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古尔纳的《海边》紧紧围绕逃离故国与抵达他乡这一难民问题的起始两端，集中探讨了跨国难民的身份问题。小说以两位非洲难民及与其相关的人的故事勾画出一幅难民全球迁徙地图。新旧家园的转换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迁移，还意味着文化边界的跨越。在古尔纳创造出的关于故乡的历史记忆空间里，难民不断地通过对过去的叙事，重塑自我形象。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转换与自我调适，既关乎难民的自我重塑，也折射出欧洲普遍存在的对“他者”的文化排斥。欧洲人对非洲移居者的敌意反映了难民问题背后的道德平等、体系责任等复杂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在古尔纳看来，由于欧洲对非洲掠夺性的殖民历史，失去家园的非洲人来到欧洲寻求庇护，完全符合道德正义原则。
关键词
古尔纳；《海边》；跨国难民；身份叙事
作者简介
高文惠，德州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非洲英语文学研究。
Abstract
In his novel, By the Sea, Gurnah puts a focus on exploring the identity of transnational refugees by revolving his story around two ends of migration – fleeing from homeland and arr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Through a story about two African refugees and the people associated with them, the novel outlines a map of refugee migration around the glob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home to a new one is not only a relocation in geographical space, but also an action of crossing cultural boundaries. Gurnah creates a space of historical memories about native places, in which refugees constantly reconstruct their self-images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the past. The identity conversion and self-adaptation of refugees in host countries seem really essential to their self-reinvention and reflect the widespread cultural exclusion of the “other” in Europe as well. Europeans’ hostility towards African immigrants reveals the complex ethical and political issues, such as moral equa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behind the refugee problem. Given the predatory history of European colonization in Africa, as Gurnah states it implicitly in the novel, the actions taken by homeless Africans to seek asylum in Europe are completely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moral justice.
Key words
Abdulrazak Gurnah; By the Sea; transnational refugees; identity narrative
Author
Gao Wenhui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Dezhou University(Dezhou 253023, China), specializing in Afric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Email: dzxygwh@163.com
