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高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理解媒介和媒介研究的视野和路径。如何深入地理解当下媒介生态学的理论视角，请跟随本文的知识图谱的梳理，一同探索：
作者：胡翼青 李璟
来源《新闻大学》2022年第9期
摘要
20年前“媒介生态学”的译名之争，揭示了实体化的媒介生态学和媒介环境学的根本差异。不过，在媒介极其体系化、复杂化和网络化的今天，它们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前者对“媒介”和“生态个术语进行常识化处理，反映了一种实体化的媒介观，后者忽视“环境”与“生态”之间的微妙差别，走向一种二元、静态和平衡的世界观。面向愈加强大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新的媒介生态学视角正在生成，该视角张直接处理生成与动态的问题来重构媒介生态学，尽管其理论体系并不成熟，但深化了传播学界对媒介和生问题的思考，为媒介哲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媒介生态学;媒介环境学;互联网基础设施
近年来，与媒介相关的一系列研究主题不断浮现，如媒介地理学、媒介考古学、媒 介生态学等等。它们在历史上就已经构成研究问题，而在互联网基础设施越来越强大的今天，这些研究问题强势浮现，引人注目。在这些主题中，最让笔者着迷的一个研究主题就是媒介生态学。如果说，媒介地理学和媒介考古学这两个研究主题还需要被中国学界进一步消化的话，那么媒介生态学可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我们甚至已经可以对这个 领域进行知识考古了。
然而，当“ecology”与“media”发生关联时，它到底指的是什么，这对于整个世 界的传播学界都是个问题。正如乔尔·斯莱顿(Joel Slayton)所评论的那样:
“‘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很是含混。它常同时被用来指以下两种概念: 一种对媒体物件的交错性拓扑学分析，即环境(environ)，以及对其功能进 行的描述。它也可以指依据媒体物件、装置以及系统的形式——即包括其功能的相对性质在内的模式及呈现——而对其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进行的分析处理。此外，这个术语还用来指同生态中所容之信息物件的组分结合关系相关联的意义，亦即，媒体语言的多重性。”(斯莱顿，2019:前言15)
斯莱顿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在他眼里，不仅“生态”是个闪烁不定的词汇，既可以指媒介外在的环境系统，又可以指媒介物体系的内在系统，而“媒介”的概念则更具有不确定性，它既可以是物质性的，也可以是意义性的。按照这个逻辑，媒介环境学是媒介生态学，媒介基础设施研究是媒介生态学，媒介体制研究是媒介生态学，媒介社会学是媒介生态学，媒介经营管理也是媒介生态学。所以，只定义“媒介生态学是什么”没有意义。对媒介生态学的知识考古，是我们理解这一研究主题的起点、脉络、发展趋势及其可能对传播学科未来做出贡献的重要方法。
媒介生态学的命名之争
大约在20年前，中国传播学界曾经展开过一番关于“media ecology”的名实之 辩。其结果是，何道宽主张将“media ecology”由“媒介生态学”改翻译为“媒介环 境学”。
以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为创始者的“mediaecology”是一个松散的无形学院，直译过来应该就叫“媒介生态学派”。那为什么何道宽一定要将这个词翻译为 “媒介环境学”呢?他坦言，在一开始的十年，他并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 将其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与本土学者视域中的媒介生态学混淆，导致概念上的冲 突。直到2006年，在何道宽、陈世敏和林文刚深入商讨后，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为该学派命名，“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media ecology应 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何道宽， 2006)。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性和清晰度，林文刚等人也在之后的中文出版物中，统 一使用“媒介环境学”。“媒介即环境”确实是波兹曼学派的招牌性的广告口号，但中译者最后为其定名媒介环境学，主要还是因为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中国学者征用了“媒介生态学”这个术语。
