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今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涉外传播与争议中，“国际绰号”是一种较为盛行的非主流民间话语形式，参与者甚至将其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来发起网络民族主义的“爱国动员”。通过语料库归纳，发现“国际绰号”是将国际关系“人际化”，将国别“拟人化”的一种修辞方式，其中一部分为社交媒体中产生的新词，一部分为社交媒体中发生语义变迁的旧词。一些“国际绰号”具有蔑称指向，以隐喻或转喻开展反讽、攻讦和批判，这有可能产生民粹隐患和伦理危机，不仅导致中国在国际社会处于道德被动地位， 弱化国际话语权，而且影响了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语言审美，破坏了“中国形象亲和力”，不符合“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的要求。
作者简介
彭华新，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深圳市哲学社科基金“疫情防范中‘健康中国’的媒介语言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SZ2022B035）的阶段成果。
一
研究背景
称呼外国人为“老外”“鬼佬”“洋人”“歪果仁”，这在中国似乎是一种语言习惯，但意义含糊，属于统称。最近几年，中国网民对外国或外国人的指称呈现细分化迹象，不仅每年都有类似“灯塔国”“岛国”“阿三”等非主流称谓出现， 而且各类词汇可在不同国别、不同语境中使用。这种风格的称谓类似于人际关系中的“绰号”（nickname）。西方国家的“绰号”研究具有四种视角：第一是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绰号能够定义社会边界、维持群体身份，区分异族群体；第二是社会心理学视角，强调绰号的言语攻击性和自我身份认同；第三是文化视角，将绰号作为表达与沟通的符码系统；第四是现实批判主义视角，如学生给老师取绰号，取绰号成为一种政治行动，能够创造集体性的政治意识（王晴锋，2020）。而这种发生在国家间的“绰号”，我们将其定义为“国际绰号”（international nickname），即一种兴盛于社交媒体且针对他国国别、国民或政要人物的非官方称谓，通过拟人、比喻等修辞格对国家进行人格化、具象化、戏谑化处理，完成情感叙说、价值观批评的隐喻或转喻，这些系统性策略包括：作为一种标签，在国际社会结构中确认爱国群体身份，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展开侮辱性言语攻击，在文化视角下确定传播环境与途径，在现实批判主义视角下观察绰号使用者的政治意图。笔者对新浪微博（2019-2021）中的“国际绰号”进行梳理，发现其动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最近几年来，民粹主义成为席卷大西洋两岸的一股浪潮，在欧洲表现为“维护民族传统、反全球化、反外国移民”，在美国表现为“占领华尔街、茶党运动”（严庆，2019），外部因素不仅激化了国际对抗情绪，而且为国内的排外运动提供了示范；内部因素，社交媒体的出现不仅增加了跨界、跨域交流的机会，而且促成了青年群体参与国际关系的可能，刘海龙（2017）认为，作为网络原住民的90后的生活方式完全由网络塑造，他们在“游戏与追星中会遭遇民族身份的问题，反过来政治问题也可以通过游戏与粉丝群体的表达、行为方式加以解决”。近三年出现的“国际绰号”正是带着一丝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的气质。
横看国际社会，“国际绰号”并非汉语独有。有研究者认为，种族辱称（racial slurs）在西方国家不同种族间的相互使用十分普遍（O’Dea，2020），给他国或他国国民取羞辱性绰号也不少见，如二战时期，美国人叫日本人“Jap”（类似于“小日本”），叫中国人“Chink”（据说源于中国人喜欢说“请”）或“Ching”（源于近代史的“清”）,叫英国人“Limey”（源于英国舰艇上使用的预防坏血病的莱蒙汽水）,美国被其他国家叫“Yankee”（来源没有统一说法）。纵观历史长河，“国际绰号”在中国也不是近年才有，中国素称外族人为“蛮夷”，自以中央之国自居，鸦片战争打开国门之后，西方白人涌入，在外国人比较集中的口岸地区，天津人称其为“毛子”，广东人称其为“番鬼”，今天粤语中的“鬼佬”由此而来。