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量化研究方法
引 言
简·吉德尔博士(Jane Goodall)是国际知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国际动物保护界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也是20世纪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女性。她对黑猩猩长达加年的深入研究扭转了人类认识上的许多错误，并且永远改变了科学对”人类”所下的定义。多年来的研究工作为她赢得了无数的头衔和奖项。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古德尔都是一位成功人士，但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她更多的成为一个梦想追寻者的象征，她对梦想的执着，对科学研究的热情，以及对方法选取的经验教训，都为人们学习和从事科学的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一、朴素的动机：兴趣和热情是心灵的太阳
斯大林曾说，伟大的精力只是为了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屠格涅夫也说过：“我以为在一切天才身上，重要的是敢称之为自己的声音的东西”。那么，古德尔的“自己的声音”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年仅26岁的她只身前往非洲丛林深处，如此执着地在那里度过30多年的野外生涯？古德尔一直认为她的思想在她20岁以前就形成了：她的家庭，她受到的教育，她孩提时期接触的周围世界，她少年时代经历的战争岁月，她对哲学的探究，她的导师的慧眼识才和引导，以及她坚定的信念都对她后来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影晌。
古德尔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绩，固然离不开她不拘泥刻板的研究，只身深入丛林中，悄悄地等待，静静地观察，进行着客观翔实的记录；但归根结底，正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燃烧的热情，使得她做到了这一点。古德尔从小就痴迷动物，到非濒去和动物们在一起成了她最初的梦想。为实现这个梦想，她不辞辛苦，一边当女招待和女秘书来积攒旅费，一边到博物馆阅读大量关于黑猩猩以及动物行为学有关的书籍和文献。她把旅费攒足之后，就立刻启程到了非洲。她一直在非洲大陆对黑猩猩做深入的研究，并为冈比河研究中心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野生动物群落的实地考察。
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终极动力是什么?从古德尔的经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热情，是兴趣，是对科学知识创新的本身，而不是后来她得到的那些荣誉和利益，不是对于功利的追求，当然也不是在什么样的期刊发表什么样的文章，或者获得什么奖。美国斯坦福大学荣退讲席教授James March曾经专门阐述学术理想主义对学术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学者毕生的追求应该是努力实现个人对社会的义务，而不是一切从结果出发去考虑。March的这种想法部分原因是基于堂吉诃德这样的风车挑战者的传奇，尽管这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听起来可能过于理想化，有些不切实际，但在堂吉诃德身上，这种人类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堂吉诃德一直以来都是在听从自我的想法，倾听“自己的声音”，而没有让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自我的清醒认识，而非对现实环境的适应。他追求的是一种自尊，而非私利。堂吉诃德的传奇又歌颂了对于人性的另外一种看法，即：热情、责任感，以及对自己的目标的执着。经常有人讲发表文章的压力，这种压力任何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明白，然而，发表文章无非是报告研究结果，而研究结果是需要累积的，做出了好结果，总会有识货的人。古德尔最有独创性的研究是1960年代初期做出的，但是在《自然》和《科学》这样有影响的期刊发表已经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了。人们在佩服她研究的结果的同时，是否更应该佩服她的耐心和执着?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能够从事自己感兴趣、有热情的研究，参与创造知识本身就是回报，能够发表文章只是传播知识。
因此，对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是最重要的，剩下的就是顺其自然。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公园开张，但是没有路，全是草坪，有人就问主管：怎么这个公园连路都没有?主管说：“我们不是要人为地修路，我们要让游客来决定他们自己喜欢走的路”。后来草坪被许多人踏过，就形成了一条条别具特色的小路。被踏得多的草坪就成了大道，被踏得少的就成了小径。同样的道理，如何发掘最适合自己的领域，并能在这个领域中一直深入地研究下去，兴趣常常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也许在开始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从小就培养了对一件事物浓厚的兴趣，甚至会有点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这个时候就需要张开所有的触角，来挖掘自身的全部潜能，去看，去听，去感受，去体会。如果在不自觉中就对一些东西产生一种独特的情感，那这种感觉就是兴趣，这是由每个人所处生活环境，拥有的知识结构体系决定的。更深入下去，就会走到一个又一个的分岔路口，这些路通往不同目标和终点，这个时候，要学会放慢追逐的步伐，撕掉虚伪的面具，静下心来去聆听内心深处的呐喊，哪里才是我们最初的梦想?哪里才是我们最渴望到达的彼岸?让心灵，让“自己的声音”告诉自己如何寻找，就不会被别人的价值观和所谓的流行观点所误导。