21世纪之初，Web2.0技术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但中国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正方兴未 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之而来的是波及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 变革与制度调整。对于传媒行业来讲，市场格局正在经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为了在这 一不确定的环境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研究者以生态学的视角讨论媒介格局， 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学科语境与现实语境，又体现了来自本土学者的现实关切。
“生态学”是德国达尔文主义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66年发明的一个术语，研究的是自然界中生物群落竞争与合作的复杂互动，以及生命体与其无机和有机环境的总体关系。早在100多年前，经典社会学家们习惯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类比人类社会，这种类比始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小成于以罗伯特·帕克(RobertEzra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社会生态学研究，到结构功能主义时代便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直到今天，社会学还是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 理论与生态学联系在一起。媒介经营管理的学者运用早年社会生态学的观点和思路，来分析媒介的外在社会环境对媒介的影响，应当说是一种成熟的理论传统。
笔者认为，媒介环境学与社会生态学并非完全没有关联，它们都源自社会学芝加 哥学派及同时代的普遍思潮。事实上，几乎在20世纪初整整一代的美国学者，都对用生 态学的视角来思考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兴味盎然，他们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解释社会的科 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许多文献都揭示了在芒福德步入学术研究的早年(大概是1915—1916年)，他对一个名叫帕特里克·格 迪斯(Patrick Geddes)的生物学家特别着迷。格迪斯的生态学视角极大地影响了芒福 德的世界观，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格迪斯......提出‘人类生态’的观念，这是塑造芒 福德的历史研究法和广泛兴趣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芒福德宣告，在‘为系统的人类文化生态学奠定基础’上，格迪斯比任何一位哲学家都走得更远”(林文刚，2019:100- 101)。芒福德的思想既启发了将人类社会看作一个生态系统的视角，又直接为所谓媒介环境学奠基，他的思想不仅直接启发了哈罗德·伊尼斯(HaroldInnis)和麦克卢汉，而且《技术与文明》(1934)一书“是媒介环境学的奠基之作”(林文刚，2019: 93)。与此同时，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帕克的社会生态学，也同时影响着实体化的媒介生态学和北美的媒介生态学。帕克将生态学视角应用于人类社会的研究，以此来 系统地分析个人与群体之间，以及人类和技术、文化、自然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20世纪上半叶，师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伊尼斯，将这种思想带到了加拿大，也对北美的媒介环境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尽管二者同宗同源，但从一开始便有分歧，这种分歧同时体现在同一学者 的思想中，比如芒福德其实对媒介本身的兴趣非常有限，并没有直接讨论媒介的生态问 题，他更多涉及的是城市生态、技术生态和艺术生态等话题。在这些研究中，芒福德将生态视作较为具象的现实环境:“许多媒介环境学者把生态学当作一种比喻来使用;芒福德则相反，他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怀是具体的又是实用型的，包括人类的生物栖息地和技术栖息地两个方面”(林文刚，2019:94)。但是另一方面，芒福德的技术生态思想又暗含了技术环境的隐喻，就像他在《技术与文明》一书所展现的那样，芒福德把技术看作是一种时空网络，认为是技术让“所有发生的事件都被纳入一个全新的、理想化的 时空网络之中”，“自此以后，人们为了理解一个事物，就必须将之置于确定的时间、 确定的空间之中”(芒福德，2009:20)。这样看来，中国媒介生态学所讨论的生态靠近芒福德所说的具象的社会生态，而媒介环境学更倾向芒福德所说的抽象的和隐喻的技术生态。