很明显，“毛子”“番鬼”都属于蔑称。随着中国官方在洋务运动中对西洋技术的态度改变，以及西方国家在不平等条约中获得更多政治权利，当时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谓也发生变化，“洋大人”这一绰号用以暗示外国人的权贵地位。如《官场现形记》中描述“有些不晓得他的姓，都尊之为‘洋大人’”（李伯元，2014：747）。具体到国别也有不同绰号，如“东瀛”“扶桑”是中国赋予日本的雅称，“倭国”“鬼子”则是蔑称，明朝东南沿海受扰时称其为“倭寇”，这一绰号近代演变为“鬼子”。在中国历史上，“国际绰号”实现了对民族情感的引导，甚至直接影响相关国的外交政策。以古鉴今，当网民意见转化为政治舆论，一些标志性的表达方式也可能成为互联网时代“公民外交”的一种新形态（郑素侠，2017）。
二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
1. 绰号：国际话语的民间修辞
在国内不断升温的文化研究中，绰号并未得到重视（侯广旭，2001）。目前，为数不多的“绰号”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名”。中国大百科全书（1988：327）将“绰号”定义为“由周围的人给起的补充名，常常是根据人物的某种特点或生活环境而起的”。曹超（2009）认为绰号是出于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等目的外加给他人的称呼语，是一种非主流的语言文化现象。对于文学虚拟人物，束定芳（2009）研究了《水浒传》中108将的绰号，发现绰号的信息性比名字更强，承载人物评价意义。对于现实生活人物，宁泽逵（2016）研究了村干部的绰号，认为绰号具有身份建构、角色期望、组织鼓励、道德约束等社会功能。到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学术成果直接研究具体国别和国民的绰号，但有文章梳理了美国自独立以来所有总统的政治绰号（郭俊兰，2020）。
在西方研究中，Reyes（2013）提出了绰号的“拟人化”（personification）功能，绰号能用于表达多重社会关系的身份和权力，其含义会随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Adams（2009）认为绰号是在政治复杂的关系中构建对象的一种手段。Leslie（1990）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绰号的使用率在持续下滑， 以至于在今天显得有点不合时宜。本文将“国际绰号”视作中国民间认知和确认外国（人）身份的修辞手法，考察这种补充性称谓对他国的评价意义、角色期待，以及对本国人的身份认同、价值引导和情感动员。
2. 网络民族主义：具有民粹倾向的社会思潮
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而言，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话语形式，一种将政治共同体想象为有限的、拥有主权的和平行地跨阶级的叙事类型（史密斯，2010/2011：86-87）。印刷媒介传递了精英主义的民族叙事，成为人们共享的情感与维系的纽带（董天策，2021）。媒介发展到网络时代，社会力量在网络政治动员上拥有了更多的优势，国家的政治动员能力反而在草根权力的戏谑、调侃与集群抗议中逐渐衰减（杜骏飞，2015）。“国际绰号”并非一种经过严谨的利益权衡和道德论证的精英式民族主义话语，而是“以道德群体的集体意志和拥有假想的同一祖先群体的共享情感为基础”（史密斯，2010/2011：90），对“他者”进行文化建构和政治建构的工具。“他者”强调的是其客体、异己、国外、差异等特质，以显示其外在的身份和角色（张健，2020：124），民族认同具有“同一性”（我们是谁？）与“差异性”（我们与别人有何不同？）两个方向，“国际绰号”大多数时候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性中形成自我认同的，从“国际绰号”的民族情绪来看，网民运用底层话语逻辑形成的虚拟共同体正在强化国家认同，形成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在中文互联网最先形成规模，再进行跨境传播的现象（邹军，2021），这与“国际绰号”在汉语世界的传播现状一致。有学者在研究网络民族主义过程中已注意到“国际绰号”的特征：“网络上充斥对邻国人民的‘阿三’‘棒子’等蔑称。近年对西方国家的排斥情绪也在增强，‘白皮猪’等蔑称在一些军迷论坛上屡见不鲜”（刘培功，2021）。涉及文化摩擦问题时，网民更多以“恶搞”的形式讥讽、贬损对方，包括蔑称、脏话，总体上表现为爱国主义（郭小安，2016）。
