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问题出发：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践进路
作者｜周勇
内容提要
自主知识体系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之根本。对这一体系进行建构需要回到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入手，厘清本学科的内涵外延，确立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逻辑。论文从元问题的探讨出发，以学科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新时代中国社会的重大需求作为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动力牵引，明确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焦点领域，尝试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探索实践进路。
关键词
新闻传播 知识体系 元问题 建构
正文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知识体系这个内涵，三大体系就如无本之木。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当前，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任务需求、面向新媒介技术的结构性变革、面向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交往的新形势，新闻传播学科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性任务，新闻传播学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以此来锚定坐标、厘清内涵外延。本文试图从元问题的探讨出发，从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核心价值入手，分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所需要面向的基本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列出知识创新的焦点领域，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理清逻辑，进而探索一条实践进路。
一、回到元问题：
新闻传播学的本体和实质是什么？
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报纸、广播、电视、通讯社、杂志等风起云涌，推动了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事业的迅猛发展。这种实践层面的动向也必然反映到理论层面，催生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如果从1918年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选修课程和成立新闻学研究会算起，新闻学在中国的发展已逾百年，传播学全面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也有超过四十年的历史。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其颁布的研究生专业目录中，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列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随后,1998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原“新闻学类”改为“新闻传播学类”。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学科至此正式以“新闻传播学”的统一面目出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学形成了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支柱的知识图谱，并在各专门领域垂直深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学科阵列。以目前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为例，新闻传播学类包括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时尚传播、国际新闻与传播和会展10个专业，这些专业构成了新闻传播学知识图谱的纵深。
应该说，已有的发展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离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尚存在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长期跑马圈地扩张而以添砖加瓦方式累积形成的知识碎片如何成为有逻辑的知识图谱？主要面向大众传播而形成的知识概念何以适应新媒体时代传媒业结构性变革的新要求？多源流汇聚、面向多学科开放而形成的知识框架如何彰显本学科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中国特色”的灵魂如何全面融通进入知识体系？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超越各种表层因素，从元问题出发并以其作为逻辑起点展开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
新闻传播学的元问题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要回到本体论层面。顾名思义，新闻传播研究的对象是信息传播，这也是作为实践层面的新闻传播事业的主体特征。有组织的信息传播的根本意义不在于信息内容本身，而是以对话、交流促进社会的沟通，“回溯百年来的中国新闻业，以沟通为核心的新闻实践，是中国新闻事业的核心理念之一，其尊重彼此、协商、获取最大共识的内涵，经受住了历史检验，更符合东方和谐秩序的文化传统，为中国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话与沟通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其最终指向的是人的关系：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民族与民族，文明与文明。自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事业开启以来，新闻在推动人的关系建构方面就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闻媒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通过新闻世界的建构与传播，转换成人的主观世界的认知。也因此，新闻构建了人类自客观世界到主观世界的中间环节，新闻传播成为人的关系建构的一种路径和方法。新闻世界通过“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合法的”“社会共识”标准，吸引更多人认可和接受“社会共识”。就这个意义而言，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关注“对话与沟通”及由此对“共识与秩序”的促成，进而推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