在当代作家中，持续关注难民题材且产生世界影响的作家当以移居英国的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48— ）为代表。出生于桑给巴尔岛的古尔纳在20世纪六十年“以难民身份来到英国”（Olsson）。因为有直接的生命体验，“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难民的分裂主题”（Olsson）。而难民问题的核心是难民的身份问题，这也是古尔纳创作的焦点，他曾说：“我在自己写过的所有书里，总是对人们探寻自己‘身份’的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我曾想，这个问题对离开故土、漂泊异乡的人们来说，更加突显出来了。我一直孜孜于探讨再造自我、重塑自我这个观念”（转引自纳斯塔 78）。古尔纳对难民身份问题的探讨尤以他在200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边》最为集中，可以说，难民的身份叙事构成《海边》的情节基础。
《海边》主要围绕上世纪六十年代桑给巴尔革命前后马哈茂德－奥马尔（Mahmud-Omar）两个家族的恩怨纠葛展开情节。小说的第一叙事主人公萨勒赫·奥马尔（Saleh Omar）一出场，就开门见山地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难民，一个寻求庇护者”（Gurnah, By the Sea 4）①。这样的开篇说明古尔纳的创作意图就是要以文学形式呈现他对难民身份问题的思考。难民身份往往引出关于自我这样一些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去往何方？跨国难民的身份问题则又具有一些特殊性。对于跨国难民身份的特殊性，学者汪罗认为：
可以经由跨国难民想象文化身份的行动逻辑来理解：现实中，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自我想象是以“空间的迁移和流动”为表征，经由“逃亡”和“抵达”等运作机制来实现的。在此，“逃离本国”构成了他们跨国迁移和流动的行动起点，也是他们想象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起点，而“抵达他国”，实现“抵达之后文化身份的变革、调适与转换”则是跨国难民想象自身文化身份的行动终点。（41）
在《海边》中，古尔纳紧紧围绕逃离故国与抵达他国这一难民身份问题的两端对难民身份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系统的思考。
01
跨国难民空间迁移与文化边界跨越
关于难民的界定并不统一，从涵盖的范围来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分类，全球流离失所者包括难民、寻求庇护者、海外流离失所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学术界、政界和大众传媒一般将其统称为流离失所者或广义上的难民”（宋全成，《动荡与冲突中全球难民治理的困境与前景》122）。而联合国在1951 年通过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则规定，条约适用的难民是指“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到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国际文书有关宗教条款汇编》61）。这个定义并没有将饥馑、贫困、战争、自然灾害等造成难民的原因涵盖进来，因而依旧存在开放性的讨论空间。但公约明确规定的难民专指跨国难民。跨国难民身份的第一个构成因素是被迫性的跨越国界的流动。作为移民的一种特殊形式，难民问题本身就是个全球性问题。全球化推动下的新一轮移民浪潮更加促使难民的跨国流动具有普遍性。根据2020 年《联合国难民趋势报告》统计，全球每100 人中就有1 人流离失所。古尔纳在谈到自己的生存和写作状态时曾经表示：“现在我意识到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创作主题就是这种生于此处、活在异乡的状况，而这并非我个人独有的体验，而是我们时代的故事之一”（Gurnah, “Writing and Place” 59）。《海边》的主要意图就是以两个到英国寻求庇护的非洲难民及与其相关的人的故事传达时代的普遍体验。