二、突破性创新：人迹罕至的那条路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未选择的路”的结尾处说到，
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条路，人生从此不同。
而古德尔正是由于选择了那条“人迹罕至的那条路”，才开辟了一片新的领域。许多专家都认为，深入丛林探索野生黑猩猩生活习性，是非常困难和危险的，黑猩猩的不易亲近，使得进行长期研究更是成为不可能。古德尔却主动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使命，在坦桑尼亚的冈比自然保护区，她踏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两年后，黑猩猩才允许她在近处呆着；4年后，她才能进行详细的观察。她饱尝等待的滋味，她也真懂得，执着的等待才能迎来科学的春天。
古德尔的第1个发现就给科学家一个震撼：黑猩猩能够使用并制造工具。具体做法是：一头黑猩猩先是折取一根树枝，再把上面的叶子摘去(这是实物改造一工具制造的原始行为)，然后伸入一只洞里，当取出树枝时，上面沾满了白蚁，那正是黑猩猩的食物。与此同时，她还发现黑猩猩是杂食而不是过去所公认的素食性的，因为她见到了黑猩猩还爱吃动物的肉。古德尔在冈比所得到的观察结果对人的独特性是一大挑战。有些人力图贬低观察结果，理由是她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不大可能获得可靠的信息。可是她后来所拍摄的照片记录最终推翻了所有的怀疑，证明了这一事实。对古德尔来说，这一切是非常的自然，她没修过大学的相关课程，所以她从来也不知道书上对人的定义，她只是对黑猩猩的习性进行跟踪观察，不期就记下了这样的事实。古德尔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如实记下。这种距离细心地追踪观察着黑猩猩行为的各个方面的研究方法，在动物行为研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深入到了研究对象之中，而且还对动物的每个个体的特点进行全面的精细考察。这种全面而精细的观察，对动物生活状态的变化描绘和记录得十分详尽。最重要的是追踪观察达十年之久，而在此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黑猩猩的天然生活条件，整个研究进行得十分精心和完善。
强烈的求知欲，对新事物无所畏惧，坚持自己的信仰，锲而不舍的追求真理，是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品质。如今，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各界都在提倡者创新，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得到了鼓励。道理很简单，在旧的思路，学说中徘徊，固然也能做出一些成绩，可以把原有的成果延伸和深化，但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本质上面得到焕然一新的成果。因而若想在那些已经硕果累累的领域脱颖而出，取得全新的成果，更需要学会寻找“自己的声音”，偶尔的偏离“正轨”，敢于选择“人迹罕至的那条路”，让被过多条条框框束缚住的思想自由驰骋。科学发现的历史无数次的证明打破常规，挑战传统，突破旧范式的经常都是外人和新人因为他们没有在旧范式下的既得利益，不受传统的束缚。著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教授原来根本不是经济学家，他对经济学的根本贡献就是挑战了经济学的关于理性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思想，推进了经济学的发展。1983年我第一次在中国见到他的时候，他曾经这样告诉我，
我不是经济学家出身，所以我对经济学没有无条件的忠心。我接受有道理的挑战，挑战没有道理的。(I am not all economist by training, so I do not have unconditional loyalty for economics. I accept what make sense, and challenge those that)。
当时西蒙教授显然是在试图用最浅显的语言向一个刚刚开始入门的年轻教师介绍研究范式和科学精神，然而真正理解他这番话大概是10年以后了。同样，著名数学家纳什教授因为没有被经济学家洗过脑子，所以才可能挑战自亚当·斯密以来约定俗成的经济学基本假设，通过博弈论把经济学带到更高的台阶。试想一下，如果他们是正统的经济学家，他们会想到挑战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吗?对学术殿堂里的年轻学者来说，他们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研究，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够跳出自己的学术范式来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在缅怀哥白尼、牛顿、布鲁诺的时候，是否开始觉察到其实我们被绑住的脚距离另外一次突破只有一步之遥呢？
三、科学的方法：倚天万里须长剑
然而，有热情和兴趣仅仅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不同学科的研究都有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种学科也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能全面完整地解释客观结果。正确的方法使人事半功倍，使用错误的研究方法，结果也必然错误。所谓“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研究中需要披荆斩棘的胆略，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就是取得重大成果的一柄长剑。
