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
情感是复杂且不可或缺的沟通要素，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一环，是人类文明厚重的底色。乔纳森·H·特纳认为：人类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任何一个方面几乎都受到情感驱动。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爱）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面对复杂多变的信息环境，在事实和数据之外，我们是否还需要更好地洞察人类情感开关和情感密码，更好地理解人类情感在信息编码和解码中的丰富意蕴？
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对人类情感和共情传播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传媒人与受众的沟通要旨，更好地掌握传媒人共情传播能力的构建，能够激励我们传媒人延伸感知民生疾苦的触角，具备洞悉社会苦难的悲悯情怀，支持和理解他人立场的勇气，挖掘提炼感人故事的能力，书写新时代传媒人的共情力量和使命担当。
本期嘉宾 ”
吴飞，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文科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传媒与法学院院长，浙江传媒学院人文社科学部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闻传播理论、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新媒体技术等。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浙江省重点项目多项。
嘉宾采访 ”
主持人：吴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今天主要聊聊新媒体时代传媒人共情传播能力建设的问题。首先请教您的是，您是如何理解共情传播这一概念的？
吴飞：谢谢主持人！关于共情传播的概念，如果是从学术层面的梳理，应该我是比较早来做这块梳理的，但我也没有下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只是下了一个描述性概念，并对相关的可用的理论资源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梳理，并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设想。
我是把传播当成一种对话，而不是一个单向的传播。在对话的过程中，不管是说的还是听的人，都能在别人的角度来思考，他是如何去想，或者是如何去做的，这就是所谓的共情——就是你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感受、观点、立场或者情绪的反应，简单说就是感同身受，这就是所谓的传播的共情。
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比如有一个女孩子坐出租车，可能是因为车费还是路程的问题，与司机发生了争执，双方情绪都很激动，司机失手将女孩杀死。如果说从共情来讲，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在这个冲突中，可能因为恐慌，女孩的表达可能有些直接，那假如说司机刚好在家里吵架，心情也特别的不好，司机不是一个天生的坏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双方都没有做到共情，至少都没有换位思考。如果司机提前告知女孩这样走的原因或女孩发现问题后平稳地和司机沟通，双方都冷静一点，可能悲剧就不会发生。
共情实际上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现象，因为人天生有所谓的怜悯心或者同情心，但是怜悯和同情之所以和共情不太一样，是因为怜悯是一个失语的过程。假如你看到街上的有一个人受伤了或是有残疾，你可能会有一点心痛，甚至想伸出手去帮助。但这种感觉是一个主体对一个客体对象的一个高至低、上往下的感受，这不是共情。因为共情是平等，两个主体之间必须是完全平等的。
在沟通出现问题时，要么就是不能理解他人，要么就是因为误解的加深。共情它既可以是人际之间的交流，也可以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交流。比如说如今中国的发展，强调碳排放量要减少，可是碳排放量减少，工业发展就可能受限，又要保证老百姓生活质量、要经济增长、满足社会消费的欲望，就会出现一定的矛盾。国际社会在这个方面的标准是一致的，可是也是片面的。
美国经济是世界巨头，它的碳排放量很高，但因为人口数量较少，总碳排放量不是最高，但有数据显示美国人均碳排放量是最高的，并且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高速期已经过去，如今的碳排放量趋于一个平稳的状态，而如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才迎来高速发展期，如果不考虑这些情况直接一刀切，这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共情，所以共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共情是唯一的、首要的，我个人觉得人和人的交往理性更重要。当然大多数时候理性和共情并不矛盾，换位角度的情感传播或者情绪传播中，不是说要放弃我的理性思考。其实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它也是一种理性的反思，很多时候理性是设身处地共情的前提。所以这之间不冲突，当我们讲共情的时候，不是反理性的，这里的理性不是冷漠的、工具性的、纯粹科学的理性。