沿着这种思路，很多学者关注到网络民族主义的民粹思潮倾向。民粹主义者善于利用民众的愤怒与恐惧（Rico，2017），网民对于事实内容漠不关心，却对立场和“选边站”极端热情（黄楚新，2021）。民粹主义的“缺乏内核”（程春华， 2020）导致“认同”的边界并不清晰，阅读者通过“国际绰号”来快速判断文本发出者的政治立场，此时的“认同”由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异化为共同价值立场的“政治认同”，而“认同”的“他者”也由“国外”转化为“亲外者”。“国际绰号”的使用者并不一定持有严谨的价值观，而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随时调整称谓。可见，民粹主义只是赢得支持的策略，倾向于“以简化繁”地唤起情绪（程春华，2020）。
3.隐喻与转喻：关于“指称”的语言哲学
20世纪语言哲学界围绕“指称”的语义学涵义和语用学对象展开了辩论。戈特洛布·弗莱格（Gottlob Frege）提出著名的“摹状论”（description），认为专名不仅有指称，也有涵义（王寅，2012），其内涵等于一个确定摹状语的意义， 即命名取决于该对象所具有的特性，而非直接指称对象。但索尔·克里普克（Saul Kripke）认为只要站在历史因果链条上取“从众”策略即可命名，提出“历史因果论”（王寅，2012）。比较而言，摹状论属于语义学范畴，注重命名时的语义理据，因果论注重语言使用的历史传承，属于语用范畴（王寅，2012）。摹状论与因果论各有利弊，很多指称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对象的，遮蔽上下文，很难确定指称对象，这就是典型的摹状论命名，根据其历史特征进行描述。有学者认为，那些客观世界中无对应物的专名，可通过“摹状论”来消解这类专名的意义之惑（陈波，2005：164）。而“无中生有”的意义生产，依赖于词汇在不同文化中的隐喻功能，“隐喻与类比紧密相连”（王文斌，2020：168），因为隐喻在语言系统中普遍存在。王寅在上述指称争论的基础上提出“命名转喻论”，认为专名的内涵（即涵义）和外延（即指称）构成了一个连续体，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交际需要，选取对象的部分属性来命名对象的整体（王寅，2014）。“命名转喻论”折衷了内涵与外延之间的矛盾，即通过指称对象的一部分特征（即内涵）或事实（即外延）来代替对象的整体，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转喻关系。本文提炼前期理论认为，隐喻是不同事物的整体与整体之间的类比，转喻是同一事物的部分对整体的代表。
（二）研究方法
语料库归纳是本文的数据方法。由于“国际绰号”具有较强的隐晦性、善变性，并含有一定的政治隐喻，无法采用Word Smith Tools等工具进行分析，需要针对新浪微博中的国际话题开展人工挖掘和辨析。人工相对于软件操作的缺点是耗时长，优点是更灵活地根据语境关系对词汇的语义和语用进行多样化分析，可以发现字外之意，避免机械释义；“新批评”细读法是语料库归纳之后的分析方法，注重在不同场景下对词句进行详尽解释，捕捉语句的言外之意；网络民族志是搜集和分析“国际绰号”的田野方法。对网络中流行的国别、国民的非官方称呼进行提取，这就需要置身网络田野中，随时关注国际事件的舆论动向、国际关系的节点走向、国际舆论的主体变化；此外，本文在词汇情感指向（雅/蔑）部分补充了深度访谈，受访者包括河南某大学艺术学院的副教授娜塔莎（俄罗斯籍，普希金大学博士，在中国生活十年，精通汉语）、浙江某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印度籍，共三名）、山东某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曾留韩学习多年），了解“名主国”公民对中文互联网中“国际绰号”的认知程度及情感倾向。
结合研究背景的先验性观察、前期文献的理论不足与研究方法的优势，本文提炼出三个需解决的问题：1.普遍意义上的“国际绰号”在发展过程中是怎样的状况？呈现怎样的语义特点？即表征上的修辞形式问题；2.在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国际绰号”为什么流行？即深层次的修辞关系与伦理结构问题；3.“国际绰号” 作为一种用来修饰他国形象与价值观的称谓，是否存在着类似于人际关系的伦理问题？这种伦理体现在国家之间又是怎样的形态？