《海边》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在20世纪六十年代新获自治权时期的桑给巴尔，也是古尔纳离开故国移居英国的时期。用古尔纳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充满国家恐怖主义和蓄意羞辱的时期。17000人被杀死，阿曼后裔被驱逐，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监狱；革命委员会将丁香种植园和贸易公司国有化，其结果是经济陷入了停滞”（qtd. in Murray 150）。《海边》的难民叙事中，或隐或显地提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桑给巴尔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如“以暴乱和屠杀、紧急状态的宣布而告终的”（162）1961年大选、1964年之后新成立的革命政府对阿拉伯裔穆斯林的打压与噶尼喀联合新成立的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实施的银行国有化政策导致的阿拉伯裔商人的普遍破产等。总体上说，古尔纳对20世纪六十年代的桑给巴尔革命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的小说中，“他从未将桑给巴尔革命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暴力事件来呈现”（蒋晖 34）。《海边》并未以宏大历史叙事方式集中反映桑给巴尔的政治巨变，而是以碎片化的时代背景和散布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事件表现出来。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因为生命安全和生存尊严得不到保障，小说里的两个主人公选择了背井离乡，成为难民和自愿流亡者。
《海边》的第一叙事主人公萨勒赫• 奥马尔是一位被桑给巴尔革命政府的过激政策直接伤害到的阿拉伯裔商人，他的人生故事中，最常有的状态是漂泊。他早年曾在乌干达留学，也曾和好朋友一起漫游肯尼亚。回国继承父亲的产业后，曾经稳定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和一向有宿怨的马哈茂德家族与当权者联手实施的报复，萨勒赫被审讯，被监禁，被关进多个拘留营，十几年后遇大赦出狱时，他居住的房子被仇家占有，妻女也早已丧亡，买卖也难以为继。在成为跨国难民之前，萨勒赫已成为国内的难民。后因担心与地方权力联手的仇家进一步报复，他选择到英国寻求庇护，成为跨国难民。
第二叙事主人公拉蒂夫（Latif）是萨勒赫的仇家马哈茂德家族的成员，为了逃避父亲酗酒、母亲公然出轨、同性恋哥哥失踪等家庭耻辱和混乱的政治环境，他选择了自愿流亡。他先是被官方派到东德学习，在和笔友简（Jan）及其母亲埃勒克（Elleke）进行了一次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之后，穿越中欧地区，最终来到英国，以东德难民的身份寻求庇护。拉蒂夫成为难民的过程反映了弥漫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在码头的警察局里，从他提到自己“来自东德”前后警官态度的转变上就可以看出，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东德在欧洲人心目中，是一个充满苦难与迫害的地方，逃离那里，被视为值得同情的行动而受到西欧人的普遍欢迎。“在这种‘冷战’思维的主导下,所有来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都毫无例外在西欧国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政治的层面上，这些移民（包括难民、非法移民）被看作是不堪忍受社会主义的独裁统治而选择自由西方世界的逃亡者”（宋全成，《欧洲移民研究》205）。在渗透进大众文化意识深处的这种充满偏见的固化思维作用下，来自东德的拉蒂夫被想当然地定义为政治难民。
《海边》在对两个主人公如何成为难民的历史追溯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很多其他人的人生故事，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特征：跨国迁移。其中，来到桑给巴尔经商的波斯商人侯赛因（Hussein）家族的全球贸易史和犹太族裔的难民事务委员会工作人员雷切尔（Rachel）家族的被迫流散史令人印象深刻，而简家族的辗转移民史则更为周折：他的家族先是以殖民移民的方式进入非洲，又因殖民时期的结束而回迁欧洲，还试图以政治难民的身份从东德进入西德。这些人物讲述的个人和家族迁移的历史涉及到了移民的多种主要模式，时间上跨越19至21世纪的三个世纪，空间上遍及肯尼亚、几内亚、坦桑尼亚、巴林、印尼、柬埔寨、缅甸、印度、中国、波斯、科索沃、塞尔维亚、东德、西德、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美国等国家，几乎覆盖了亚非欧美四大洲的主要地区，主人公的生活史在异常广阔的时空中铺排开来，形成了一幅几近完整的移民全球迁徙地图。在这幅图景中，占据中心的则是难民的跨国迁移。
