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介环境学缘起于北美。在中国，其萌芽和发展更多依靠译介，且主要在新闻传播学单一学术场域中进行。因此，在西方语境和学科滤镜的双重作用下，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尚存在许多疏漏和盲点。本文以麦克卢汉和哈弗洛克为代表，探求该学派在中国学术场域中“被遗忘的声音”，通过追溯“全球剧场”“全球膜”以及媒介教育观、“口语-文字”观和媒介记忆观等思想，以点带面地从学科语境层面正视该派诞生的历史钩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语境。同时文章结合对何道宽教授的深度访谈，反思在获取学术资源日渐便捷的当下，一些媒介环境学重要学者和作品至今仍在汉语世界乏人问津的原因，从而加深且拓展国内学者对媒介环境学的整体理解。
作者简介
朱豆豆，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讲师。
王淑花，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教授。
高慧敏，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北京物资学院校级青年科研基金项目“理论旅行：北美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及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022XJQN41）阶段性成果。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缘起于加拿大，发展于美国，其理论影响力已越出国界，在包括中国的很多国家发挥着重要影响。该派在中国的萌芽与发展与西方不同，主要在新闻传播学场域中进行且以译介为主。国内译介的主要人物是何道宽教授，由何教授翻译的该派在国内的系列译著，相较于其他学派而言，已相当完善且具有一定的系统性。然而，刘海龙（2016）所言的“灰色地带”使我们意识到，该派“旅行”至中国后，在看似经典的历史叙述之外，也存在着许多被遗漏的声音。由于北美媒介环境学呈现了很强的跨学科特性，而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更多集中于该派单一的“媒介视角”，这显然割裂了该视角与其他多元研究旨趣的联系，也导致很多经典人物或观点的不同面向在汉语世界“隐而不发”。由于媒介环境学派体系庞杂，学者众多。因此，文章以该派的核心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及其古典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 A. Havelock）为代表，探索二者在汉语世界被遮蔽的经典理念，并以点带面从学科语境层面正视该派诞生的历史钩沉及在中国的发展语境，从而加深且拓展国内学者对媒介环境学的整体理解。
一
“隐藏”的麦克卢汉：
从“全球剧场”到“全球膜”及媒介教育观
从北美到中国，关涉宏大主题、具有人文关怀且呈现多元研究旨趣的媒介环境学被规训于较为狭窄的新闻传播学领域。因此，麦克卢汉的一些相关作品或观点并未呈现在汉语世界中。如作品有《从陈词到原型》（From cliché to archetype）（McLuhan & Watson，1970）、《把握今天：退出游戏的行政主管》（Take Today: The Executive as Dropout）（McLuhan & Nevitt，1972）、《媒介定律：新科学》（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McLuhan& McLuhan，1988）等，诸多观点包括 “全球剧场”“全球膜”等。这些作为“遗失的经典”，导致我们对其思想的探索和理解有失全面性。
（一）从“全球剧场”到“全球膜”
在70年代以前，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已经成为人们对万维网最常用的描述之一。然而，在他后期的作品中，麦克卢汉开始放弃这个术语，转而使用一个看起来只是稍微修改过的词：全球剧场（global theater）。该概念很好地将媒介与“表演”“剧场”“监视”等概念相结合，是阐释当下社交媒体“表演文化”兴起的有力概念，因此有必要进行“打捞”。
在1970年的《从陈词到原型》一书中，麦克卢汉将新媒体与表演相提并论，首次提出“全球剧场”概念并对之予以阐释：“自从1957年人造卫星出现之后，地球就被封闭在一个人造的环境中，这个环境终结了‘自然’，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有待编排剧目的剧场……地球村已经转变成一个全球剧场，其结果便是，人们在公共空间‘做自己的事’”（McLuhan & Watson，1970：12）。在1972年与巴林顿·内维特（Barrington Nevitt）合著的《把握今天：退出游戏的行政主管》一书中，麦克卢汉对“全球剧场”概念做了深化，并对网络社会参与式文化的预测更为明确。他们指出：“建立一种新型的全球剧场，在这种剧场里，所有的人都成为演员，而很少有观众。世界人口是这个新剧院的演员和内容，剧院的剧目由一个个不断发生的事件组成，它可以对人们以前经历的任何事件进行检索或重播。”（McLuhan & Nevitt，1972：145）在1974年发表于《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一篇短文中，麦克卢汉引用了《从陈词到原型》的几个段落来重申“全球剧场”这一概念。他认为，在1957年10月17日，也就是人造卫星发射进入轨道的那一刻，全球剧场成为了人类生存的决定性条件。他将这一时刻称为“也许是可以想象的信息领域最大的革命”（McLuhan，1974），并继续从表演和监视方面揭示了这一概念的意义。此外，在70年代，麦克卢汉也尝试写一部关于“全球剧场”的百老汇戏剧，名为《媒介中的你》（Every Man in his Media）。有学者提出，该剧旨在表达“在每个人自己的媒介世界里，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媒介扮演，这些扮演将展示你不同身份、脾气和幽默的真实生活文化”（Andrew，2016）。