比如说我们疫情的管理，人们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放开政策，可能会导致病例暴增甚至社会混乱；不放开，又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不便甚至极端情况出现。但是对于每个个体的苦难而言，比如一个人他阳性了，他能不能到医院去治疗呢？不管这个人是国家元首，是医院院长，还是富翁，亦或是你的家人？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这里就要体现共情了。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别人当做他人，所有的别人都是我们其中的一部分，这就是共情。
主持人：那您觉得从传统媒体的时代，到现在新媒体的这个时代，共情传播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飞：这个变化最主要的表征在于：在新媒体传播时代，是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发声传播的人，那传统媒体它的模式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传统媒体都是一些专业的记者和编辑来选择信息、采写信息，用他们的那套独有的专业主义理念的模式来进行组装，写出文章进行报道。虽然不一定所有的文章都写得很精，但一定是经过专业的这些记者和编辑去挑选过的，考量过这个故事值不值得报道。
我们普通的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不知道什么叫客观，甚至也不清楚我这个内容里面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它可能会有一种主观的情绪，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关怀，或者说，我看到一个新鲜东西就想分享，它很容易情绪化，因为越有情绪性的东西越容易打动人。
你看到一个人流血、看到人的死亡了，或者看到别人痛哭了，你就会天然地觉得这是一个事情，我要去报道，但这里哭的是原因是什么呢？你就不知道了。那万一是一个坏人，他抢劫别人，然后被别人打了，哭了，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哭呢？当然他也会痛苦对不对？但他未必值得同情。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往往看到一个事实现场时，我们不是从这个事实的源头就去关注的，只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方面切进去的。你不知道事情的源头，也不追踪未来的结尾。
专业记者可能还要做深度报道，要做追踪报道，而一个普通的网民，他大概率不会去做深度的追踪报道，所以往往可能会选择打动他的某一个点。这个方面打动他了，他就也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去打动别人，这是很原始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层面的东西是恶意炒作，我可以去利用别人的同情心或者同理心，来做很多的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人女孩子被卖了，或者被强奸了，这件事可能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但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它可能就是贩卖眼泪的，贩卖痛苦的，那这种类型的故事的传播，显然跟传统媒体就不一样了。
传统媒体时代，如果出现了这种类型的事情，可能会受到大量的指责批评。比如说美国一个曾经拿到普利策新闻奖的女记者，她就是完全编的一个故事。《纽约时报》也有这种类型的编撰性故事，这种情况很多，但传统媒体时代，这些编的故事最后被别人揭露出来，他就身败名裂，没有报道的真实性，就不会有人再相信他。
中国新闻界也一样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比如有偿新闻报道，这些人不也要受到处分吗？但是你对一个普通的网民能这样吗？网民说他没有恶意，只是出于一种焦急的关心，那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批评他。当然现在可以说他扰乱社会治安，还有一些平台内容规则，各种不同新的方式来治理，但是这么多的人呢，这种现象可能永远会存在。
再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组织，到山区里去给那些穷困的孩子发钱，发完过后拍了故事，说我们这个公益组织做了很多事，画面当中那些孩子都很快乐，拿着钱还有糖果吃，但其实录制完毕，他们又把这些钱拿回来了。这就是贩卖爱心，觉得这些人需要关心、需要爱护，但实际上他不是真正在做慈善。
主持人：那是否可以理解为新媒体时代的媒体从业者，他没有像以往的那种专业能力，更多的是宣泄他自己的个人情感，那是不是这种共情传播能力比传统媒体时代衰减了呢？
吴飞：其实不然，是贩卖情绪或者情感的这个市场变大了，讲这种类型的故事太多了，但问题就在于有情感性不等于共情。我们要强调的共情，一直是要站在一个对等的情感互动的基础之上去完成的。比如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讨论，你说这个生育孩子很辛苦，如果我是要站在一个平等的对话的基础之上，我马上要会反应说我带孩子的时候也很辛苦，我们才可能有这种交互的感觉，那如果我没有那种体验，我就不能够完全理解你，你的痛苦未必能够接受。
当然哪怕就是有理性的共情，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受到了中西方学者的批评，就是未必共情就一定是好的，它可能会导致所谓的共情的泛滥，就是过度使用。我们人是有共情的，有开关的，是有主体性的。什么时候共情，什么时候不共情，我们是有反应的。你看到一个人被揍一顿，你可能觉得替他伤心、鸣不平，但如果是城管被打了，有些老百姓可能会觉得开心，本来一个人被打了，不是应该有共情吗？这里没有共情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城管这个角色给大家留下了负面的形象。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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