媒介经营管理语境下的媒介生态学在征用“生态”一词时明白晓畅，更符合生态学 的原意。“生态”描述的是由各种要素(如受众、媒介、信息)和资源(人力资源、财力 资源、自然资源)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人、媒介、社会和自然是媒介生态系统的四种核 心要素。可是在这种媒介生态学的语境中，媒体机构变成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传播学的视角消失了。不过，如果将媒介经营管理语境下媒介生态学的提问方式颠倒一下，即媒介作为社会的“生态环境”是如何运作的，那么一种真正具有传播视角的研究就出现了。当下被称为媒介化社会理论的学术流派正好提供了这种研究视角。
在表述“媒介化”这个概念时，丹麦学者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指出人 们需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媒介参与传播”如此狭隘的命题中解放出来，多关注媒介在 当代文化和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发挥的作用。所以他说:“由于‘中介化’这一概念狭 窄地聚焦在传播过程本身，我们需要另一个术语‘媒介化’来表示媒介、文化和社会之 间关系的长期、大范围的结构性变迁”(夏瓦，2018:3)。
媒介化理论将媒介看作是社会的生态环境，与他们采纳了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的场域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制度观有关。在这里，“生态”指向了场域间的互相作用，可以被抽象地理解为一种调配资源的 作用力，或者一种影响规则的逻辑。目前，媒介化理论已经较为明晰地出现了两种倾 向:制度学派与互动学派。前者关心的媒介化，发生在不同场域的相互作用中;而后者 关心的媒介化则发生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这种差异有点类似于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之争。当然，尽管存在着许多具体观点和视角上的差异，比如媒介到底是个文化生产机构还是一种与资金、技术和人力相提并论的“元权力”或“元资本”，媒介逻辑到底是单数形式的还是复数形式的，等等。但总体而言，他们都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世界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制于媒介所营造的生态及其内存逻辑。应当说，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态学视角，但与以往的社会生态学不同的是，它强调了传播学视角，而且将“生态”这个概念高度抽象化了。由此可见，在未来的媒介生态学讨论中，不但仍然有社会生态学的一席之地，并且随着媒介化社会理论的不断成熟，这种 “媒介作为社会生态”的研究还将提供更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媒介生态学的命名之争
媒介化社会理论强化了社会生态学的传播视角，但其研究还处于不太成熟的阶段， 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追问。例如，在媒介化社会理论中，媒介到底意味着什么?媒介 化和中介化是否可以真的被区分清楚?媒介化社会理论到底是一种媒介社会学还是媒介生态学?总体而言，这一研究思路目前既不够聚焦也不够成熟。与之相比，20世纪60年 代就登上学术舞台的媒介环境学，在理论体系上要成熟得多。不同于社会生态学所纠缠的“社会—媒介”的二元关系，媒介环境学关心的是媒介内在的时间和空间创造了什么样的生态环境。
1968年，波兹曼在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首次公开使用“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Strate，2004)，他明确地将“media ecology”定义为“媒介作 为环境的研究”，在这里使用“环境”(environments)一词来解释这种研究旨趣。波兹曼认为，“生态学一词意味着对环境的研究，涉及环境的结构、内容和对人的影响”(Postman，1970:161)，所以“mediaecology”作为一种学科视角，关注的是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感和价值判断，以及人类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2000年6月，纽约福特汉姆大学举办了首届美国媒介环境学协会年会，波兹曼在主 题演讲中结合“生态”一词的古今之义，再次向听众解释“media ecology”所标识的 学科理念:
“在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里，我们把媒介(media)放 在生态(ecology)前面，意思是说，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媒介，我们还想说 媒介与人互动的方式给文化赋予特性，这样的互动有助于文化的象征性平衡。如果我们想要把生态一词的古代意义和现代意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妨说，我们 需要使地球这个大家庭维护井然有序的环境。”(Postman，2000)
可见，波兹曼在使用中并未明确区分“生态”(ecology)和“环境” (environment)，它们被当作一类同源术语混用。虽然波兹曼在为学科命名时采用的是“生态”一词，但是在具体语境中他说得更像是“环境”，媒介生态被其用来突出人类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中，一种是自然环境，另一种是媒介环境。波兹曼将媒介技术与自然环境进行类比，以此来形容人造技术或者媒介形式对人产生的包围与限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何道宽将北美媒介生态学翻译为“媒介环境学”是有道理的，其翻译突出了这个学派的理论内涵。
在自身学术生命的晚期，伊尼斯发现了作为存在物的媒介，他认为“‘媒介竟然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远比媒介传播的内容更重要”(彼得斯，2020:21)。伊尼斯强调了媒介偏向的重要性，因为这种偏向及其所建立的知识垄断左右了当时的时间感、 空间感和社会秩序。无论是羊皮纸、莎草纸还是印刷品都在相应的一种文化中塑造了 特定的时空感知，进而决定了某种文化中的“信息生态”，也就是人与知识之间独特 的关系。威廉·库恩斯(William Kuhns)赞誉伊尼斯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他的媒介理论提出了传播媒介作为人类文化中一种决定性的技术，具有深刻的“环境本质” (environmental nature)，“环境并非指(媒介)围绕着我们，而是说它在悄悄地控 制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Kuhns，1971:164)。
虽然麦克卢汉并未在时空维度上延续伊尼斯的论题，转而关注媒介偏向所带来的感 知与心理效应，但是他们媒介理论的核心纲领是一致的，即媒介所营造的环境，会对社 会文化形态和人体感官比例产生限定。麦克卢汉以著名论断“媒介即讯息”开启了以形 式主义理解媒介的方式。他在《理解媒介》中是这样表达这一观点的:“用电子时代的 话来说:‘媒介即是讯息’的意思是，一种全新的环境创造出来了。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工业化时代陈旧的工业化环境。这一新环境对旧环境进行彻底的加工”(麦克 卢汉，2011:11)。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理解“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以电光之类的纯媒介进行说明。因为电光源本身没有内容，所以往往会被忽略，只有当它被用来进行具体活动时才具有 “内容”(用于脑科手术或者晚上棒球赛)，反过来没有电光这些活动或内容也就不复 存在。与媒介营造的深层的、无形的背景相比，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不重要的。虽然 媒介内容或者用途五花八门，但是在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方面无能为力，相反“对人 的组合与行为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本身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麦克卢汉，2011: 19)。电光这样的媒介会悄无声息地潜入人们的生活背景，不动声色地完成自己的工 作，成为一种环境似的存在。对于这种技术的透明性和具身性，人们总是浑然不觉的， 就像鱼一样无法意识到水的存在。这说明在很早以前，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就已经习惯于将媒介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基础设施了。这种论述在今天讨论互联网基础设施时，特别具有启发性。
