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使用：重新定义框架概念的一种视角
作者 | 郝永华
内容提要
框架是人类概念化思维的运转机制。在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中，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得以展现。人际交流、决策沟通与新闻舆论中的认知活动都是知识使用与框架建构的过程，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忽略风险决策中的知识使用是对前景理论的错误理解。框架建构即知识使用，框架效果即启动效应。在概念化思维和具身认知的微观心理机制层次，“等价路径”与“强调路径”完全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公众的知识寄生状态始终存在，因此，框架效果就与框架协商、框架操纵的具体样态紧密相关。在进行框架分析时，识别新闻舆论话语中的类别具有方法上的优势。此外，将框架建构理解为知识使用还提供了一个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新闻舆论 知识 框架 意义建构 知识社会学
正文
一、绪论
在当代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框架”（frame）主要是指人类大脑“表征”（represent，即代表或呈现）知识的方式。为理解“脚”的意义，关于“人”的知识必不可少；为理解“支付”的意义，关于“买卖”的知识也必不可少；在理解“红”的意义时，关于“消防车”、“砖块”及“头发”的知识会提供不同的认知框架（cognitive frame），在这些框架中，人们对“红”的意义理解和心理感受会明显不同。关于人类大脑表征知识的方式，心理学家巴萨鲁（Barsalou）指出：“人类概念化的知识总是以框架的形式出现。”
在人类沟通中，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不可或缺。甲问乙：“你为什么跑？”乙回答：“有一只狼”。在这一情境中，关于狼的知识无需在话语中直接出现，但它却提供了一个框架，与“跑”相关的其他事物及其关系（狼吃人、人受伤、人恐惧等）暗含在框架中。对于理解“跑”的意义而言，关于狼的知识必须被沟通双方共享。皮尔士（Peirce）将这种社群共享的知识称为“附随经验”（collateral experience），虽然它仅“附随地”出场，甚至并未在意识中显现，但却是语义理解与沟通的必要条件。人类认知离不开知识，但“知识的存在和运作主要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行”，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通常并不被察觉。关于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是否被明确意识到，莱考夫（Lakoff）说：“在很大程度上，框架的使用是无意识的，它发生在神经系统层次。” “人类概念系统包含着关于世界的知识”，而且在微观层面，每一个“概念”（concept）都为认知提供框架。
概念是人们逐渐积累的关于“某类事物”的知识，一个概念的内容不仅包括该类事物的特征、范例（examplar），还包括框架方面的信息——在一个概念提供的认知框架中，概念的元素及这些元素间的“关系”（relation）得以呈现。比如，在汽车概念中，颜色、车身、发动机、油门都是汽车的“元素”，这些元素可以有不同的“值”，人们可以设想一辆红色的、加长汽车；这些元素间的“关系”也较为固定，如踩油门与发动机加速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认知中，人们使用概念和概念组合提供的认知框架，相关的事物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得以在框架中呈现，无关的事物则被排除。
人类个体的认知活动依凭其先前的知识存储。与个体层面的“知识使用”紧密相关，知识还具有社会共享与社会分布的一面，因而可以从群体和社会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受心理学的启发，当代知识社会学开始重新审视知识在文化与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机制——“知识就是文化”，它为人们“感知和理解人、事件、形象和商品提供框架”，并在“社会问题的定义方式”和“当代事件的冲突性理解”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谁的知识具有决定性”将对公共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1970年代末，新闻传播学从心理学、社会学引入框架理论。在《做新闻》中，塔奇曼（Tuchman）认为新闻既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框架，因而具有“组织现实”、形塑意义的功能。然而，塔奇曼的洞见并未得以延续。在甘姆森（Gamson）、恩特曼（Entman）等人的框架研究中，“图式”（schema）、框架这两个概念占据重要位置，而“知识”这一概念却十分边缘。与框架一样，“图式”概念也是一个描述人类知识心理表征方式的概念。在进入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旅行中，框架、图式似乎变成了一个与“知识”无关的模糊概念，新闻舆论中的知识使用与社会分布等知识社会学问题也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而貌似与知识无关的“框架”成了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存在。