可见，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念在70年代已经有演变为“全球剧场”的迹象，国外很多学者对这一转变的隐喻意义做了相关解读。如约翰·廷内尔（John Tinnell）表示，麦克卢汉“用剧场（theater）取代村庄（village）”是对视频直播的一种评论（Tinnell，2011）。也有学者认为其隐喻含义远远不止于此。在专门刊载麦克卢汉知识网络资源库的一文中——即《隐喻的变化：从地球村到全球剧场》（The Metaphor Morphs：From Global Village to Global Theatre），作者阐释了麦克卢汉在这一概念转变背后的隐喻思想，并引入了新媒介和戏剧、表演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称麦克卢汉将空间作为一个舞台，每个人都在这一空间做自己的事情并让其他人见证，从而不间断地为剧院贡献节目，因此认为该概念是麦克卢汉对互联网时代一种愿景的表达（Kosnik，2015）。《从地球村到全球剧场：麦克卢汉后期作为一位关注差异、意识和多样性的哲学家》一文指出“地球村”概念虽出名但阐释力不足，文章认为“全球剧场”概念已从一种以构成主体为基础的延伸形态，过渡到一种类似于当代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作者结合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的“感觉领域”（fields-of-sense）本体论阐释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思想（Ralón，2017）。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变“摒弃了地球村对次生口语及部落集体性的坚持”（Tinnell，2011）。众多释义试图从多角度丰富麦克卢汉思想的多面性，但在中国土壤中，因涉及“全球剧场”概念的相关著作没有中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学者对其思想全面性的探索。
麦克卢汉“全球剧场”概念的一种思考方式是，用它作为一个标记概念来区分卫星带来的新环境。在一篇名为《职业道德的终结》的演讲中，麦克卢汉指出：“当地球突然被人造物品包围时，自然就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人造卫星诞生的那一刻就是创造宇宙飞船和/或全球剧场的时刻。莎士比亚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舞台，但有了人造卫星，世界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全球剧场，这里没有观众，只有演员”（McLuhan & Staines，1972：197）。可见，这两个词（即global和theatre）的并置意义非常丰富，当中从莎士比亚“环球剧场”（Globe Theatre）概念中也汲取了意义。莎士比亚曾言，“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All the world’s a stage）。作为一名英语教授，麦克卢汉借之而来的隐喻思维是，由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剧场里成了事实。不难发现，麦克卢汉的“全球剧场”概念正反映着我们当下的种种媒介景观：伴随传播技术的发展，地球表面的广阔区域迅速成为了直播、视频会议和其他电子支持形式（大规模）表演的潜在舞台。从国内现状来看，无论是抖音、快手平台中开展的全民“表演”，亦或是vlog等平台的日志“秀”，还是疫情下视频会议的频繁上线，这些由新传播技术生成的新媒介平台已成为所有人表演的舞台。在这样一种人造的环境中，地球村俨然变成了人人可表演的“全球剧场”，网络也变为一种被全景监视的公共领域。
除了“全球剧场”外，麦克卢汉在1969年《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中提出了“全球膜”（universal membrane）的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情感分裂，现代意识再次变得完整和包容，因为整个人类家族被密封在一个统一的全球膜上”（Playboy，1969）。媒介环境学前会长斯特拉特（Lance strate）在此基础上挑战了媒介环境学传统的“媒介即环境”的研究视角，并发展了“媒介即是膜”（the medium is the membrane）的隐喻（Strate，2010）。