与实体化的媒介生态学一样，媒介环境学对媒介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只是问题 的表征不太一样。如果说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还能够(但并非总是)站在媒介整体环境、元媒介或媒介基础设施的层面去看待媒介或隐喻媒介的话，波兹曼等媒介环境学的创立者和追随者的格局就显得太小了。关于媒介的整体性，麦克卢汉曾经说过，“没有一种媒介具有孤立的意义和存在，任何一种媒介只有在与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意义和存在”(麦克卢汉，2011:40)。当然，麦克卢汉是否彻底想清楚了这个问题，仍然值得商榷。他在《理解媒介》的上下篇分别谈及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范畴，一种是作为环境的媒介，另一种是作为物种的媒介，分别体现了关于媒介的“隐喻观”与“实体观”。这两种媒介观一直矛盾并存，只不过波兹曼和保罗·莱文森(PaulLevinson)等纽约学派的学者更强调“作为物种的媒介”，这导致他们关于媒介的理解趋于碎片化、实体化。后继者在很大程度上窄化了多伦多学派的思想，甚至放弃在整体形式上把握媒介，越来越对单个媒介的隐喻感兴趣，最后只是构造了有关单个媒介的无数个小生境。这样一来，缺失了整体视角的隐喻充其量算是一种比喻(胡翼青、王焕超，2020)。
虽然媒介环境学不像实体化的媒介生态学那样把媒介理解为组织和机构，但他们还 是把媒介做了类型化的区分，总是在讨论“印刷术带来了童年”，“电视带来了娱乐至 死”这样的琐碎话题。如果不能把媒介看作是整体性的基础设施，只是把它看作是不同类 型的媒介环境，那么媒介环境学就放弃了真实媒介实践中的所体现出来的媒介的复杂性和 整体性。正是因为这样，当前欧洲的媒介理论学者才会认为，媒介环境学研究多少有些过 时，在更加复杂的媒介问题面前表现得分析能力不足。
对于媒介环境学借用生态学的隐喻，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这种隐喻过 于强调静态和均衡的环境。这种对“环境”而不是“生态”的强调带来了负面的后果， 极大地忽略了媒介生态的时间性、运动性和不确定性。实际上，“生态”概念要比“环 境”概念更加宏观。对于生态学来说，环境只是具体的研究对象，而生态则意味着一种 对动态关系的系统性分析视角。更重要的是，“环境”只是唤起了人类系统之外的“自然”外部，而“生态”却没有依照通常的二分法区分人类和非人类、有生命的物种和无 生命的物种。所以，在连接人类与(人们赖以生存的)非人类生态系统，以及(由社会组织决定的)技术系统时，“生态”这一术语具有实用价值(Taffel，2013)。在北美 媒介生态学这里，“生态”一词被当作“环境”的同源术语，其结果是，不仅与原生语 境切断了联系，失去了原有知识体系的支撑，同时也无法在新的语境中获得发展，丧失 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功能。波兹曼以来，媒介环境学缺少以生态视角为主导的整体论述，导致他和他开创的纽约学派的研究止步于一个静止的观点:“媒介即环境”，人 受制于特定媒介环境的限定。由于这样一种局限，北美媒介环境学学派，在解释媒介的时间性和变化时，只能采用新旧媒介对比的二元视角，无法摆脱主客体二元论和身心元论的束缚，很难有机呈现新旧媒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媒介化的现实。换言之，媒介环境学的媒介史观是机械的、线性的历史观，没有办法呈现当代媒介体系运作 时的高度行动性和不确定性。
媒介环境学这种二元、静态和平衡的世界观充满着保守主义色彩，与当下激进和 动感的媒介革命相比，越来越暮气沉沉。最终，它以反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姿态走向了结 构功能主义。在马修·福勒(Matthew Fuller)看来，北美的媒介生态学虽然有一组颇 具活力的思想资源，但他们的本质是文化保护主义者:“‘媒介生态’所描绘的是一种 环境保护主义者;利用媒体研究来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人类文化观”(福勒，2019: 7)。所以，在他的媒介生态学构想中，没有媒介环境学的一席之地，他将自己的媒介 生态学界定为复数形式——“media ecologies”，以区别于单数形式的媒介环境学 (media ecology)。
生成性媒介生态学的崛起
北美媒介环境学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媒介生态研究领域的主流学派之一。不过，该 思想已经很难解释平台时代复杂和具有巨大不确定性的媒介生态了。互联网平台极大地体现出媒介的基础设施性，它建构了更为抽象的人类生态:多种多样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秩序。当代学者更真切地意识到，信息传播只是媒介所扮演的角色之一而远非全部。“过去20年来，基础设施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催生关注的原 因有多个，包括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大范围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冷战期间建成的大型技术 系统日益老化以及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这一大型网络的建成”(彼得斯，2020: 35)。受到互联网基础设施嵌入日常生活后带来的各种可能性的启发，学者们开始关注媒介如何建构人们的时间感、空间认知和社会关系，并由此催生出元技术、元媒介、元资本、元宇宙等一系列的概念。