古德尔在研究中具备这种精神，她对黑猩猩的研究采用跟踪观察和翔实记录的方法，没有遵循动物学研究的一般模式。在1960年代，动物个体生态研究是非常机械的，它要求给观察对象客观编上号码，并且移情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相反，古德尔摆脱了这种陈腐的束缚，她像人类学家研究人类一样地去研究黑猩猩，即深入到研究对象中，取得它们的信任，从而得到确实可靠的数据。她坚持认为黑猩猩是具有个性的，它们能够推理和解决问题。因此，她深入黑猩猩的社群，与黑猩猩之间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感情，她甚至把自己戏称为‘白猿’，从心理上作为社群的一员去观察它们的日常行为，并为每一只黑猩猩取名，比如“灰胡子”戴维，弗洛，帕辛等成为了世人所熟悉的名字。这就是研究黑猩猩与研究其他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当古德尔第1次将她的发现展示给世人，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即使这样，她仍然持续坚持，毫不动摇。而最终的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考和接受她的方式。
同样，科学研究以事实为依据，科学家尽量在研究中排除价值和主观偏好的影响。然而科学家不可能没有偏好和价值观，这些主观的个人偏好和价值观念可能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古德尔给她的黑猩猩朋友投食香蕉的做法，受到了很多人批评。因为这样单方面的改变研究对象的做法，很有可能改变黑猩猩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使所观察到的资料和所作的判断产生偏倚。或者鉴于她得出黑猩猩具有人格的假设，若黑猩猩的学习能力很强，具有杀戮性，它会记住人们的投食，从而改变生活领域，这种行为就间接造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攻击和杀戮。也就是说，她在研究方法上的失误可能改变她的研究对象，“污染”了试验环境。当古德尔意识到她把香蕉给黑猩猩吃这桩事犯了大错，为此后悔不已。因此，在科学研究中，任何有可能影响研究者的客观中立地位，使结果产生偏倚的行为，都必须尽量避免。排除个人的偏好已经成为科学方法的有机组成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古德尔几个最重要的发现都是在冈比的前4年里面，这个期间她都没有受到过严格的训练。她是后来回到英国后才开始接受博士教育的严格训练。虽然在她的研究中有各种
的记录和文字描述，但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其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就大打折扣。直至今日，学术界对古德尔发现的黑猩猩的杀戮行为本质性仍有争论。这说明严格的训练对一个学者的发展前景有多么重要。好的研究方法仿若一柄长剑，只有客观正确地应用它，才能帮助我们排除万难，势如破竹。
四、他山之石：回到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说前面是在广义的层面讨论学术研究，下面想谈谈对管理科学研究的一些思考。管理学作为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用性很强的学科旧，受益于各个学科的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既然是这样，管理学学者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没有理由不继续不断从不同学科和学术背景中吸取新鲜血液，从理论、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不断丰富和创新。
管理学研究首先就是选择好的理论为自己的研究作为指导。那么，什么叫做好的理论呢？Weick给出了评价好理论的3个标准：普适、精确、简洁(见下图)。这些标准其实同样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研究方法。但运用这个标准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各种研究方法都是各有所长，却又很难同时满足3个标准。Feyerabend曾经提出了“怎么都行”的科学多元主义方法论。他认为，好的科学方法就是由理性方法进行规范和指导，而非理性方法推动科学的进步。这样，与主流观点不一的理论和方法才会进步，与旧理论不同的新假说、新理论才可能得到鼓励。拿近年来战略管理研究为例，源于自然科学的复杂理论和源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融合渗透到主流战略管理领域，就在于复杂网络和复杂适应性系统为考察环境和战略互相影响，共同演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而如果拿Weick的标准来看，复杂理论借助于计算机模拟和仿真在简洁度上非其他传统理论能比，但高度的简洁度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理论的精确度；相比之下，传统的案例研究通过翔实的记录和描述，可以实现很高的精确度，但确又面临不可回避的简洁性和普适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也许就在于综合不同方法的长处来弥补各自的局限性。
理论的指导固然重要，做任何事情还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方法对头才能使问题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用个简单的比喻，假若研究现象是一枚钉子，面对的任务是要把它钉到墙上，那么就需要工具——榔头。这些榔头在科学研究中就是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不同的钉子会挑选不同的榔头，以确保采用的方法有效果。但是拎着榔头满墙找钉子，结果可能反倒弄巧成拙，做出不伦不类或者不痛不痒的研究。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找到理论与方法之间的一个契合点(fit)。国外好的理论不少，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值得研究的管理现象更是很多，但只有当理论与研究对象匹配时，才可能成就好的研究。找准了榔头，还要注意力度是否到位，是否符合日常习惯，这样才能帮助我们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务。融合多种学科理论与多种方法已经成为管理研究的趋势，因此，研究者应该考虑利用多种独立的想法和尝试多种科学的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取长补短，针对不同研究选择最适合的理论和方法，使得研究议题折射出更多的观点，研究结果也更加完整。