他提出将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媒介研究的“中介”概念应用于理解媒介环境学：“若超越‘媒介即环境’的观点，我想建议，当我们使用‘中介’这个词时，麦克卢汉的观点可以得到最好的理解……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和技术是人类有机体的延伸，但又坚持认为每一个延伸都是一种截除……当我们与环境打交道时，我们既拒绝又选择。我们将之过滤，又将之媒介化。或者我喜欢说，媒介即是膜（膜就是我们）。我们在混沌与秩序的边缘舞蹈，既拥抱又关闭、既伸展又截除、既接受又逃避”。因此，他得出“麦克卢汉真正关心的是中介过程，而不是媒介作为一种物的研究”（Strate，2010）。约克大学教授布鲁斯·鲍威（Bruce Powe）甚至用一本书对“全球膜”这一术语做了全新解读（Powe，2019）。在他的笔下，该术语道出了当前形势中一些更新的特征。他认为，“全球膜”是从“地球村”和“全球剧场”概念向感官、心理转变的一种进化跃迁式的表达：在这个开放的时代，由于数据的极速涌入，世界将我们所知道的信息连根拔起，带给人类精神困境，造成人类身份危机；当下人类正沉浸在一场意识和情感的彻底转变中，每件事都处于极速变化和运转的高度紧张状态，人类遭受着精神紧绷的困扰，透过这层“膜”的转变，即线上线下的频繁切换，传播使人类一下进入了尖锐而痛苦的分裂状态。
从“地球村”到“全球剧场”再到“全球膜”术语的转变，反映着新媒介时期人类不同的生存状态：人类从感官平衡的地球村到人人可参与、被监控的公共剧场、再到数字传播技术之“膜”对人类生活日益加深的吞噬感，这一过程反映着媒介环境学对人类陷入岌岌可危的生存环境的担忧。然而，由于译著的缺失、语境的不适或学术前沿性的不足，使我们对麦克卢汉“全球剧场”“全球膜”概念及其浅隐含义的探索受到了影响。
（二）麦克卢汉媒介教育观
麦克卢汉的媒介教育观点也或因汉译文本的缺失、语境的不同等因素而被有所忽略。对麦克卢汉甚至整个媒介环境学而言，面对技术带来的困扰，诉诸媒介素养教育是他们给出的终极方案。这在媒介教育尚属新领域的60年代就已被麦克卢汉提出，是该学派应对技术反作用的一种手段。
1960年，即《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诞生的四年前，麦克卢汉就完成了《关于理解新媒介的项目报告》（McLuhan，1960），这份报告在Friesen（2014）看来，旨在“提供一种研究媒介的路径及一份在中学教授媒介本质及影响的教学大纲”，其内容明显是《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的前身。此外，在由麦克卢汉与他人合作撰写的一本完全关注教育的书，即在《城市如教室：理解语言和媒介》（City as classroom: Understanding language and media）中，麦克卢汉指出，面对电子信息的爆炸，城市作为“没有墙的教室”将导致“大多数学习发生在教室之外”，并提出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掌握新媒介，因为新媒介将为我们“提供基本的感知工具”，帮助我们发展出“具有普通社会经验的判断和辨别能力”（McLuhan，Hutchon & McLuhan，1977：220-221）。这一观察结果成为麦克卢汉在《城市如教室》一书中的出发点，作者概述了通过一系列新媒介教育来训练获得、感知知识的方法，以帮助学生理解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然而，当时的大多数教育者坚持认为大众媒介的产品是以娱乐为目的，而不是教育。对此，麦克卢汉指出，许多文学名著最初也被视为一种娱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教育属性逐渐凸显，正如新媒介一样，未来电子时期媒介的教育功能将逐渐显现。因为“我们必须意识到，未来更多的教学是在教室外进行的，每分钟都比教室里进行的多很多倍。也就是说，仅就数量而言，在教室外的各种媒介每分钟嵌入年轻人头脑中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教室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将来，基本技能将不在教室里来教。”（McLuhan，1966：38）总之，该作通过提出不同问题让学生探索包括课堂、社区及媒介化的社会环境的不同特点，使人们认识到课堂之外媒介的教育意义，打破了书本作为辅助教学的霸权，挑战了官方学习机构对教育的垄断。我们今天正面临着麦克卢汉在40多年前就成功预言的境况，即新媒介逐渐成为教育的主要方式和平台。由于其媒介教育观在汉语世界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也影响了我们对其后继者，如Postman（1979）关于媒介教育的“两个课程”、 Meyrowitz（1998）提出的“三类媒介素养概念”等观点的重视和接受度。
二
“消失”的哈弗洛克：
“口语-文字”观与记忆理论
哈弗洛克作为与麦克卢汉同时代的学者，也在汉语世界的学科滤镜下，成为一位被“遗忘”的经典人物。哈弗洛克清晰地将希腊哲学的开端与书写带来的思想重构联系在一起，成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中不可缺失的古典派学者。尽管在何道宽翻译的多本作品中，对哈弗洛克都多有提及，但在学科“规训”的作用下，经由国内治学者的裁剪过滤，哈弗洛克一系列相关研究并未过多投射到中国语境中。
（一）哈弗洛克的“口语-文字”观