难民是跨界生存者，他们在出生地与移居地两者之间的生存，既是一种空间位移，又意味着文化边界的跨越。而“文化边界不断突破和跨越的行为本身也意味着跨国难民文化身份的调适、转换甚至是重构”（杜维明 98）。通过不断的调适、转换与重构，难民的新的自我形象得以重塑，这个重构后的自我既关联着故国的记忆空间，又适应着接纳国的转换空间。相应地，理解跨国难民问题的复杂性就要从故国的过去和接纳国的现在两个时空维度入手。《海边》中两个叙述主人公从非洲流向欧洲的迁移方向又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其跨国难民的身份叙事由全球化背景延伸到了殖民历史语境之中。
02
跨国难民的历史记忆与自我重塑
逃离故国是难民身份的起点，然而逃离并不简单意味着斩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经历的一切过往都会以存留方式作用于个体的文化身份建构。后殖民文化批评学者伊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分析存留（preservation）这个术语时指出：“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存留：通过今天与昨天的编织，将新事件、新关系与个人传记、家族传记以及民族传记的叙事合为一体，在一个具体的物质存在中保持过去和现在的延续性”（qtd. in Newns 509）。也就是说，就像绵延不断的河流一样，现实与历史紧紧联系，过往的经历作用于现在的身份认同，理解现在的个体必须从过去的经历入手。关于身份的这种延续性特征，斯图亚特·霍尔也有相似的表达：“文化身份是有源头的、有历史的，〔……〕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己规定了位置”（211）。然而，昨日已逝，在现实世界中对历史的构建只能通过记忆去实现。对于跨国难民来説，过去则往往指向故国经历。每一个难民在成为难民之前，都有独属的人生故事。而难民是对一个群体的泛称，被简单化、符号化的难民难免陷入与过去割裂、迷失自我的困境。在英国难民的临时安置点周围徘徊的萨勒赫深深地感到：“我不情愿地成为别人设计里的被利用的人，一个他人讲述的故事中的形象。那不是我”（68-69）。难民逃离故国，在接纳国要想摆脱他人给自己规定的非我形象，必须要由自己说出自己的故事，在对过去的叙事中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想象。《海边》的大部分篇幅主要是围绕两位主人公对过去的交叉回忆展开，其实质就是通过一次次驶入记忆的旅行在不断移动的锚地中定位、缝合难民被割裂的自我，实现难民的自我重塑。
古尔纳对20世纪后半叶桑给巴尔的政治现实持批判态度，他笔下那些来自桑给巴尔的主人公们“很少对桑给巴尔有一种归属感，桑给巴尔不是他们的祖国，而只不过是他们的出生地”（蒋晖 37）。萨勒赫和拉蒂夫对故国的回忆并不温馨，而是充满了隔阂。对于萨勒赫来说，过去是被囚禁、被虐待、被剥夺和痛失亲人的痛苦感受；对于拉蒂夫来说，过去是关于家族的耻辱记忆和对夺走房子的奥马尔家族的仇恨。然而，他们费尽周折来到英国之后，也很难融入新的生活环境。萨勒赫总是拒绝社会交往，已成为知名诗人和大学教授的拉蒂夫则因憎恶家庭生活而躲避婚姻。他在伦敦的寓所“散发出孤独和徒劳的气息”（244）。这种自我疏离的根源在于被封闭的过去导致的精神上的压抑。英国人只知道他们曾经是难民，但成为难民之前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无人知道，他们也无处诉说。被埋藏的过去阻挡了开启新生活的热情。难民要想真正走向新的生活，就要释放出被压抑的过往，重构自我。萨勒赫深感来到英国后解释过去的必要性：“这儿是如此不同，仿佛昨日已死，我正经历着另一次人生。或许我该说，尽管曾经的生活已离我远去，但我知道它们仍环绕在我身边，〔……〕我有的是时间，时间掌握着我，所以我想我还是解释一下自己吧，早晚有一天，我们必须要做这件事”（2）。拉蒂夫也清醒地意识到与萨勒赫的相见对于重建与过去的自我的连接的意义，“来这儿见你就像访问我留在身后的一块地方”（152）。