如果要求对研究过程和结果进行检验，那么采取的研究方法的严密性和可重复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联想到古德尔在1973年首次记录下来黑猩猩之间战争和同类相食，至此之后又观察到一系列凶残的相互攻击。她把这一互相残杀的第一手资料公布于世的时候受到了大肆批评。对于她的这一重大发现，在非洲和印尼其他森林从事黑猩猩研究的同行并没有类似的发现，加上有科学家坚持认为古德尔为黑猩猩提供香蕉的做法可能已经改变了观察对象的习性。这种研究已经变得无法重复，其研究方法的严密性就受到质疑。
类似的问题无处不在，回到管理学研究方法上来看。实证方法是在管理研究常见的方法，它需要在实践经验、已有理论、直观猜想等基础上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科学假说”，然后通过研究对象的观测、实验等方式收集“数据”，进而通过一定的工具和方法进行分析并得到结论。正面的结论将进一步支持“科学假说”的成立，进而逐步确立其作为“科学知识”的地位；负面的结论将促使新的“科学假说”被提出，进而引发新一轮的科学研究。对于实证研究，胡适先生曾提过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反观如今中国管理学界的的一些实证研究，大家并没有把“小心求证”作为实证研究的精华而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一窝蜂地进行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用各种表格和数据填满自己的文章，似乎持有数据就获得了真理和解决方案。由于个人的不同研究背景和学识上的主观性，每一个人对于相同事物的理解都具有偏差，甚至是相反的。因此即使进行同一个研究，做出来的问卷和各种表格的侧重点也都不一样，这样就造成了对该问题的研究没有连续性，无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复观察，小心论证更无从说起。最终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检验，研究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不仅是管理学研究，任何其他科学领域的科研成果，都必须经过反复的验证，否则再高明的方法，再重大的发现也不能反映出这个研究的最终价值。同样，基于这种观点，认为完全单纯地依赖直觉、感觉、顿悟等“思辩”的方法进行管理研究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这样得出的结果很难用科学的方法对其挑战，而科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其结果可以被“证伪”。无法被挑战的结论很难成为科学理论，反而有沦为诡辩论的危险。
管理学界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努力融合多种学科理论与多种方法，重新定位管理研究的趋势，尝试针对各种不同研究选择最适合的理论和方法。以源于自然科学的复杂理论和源于社会科学的社会网络为例，这些研究方向很早在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领域得到应用，并且发展得非常成熟。在1980年代引起社会科学领域注意，但是到1990年代后期才被管理领域所接受，原因部分是由於受到研究方法和工具的制约。这些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相关理论的发展，已经相互融合并渗透到管理领域，使得复杂网络和复杂适应性系统成为考察环境和企业行为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新视角，并被借助用来提供考查集群演进问题的工具。就集群研究这个“钉子”来说，目前在中国管理学界已经成为越来越得到关注的重大问题。要提高集群研究的理论深度，并使得研究结果对国家产业政策有指导意义，必须关注集群形成，发展和演进的路径和内在机理。然而，由于集群演进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为定量研究其动态过程设置了很高的难度。其次，集群产生原因、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不同期间影响因素的复杂性都导致很难从中抽象出一般模型进而选取合适的指标来对集群整体发展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如果管理学科现有的“榔头”无法砸这个“钉子”，那就应该考虑借助其他学科的“榔头”，或者借鉴其他学科的各种“榔头”来设计适合砸这个“钉子”的“新榔头”，比如引进社会学所贡献的社会网络、若干自然科学学科所贡献的复杂科学、空气动力学和其他学科所贡献理论模型、以及计算机科学所提供的模拟仿真工具等等。否则，坚守现有的范式和已经熟悉的研究方法，试
面的选取能够适用这些方法的信息和数据来证明现有的理论，就像人为地改变钉子来适应榔头一样愚蠢。