作为媒介环境学古典派的代表，哈弗洛克对口语及文字传播做了最为全面的开创性研究。其代表作《柏拉图导论》（Preface to Plato）主要探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作为一种歌曲形式是如何在没有书面文字的状况下创作和保存的（Havelock，1963）。1978年的《希腊正义概念》（The Greek Concept of Justice）是《柏拉图导论》的续集，主要追踪了与荷马口头思维相联系的具体的、人格化的“正义”（Justice）概念到柏拉图时期该概念日益抽象化的转变过程（Havelock，1978）。1986年的《缪斯学写作》（The muse learns to write）是其“口语-文字”观最后的简明表述，该作以古希腊为例总结了口语和书面文字这两种媒介的特点（Havelock，1986）。哈弗洛克对媒介环境学的最大影响在于他的观念有助于媒介环境学基本问题的成形，其基本原理是：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Postman，2006），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古希腊文明得以形成的两种技术：口语和书面传统。
哈弗洛克从口语和书面文字两种媒介背后的文化意义反思西方文明源头，可谓媒介环境学“口语-文字”观学术脉络的开拓者。在西方，“荷马问题”自19世纪以来就一直是反思西方文明的重要问题。哈弗洛克的《柏拉图导论》通过荷马史诗和柏拉图哲学的比较视野，讨论了字母表形成的文字文化对古希腊的启蒙及西方文明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文字会带来种种“噩运”，如导致人精神懒惰等负面影响。因此，柏拉图本人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对话写作形式。这种形式结合了口语与书写的双重优点，既能发挥书写利于保存的特点，又保留了口头论辩的鲜活与灵性。哈弗洛克则批判了柏拉图认为的“口语优于书面文字”的观点“态度保守且不合逻辑”，因为在他看来，“书写是逻辑的来源，柏拉图用以替代意见和信念（doxa）的知识（episteme）本身就是在书面革命中孕育而生的”（Havelock，1963：56）。哈弗洛克赞美古希腊人不仅发明了拼音字母，更是创造了整个现代思维的文化基础（伊尼斯，1951/2012：238）。然而，在中国语境中，由于未对哈弗洛克相关著作加以引介，其在中国的形象显得颇为片面和模糊。
《柏拉图导论》主要分析了从口语向文字时期转变过程中，不同媒介对人的记忆、思维、心理及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该作呈现了一个从研究口语到书面文字转变的学术脉络，在世界范围内一直被广泛地阅读和引用。许多北美媒介环境学人及其他领域的领航人深受哈弗洛克作品的影响。如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在其1982年出版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 and Literacy）一书中，对哈弗洛克的引用仅次于他自己（Olson，1977：262）。该作大力赞同哈弗洛克关于“原生口语”（primary orality）的论述及“书写重构意识”（Writing restructures consciences）的中心理论。除了翁之外，包括人类学家杰克·古迪（Jack Goody）、心理学家戴维·奥尔森（David Olson）等这一代学者似乎已经接受了哈弗洛克关于口语、书面文字及记忆理论的权威性。尽管古迪的探索已经远远超出了哈弗洛克以希腊为主的论证，但他经常把哈弗洛克的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并致力于发展哈弗洛克的思想——即书写是逻辑的来源。而戴维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哈弗洛克的理论基础，他主张将字母读写能力作为现代科学的基础。截至2022年9月5日，《柏拉图导论》（1963）在谷歌学术中的被引量高达近4596次，自出版之日起至今仍在印行，其外文译本仍在世界各地拥有读者，由此可见他在全球的享誉程度。在我国，尽管该学派的文化中间人何道宽教授在2008年对作为哈弗洛克承继者翁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词语的技术化》一书做了翻译引介，但该作的被引率远远低于其他媒介环境学经典作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哈弗洛克为起点的媒介环境学的“口语-文字”观并未引起国人的足够重视。
（二）哈弗洛克的媒介记忆观
哈弗洛克对媒介、记忆和社会互动关系的探讨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哈弗洛克不认同柏拉图所认为的“人的记忆会受到科技的损害”这一观点，他认为书面文字使人的记忆得以从人脑中逃脱，记忆以文字形式得以加强，同时人获得了控制记忆的能力（Havelock，1963：56）。也就是说，哈弗洛克的观点是在反思柏拉图等古希腊哲人的思想中形成的，主要分析了从口传到文字的转变过程中，技术与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