古尔纳巧妙地设计了两个过去有关联、生活有交叉的非洲难民在英国的相遇，打开了通往过去的通道，让他们在难民记忆中叙述过去的自我，以对同一故事不同角度的讲述填补了各自故事的裂隙，他们的叙述合力构成了双方较为完整的个人史和家族史。当然，他们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对过去的叙述未必全然可信，有些地方的回忆可能出自想象与幻想，萨勒赫对记忆的主观性加工性质有很自觉的认识，“我曾担心他会无法忍受我不得不讲的这些东西，怕他因为我的谎言和对事实的捏造而大发雷霆，然后离开。我没有把我在这里所描述的一切都告诉他，但几乎是全部，非常接近全部。只是多了点儿或者少了点儿而已”（168）。在这种对叙述的自我解构下，叙述的权威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了。然而揭示真相并不是《海边》回忆过去的主要目的，对于叙述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回忆行为本身带来的自我规定的意义。古尔纳在访谈中曾经论及记忆的自我加工性质，他说：“有时记忆碎片拼接得严丝合缝，仿佛成为某种‘真实’的存在，而非构建的结果。这样，故事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和连贯性。乍一看，这似乎有点像谎言；实际上，你正在做的就是通过记忆来重塑自我”（转引自纳斯塔 75）。在《海边》中，古尔纳借雷切尔之口重申他对回忆中的想象成分的认识：“想象一下，有人在修复那些丢失的故事。就像是父母告诉一个小孩子他曾经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而他却完全没有记忆一样”（204）。身份的源头追溯有赖于记忆，但记忆并非现实，因现实的立场的存在，凭借记忆追溯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想象、创造、阐释的主观化成分。因为记忆自我加工的实质，在历史记忆中构建出的文化身份就变得不那么客观固定，“从主观化视角出发，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霍尔 212）。
虽然身份具有非本质化的色彩，但它也不是任凭想象随意嬉戏的幻影，它毕竟还是有历史的。正如扬所说，对于历史的叙述往往要依附于“具体的物质存在”（qtd. in Newns 509）。对于难民来说，逃离故国就意味着失去旧家园，来到他乡寻找容身之地。家园问题因而也就成为难民叙事的核心要素。在萨勒赫和拉蒂夫对过往的回忆中，核心事件是两个家族围绕房屋所有权产生的纷争。对于个人来说，房屋不只具有物质性的财产的意义，它还因居住在里面的有情感联系的家人而被视作家园的隐喻。填充在关于房屋的叙述里的，除了有各种关系的人讲述的自己的故事之外，还有各种各样负载着人生故事的物品。一定意义上，与人相关联的物品也可以视作家园的表征。装着稀有香料的沉香木匣子和乌木桌是《海边》中与主人公过去的家园关联最密切、寓意最丰富的物品。小匣子是萨勒赫以乌木桌从侯赛因那里换购来的物品，也是他来到英国时随身携带的具有家的印记的唯一物件，而小匣子被海关移民官员窃取的情节则象征着与过去的脱离，“萨勒赫经历了一个人格解体的过程，〔……〕这个具有叙述意义的物品的丢失强化了萨勒赫的无家可归之感”（Newns 512）。乌木桌原本是萨勒赫家具店里的一件家具，被侯赛因买去送给他正在追求的拉蒂夫的哥哥哈桑（Hassan），哈桑失踪后，作为专属哈桑的物品的乌木桌就被拉蒂夫的家人视作哈桑的化身，乌木桌寄托了家人对哈桑的思念。后来因为担保借款合同生效，拉蒂夫家的房子及房子里的家具都转到了萨勒赫的名下。失踪了几十年的哈桑回到故乡后，又凭借权势占有了萨勒赫的包括乌木桌在内的财产。在小说中，乌木桌显然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家庭成员情感联系的纽带，又是与房子紧密相关的家园的表征。同时，它同小匣子等物品一起在小说中还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叙述作用。它们作为“人物能说出其他事情的中介”（Kohler 284），将两个家族的家族史连接在了一起。侯赛因以一匣子香料换购了萨勒赫家具店里的乌木桌，小匣子的被窃像一个触媒一样，引起了萨勒赫关于香的来源的回忆，引出了乌木桌的故事，同时也打开了整个小说对于马哈茂德- 奥马尔两个家庭的家族史的回溯。在一次次的交叉回忆中，萨勒赫和拉蒂夫不断地在对过去的发现中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讲述过去的家园故事对难民具有心理疏导作用。对于拉蒂夫来说，萨勒赫的讲述解开了他的家庭不和秘密，“填补了他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空白，〔……〕道出他生命中的沉默”（146），拉蒂夫郁积在心里的愤怒与仇恨得以缓解，最终解开了心结；萨勒赫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回忆过去对自己的重大意义：“我需要摆脱以前我无法说出的事件和故事的负担，讲述这些满足了我对被理解、被倾听的渴望”（171）。而古尔纳则通过他创造的难民形象对过去的自我讲述，实现了其让“人类个体摆脱简单化和刻板印象的限定”（古尔纳15）的创作意图。