三
修辞表征：语料库归纳及其语义分析
（一）语料库归纳
虽然本文语料库建构源自新浪微博，但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新浪微博，而是对新浪微博中出现的身份类名词进行搜索，观察这些名词在所有社交平台的现状。在长期的网络田野中，笔者搜集了近千个国际身份类名词，确定为“国际绰号”的有两百余个，根据词汇的留存时间、传播范围、共识程度，选择其中有影响力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
（二）“国际绰号”的词源和语义互动
上表中词汇的雅称或蔑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网民针对“名主国”的民间情绪，如前文所言，“无中生有”的意义生产依赖于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隐喻功能，而这种微妙的语境又附着于复杂的国际关系演变、国际舆论渲染等宏观性主题，因此，民间情绪与词汇情感的关系稳定性是相对的，这也符合民粹“缺乏内核”的特征。
“倭”在日语中与“大和”发音同为やまと，“倭”字本意没有贬义，但现代发展成蔑称。也有人认为，“倭”通“矮”，以此隐喻日本人身高，贬义由此而来。从东京奥运会（2021）期间微博上中日网友的辩论可见，日本人对中文语境下“倭”等词的负面情绪是知晓的，这种绰号的使用率在辩论中渐增。但“霓虹国” 这种中性词则较少用于与对方国的辩论。
“阿三”原是上海方言，为蔑称，类似于“小瘪三”，该词转移成网络语言后专指印度人，实际上是将其与上海方言中的“阿三”进行类比，隐喻其民族特点， 属于历史传承（因果）下来的词汇，字面不具备语义理据。在访谈中，印度籍留学生持两个观点：第一，虽然很多生活在印度的人并不了解“阿三”一词，但该词近年被懂中文的印度人翻译成India Asan，并出现于印度国内的社交媒体，导致印度人对此反感，印度的知识界人士将中国视为对手，与这类“蔑称”词汇有一定关系。第二，来华的印度人基本都知道这一称谓，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中国人不了解印度，尤其是不了解印度历史和现状而产生的社会心态。
“北极熊”是以动物的体格、性格来隐喻国家，该词一般在表达凶残、强大的民族特点时使用，但“熊”在中文中又有明显的蔑视指向，因此“熊”虽然是在表达涉俄负面情绪时使用，但这种负面情绪也是复杂的，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情绪切换。在访谈中，俄籍学者娜塔莎认为，在所有涉俄绰号中，“北极熊”的认同度最高，俄罗斯人彼此也会相互称呼，如果外国人在非对抗语境下称呼他们“北极熊”也是乐意接受的。由此来看，中国网民与俄罗斯人对“熊”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导致中文互联网中“北极熊”的负面情绪并不能刺激俄罗斯人的民族情感。此外，在俄的俄罗斯人基本不清楚“战斗民族”一词，但在中国留学的俄籍学生对该词基本都能接受，认为该词代表俄罗斯人坚强的性格。但也有俄籍学生认为该词具有暗示“好战”的贬义。对“老毛子”一词，受访者表达大部分俄罗斯人不能接受，相当于俄罗斯人称呼中国人“小个子”。“罗刹国”是清朝初年中国人对俄罗斯的称呼。“面对俄国殖民者的入侵，我国黑龙江地区的土著居民英勇抗击，把残忍吃人的俄罗斯与佛教经典故事中的罗刹国罗刹女吃人联系起来”（郭文深，2010），受访人表示俄罗斯年轻人并不了解中文互联网中“罗刹国”称谓，因此谈不上情感倾向。
“巴铁”中的“铁”是“铁哥们”的隐喻，也是对中巴关系的摹状，从巴基斯坦人在抖音、西瓜视频等平台上制作的短视频内容看，很多巴基斯坦博主频繁使用“巴铁”（中文），呈现出友好的民间交流。“交趾郡”“暹罗”“佛国”均来地方古称，其中，“交趾”是西汉至唐朝期间中国的一个行政单位——郡，位置在今越南北部。社交媒体重拾该词，强调越南曾是中国的地方单位，以古代隐喻当代。
四
“国际绰号”爱国动员的伦理结构：
价值、道德与功能
