往往存在模糊之处，所以我们假定μa<μf，于是我们便可以求出农业对采集狩猎的净收益：
这个公式的推导本身是极为复杂的，在这里我们只展示结果。令上式=0，得出技术采用临界：
当
满足时，有
在（0，1）这个有意义的区间，也就是说，只要被质疑的概率足够小（产权足够明晰），我们就可以让私有产权制度产生优越性，让农业产生优越性。而且净收益关于β的导数大于0，网络效应再一次成功实现。
下面我们展示两幅直接从模型均衡表达式中推导出来的结论：
上图讲述了传统观点和最新观点的根本区别，即需不需要β的作用，上面那一条斜线是传统观点，由于农业生产力足够大，没有小人（这里小人 代指私有产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广泛度）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农业净收益的优势。但下面的线告诉我们，只有小人达到一定比例，才可能有农业净收益，如果小人的比例太低，农业的净收益就是不存在的。
上图讲述的是，如果初始投资越大，那么需要一个更小的被质疑概率，才能使得农业产生正向的收益，这也很符合直觉。只有私有产权足够广泛，才能保证一个高投资产业的转型，也就是向农业的转型。
如何保证农业和私有产权意识形态扩大
06
从上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施加一定假设的情况下，就会存在一个小人的比例
，超过这个比例农业就会产生净收益。但是如果β 超过了
，只能保证农业对采集的正收益，若不能超过第一个模型的
，小人的意识形态相对于君子意识形态仍然是净亏损的，所以必须进一步超过
才能保证农业扩大的同时私有产权也进一步扩大。但是，人类社会一开始都是采集狩猎，都是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初始状态下，单个人当私有者会被部落针对，β太小了，变成私有者是净亏的，那么β值怎么可能会达到临界值呢？
引入特异决策概率函数，一个人明知最优解，但偏偏选择成为私有产权者的概率如下表示，和理性程度φ与和最优解相比的净亏损值有关：
如果人无限理性，那么偏离最优决策的概率就是0。如果净亏损足够大，偏离概率也是0。我们可以用上边这个表达式刻画一个人做出次优解的概率。那么在二项分布的假定下，同时有nB个人做出不理性选择，达到私有意识形态再生产的临界点的概率为：
可以证明，只要被质疑概率μ足够小，上图二项式概率就越大，突变成意识形态可以再生产的临界位置也就越可能。
07
各个部落的转型模式
作者最后讨论了各个考古学遗址的部落的转型模式问题。
这一种模式被称为假开始，也就是说，部落在一次突变的特异决策中，有一大伙人接受了私有产权制度和意识形态，其比例超过了
，但是没有超过
。由于超过前者，人们会采用农业，于是到了上面一行的白点，但因为没有超过
，则小人的策略无法维持，小人会越来越少，最终退回
之下，导致农业的优势也无法形成，一切回到了原点。
第二种转型方式是制度优先的方式，在意识形态的突变中，人们首先就超过了
，则小人策略会一直受到欢迎并传播，最终超过
，此时农业也将成为更优的方法。整个部落最后达到了私有制+农业主导的状态。
第三种是制度转变但技术不转变的路径。由于在求解技术转变的均衡点时，一些因生产力等外生变量导致的约束条件不满足，导致均衡点超出了0-1区间，不可能达成。所以整个部落只能一直提高私有产权的接受度，但始终无法达到使得农业产生优势的那个比例。最终整个部落的状态是私有制+采集狩猎。
第四种是制度和技术共同变化的情形，但是是制度优先的。首先，因为意识形态集体行动，比例超过了技术转移的百分比，整个经济转向了农业。在转向农业以后，产品受到声索的概率相比采集狩猎的情况小了许多，本来很高的意识形态临界点
因为μ参数的降低而降低，正好也使得农业的优势得以保存下去。这种模式被称为共变，既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又体现出了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Abstract
Familiar explanations of why hunter-gatherers first took up farming—superior labor productivity, population pressure, or adverse climate—receive little support from recent evidence. Farming would be an unlikely choice without possession-based private property, which appears to have existed among rare groups of sedentary hunter-gatherers who became the first farmers. Our model shows that among them, farming could have benefited first adopters because private possession was more readily established and defended for cultivated crops and domesticated animals than for the diffuse wild resources on which hunter-gatherers relied, thus explaining how farming could have been introduced even without a productivity advan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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