这样，《海边》通过主人公的跨国难民记忆，建构起了一个关于故国的记忆时空。在对过去那个“失去的地方”和“失去的生活”（Gurnah, “Writing and Place” 59）的历史回忆中，主人公们不断地进行自我重塑，由跨国迁移导致的难民的割裂身份获得了延续性，尽管这种延续性中存在着很多裂隙，但这种自我想象中形成的自我身份的延续性却是难民走向新生活的必要前提。
03
跨国难民的身份转换与接纳国的文化排斥
对于难民来说，逃离故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最终抵达一个地方，重建新的家园。而地理位置的变换和物理时空的抵达只是新家园建构的开始，现实身份的转换尚需一个调适时期。这就如同古尔纳所说：“人们从遥远的国度来到欧洲等地，必须做出改变或转变。他们别无选择，不能延续原有的状态”（转引自纳斯塔 78）。这种调适或改变对于难民来说，就是如何让自己适应新的自我，形成新的身份认同，而对于接纳国来说，则是如何对待外来的、异己的难民问题。因而，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转换不仅关乎难民自我重塑，而且还能折射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普遍存在的对他者的文化排斥问题。
难民在接纳国的境遇，用住在难民收容中心等待申请结果的萨勒赫的话来说，“像是关上了一扇狭窄的门，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宽阔的大厅的门”（1）。难民在进入新生活的大门之前，必须先要跨过一道门槛，即经历一个被接纳国审查的阶段。理论上来说，接纳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同情来接纳那些需要帮助的外国人，但是他们的好客往往是附有条件的。德里达认为：“在古典的意义上，好客往往与以过滤、筛选、排斥和暴力等方式实践的君权相伴相生”（qtd. in Farrier 125）。君权既意味着东道主的权力，也意味着有控制权力的主人的霸权。当这种好客背后的君权与欧洲中心论相结合时，接纳国对待难民的态度与政策就更加趋近殖民关系和殖民结构了。
殖民时期虽已成为历史，但那个时代形成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却一直延伸到了当代欧洲社会的文化意识之中，并往往以主体性中心与客体性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呈现出来。欧洲习惯于以俯临的姿态看待非洲，欧洲文化也自觉是一种能够支配边缘文化的主导文化。身处英国的古尔纳对此深有感触，在谈到英国当下的社会意识时，他曾经提到：“依我看来，帝国主义时代确实还远未结束。帝国主义仍然是令英国人心安和欣慰的世界观”（转引自纳斯塔 77）。在《海边》中，埃勒克在解释自己的祖先为何从奥地利移民到肯尼亚时说：“我们是欧洲人，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131）。与欧洲人身份所具有这种想当然的、无条件的迁移权利相对应，来自非洲的萨勒赫在入境英国时却因其非洲人身份而差点被拒之门外。机场移民官员凯文•埃德尔曼（Kevin Edelman）充满敌意地指责萨勒赫：“你们不属于这里，你们不会珍视我们所珍视的东西，你们没有为这些东西付出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不想让你们来这儿”（12）。凯文的这些话是在误以为萨勒赫听不懂英语的情况下说出的，但却赤裸裸地反映出了欧洲人对于包括难民在内的非洲移民的普遍态度：我们不欢迎你们。我们与你们的分野体现出的二元对立思维是欧洲建构主体性的一种策略。按照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观点，为了突出欧洲“自我”的优越性，非欧洲人往往被建构为落后或劣等的“他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在欧洲与非洲之间壁立起了一道文化与道德的屏障。有研究者指出，难民问题就“是‘他者’塑造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周庆安、吴燕妮 15）。在“自我”与“他者”对立的话语模式下，进入欧洲的非洲难民被视作生存资源抢夺者和欧洲文化破坏者。因为“‘自我’与‘他者’问题的核心是国际分配正义的问题，是一个同胞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同于非同胞之间的特殊义务与道德责任，社会资源的配置向非同胞的开放是否是一种非正义的问题”（袁超、张敏 132）。对此问题，凯文的回答明显是否定的。凯文的英国人立场体现了弥漫于英国社会意识深处的对大规模难民现象的拒斥和不满态度。