哈弗洛克分析了口语时代人们所特有的心理结构：这一时期所有传递给后代的经典知识都是以诗歌的形式传播，因为这种语言很容易记住和重复，而诗人成了人格化的集体记忆的载体。对于哈弗洛克和翁来说，这种记忆的传递塑造了一种保守的思维方式，也使人们的抽象和分类能力降低，最终导致如翁所说的“过去的知识若与现在无关，则通常会被遗忘在口语时代中”（Ong，2002：107）。随着印刷术的发明，记忆从人脑中逃逸出来，越来越多地被传送到媒介中，被用来传递的记忆变成了种种文化记忆。诚如Assmann（1990：20）所言：“哈弗洛克的成果证明，通过采用字母表，人类获得了控制自己记忆的能力，记忆不再充斥着需要记忆的事实，而是成为个体反思和体验的一种中介。”文字将人类的记忆外化，加速遗忘的产生，而印刷又使这一过程加速：由于“对知识的传播并没有太多限制，因此集体记忆在印刷时代得以稳固和增强”（Eisenstein，1997：234-235）。在此基础上，翁提出了从口语时代到到电子时期，人类获取、处理和传达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他认为人们对信息的记忆是通过重复使用或讨论等仪式实践的方式来进行的，正确使用信息、并将之转化为长期记忆、再通过实践和批判性思维才能将记忆转变为知识和智慧，而没有批判性思维的瞬时信息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为了获得一定程度的知识和智慧，人类必须学会练习批判性地思考观念、思想及其他信息的含义（Ong，2002）。
从哈弗洛克和翁关于记忆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得出媒介、记忆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首先媒介的变迁直接影响着社会记忆的方式，从而改变了知识储存和检索的物质基础；另外，这些变化又会对整个社会的组织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写作和印刷会削弱人类记忆能力的发展，容易造成文化断裂的危险，从而使社会不稳定（Gladney，1991）。二者都通过回避现代交流的观念，从历史角度出发来理解技术对人类思维、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三
重返经典探新知：
追溯媒介环境学更多的学术脉络
被遮蔽和遗忘的经典不仅有上述提到的观点及作品，还有从不同面向探索二者及其他不同媒介环境学人思想的更多脉络。如从古希腊哲学面向深入研究媒介影响意义的媒介环境学经典。典型的有麦克卢汉的《古登堡群英》（1962）。在该作中，麦克卢汉认为古希腊发明的拼音文字的线性、连续性和同质性促使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僵化。这种状况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进一步被强化，其结果是印刷主导的文字媒介的偏向性在人们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形塑人们的思维并作用于整体社会，人们因此习惯用固定的思维看问题。这种印刷文化带有的偏向性的影响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传播学的研究。因此，在《媒介与决定原因》（Media and formal cause）一书中，麦克卢汉认为香农和韦弗的通信模式所具有的线性模式来理解媒介是有问题的，其提出回归亚里士多德的四元因果关系以从多角度同步阐释媒介的研究路径（McLuhan & McLuhan，2011）。然而，因前者未能唤起国内治学者共鸣且后者尚未出现中译版，麦克卢汉这种受古希腊思想的影响及其后继人类似的思想脉络也被国内学者有所忽视。若将这些尚未翻译的著作置于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传统中来看，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对口头传播、书面文字的分析及对人类思维模式、记忆的影响等诸多论点所阐释的思考框架是媒介环境学重要的思想之源。此外，无论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提出的“时空的偏向”，麦克卢汉的“感官的偏向”还是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提出的“技术垄断”，这些观点显然可追溯至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他们的思维都或明或暗地透露出古希腊哲人的思想。
“失踪”现象比比皆是。除上文提到的人物及观点外，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新科学》因无汉译版本，国内学者对该英文原著的引用量仅为624。此外，麦克卢汉之子埃里克·麦克卢汉（Eric McLuhan）在其逝世后编纂的《媒介与光：宗教的沉思》（1999）、翁的《拉米斯：方法和对话的式微》（1958）、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的《电视上的宗教仪式》（1998）等蕴含鲜明西方宗教色彩的著作或作品因尚未有中文译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媒介环境学的宗教意蕴、文化面向等诸多研究视野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有所遮蔽。因此，北美媒介环境学不是简单的“媒介研究”或“媒介理论”所能概括的。我们对媒介环境学整体观的理解，还有待于在不同层面继续开掘、延伸。
四
选择性译介背后的学科流变及反思