（一）“国际绰号”爱国动员的价值指向：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建立，现代国际关系形成，国家间形成了以平等、主权为基准的规则，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得到巩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出现了更多重合，二者均包涵“历史性领土、历史记忆、共同的大众文化、一般性法律权利与义务、统一的经济体系”（史密斯，1991/2018：21）等因素。在我国当代语境中，民族主义属中性词，但常被附上“狭隘”的定语。而爱国主义虽然同样源于国家认同，但却不包含对他者的偏见与歧视，因此被认为是一种建设性的、健康的爱国情感（马得勇，2019）。
从网络文本现状看，“民族主义”可快速粘合于各种涉外案例，随时随地灵活使用“绰号”进行情感叙说，正是这种“灵活性”使网络民族主义具备了民粹倾向，即“空心化的、打着危机旗号的变色龙”（Taggart，2000：5-8)。这也体现了国际关系日常化、民间化的特征，社交媒体将宏大的民族情感附着于琐碎之中， 从以下几个维度可窥探一二：民族形象之争，如广告中“眯眯眼”女孩引发形象争端，从而生产出针对白人身体特征的词汇；民族归属之争，如端午节、汉服的历史渊源言论，从而生产出针对韩国文化贫瘠特征的词汇；民族修辞之争，疫情期间西方国家重拾“东亚病夫”词汇辱华，中国网民相应地创造词汇进行“回敬”；民族情感之争，如日料店服务员着工作装（和服）上街，揭开民族记忆伤痕，从而仇恨日本的词汇开始“复苏”；民族生活之争，如商家策划圣诞节等西方节庆典、中国女孩嫁给黑人、网上炫耀外国品牌，均能激发涉外文化争端，生产对应的批判性词汇。社交媒体时代，这些争论可以轻易跨越语言障碍而被扩散：首先，微博、微信等社交活动有大量外籍人士参与，如本文访谈的外籍人士来华后均在微博中习得大量“绰号”，其次，身居海外的华人也经常成为这些中文词汇的“搬运工”，大量争端被“搬运”至海外社交媒体，并翻译成英语形成国际舆论，而“绰号”的翻译（很多为音译）是最具情感刺激的焦点。吊诡的是，此中并不一定均具有“爱国” 情感，如在抵制某外国运动品牌的舆论中，我们并不能以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理论对其进行释义，即与共同的领土、记忆、大众文化、法律、经济体系无关，而是词汇使用者借用“民族主义”的名义进行仇富等民粹行为，混淆了“认同”的边界，造成价值的空心与多变。在“国际绰号”的实践中，一个理想的方向是实现爱国主义的话语重构，即从“情感、判断和鉴赏”（杨敏，2012：56）三个层次进行综合考量，兼顾民族情感、价值观判断以及美学意义上的修辞鉴赏。
（二）“国际绰号”爱国动员的道德评判：“政治成熟”与“政治正确”
在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中，“爱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政治成熟”与“政治正确”。通过对语料库的词义分析，可判断部分“国际绰号”具有强烈的对抗情绪，通过调侃、戏谑方式来实现排他和爱国，“民族主义”赋予的天然正义感让公众运用底层话语形成虚拟共同体，并强化国家认同。上文已述，近100年以来“绰号”在西方国家使用率下滑，甚至在当下不合时宜（Leslie，1990）。这可能与上世纪50-7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有关，在这场运动中，“政治正确”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化、本土化（佟德志，2020）。因此，通过身份来简单界定立场，站在道德和政治的高点对他人展开标签化运动，这本身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政治“不成熟”行为。吴靖、卢南峰（2019）在研究“工业党”和“小粉红”时表示担忧：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一个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成熟的政治民族”在中国特定阶层和人群中出现的迹象，另一方面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未来走向与中国道路、中国的文明规划以及具有中国视野的世界规划之间的关系。这种“成熟”与前文所言的青年群体的玩世不恭和游戏人生的气质相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绰号”只存在于亚文化之中，在仪式性重大事件与国际突发事件中，“国际绰号”也经常用以表达民族情绪。例如，东京奥运会（2021）举办之时，新浪微博中很多中国网民使用“国际绰号”，懂汉语的外国网民（特别是日本网民）也参与讨论，逐渐习得新词的真正含义，并将这些词汇“搬运”至本国社交平台。