互联网基础设施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让人们第一次感受到媒介技术体系的强大力量，互联网不仅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同时以自己的方式支撑着现实世界的运转，而它支撑现实世界运转的方式就是将现实世界联结在一起，并将所有联结对象均转化为彼此的媒介。典型的例子就是，二维码将人与城市空间联结在一起，并使三者互为媒介。这样的 “码之城”表明，“媒介作为一种系统，不仅仅体现出‘自创生’的典型特征，在人与技 术机器的深度融合中，更呈现出一种‘共创生’状态。在这种状态中，数字媒介正在成为作为城市全方位中介的技术机制与社会系统”(孙玮、李梦颖，2021)。这个过程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媒介在不断生成，各种关系在不断变化，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而这种 动态性和生成性的媒介生态是以往媒介环境学没有涉足的。当代媒介体系越来越复杂并且具有生成性，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与文明的关系不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平衡，我们似乎已经不能再用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二元思维，去表述和区分媒介现实了。
互联网基础设施动态性和生成性的特征十分明显。以结构性和空间性见长的媒介环 境学解释不了今天媒介世界的变化和不确定性，也捍卫不了他们对于媒介史上媒介环境 变革的主流叙事。由此可见，如果要建立一门真正能够描述当前媒介生态的学问，以往的研究实际上无法解决媒介生态中偶然性和动态性的问题。这个时候，面向互联网基础设施，新的媒介生态学主张正在生成。它们的面向有所不同:有的面向当下媒介基础设施的复杂性和动态性重构媒介生态学;有的则以当下为起点，重新阐释历史上的媒介生态。不过它们都在弥补媒介环境学在时间性开拓上的不足。
英国媒介理论家福勒似乎让人看到了一种可能性，他有意建立面向动态和复杂媒 介系统的媒介生态学。在《媒介生态学:艺术与技术文化中的物质能量》一书的导言部 分，福勒就明确地与北美的媒介生态学传统划清界线，全书甚至没有提及任何媒介环境 学的重要文本。当然，媒介环境学也认识到了这种差异，美国媒介环境学协会(MediaEcology Association)创始人之一兰斯·斯特拉特(Lance A. Strate)也直言福勒的 书和媒介环境学几乎没有关系，在很多方面福勒对于“media ecology”这一术语的使 用并不适合媒介环境学者(Goddard，2011)。
福勒所谈的“生态学”涉及欧陆生态哲学的知识背景，参考了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概念术语。简单来讲，生态哲学直面现代性的后果，比如人从自然环境中抽离、从社会中抽离，甚至从精神层面抽离，主张从环境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来诊治现代社会的病症。加塔利认为后媒介时代催生了以复数性、异质性和多中心性为特征的当代主体性，也就是“复调的主体性”。他提出生态哲学(ecosophy)并非是对生态的思考，而是生态地进行思考(itisthinkingecologically)，意思是将三种生态(环境、社会和精神)结合起来，为复调的主体提供可能，为“多样性对话”提供可能。这种横贯式的思考体现了一种反中心化、反等级化、反整体化的非人文主义立场。
在福勒看来，“当我们想要理解复杂和动态联结的时候，生态学的问题就出现了” (福勒，2019:序5)。按照福勒的理解，“媒介”的范畴统摄多种多样的异质性因 素，创造了动态的、多样性的、多元共在的世界，“生态学”正好对这一世界提供解释 和思考方式。因此，媒介生态学要做的是“对媒介生态中的一系列介质组成进行逐一考 察，以期建立一种能够理解其性状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福勒，2019:14)。可见， 福勒认为自身的生态学方法可以面向生成性的、动态复杂的媒介系统，尤其适用于考察 互联网基础设施。本文将这种媒介生态学定义为“生成性媒介生态学”。
福勒以宽松甚至含混的方式定义媒介:“由多重部件、驱力及组合性条件所构成的 装置”(福勒，2019:178)，媒介涉及一个多尺度、多层叠、集合主体的生态系统，类 似于从蚂蚁到蚁群，再到各种昆虫群落的洞穴生态。从实践来看，可以通过捕捉具体情境中的“媒介性”来锚定媒介，一盏关涉税收体系、社区治理决议的路灯，一个推动规模生产、全球贸易的标准集装箱，又或者是游走于任何国家和制度之外的海盗电台，只要它们具备在不同场景中渗透连通、构建关系的能力，就可以称之为媒介。对于福勒来说，媒介系统内部时刻上演着物质交换与能量流动。他采用“生态”的复数形式来表明媒介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都总是具有多重连接，它通过这些连接运行，永处变化，如此它便能被看作是一种模态，而不单单是一个对象而已”(福勒，2019:8)。而且，媒介还是相互生成和相互孕育的，“媒介生态是一节节梯状寄生物瀑布。寄生物们在彼此的胃里翻搅，无休止的吞食......所有这些媒介器官凭借其特殊本事，相互捕获，互相抓牢并相互洞悉。......一种媒介能够提供进入另一媒介或其外部的途径”(福勒，2019: 364)。甚至，媒介不再是静止的物自体或环境，而是自组织的行动者。也就是说，福勒认为，媒介生态学着眼的是生成性的、动态的媒介生态，而非稳定的整体形式。