媒介环境学并非铁板一块，其品鉴历史长卷的宏观视野使这一学术传统成为传播学研究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关注的范围涉及文化、哲学、美学、教育、历史、社会等不同学科，是人文领域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在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该学派作为一个松散的学术共同体，很多学者或其代表性理论在中国语境中被裁减、被降格或被遮蔽。正如刘海龙评价传播思想史时所言：“仿佛一切事件都是理所当然处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但为何会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刘海龙，2016：导言）
经典人物或作品的“遗失”难免与国内治学者的选择性译介有着一定的关系，也与我们早期的诠释者、中国的社会语境及文化密切相关，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学派在中西学术场域的学科归属问题脱不了干系。因为“理论的跨学科接受是一个高度选择性的、历史可变的过程，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接受学科的主导范式”（刘海龙，2016：导言）。如媒介环境学哲学及宗教意蕴的淡化、古典学者哈弗洛克的消失等问题都指向了媒介环境学在中国学科语境中的适应性问题。
由于学科语境不同，个别概念或作品得以从原初语境中分离出来，重新融入到新的应用场景和学科环境中。按照这一逻辑，之后的译介及研究过程也多半跟随这一定位，形成了当前的研究景象：即与西方历史（哈弗洛克的作品）、语言（洛根的作品）、哲学（麦克卢汉等学者思想的哲学面向）相关的理论面向在国内新闻传播学领域并未受到重视，而与信息传播、新媒介关联密切的论点则成为主流。那么，媒介环境学为何会形成边界松散模糊的学科属性？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又将何去何从？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追溯媒介环境学的诞生语境。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的后现代主义，是对僵化、封闭独断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摒弃。媒介环境学便诞生于这一时期。对于后现代语境下的学科边界，Bloland（1995：521-559）借用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说法，认为后现代主义下的“学科边界，正在内爆”，后现代主义鞭笞集权化和“封闭”的寻求内聚性的学科体系，推崇“一种破坏性的、富有张力的和保持开放的状态”，在这种时代下，学科往往被设想为进行权力竞争的场所、系统或网络，而不是学者的学术共同体。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预示着边界的崩溃，学科被概念化为“不依赖于统一、共识及交流”，被视为一个“不同意见的共同体”，至于后现代“共同体”的边界问题，其强调的是“一种平等的知识分类，而不是现代高等教育特有的学科之间的排他性”（Readings，1996：20）。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带动了学科之间的模糊性，学科界限的瓦解使得媒介环境学学科的概念本身成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遗迹。
然而，对于媒介环境学是否有一种思想传统，及是否属于一种整合一体的理论，北美学界仍争论不休。该学派也因在整体层面缺乏对知识追求的聚合性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和质疑。如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 Trowler）在《学术部落及其领地》一书中说道，“作为一个领域，在研究方面，媒介环境学缺乏可归纳的发现和普遍规律，也缺乏其支持者所认同的成熟的理论结构；其知识不受限制，研究边界不明确（Becher & Trowler，2001：184）。因此，国外学者多将之视作一个研究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Cali，2012）。同时，媒介环境学也因其缺乏透彻的“线性”分析而饱受西方主流学界的批评，以至于在西方传播学领域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而媒介环境学在汉语世界的改造和运用，却因其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开辟的学术想象空间而受到关注（当然，这种说法是相对而言的）。诚如林文刚所言：“北美传播研究的谱系中，媒介环境研究这个思想传统总体上处于失声的状态”（林文刚，2019：编者序）。他同时认为，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在越来越多志趣相投的学者的关注下逐渐走向成熟，已在传播学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可（林文刚，2019：绪论）。