虽然“国际绰号”在“玩世不恭的气质”中生产和传播，但其意义并不可能脱离现实而虚拟存在，需要国际新闻或国内的涉外事件培育这些词汇的情绪土壤。例如，某国内高校为黑人留学生安排“伴读”事件后，社交媒体出现了强烈的“排黑”情绪，并生产出“黑大人”“尼哥”等词汇，虽然这些名词不涉及具体的国别，但指代以种族为基准的外国国民，仍属本文研究对象。在国外，种族问题异常敏感，涉及严肃的身份政治，但是这一问题在中国并非显性矛盾，导致在指称使用上也相对脱敏。
（三）“国际绰号”爱国动员的功能设定：身份标签与立场辨识
“国际绰号”在语用形式上相当于标签或标语，即“被广泛认知的向特定人群发起号召的指示性语言”（Bellak，1942）。如前文所言，“国际绰号”的生产与传播伴随着仪式性重大事件或国际突发事件，也可以说，这种标签式语言正是服务于事件的舆论走向。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当国际事件与某个国家相关，该国的“绰号”在新浪微博上异常活跃，通过微博搜索功能即可发现这一规律，当中美关系线性信息链中出现了重要的节点新闻，微博中“灯塔国”“漂亮国”等词汇的出现频度增加，当中印边境冲突的官方新闻出现后，微博中“阿三”的出现频度也显著增加。对比官方称呼，“绰号”明显带有非正式但不可质疑的天然正义，词汇本身就带有情绪动员、情感动员和价值评判。这就是“绰号”在民族主义表达中的“站队”，首先通过关键词的标签功能来标示立场，这种方法在网络话语博弈中可简化身份辨识程序，快速分清敌我，节约话语博弈的时间成本，以及避免在博弈中造成“误伤”。在这种结构关系中，话语博弈双方并非“我国”与“名主国”（想象敌），而是网友分裂出自我（“爱国者”）与他者，此时，“国际绰号”成为第三方标准，在形式上扩大“爱国者”身份群体，起到动员作用。“国际绰号”不仅能通过贬低“名主国”来改变人们的观点，实现“共识动员”，而且能在娱乐氛围中动员人们使用“绰号”，高效参与到话语行动中去，完成“行动动员”。在爱国动员过程中，博弈双方给对方互取绰号成为一种话语习惯，如一方称另一方为“美狗”“慕洋犬”“精日”“跪族”，另一方则称对方为“碍国者”“战狼”，虽然这些绰号并非指称他国国别或国民，但却是由“国际绰号”涵化而来的话语习惯。
五
“国际绰号”语言伦理危机引发的民粹隐患
大众本位语言伦理的一个致命弱点是它的非审美性（李萌羽，2021），语言附着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美感是语言伦理的来源，如“倭”就附着了明朝“倭国”侵袭东南沿海的历史记忆。语言伦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价值编码的规范化（李萌羽，2021），从语言伦理角度看，近年“国际绰号”有几个修辞特征：1.借喻“狗”“猪”等带有人格侮辱的动物名称；2.直译方言中的辱称，如“阿三”；3.音译西方语境中涉及种族歧视的辱称，如“尼哥”；4.反讽地理面积的词汇，如 “岛国”；5.影射古代附属国地位的词汇，如“交趾郡”。这些词或出自“大国心态”，或出自“道德高点”，在宏大叙事的国际话语体系中，显现出微妙的伦理危机，平面化的辱称容易授人以柄，粗俗化的词汇亦无法显现话语者的主流身份。
（一）修辞主体：对“我优他劣”的“承认”与身份政治后果
虽然本文研究的是中文社交媒体中的“国际绰号”，汉语是语言基础，但当这些词汇的语义达成社会共识后，便会被翻译成他国语言出现于他国媒体。也就是说，“国际绰号”并非处于“自说自话”的封闭语境中。这就使“国际绰号”具有参与国际传播的潜质，特别是“大翻译运动”这种社交转译行为加速了国内涉外信息的“出海”，客观上刺激了“内宣”行为向“外宣”延伸。所谓“大翻译运动” 就是将中文社交媒体的一些过激言论翻译成外文，向国外受众传递带有明显诱导倾向和标签化的信息，目标是通过夸大和歪曲事实，破坏中国人的国际形象（丛培影，2022）。虽然“大翻译运动”兴起于2022年初，但这种“转译”逻辑一直存在。此外，当一些“绰号”约定俗成为全民皆知的称谓之后，这些词汇有可能进入他国词典，演变为“常识”。例如，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naver）上对中文“棒子”的翻译为：한국놈. 