在今天的社会语境下，对于新闻传播的这一本质意义的认识是重建学科逻辑的关键。总体上，目前新闻传播的所有知识，主要都是围绕以大众传播为主体的职业新闻传播活动得来的，工业化的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塑造了新闻传播学的基本知识体系。特别是新闻学，长久以来建立在职业语境之上，职业新闻主体从事的新闻活动、新闻实践，是新闻学关注的基本对象。职业新闻在新闻图景中占垄断性地位的时代，这种目光向内的学术研究当然有其应然性和必要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自身局限在狭窄的理论空间和知识话语之内，进而无法在更为基础，也更为深广的话语平台、理论平面上进行知识的拓展与创新。而在当今的新兴技术革命中，新闻活动从职业语境走向社会化语境，职业新闻主体因其他主体被赋权而被降维至众多主体之一，新闻活动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转变，如何摆脱新闻学诞生时期的工业化痕迹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如鲍曼（Bauman）的液态社会理论所描述的，现代社会逐渐从一种沉重的、规则界限分明的固态样态转变为一种轻灵的、边界消弭的、社会生活重构的液态样态，在新闻领域表现出来的就是：职业新闻活动与非职业新闻活动共同构成了一种弱边界、高融合的社会化新闻活动。因此，立足于职业新闻活动的新闻学也必须实现根本性转换，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类的传播实践，“将新闻学建立在作为人之存在方式、作为一种与人之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的‘新闻’基础之上，建立在新闻、人、事实和生活世界之间相互交错的深厚土壤中”。有学者将这一转变称为“作为范式的新闻学实践转向”。与传统新闻学的实践指向的是新闻业务能力和技巧不同，“在这一视域下，新闻学研究的客体从技术、制度、文本、产品、受众、传播等领域扩展到整个新闻实践的全过程，大大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边界。但新闻学的实践转向还应向人文学科更进一步，将新闻与人的个体解放、群体正义和社会公平相关联，延展新闻学大工业时代的诞生记忆，贯通到包括信息文明的整个人类历史层面，在新闻实践中构建的新闻世界是未来新闻学知识创新的窗口”。
由此，作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本体应当从侧重工业化生产的大众传播转向更为广阔的信息传播活动，主要包括：组织化的大众传播、半组织化的基于平台的传播、自组织的群体传播。当然，无论哪种传播，新闻传播学主要研究的是成“体系”的信息传播，而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个体信息传播，即使是个体的信息传播，我们研究的也应该是个体信息传播所集成的整体（群体）。而这种信息传播活动的实质也就构成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元问题：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以体系化的信息传播为取向的实践活动，如何通过影响人的个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构建，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
二、从元问题出发：
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特色”气质具有时代、文化和功能三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时代之“特”。现代新闻业诞生于大工业化时代，具有鲜明的职业化特征，随着当前职业新闻工作语境的重大变化，新闻传播学科面临的是由工业化向后工业化时代的转变。其二，文化之“特”。受西学东渐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新闻传播事业经过逾百年历程，逐渐形成由实践而理论的“中国特色”意识。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新闻传播学科以产出能够回应、解释、解决实践问题的知识，培养适应新闻传播实践需求的人才为导向，在中西互动中进一步探索确立本学科的主体性。其三，功能之“特”。从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百年视野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事业无疑是主题主线，这一实践领域的独特财富，是新闻传播学科“中国特色”的重要底蕴。
基于上述特色，我们可以从元问题出发确立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面向。前文对元问题的表述包含了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内，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建设；对外，这一体系及其实践活动的外部影响。事实上，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时期重塑主体性的关键所在。新闻传播学科的主体性，体现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价值。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既需要从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上、也需要从本学科与外部诸元素的互动关系中寻找答案，通过对内重构、对外拓展实现学科的转型升级。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下，以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体系和“新文科”为导向的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为抓手，重塑学科内在知识图谱和发展逻辑；另一方面，着眼于新闻传播学科与国际同行、他学科以及外部社会的关系建设，凸显本学科的独特贡献和外溢价值。这一切的实现，都需要知识体系作为基础性的支撑。而知识体系的内外两个基本面向，则可以“概念体系+问题域”来勾画，概念体系解释、回应、解决新闻传播实践置身于社会大体系中所面对的外部需求，问题域则以外部需求牵引新闻传播学概念体系的创新发展，二者形成内外呼应联动的有机整体。
（一）对内重构：中国特色、普遍意义的概念体系
元问题的内向维度反映了新闻传播学自身的知识底色，这主要表现在其概念体系上，一套理论要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系统。
从新闻理论的角度而言，新闻事实、新闻价值、新闻真实、新闻自由、新闻道德、新闻伦理等问题都需要通过概念来建构。中国新闻学的概念体系具有特殊性，在表达形式上与西方新闻学的概念有重要区别。其中，一部分是普遍运用的概念被赋予了中国含义。例如，新闻真实性概念，西方新闻学强调天然的、具体真实（现象真实），而相对缺少中国新闻学所强调的具体真实和整体真实的辩证统一，我们的真实是具体论和整体论的统一；又如新闻价值，西方强调的是公共价值，我们强调人民价值，公共价值和人民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是相通的，但它们之间仍有差别，因为人民概念在中国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它含有特定的政治意涵在其中，是政治和学术的某种统一和互嵌互用。另一部分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概念。比如，“新闻舆论”这一概念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新闻舆论在中国是和社会舆论对应的，我们所说的舆论引导主要是指通过新闻反映舆论、塑造舆论、引导舆论，社会舆论是新闻舆论引导的对象，因而中国的舆论观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同样，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和话语也亟待创新。