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颋、刘欣|宏观提振与后发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与影响机制

宏观提振与后发优势：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就业效应与影响机制

任颋  刘欣

作者简介

任颋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人力资源与产业关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劳动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等。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管理工程学报》、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等学术刊物。

研究背景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数字经济关乎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日新月异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使得电信基础设施、市场监管和人力资本处于不断快速变化的环境当中。

数字经济的繁荣加速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通过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改善企业生产要素协同、实现企业降本增效，从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社会对全民的数字素养和技能产生新的需求，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技术失业的担忧。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和技术可以执行更加复杂的工作任务，提高了数字技术替代人工操作的可能性，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智能制造、机器人等新生产制造技术的使用引发了就业市场的持续调整，使得劳动力市场似乎更偏向于技术性工作。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就业，在数字化背景下就业机会和环境是否改变？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解决。在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协同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稳定和扩大，对于提高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夯实数字经济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实践价值。

从理论角度，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冲击着企业原有的工作岗位，以前由劳动力执行的任务面临过时或实现自动化的可能；与此同时，这一新场景又为劳动力创造出可从事的新任务。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随着数字技术快速扩散渗透到所有经济部门，所有行业和岗位都面临数字化的可能。但目前仅有少量文献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和影响机制，主要原因是数据受限，缺乏对新一代数字技术在企业应用的微观观测数据。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国家和行业等宏观层面展开，且尚未得到一致的结论。在相对缺乏的企业层面研究中，学者们往往聚焦数字化领域的某项数字技术，以此为切入点结合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但由于研究视角、变量度量和市场选择的不同，导致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因此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就业的关系及作用机制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本文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出发，提供了企业层面数字化转型影响就业的实证证据，拓展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的认识，并对企业内外部异质性、微观宏观主体间互动等方面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观察。

主要发现

本文以2003-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定量测度，以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来度量企业的员工规模，从企业层面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1）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了企业的员工规模，使得企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这一核心研究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宏观提振和后发优势效应，即中国市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的正向促进效应对宏观就业总量依然成立，未对就业总量产生挤压效应，同时后发优势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更为主要的作用；本文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生产率提高和创新投入增加，带动企业规模增长，从而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

（2）进一步分析部分，本文首先验证了技能偏向性与常规偏向性技术变革假设，发现高教育和高技能、从事任务常规性更低的员工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其次，基于行业要素密集度，本文发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员工的促进作用更强。再次，通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分分解，本文发现基于不同分类的数字技术对员工规模存在异质性影响。最后，考虑企业的空间特征，本文发现企业所属区域及其与中心城市距离的异质性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并从宏微观溢出效应、企业决策时机等角度提供了基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实证证据。

政策启示

首先，政策层面应积极倡导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其对就业的正向促进作用，以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回应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民生关切。其次，为引导劳动力更好地融入数字经济和实现就业提质，政府应着力提高全民数字意识、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注重技能更新教育和鼓励企业开展培训，助力劳动力实现高质量就业。最后，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需要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科研创新能力，可以考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适当的补偿，以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攻坚核心技术以加速数字经济发展，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从而建立起促进就业的正向循环。

刊于《中国经济学》2022年第2期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