조선놈. [중국 사람이 한국인을 경멸하여 이르는 말] ，大意即“韩国家伙（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鄙视称呼）”，以此可见韩国人对这类“蔑称”并不难获得对应的释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民间的话语对立，即从话语身份上对二者进行了割裂，长期如此，即形成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的“身份政治”后果，这也是他对全球走势的担忧，如刘瑜（2021）在《身份政治：对尊严与认同的渴求》的导读中认为，后冷战时代，“历史并没有终结，它只是切换了一个跑道而已——确切地说，政治斗争的主线从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变成了身份认同上的‘族群’。有时候，这种高涨的族群意识体现为民族主义或种族认同”。福山（2018/2021：81）否定了经济学对物质资源或利益行为驱动力的认可，因为经济学家“忘了激情，也就是灵魂里渴望得到他人承认的那个部分，可以是平等激情——被承认与他人在尊严上平等，也可以是优越激情——被承认高人一等”。“承认”成为福山在论证“身份政治”时的一个核心概念，刘瑜（2021）也认为，政治现代化就是在“承认的失衡”中寻找“承认的均衡”，宗教改革唤醒了个体的“内在自我”，启蒙运动则要求对这一“内在自我”给予外在承认，法国大革命进一步通过军事力量去落实这种承认。
由此反观“国际绰号”，有两条线实践这种“承认”：第一，在国际社会，通过他国的负面概念，获得他国对我国实力、历史、文化、社会治理能力的承认，如“岛国”映衬出我国的幅员辽阔、“泡菜国”映衬出我国的资源丰富，获得他国承认的同时满足自我优越感，即承认我们“高人一等”；第二，在国内社会，通过他国标签，获得同胞承认，从而扩张共同体，甚至以是否使用这些“绰号”作为是否承认民族优越性的显性标识。此时，“身份政治建构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压迫性结构”（何涛，2020），也将启蒙理性和经济利益的现实需求抛掷于身后。这种对“我优他劣”的身份“承认”，是“民粹倾向”的现实表征，即根据具体身份而形成一套自洽说辞。近年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从不缺乏社会政治运动，疫情引发全球反思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走势跌宕，欧洲移民危机，在网络连接一切的时代，这些全球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很多都牵动了中国网民的神经，从而使“民粹倾向”具备母体。从词汇的出现频率可以判断，“国际绰号”是与“名主国”的国际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当“爱国”行为简化为对想象敌的侮辱性身份标签生产和传播，标签式“爱国”就会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庸俗行为。
（二）修辞行为：负面义词汇的“排他”情绪与理性叛离
在“国际绰号”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隐喻的“无中生有”，还是转喻的“部分代替整体”，无论是“摹状论”的语义理据指向，还是“历史因果论”的语用指向，都是修辞通过“有控制地使用语言”而“完满地表情达意”（左思民，2017：1），其中“表情达意”的修辞主旨即隐含了话语主体的情感与情绪。在“国际绰号”中，一些词汇通过“讽刺性反语”（灯塔国）、“暗引”（11区）、“谐音相关”（霓虹国）、“语义双关”（泡菜国）、“借喻”（阿三）、“拟物”（北极熊、高卢鸡）等修辞格来巧妙实现民族情绪表达。
从语料库可知，“国际绰号”多为“蔑称”，即表达负面情绪的修辞形式。目前研究中，“在谈到有关感情色彩的褒贬及其变化时，人们对婉词的关注较多， 而对詈词、谦词、蔑称等于褒贬义的关系重视不够”（黄红娟，2014：10）。情绪具有一定的动员力量，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致的认同观。“认同观指修辞者通过某种修辞范式在受众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获得其认同（identification）或与其达成同质（consubstantiality）”（李克，2021），在这一理论体系中，修辞学中的人 文主义精神再次得到关注，主张对恰当情感动员的关注，并将平等与尊重视为人文精髓。对“情”的倾斜，意味着对“理”的弱化。“纯粹的‘讲理’貌似难以打动情感充盈的普通受众，没有情感的修辞行为未免容易落入学究式的、刻板的甚至带有强输性质的反作用修辞圈套”（李克，2021）。