在生态哲学的指导下，生成性媒介生态学并非去建立一种模糊的整体论，而是要整理出一种在不同层次上研究媒介系统的新分析思路。具体而言，媒介只有处于某种关系之中才成其为媒介，这意味着媒介的本体论是基于互动与生成的，是过程性与关系性的。正如要研究一只蚂蚁，首先需要确定是从个体、群体还是种群尺度上切入观察;其 次还应该注意个体与环境的耦合，如何导致系统内部发生力量的流动与重构。这种关系的视角颇为巧妙，因为从关系和过程出发定义“媒介”，能够解构主客体二元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形成一种媒介作为组织者和行动者的立场，有益于思考媒介在当下社会中的角色扮演问题。
其实，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也有类似关系维度，区别在于拉图尔等人使用的术语是“网络”，呼吁一种扁平的、网络化的本体论，这样做最大的问题就是抹平一切 器物之间的差异。相反，媒介生态学在本体论层面并不主张“平本体论”，而主张一种 “差异性本体论”，强调媒介是多层次的、过程性的、充满褶皱与高低不平。为此，福勒开发了一系列实用的分析方法，列出存在于的层级性与差异性，比如“清单列表法”。这种方法同样致力于打破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范畴与框架，没有不加区分地将人与非人，生命与非生命，物质与非物质纳入考量，而是在尺度上和层级上把握差异。
通过“媒介”概念，福勒试图打通社会各个部类、各个层级之间的连接，然后生态 式地思考社会问题。可是这种界定几乎没有边界，无所不包，失之于泛。在媒介观念层面，前面两种媒介生态学遭遇了不同问题，要么偏向实体化，要么偏向类型化，而福勒对于媒介概念的理论阐释同样不够完善。如果说只要在局部生态中展现出“媒介性”， 所有物质元素和一般技术物便都可称其为“媒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媒介”的 基本范畴呢?它区别于他物的特异性何在呢?不可否认，生成性媒介生态学确实引领我 们在思考“媒介”概念时打开视野，但将金属、矿物甚至昆虫都看作媒介(Parikka， 2007、2010)，最终只会令其失去分析能力。福勒意义上的“媒介”过于形而上，并非一个可操作的概念，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中难以真正落地。回到社会科学立场上，传播研究似乎更需要一系列确定且稳定的分析性概念。
更重要的是，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身处困境。因为一旦使用了复数形式，强调了 一种关于生成与动态视角的合法性，就意味着这种思想只能解构和批判旧有的理论，但 很难实现一种新的体系化的“媒介生态学”研究范式。当福勒走向对媒介环境学的全面 解构之时，生成性的媒介生态学缺乏一种关于“集体单数”的思考。所以目前为止，媒介生态学的案例研究一直停留在尚未成形的思想试验和艺术实践上，只能着眼于一些局部生态的生成与流动，比如由一盏路灯、一个集装箱、一架相机关联起来的生态系统。问题是，当互联网基础设施这一现实成为媒介理论讨论的前提，媒介生态不单是由媒介所串联起来的环境、社会乃至精神生态的叠加，事实上只可能大于各种生态叠加，形成一种由媒介组织并安排着的横贯式集合体，这时“媒介生态”必须且只能作为一个集体单数名词。而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媒介研究才可能具有自主性，真正在抽象位置或者复杂系统层面创造一种媒介思考方式。所以，传播研究需要的媒介定义是“多元”的一致 性，而非弥散与泛化的“多元化”。
不可否认，欧陆的媒介生态思想有其独特的精神气质，福勒以一种颇为诗意的口吻为这种气质定性:“媒介生态学是疯狂、谵妄、沉闷、焦点和认知的煽动”(福勒，2019:序10)，它所带动的是一系列具有开放性的思想试验，确实开发了学界对媒介生态问题的想象力。借助生态哲学，媒介生态学开始在本体论与方法论层面发展媒介理论，这种生态视角彻底解构了媒介环境学所建立的媒介生态观。可是因其过于飘渺的 形而上学气质，它极富吸引力的同时，又暗伏危险。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断裂，当研究者想要用这套理论视角聚焦分析具体经验时，会发现无从下手。这个问题值得高度重视，这说明媒介生态的生成性和复杂性，正在解构系统化的理论解释。
代结语:未来的媒介生态学