不难预测，随着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细分，要想重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克卢汉时代的辉煌，即从技术视角审视媒介变迁对社会的影响，或作为一种生态学的研究思潮对整个人文学科都产生影响，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此，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似乎变为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这一描述是源于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现状而言的，并非强调人为因素）：媒介环境学先退回到一个具体的学科领域中，进而实现在整个学术界的价值体现，而所选取的这个领域，就是自身学术根基不够厚实的新闻传播学。也就是说，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学科发展有其自身的现实语境，它总是回应着外部环境变化的诉求。
相比之下，作为松散的学术共同体，这一学科属性在北美的发展有着适合这一特性的社会语境。即如同文化研究，后现代语境中生发的媒介环境学是为冲破束缚、打破僵化和封闭的学科体系而诞生的，反映了学科与外部世界边界的多样性、多元性、扩散性和模糊性。而中国语境下的媒介环境学被收编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也有其历史和社会语境，将其规训至新闻传播学领域，一方面会促使该学派成为本学科重要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也益于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的整合与发展，但这一属性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应用语境及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就其学术气质而言，如果媒介环境学确实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学术共同体”而不是一种学科，寻找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准则就无异于找错了方向，这种构念中的“学科准则”并不由已发现的真理和现实构成，而是在动态的外部环境的协商中存在。因此，我们只能将这种学科“规训”视为对外部学术环境变化的一种反映。
对于该派在汉语世界未来的发展，不妨参考Courmier（2020）提出的一个适合媒介环境学发展的植物学隐喻：根状茎（rhizome）。他认为，“根茎植物，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边界，相反，它是由一些半独立的节点组成的，每个节点都能自己生长和扩展，只受其栖息地的限制……根状茎属于一种必须被制造、构建的地图，一种总是可分离、可连接、可逆、可修改的线路，并且有多个入口和自己的飞行线路”。北美媒介环境学的学科边界用“根状茎”的比喻最能抓住其性质和范围。
媒介环境学在根茎式的学科发展模式中，其学科体系的建构不是由专家学者的预先设定而驱动的，而是在后继者实时构建和协商中进行的：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通过自发地塑造、构建不同的研究对象，就像根茎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作出反应一样——根茎为非谱系的，通过变异、扩张、征服、捕获而分枝运作（Felix，1987：21）。这种根状茎的学科模式，使不同研究者通过当下媒介现实生成情境性的知识地图，构建适合当今知识发展和变化方式的媒介环境学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环境学根状茎的学术模式容易使知识概念追溯到其最早的根源，从而使后继者在用媒介环境学建构或解读新媒介的社会意义时，容易将其所作的研究合法化，免去了寻求外部知识认同的需要。如人们借用“媒介即人的延伸”“传播的偏向”“媒介四定律”等经典的媒介环境学观点来观照媒介现实，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依据根状茎式的经典论点来创建、延伸新知识，并将这些知识扩散至哲学、语言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或领域。从这一层面来看，该派在汉语世界的未来发展也必将经历一个从走进传播学到走出传播学的过程。
继续回到前文探讨的焦点上，这些“经典”之所以在汉语世界被遮蔽，并非说明他们不重要，也不是中国学者没有读到过这些思想，只不过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框架下，国内学者不得不对他们“视而不见”。因此，在中国语境中的媒介环境学研究，应广泛从其思想源头、媒介文本及历史语境出发，从历史、媒介教育、语言、宗教、哲学等多角度尽可能还原媒介环境学全貌，以颠覆中国媒介环境学学术发展史主流叙事视角、解放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知识想象力。唯有此，才有望探索出甚至北美学者都未曾开掘的知识领域。
五
余论
媒介环境学以强调媒介的深远意义来撕裂旧范式以短期效果为主导的帷幕登台亮相，使之成为品鉴历史长卷和社会图景的一个重要维度。在本文的最后，笔者将围绕如下两个问题展开思考，以对本文阐释未尽的部分作出补充，也希冀借此从不同层面开拓理解媒介环境学的更多思路。
一是思考除了学科流变层面的原因外，是否有其他原因影响着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译介及研究？