从这一点来看，“国际绰号”采用的正是情感动员和情绪说服的修辞策略，用负面义词汇来“蔑视”他国，让受众承认他国“很小家子气”（小日本）、“很贫瘠”（泡菜国）、“很傲慢”（灯塔国）、“很无赖”（阿三）、“很霸道”（老大哥）、“很野蛮”（北极熊）、“很弱小”（交趾郡）等，并以此衬托“我国”的强大、富有、文明、谦逊，从而产生民族“共情”，实现爱国动员。不得不承认，这种修辞情绪是富有激情的， “修辞的成败得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辞者对激情的利用”（刘亚猛，2018：292）。但是，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富有激情的动员是对理性的有意识忽略，正如柏拉图（Plato）指出修辞者之所以能赢得受众，“归根结底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而是他们能够了解听众的狭隘和偏见，从而迎合这种狭隘和偏见”（宋连胜， 2017）。这种非理性的语言形式有可能撕裂社会价值共识，给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并减少正常对话的可能性。
六
反思与结论
“国际绰号”作为自下而上的民间修辞，对国际形象建构和国民爱国行为起到社会动员作用，并以“标语式”话语方式进行圈层界定，指定了情绪和情感范畴， 如蔑称引导仇视、雅称引导友好、昵称引导亲近、尊称引导崇尚，形成强大的话语力量。相对而言，国家或民族的主流名称属于知识权力和政治权威等精英层面建构的上层建筑。“国际绰号”作为民间建构的非主流名称，是通过凝聚民间情绪和情感来表达民族主义主张、形成共同体的道路。通过语料库归纳，可发现“国际绰号”是将国际关系“人际化”，将国别“拟人化”的修辞方式，在动员爱国情绪， 培养民族情感，建构想象的敌友关系方面，发挥一定社会功效。
民间生产的“国际绰号”具有参与国际传播的可能性。有学者提出“国强民弱”正是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当社交媒体成为国际舆论重要战场，普通民众理应在国际传播中发挥作用（宫承波，2021）。流行于国内社交媒体的“国际绰号” 在“内循环”中虽然不能直接进入国际传播环节，但是通过上文论证发现，“国际绰号”在语义上的情绪倾向、意识形态上的民粹倾向、“涉外”的本质特征，以及“大翻译”等环境因素，这类词汇具有“出海”潜质，而且部分已经完成了翻译并进入他国的社交平台和翻译软件。
在所谓“视频当道”的网络环境中，反思语言文字的修辞策略，防止语言文字贫瘠化、粗鄙化，同样需要得到学界重视。“国际绰号”并非“流行语”式的亚文化形式，而是标签式的公共话语和“公民外交”的参与策略，是直接侵入语言体系的符号形式。一些不合时宜的“国际绰号”，或违反外交政策、或违反基本礼仪， 造成了语言伦理危机，有可能破坏“中国形象亲和力”，不符合“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光明日报，2021）。作为民族象征的语言，粗鄙的词汇、语法也是一种消极的国际传播，让西方国家对中文的语言文化造成误解，从而导致中文的国际地位下降，主流化与精英化的国际话语地位受到挑战。正如有学者所言，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所形成的网络舆论使语言更加具有暴力倾向，这种群体极化现象导致部分发帖者盲目、自大、极端、顽固、蔑视他人，如果蔓延到现实社会将导致“理性爱国”的消失（卜建华，2017）。
受篇幅和研究精力所限，本文忽略了“国际绰号”在国际传播中的全方位系统，这是研究的未延伸之处。此外，由于经验性材料搜集不全，本文未对“国际绰号”在国外媒体的英文翻译版本进行全面梳理，只是通过文本观察描述了“词汇出海”现象，通过访谈了解外国人对“国际绰号”的接受心理与情感认知，至于这些绰号在“走出国门”的国际影响如何，本文仅进行了隐患思辨。这些不足之处导致本文回避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视野，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系统性探索。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8期。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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