时至今日，面对高度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媒介运作，“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工具，来 理解作为当代媒介状况核心的复杂性、连接性和灵活性”(Parikka，2007:231)。由于媒介的不断发展，使人们不得不从关系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因而生态的隐喻在传播研究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从传播渠道到基础设施，从实体化到抽象化，从强调功能到强调存在，从静态到动态，从先在到生成，林林总总的媒介生态学视角让我们对媒介本身的理解更加深刻。从缺乏传播学科视角的实体化媒介生态学出发，到生成性的媒介生态学，媒介生态学进路让我们对传播学意义上的“生态”问题，形成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的理解。或许，我们可以用一张表(见表1)来概括这一进路上的所有里程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即将在成为传播理论史上的一个学派后告一段落， 后继者必须面向当下媒介实践寻找新的路径。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发展和渗透的情况 下，媒介文化的环保主义者不足以复兴这个研究范式。与此同时，生成性媒介生态学虽然代表着媒介生态学未来重要的发展方向，却一时难以替代正在被解构的媒介环境学。尽管媒介环境学的问题很突出，而且当下理解媒介的每一步都必须建立在对其批判性解读的起点上，但福勒和生成性媒介生态学始终只是在否定和解构，这种视角试图让我们 看到不同的景象，却对发现统一的媒介逻辑兴趣不大。开篇所说的媒介化社会理论试图去寻找统一的媒介逻辑，但作为文化研究的延续，它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害怕过分强调媒介主动性，会将自身拖入媒介决定论的泥潭，因而有意规避媒介技术哲学那种对媒介内在空间和时间的深入研究。这就导致了媒介化社会理论对媒介的理解存在欠缺和含混，进而导致它不管是在自身的学术定位上，还是已有的研究结论上都有些模棱两可。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时代，约翰·彼得斯建议将“媒介即环境”这一命题作一个颠倒，变成“环境即媒介”，“我们以前说‘媒介即环境’，但是现在反着说也是对的:‘环境即媒介’”，“在生命科学中，‘媒介’指培养基所具有的胶质物或其他类似物。此义源于‘媒介’此前就有的‘环境’之义;由此引申开来，我们可以将‘媒介’ 视为一种友好的环境，它能为各种生命形式提供栖居之地，也能催生各种其他的媒介” (彼得斯:2020:3)。尽管这个设想确实是对媒介环境学的一个新发展，但将一切存在的元素都视为媒介的想法实在过于泛化，使这种媒介生态学思想的知识整合变得没有 可能。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彼得斯在媒介研究的著作中花那么多篇幅去写作为媒介的大海、云和火，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学者反对他这么写。
旧的主导范式正在没落，新的研究范式却面临体系建构的难题，这是否令人沮丧? 也许未必，因为发现多元一致性的媒介逻辑在未来并非没有可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构时间和空间的逻辑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捕捉这种媒介逻辑的研究将成为一个热闹非凡的学术领域。即使暂时无法观察和确认这种多元的一致性，解构的意义同样重大。
更重要的是，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思考媒介的内涵，有助于传播研究更深刻地认识 围绕媒介问题而生成的本体论。学界声讨主客体二元论，是在反对这种本体论将媒介看 作工具，用以帮助行动主体征服客体。主客体二元论没法解释为什么明明是征服世界的 工具，媒介却反过来建构了主体。所以从海德格尔到拉图尔，媒介技术哲学家们在呼吁以媒介本体论取而代之——以媒介为起点，通过媒介的联结及由此生成的关系建构了世界。这种以“媒介之外，别无他物”为其标签的本体论，需要回答为什么媒介可以作为 积极的行动者建构世界。生成性媒介生态学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媒介将一切媒介物、呈现方式、时间性的存在者(事件或者日常生活)和非时间性的存在者(空间或者数据)建构为一个整体，媒介有能力将其联结的一切——无论是人还是物都转化为媒介，并使之互为媒介。这种转化，在麦克卢汉那里被称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基特勒那里被称为“人体是媒介的延伸”，而在拉图尔那里被称为“转译”。正是这种能够组织起时间、空间、秩序和权力的强大转化力，构成媒介的行动力，构成媒介建构整个世界的前提。因此，生成性媒介生态学在未来的每一步推进，都将为媒介本体论意涵的丰富夯实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最终成为未来媒介哲学尤其是媒介本体论的支撑性学科。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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