之前主流的传播研究受二十世纪以来大众传播的影响和信息论的影响比较大，将传播主要视为信息传递活动，且将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凌驾于人类其他更一般的传播活动之上。随着传播格局的多元化，以大众传播为前提的传播理论很难解释今天纷繁复杂的媒介融合现象。尤其是中国正处在新媒体发展的前沿，许多新媒体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亟需超越美国传统主流传播理论的视角。随着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转向，除信息以外，物质的传递、流通、运输、扩散、模仿、传染等现象也应该纳入传播研究视野，恢复传统的传播概念中精神交往加交通运输双轨并重的传统。在新媒体环境下，许多基础传播理论面临失效、失灵，亟需通过坚持问题导向，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研究、观照传播媒介和媒介环境更迭下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实证结合等思路实现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突破，形成鲜活的中国传播学理论。
除了新闻学与传播学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二者如何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有机融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共同体，也是一个长期以来影响新闻传播学逻辑自洽的棘手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曙光出现在舆论学领域。在新闻传播越来越深度卷入社会舆论生态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当下，舆论学似乎有可能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建立一条使彼此更为融洽的联接纽带。因而，中国舆论学重大基本问题的创新突破也有必要成为新闻传播学概念体系的组成部分。
（二）对外拓展：面向外部需求的问题域
元问题的外向维度描述了新闻传播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作用和价值。习近平对此有高度凝练的概括：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新闻传播事业做过多次重要指示和一系列重要部署，主要集中在三个向度上。
一是舆论与国家治理。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年4月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反映民意的作用”。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将舆论引导工作置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布局之中。
二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三是新型主流媒体建设。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20年6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其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的顶层设计就是时代对新闻传播事业的最强使命召唤和最大需求，也在外部维度上成为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动力之源。由此，以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可以确立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问题域：舆论与国家治理、国际传播与中国话语构建、全媒体与融合新闻生产。
“舆论与国家治理”指向“中国舆论学”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国舆论学”的提出，一是强调舆论具有强烈的导向和价值观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舆论学的指导思想和最根本标志；二是强调其是以中国目前的舆论现实为背景的，是以当下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为逻辑起点的，是在社会舆论生态和国际话语权斗争发生重大变革时提出的新型舆论学研究体系。当前，舆论生态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舆论与国家治理的角度开展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智库建设等全方位的中国舆论学建设，是彰显新闻传播学科服务国家基本价值的有效路径。
“国际传播与中国话语构建”则着眼于全面梳理国际传播的核心概念与知识逻辑，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通过比较中西方审美、道德、宗教、科学等文化因素，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经典文献中提炼总结中西方在底层的“相通”之处。结合当前世界的新趋势、新潮流、新时尚，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建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顶层设计，发挥新闻传播学科对其他学科的理论输出和支撑能力，为各学科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全媒体与融合新闻生产”是对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三大传统支柱之一业务板块的激活与创新，其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这一问题域下有多个分支，比如，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融合新闻）、机制体制改革、平台建设、经营管理等，可以把采写编评等新闻业务技能、新媒体技术、新传播形态、效果评估、媒体治理等相关知识概念进行统合。当然，它的指向是很明确的，并不止于业务层面，而是考虑新型主流媒体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相互影响和嵌入。新型主流媒体如何建设？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任务、责任是什么？如何发挥其功用？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最终导向对国家战略的响应与服务。
事实上，上述三个问题域虽各有侧重，但又相互关联，从不同维度指向营造良好舆论生态，进而指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终极命题，是元问题在实践层面的外化。“造就一个繁荣、健康的中国新闻业，建构一个有机互动的舆论场，使新闻业、新闻舆论在总体上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发展，有利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较好实现，有利于中国讲好自己的故事、传播好自己的声音、解释好自己的特色、增强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从而与整个世界展开更为平等有效的交往交流和对话”。