五、严谨的研究：让管理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综上所述，科学研究往往需要就同一个问题借助不同的理论视角，采用多种方法和工具，从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全面的解释问题和现象。2005年应邀参加了一次20余家中国顶尖经济管理学术期刊编辑的恳谈会，有些期刊的编辑提出，为了促进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化，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只发表“实证研究”。但是，在学科定位不够清楚，发展方向不够清楚，学术环境不够规范，博士生培养不够严谨的阶段，强行鼓励偏重某一种范式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管理学科的发展是既不可行，也不健康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实证研究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不应该片面的局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中国管理学科发展应该避免片面强调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而排斥其他尝试的偏差。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鼓励其他方法，如案例方法，建模方法，逻辑论证，试验方法，以及计算机仿真。其实，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存在“发现现象”、“解释现象”的过程。这个过程都需要首先去“观测”以获得“数据”(实数、序数、分类数、案例、实验结果、语句、描述等等不同形式)，然后对这些“数据”根据其“形式”不同运用不同的“建模”工具／方法(例如计量模型、结构方程、状态空间模型、随机分析模型、计算机仿真、复杂网络、归纳，演绎，等等)进行“处理”，以发现“规律”。这里举例提到的一些方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是“实证研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运用试验方法以及计算机仿真应该成为全新的而且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有可能让中国管理学者利用自己的长处，将先进的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独特现象结合起来，做出有创新的，可能超越国外学者的高水平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可以弥补实证研究的局限，因为这样的研究设计可以让其他学者重复并验证研究结果，以提高管理学研究的严密性和知识累积程度。而管理学科长期以来被自然科学领域认为“太软”，“太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缺乏严密性。
这里涉及一个最本质、最基本的问题：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科学的本质是为了创造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新的规律性知识，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的现象，而不是推广某一具体理论或者学科。如果一项研究仅仅解释现象而不能预测趋势，那这个研究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层次。而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现象而仅仅做预测，那么这个研究最多不过是运用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推进科学研究。当然，在这里讨论的是科学研究本身，而不是研究中运用的方法，因此这个判断不应该直接用来判断方法的价值。对研究方法的评价不能离开具体研究的问题。例如，经济学中的结构式方程和约简式方程，以及控制理论中的状态空间模型与输入输出模型，这两者在科学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往往被用来寻找和解释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规律，而后者则更多地用来预测。两者不可互换，各有用途。总之，科学研究的本质不是证明现有的理论，而是挑战现有的理论。找到一点支持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额外证据相对容易，因此也不可能成为重大成果，就像否定一个大家都承认是谬误的“理论”一样。
目前中国管理学界普遍都在学习借鉴国外管理学研究和博士培养的经验，这是非常可喜的。但是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避免重复国外学术界走过的弯路。北美管理学院培养博士生重视实证研究，重视理论的作用，这是值得学习的。但是过分强调理论(包括学术流派和与此相连的门户之见)而忽视具体现象，就会导致大家都去重复低层次的补充性研究、“拓展”现有的理论，而不是发现新的理论。具体到一些实证研究中，就会形成“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也就是从理论出发。基于现象来解释理论，这就像拎着现有的榔头到处去找它适合砸的钉子，而忘记了榔头的目的是用来砸钉子的，要根据钉子的大小形状来找合适的榔头。如果现有的榔头不能砸眼前的钉子，需要做的不是拎着现有的榔头满世界找钉子，而是根据钉子的情况寻找或者设计新的榔头。千篇一律地要求从理论出发做实证研究，结果就可能造成在实证研究中以自变量为中心，由自变量驱使，大家都设法在自己的问卷和回归方程里增加几个新的或者不同的自变量，使得每个研究自成体系，无法重复，也使得整个领域越来越支离破碎，没有体系。避免这个现象的途径之一，就是同样鼓励从现象出发、从管理实践中鲜活的问题出发去构造研究的科学问题，并寻求合适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问题。这样才可能做出有创新的研究，建立新的理论。试想一下，如果古德尔从一开始就是依据经典的理论和根据这些理论所做出的关于灵长类动物行为的预测，去寻找能支持这些理论和能解释这些现象的黑猩猩，她可能做出那样具有挑战性的研究吗?
*原载于《管理科学学报》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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