在欧洲人对跨国难民这种普遍的文化排斥和道德歧视下，难民深陷因“他者”地位而带来的在接纳国的认同困境，他们身处欧洲，但却很难获得欧洲身份认同。因为认同要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产生。客观的社会环境缺乏作为认同基础的信任，初到移居地的难民很难融入新的文化场景。面对这种认同困境，难民往往采用沉默的策略。古尔纳曾经对这种沉默的原因进行过分析：“当移民来到欧洲时，因为不能确定能否把话说得恰如其分，他们对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英语交流都缺乏自信。因此保持沉默是一种既能维护尊严，又能让自己免受伤害的方式”（Jones 39）。《海边》中萨勒赫初到英国时，也采用了沉默的策略，虽然他的沉默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为了“使他的庇护案子显得更加可信”（143）。但是他的沉默也反映了“两个文化相比较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化的软弱”（Jones 39）。由此看来，《海边》中难民的沉默具有两面性，它既是难民保护自己、抵制歧视的方式，又是难民“他者”地位的表征。保持沉默与打破沉默都是难民在新环境中进行身份协商的方式。
沉默之外，更换名字在《海边》中也具有难民自我调适的象征意义。《海边》中的两个主人公都有主动更换名字的行为。萨勒赫入境英国时护照上的名字是已经故去的仇人拉贾布·沙班（Rajab Shaaban），这是他在逃亡时利用偶然捡到的沙班的出生证明办的假护照，对于萨勒赫来说，借用这个名字既是偶然地被迫为之，也是一种主动选择。他认为这个名字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沙班是八月份的名字，八月是划界之月，进入八月，来年命运已定，真心忏悔者的罪恶也已被赦免”（41-42）。正如研究者西希·赫尔夫（Sissy Helff）所说，萨勒赫的这个假名字“因其深入的宗教含义而标志着新生活的开始，抵达英国是他生命中的分水岭，他最终要在英国和自己的过去和解”（73）。拉蒂夫换名字的行为则具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逃避过去的自我。通过匿名，他斩断了与父母的一切联系，因为他“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不想和他们的仇恨、需求有任何关联”（239）；第二，适应接纳国的习惯。进入欧洲后，他就打定主意不使用自己的真名字伊斯梅尔·拉贾布·沙班·马哈茂德（Ismail Rajab Shaaban Mahmud），而是将错就错，按照欧洲人的习惯称呼自己，来到欧洲后的他“变成了被朋友们叫做拉蒂夫的伊斯梅尔·拉贾布”（133）；第三，按照理想人格重新塑造自我。他选择“拉蒂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发音轻柔，显得高贵。这是神的名字，〔……〕我带着敬意使用它”（133），显而易见，来到英国后的拉蒂夫，希望自己能够摆脱陷于混乱中的故国和耻辱中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温和品性和高贵人格的人。总之，在象征层面上，《海边》中人物的换名字行为均可视作难民为适应新环境而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重塑的努力。
萨勒赫和拉蒂夫的抵达之地都选择在了英国，他们也已经做好了身份转换的准备。然而，即使他们已被接纳国准许进入，依旧拥有帝国主义世界观的英国人却没有做好以礼相待这些前殖民地移居者的准备。定居英国多年的拉蒂夫同刚到英国的萨勒赫一样，经常因自己的肤色而受到歧视和冷遇。有一次，他被街边的一个落魄白人辱骂为“呲牙笑的黑人”（grinning blackamoor），他对“blackamoor”这个单词感到疑惑，回家查阅字典，他看到了满页充满歧视的对黑色的解释，他无比震惊、深感厌恶：“并突然在这种联想下心生恐惧，继而因恐惧而变得虚弱”（72）。在拉蒂夫诸种情感波澜的底层，实则是对于充满认同期待的移居之地的深深失望。一定意义上，作为大学教授和作家的拉蒂夫身上有古尔纳自己的影子，他的经历反映了古尔纳的一些移居体验，在诺贝尔授奖演说中，古尔纳把他在英国遭受的鄙视和贬低称作来自“日常接触中我所面临的天然敌意”（15）。在访谈中，古尔纳还把以拉蒂夫为代表的非洲移居者对于英国的这种情感称为“失望的恋情”。“我一直认为位于这种错位感深处的情感就是失望。用‘失望的恋情’来描述，是因为这不仅仅是对英国的幻灭，也是对自我的失望，对移居者如何能够应对移栖经验的失望”（转引自纳斯塔 79）。