三、动力之源与知识创新：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焦点领域
时代是最好的出题人。学科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新时代国家社会的使命召唤是新闻传播学知识创新的动力之源。正是由于我们遇到的那些问题，才唤起了人的自觉醒思和主动的思想理论建构。从问题出发，当前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迫切需要在一些焦点领域形成突破，产生有解释力的创新性知识成果。
（一）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建设
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赋予知识概念以特殊含义，如何将这种“中国特色”阐述清楚，这是新闻传播学理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闻理论研究的当代中国特征，绝对不是中国学者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迎合时代发展需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的实实在在的现实特性”。“中国特色”强调对中国问题、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特征的观照，但这绝不是自我封闭的目光向内，而是要处理好中国经验与世界理论的关系。“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是一个对话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吸收、转化、融入的过程，从学术上讲，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对话、与中国现实对话的过程。建构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关切、关怀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命运，这就要以产出中国知识、提供全球方案、彰显世界意义为目的，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展开对照和对话。”
1.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学
长期以来，新闻传播学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缺位、失语的问题后，还需要在全面融通方面下大工夫。作为中国新闻学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能成为被表面尊崇实则割裂的“特区”、“飞地”，而应“脱虚向实”，真正贯穿本学科的知识图谱。这就需要将马列关于新闻传播的经典论述与中国共产党从其领导下的百年新闻事业中不断总结提炼的新闻理论相结合、与中国历史传统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加强对马列原典的研究，以更好地正本清源。习近平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者来说，应该认真学习和深入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论述，才能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真谛，也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准确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实践中。目前，教育部组织有关高校开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及各学科重要论述摘编工作，新闻学位列十个学科之中，这将成为本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石。以摘编工作为基础，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以准确、完整、系统的马恩列新闻舆论思想开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逻辑链条。
另一方面，立足当下、放眼百年甚至中国古代舆论思想的历史纵深，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理论的系统研究。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在传承中不断发展，成为党的重要理论创新和精神财富。80年前，《解放日报》改版全面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深化了党的新闻舆论思想。在其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新闻舆论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之一。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的内涵提升到了历史新高度。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宣传史，着眼于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闻舆论思想将承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理论，以在地化、面向当代实践为特质构成中国新闻学观念体系的核心。当前，特别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时代中国新闻事业，加强对习近平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理论阐释，全面梳理互联网环境下新闻实践的基本理念、原则、方式方法，充实和完善新闻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构建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地图，这既是中国新闻学理论链条的最新一环，也将实现理论创新的层级跨越。
2. 中国传播学基础理论创新
与中国新闻学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鲜明的“中国特色”不同，相对年轻的传播学一直面临着基础理论创新乏力和以西方学术话语为主导的理论体系如何在地化的双重困境，而两者相互影响，使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陷入在中国实践和西方理论之间互相验证的简单循环。当下，随着信息传播的技术发展，传播学知识生产数量增长，但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学科基础理论并未有明显创新，知识生产繁荣与基础理论创新止步不前形成鲜明对比。在对本学科缺少原创性基础理论贡献和面向中国语境解决现实问题乏力的情况下，目前所提的“中国传播学”似乎更多的还只是一种国别概念，离一种具有特殊历史内涵和鲜明时代感的理论体系尚存在较大差距。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传播学”这一愿景，中国的传播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一方面，扎根中国大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意义的原创性理论；另一方面，面向中国实践，形成一套有解释力的观念体系。如何寻求基础理论创新的新“十字路口”，这是当下中国传播学研究亟须解决的问题，其突破方向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以“传播学本土化”为立足点加强理论原创。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国，传播学本土化一直是中国学者所追求的目标之一。此间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是：问题必须出自本土，但要处理好本土与全球对话的关系。通过传播哲学、传播思想史与实证研究结合，新媒体与传媒实践、社区实践结合，以新传播研究为中心，以身体、物质性、交通等观念为切入点，并对大众传播理论思维定势、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形成具有较为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观点。