针对该问题，笔者采访了媒介环境学在中国的主要译者何道宽。对于麦克卢汉，何教授十分排斥翻译他与其他学者的合著，认为其合著有剥削他人之嫌：“对于麦克卢汉的合著，我尚未进行翻译，因我不同意麦克卢汉的一些做派，他‘剥削’亲友和来访学者的作风很成问题”。何老主要列举了如下三点“劣迹”：
（1）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的书信全由他口授，夫人或秘书打字，他签名。
（2）1963年，麦克卢汉研究所成立以后，先后驻所的几位外来学者与他“对话”、整理书稿，交由秘书打字，然后由他牵头发表，这些书有：《从陈词到原型》（与威尔弗雷德·华生合著）《把握今天：退出游戏的行政主管》（与巴林顿·内维特合著）《作为课堂的城市：理解语言和媒介》（与哈钦、埃里克·麦克卢汉合著）《地球村》（与布鲁斯·鲍尔斯合著）
（3）《媒介与文明：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和《媒介即按摩：麦克卢汉媒介效应一览》这两本书是麦克卢汉在世时由两个超级“麦粉”集纳麦克卢汉语录出版，麦克卢汉没有动一根手指头。
由于上述三种原因，麦克卢汉与他人的合著被有意回避。何道宽看重作品背后作者本人投入的个人经历、情绪、态度，认为若不能认同作者的写作方式，便不能很好地与之共情、进而更好地投入翻译，这体现了译者对自身职业素养的高要求。如果说早期的治学者只能依靠数量和质量从有限的中译本进行想象，那么在学术交流日渐频繁便捷的当下，我想中国学者依旧尚未触及这些“隐藏”观点的很大原因在于，我们在当下已身处于这些概念所描述的现状中，其观点所具有的神谕特性早已被我们在新媒介环境中的频繁经验性体察所覆盖，即使有学者能发现这些遗漏的“经典”，其预见性也很难像观点诞生的50年前一样得以凸显。如同《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样，若该作不是在50多年前诞生，而是产于今日，它还会像当初一样“倍显神谕特质”吗？也就是说，理论应用的语境和场景在当下都发生了改变，理论生发的力量自然也会发生改变。
至于汉语世界消失的哈弗洛克，除缺乏译著这一客观“借口”外，如前文所述，其被遮蔽的原因与中国将之收编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不无关系：由于哈弗洛克的问题意识更多与西方哲学与历史相接洽，因此较难从新闻传播学内部得到重视与大规模传播。第二个最容易让人想到的解释仍是社会语境的问题。在西方社会，媒介环境学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酝酿，该语境强调学科边界的模糊、松散特性。因此，哈弗洛克关注西方历史、古希腊文明、媒介、哲学等多学科的模糊性体验在20世纪60年代后现主义思潮兴起的西方必然有着很强的文化适应力。但旅行至中国后，其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读写能力祛魅、人类陷入文化困境的时代，其“口语-文字”观自然易被忽视。所谓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人物，不同人开拓着不同的时代。由于理论旅行的能力各有不同，导致哈弗洛克在中国成为被时代、语境过滤掉的经典人物。这也印证了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理论的旅行总是对变化的社会环境与历史环境的一种回应（Said，2002：451-452）。因此，汉语世界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不能摆脱自己的社会语境和历史，必须在此基础上前进。
二是思考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层面，这些遗漏的人物及观点可以为我们带来哪些启发？
麦克卢汉被定义为一位洞见未来交流的远见者，其更加关注的是未来媒介的影响力量，而哈弗洛克则专注于审视过去，主要通过口语与书面文化来反思西方文明。若使这些“失落的遗迹”在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再脉络化，即将他们代表的不同纬度完整地置于中国媒介环境学学术传统当中，带给我们一种启发是，媒介环境学不仅能帮助我们观测未来，也可以植根于文化和历史，带给我们理解文化及历史变迁的新视野。
于过去，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断流、绵延五千年的古老文明。那么，从结绳记事、象形壁画、甲骨文，到竹简、帛书，再到纸书，这些媒介如何传承中华文明？从伏生护尚书、秦始皇焚书坑儒到乾隆修编《四库全书》，媒介在中国的政治文化变迁中又如何反应中国文明的演进？
于未来，在互联网构筑的数字媒介时代，特别是伴随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需要一些新的隐喻以应对媒介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挑战。如从麦克卢汉的“全球剧场”概念出发，得出将新媒介视为“剧场”的隐喻，就不失为一种尝试。该隐喻也足以让我们反思当下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vlog等新媒介带来的“表演文化”的兴起及因此形成的处处被监视的网络环境；由“全球膜”概念引出“媒介即是膜”的隐喻，对该派传统的“媒介即环境”的研究视角提出质疑并主张探究该派“媒介即中介”学术脉络，这也会为我们理解人与媒介、人与社会关系带来更多启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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