显然，在古尔纳看来，英国社会各个层面对非洲移居者的“天然的敌意”是不合理的。一方面，按照道德平等理念，种族、性别、阶级等差异性不能影响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失去家园的非洲人来到英国寻求庇护的行为，以历史的视野来看，是完全符合道德正义原则的，非洲难民在英国不仅应享有同其他人一样的法定权利，还应“享有他人以礼相待的权利”（转引自纳斯塔 77）。在对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的讲述中，《海边》中也穿插进了大量的对各地殖民历史的回顾。某种意义上，古尔纳认为正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的全球殖民和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非正义侵害造成了难民们的流离失所，因而欧洲应该承担起当代难民危机的体系责任和正义的援助义务。面对有强烈种族意识和狭隘文化排斥主义的移民官员凯文的指责，古尔纳借萨勒赫之口反驳道：“凯文·埃德尔曼，欧洲的门房，欧洲果园的看守者，凯文看守的这一道门曾经放出了一大群欧洲人去吞噬世界，而现在，面黄肌瘦的我们来到同一扇门前，乞求准许进入。难民，寻求庇护者，怜悯”（31）。这段话的内涵丰富，一方面揭露了欧洲对世界的掠夺罪恶，另一方面指出非洲人有道德权利进入欧洲，接受非洲难民是欧洲的道德义务，这种义务不是简单地源于人道主义的慈善和友好，而是欧洲需要弥补自己的历史亏欠。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为欧洲价值付出了，这种付出大多数时间仅仅是付出而没有享受付出的成果”（12）。曾经被英国殖民掠夺的非洲人来到英国居住，要求和英国人一样的道德平等是符合道德正义原则的。
《海边》中揭示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人对跨国难民普遍存在的排斥态度，其实质是一种仇外的民族主义。这种仇外的民族主义对欧洲各国难民政策和处理难民问题的运行机制产生着巨大而消极的影响。文化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1956—）对此分析道：“在整个欧洲，公开表达反对移民态度的政党在民意调查中获胜。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正在蓬勃发展。在英国，与外国人和平相处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或被视作不受欢迎的义务，这种态度带来的处理移民问题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态发展的正义性”（Gilroy 1）。吉尔罗伊曾经认为全球化或许为打破这种建基于种族意识之上的狭隘民族主义带来了契机，古尔纳在《海边》中用文学的形式回应了吉尔罗伊的理论期待。《海边》中人物种族身份的多元化和普遍的迁移历史勾勒出了一幅超越界限、消弭对立的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图景。两个主人公都在讲述历史中解开了心结，获得了心灵的安宁，雷切尔在萨勒赫心中唤起了对故去的女儿的柔情，他终于在英国海边的一个房子里安顿下来。拉蒂夫则开始摆脱孤独与徒劳的精神困顿，他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把萨勒赫邀请到自己伦敦的家中做客，小说结尾还预示着拉蒂夫与雷切尔即将开始谈一场有共同关注、充满理解与快乐的恋爱。置身于拉蒂夫和雷切尔的照顾下，萨勒赫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衰弱的老父亲一样（244）。
萨勒赫在以一种父亲的感情享受这种相聚并期待有关家庭的美好未来。萨勒赫和拉蒂夫这两个有家族宿怨的人通过对话达成和解，雷切尔这个犹太裔英国人像对待亲人一样地帮助非洲难民适应新生活，还有结尾时展现的跨种族联姻的美好憧憬，既反映了古尔纳在国际政治视野中对难民身份问题的思考，也是古尔纳为世界主义理想指出的一条实现之路。
综上所述，古尔纳的《海边》紧紧围绕逃离故国与抵达他乡这一难民问题的起始两端，集中探讨了跨国难民的身份问题。小说以两位非洲难民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的故事勾画出一幅难民全球迁徙地图。新旧家园的转换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还意味着文化边界的跨越。在古尔纳创造出的关于故乡的历史记忆空间里，难民不断地通过对过去的叙事，重塑自我形象。难民在接纳国的身份转换与自我调适，既关乎难民的自我重塑，也折射出欧洲普遍存在的对“他者”的文化排斥。欧洲人对非洲移居者的敌意反映了难民问题背后的道德平等、体系责任等复杂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在古尔纳看来，由于欧洲对非洲掠夺性的殖民历史，失去家园的非洲人来到欧洲寻求庇护，完全符合道德正义原则。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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