二是新传播媒介与社会环境更迭下的理论创新。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实践应用的不断更新，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拓宽了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和分支，出现了诸如网络传播、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新内容，产生了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对以往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也提出了挑战，如传播模式理论、传播控制理论、传播功能理论、媒介规范理论和传播效果理论等，都需要新的认识和转变。
三是发挥传播学交叉性，开展跨学科理论创新。传播学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交叉性和普适性的特点。传播学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语言学等学科有很深的渊源。如果能够利用传播学交叉性特点，吸收并利用其他学科研究发展出新内容、新知识，对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势必会产生新的刺激和影响。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传播学理论创新发展的空间，与其他学科进行积极的良性互动，让传播学研究变得更具包容性和丰富性。如果将研究范围局限于“传播”之内，势必造成研究资源的缺失和贫瘠，让传播学理论研究陷入固步自封的误区。
3. 中国舆论学
随着信息时代和网络社会的不断发展，以互联网舆论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舆论生态及其变化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风向标、测速仪、安全阀和稳定器，新时代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舆论”已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基于此，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这既是对传统舆论学研究的继承与扬弃，也是对网络舆情最新研究的整合和升华，有着深刻的历史源流和鲜明的时代底色。中国特色舆论学的产生与形成是中国古代以来舆论思想的自然演进与西方舆论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舆论观的天然结合，是两者在新媒介环境下的交汇合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利益调整和社会转型期，急剧变动时期是各类新的研究命题不断被提出的丰厚土壤。2003年以后，网络舆情发展方兴未艾，但相关研究众声喧哗，存在“学”为末、“术”为主的尴尬现实，舆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为“舆情应对”，舆论研究越来越快餐化和浮躁化，失去了那种直抵人心的内在精神状态、对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深层探讨的力度，因而也难以承担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重任，亟需舆论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建。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期，新时代向传统舆论学提出的问题单需要新的舆论学内容体系来进行解答，概而言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舆论观指导下，以互联网环境下舆论的八个要素（舆论的主体、舆论的客体、舆论的本体、舆论的数量、舆论的强度、舆论的周期、舆论的反馈、舆论的质量）和四个层次（信息、情绪、关系、行为）为核心内容，着力构建国家治理与全球数字领导力。
综上，中国新闻学、中国传播学、中国舆论学构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三驾马车”：新闻学聚焦相对专业化的新闻实践，研究新闻活动的自身特征、自身规律及其对于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传播学则指向更为广阔的信息传播领域，关注媒介、人与社会的联接和关系建构。如果说新闻学与传播学从不同视域关注沟通与互动的话，舆论学则解决的是在此基础上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进而指向国家治理、国际传播话语权等目标方向。因而，在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舆论学架起了一座面向社会应用的桥梁，成为二者社会价值外显的交集，同样，二者也为舆论学提供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养分。三者互为犄角，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由此积淀而成的概念体系将构成知识体系的基础。
（二）面向问题域的知识创新
除了基础理论，在应用取向与宏大理论之间的空白地带是新闻传播学社会价值体现的重要场域。正如默顿（Merton）从功能主义出发所提出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middle range)观点：“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日常研究中低层次的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统一理论之间的那类理论”，指介于抽象综合性理论同具体经验性命题两者之间的一种理论，其宗旨在于架设一条社会理论“实用化”的桥梁，指导人类的经验实践特别是调查。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出现了诸多在西方社会较少见到的现象，而这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在理论建构上做出世界贡献提供了机会。基于对国家社会重大需求的响应，前文概括了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构建的三个问题域。在这三个领域，对一些亟待突破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可以牵动从理论到方法的知识创新。按照本文第一部分对元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可归结为两大类。
1. 内在问题：如何促进信息传播体系自身的进化
这一类型的问题主要立足于新闻传播业自身的变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全媒体内容生产与现代传播体系建设。其关注焦点在于，我国新型主流媒体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改革路径，以及新闻媒体如何通过自身的发展建设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此外，国家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使命召唤也对新闻传播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需要从器物的物质性传播转向中国思想、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的思想性传播，从而达到深层次、直抵精神层面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交流。这就需要基于学科交叉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基础理论构建，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中吸取营养，加强国际传播重大性、基础性、前沿性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一批原创性、体系化的标志性成果，实现从一般性国际交往到知识创造、从理论互动到以学科的力量介入全球行动的转向与超越。又如，新技术影响下传媒业的发展问题。目前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运用到新闻领域乃至整个传媒产业，带来智媒化发展的大趋向，需要通过跨学科的视野梳理智能传播的基本架构以及知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究智能传播中的焦点问题：智能化媒体应用趋势、规律与影响，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智能环境中的人机关系等。对涉及新闻传播业自身发展的这些重大基本问题的探讨，在回应、解决本学科实践问题的同时，也将有助于本学科知识体系基础性内容的创新。
2. 外在问题：如何促进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一类型的问题立足于对新闻传播业外显价值的探讨，即：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新闻传播业如何在社会大系统中更好地发挥独特作用。比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网络舆论在社会动员、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等方面均产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影响变量：网络舆论中的极化、数字鸿沟、网络舆论暴力、网络虚假新闻、网络隐私、算法编写和大数据处理引发的技术伦理争议，等等。面对这些问题，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理论建构显得极为迫切，特别在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政策、网络舆论算法传播的健康发展、网络舆论生态治理与新闻业的转型、虚假信息治理等方面亟待理论创新，以此为基础将可形成“互联网内容规制、传播伦理与立法”的知识群。又如，乡村振兴中的基层公共传播问题，在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议题，也为发展传播学这一传统的传播学研究领域提供了创新的场域和动能，其关注视角包括数字赋能与人的现代化、传播与乡村共同体重构、乡村治理中的组织传播等，涉及乡村民众的数字素养与数字实践、乡土社会中新旧家庭传播模式的调适等丰富议题。此外，健康传播也是当前新闻传播学科连接社会的研究热点。互联网的使用带来了健康议题从专业知识向公共知识的转变，新冠疫情等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更使得健康传播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显学。在传播学的基础上，结合计算机科学的研究范式，以健康传播的热点研究问题为驱动，将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与大数据技术相结合，使信息的传播路径、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健康行为效果、媒体的居间影响力等诸多因素贯通，以寻找到适合新媒体情境的健康传播研究综合范式，这不仅有利于健康传播研究自身，亦将为传播学整体研究方法上的知识创新做出贡献。对此类问题的探讨在不断拓展学科边界的同时，也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进一步夯实本学科的主体性。
当然，上述的罗列只能是一种举一反三的提示，无法也不应该囊括所有可能，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应当是一个开放、持续的动态发展过程，亟待本学科的共同努力，不断丰富完善知识创新的问题单，以保持本学科知识体系的持续活力。
（三）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新书写：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资源库
在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中，面向问题的创新理论是显在的内容，而创新需要坚实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这对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新书写，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宣传史、改革开放以来媒体发展史、传播观念史、中国舆论思想史、媒介技术史、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史等。当前需首要加强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宣传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当代新闻传播史的体系化研究。只有将这部分历史与中国古代、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纵向衔接，与世界范围内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做横向串联，才能真正把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贯通，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才有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要锚定的基点，在于“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要充分了解、辩证看待世界，在广泛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回到本学科、本领域事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回到中国的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以中国问题、中国现实为观照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服务，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0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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