框架理论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但在1990年代初期以后，新闻传播学的框架研究基本停止了跨学科对话，而且陷入了严峻的理论困境——框架概念的“多样化使用”仍然令人懊恼；“强调路径”（emphasis approach）与“等价路径”（equivalence approach）仍然无法统一。在过去三四十年，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人类概念理论与知识表征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成果为重新定义框架概念、整合“强调路径”与“等价路径”提供了可能性，相应地，框架建构、框架效果及框架分析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也可以得到重新阐述。
二、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
意义是人类心智的作品。人们凭借概念化的知识理解和建构事物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展现与认知对象相关的其他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为认知提供框架。
（一）知识表征的两个隐喻
随着广义的认知科学在1950年代的兴起，人类概念理论、概念化知识的心理表征问题逐渐成为人类认知研究的重心，框架理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巴萨鲁认为，框架、图式这两个概念指称本质上相同的“心智建构”（construct），即人类大脑存储的抽象化经验和知识，只不过框架概念强调经验与知识的“结构特征”。图式理论强调“当前的认知必须参照过往的知识”，在继承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框架理论着力描写人类概念化知识的结构及其心理表征方式。
在当代认知研究中，图式理论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亦即当代理论必须考虑人们如何使用“先前的知识”。图式提供了一个“模板隐喻”——在认知中，人们必须参照先前建立的图式，新信息可能与图式“一致”或“不一致”，这是一个参照和匹配的过程。正因为先前的知识是一块“参照模板”，人类大脑才能执行推论、弥补缺失信息、解释因果等认知任务，而框架则是对这一模板具体结构的隐喻性描绘。
1955年，贝特森（Bateson）在论文《一个关于玩耍和幻想的理论》中阐述了框架概念。他认为，在人们的理解和沟通中，“心理框架”（psychological frame）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存在”。贝特森指出：“在许多情况下，框架可以被有意识地识别，甚至被用词汇表达出来（诸如玩耍、电影、采访、工作、语言等）；在其他情况下，没有明确的词语提及框架，人们也没有意识到框架的存在。”实际上，诸如梦、玩耍、工作、电影、采访等词汇激活的是大脑中的概念，而概念则是关于某类事物的知识，它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从而为认知提供框架；很多时候，概念“附随地”出场，人们也并未意识到框架的存在。贝特森的框架概念跨出了一大步，亦即隐约地探讨了概念和概念化的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的问题。
戈夫曼（Goffman）大体上延用了贝特森的框架概念。在具体阐述中，戈夫曼分析了“戏院框架”的基本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即人们在戏院中的活动得以组织的框架：舞台的空间安排，如舞台的大小、观众与演员的位置；演员、观众的角色和义务，演员必须表演，可鞠躬致谢，观众的长时观看并无冒犯意味等。“戏院”是一个概念，它携带了大量社会共享的知识，使得人们可以理解其中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只有如此，戏院中的活动才能被理解并在实践中得以组织。戈夫曼说：“框架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并被以各种方式制度化。”换句话讲，文化成员共享的知识提供了共享的认知框架与社会规则。
与贝特森相似，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也缺乏一个较为成熟的人类概念理论和知识表征理论，其阐述显得有些笨拙与晦涩。但总体上，他们的论述已涉及人类大脑表征概念化知识的方式问题。1970年代中期以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的框架理论延续了这一理论取向。在当前的心理学中，图式仍是主流概念和受偏爱的术语，其定义方式则与框架概念基本相同，比如津巴多（Zimbardor）等人认为：人类知识以图式的形式存储在大脑中，而图式是“一组相关的概念”（clusters of related concepts），当人们思考某个对象时，这些概念会提供一个框架，比如飞机乘客的“终点图式”就由人群、长廊和飞机等概念组成。
从趋势上看，偏爱图式这一术语的研究者倾向于借鉴框架研究的成果，并在定义中凸显图式的结构特征。比如，心理学家安德森（Anderson）将图式理解为人类概念化知识的抽象表征，并在实际上把图式与框架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相似地，巴萨鲁也认为图式与框架可以替换使用。关于人类概念化知识的心理表征方式，理论界的争议从未停止。对于理解人类知识与认知而言，图式和框架是两个相互补充的隐喻，它们都“指称”知识的认知功能，前者强调知识的模板功能，揭示认知活动中的对照与匹配机制，后者强调知识的结构性，并在画框或建筑框架的隐喻中揭示人类思维的另一个运转机制。
（二）框架是人类概念化思维的运转机制
1970年代中期前后，认知语言学家菲尔墨（Fillmore）提出“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其核心观点是：“一个词唤起一个框架”，或者说，一个词提供了通达特定知识的路径。比如，“当你告诉我你写了一封信时，你就在对话中引入了一个‘通信框架’，如果继续在这个框架中谈话，我就会问你诸如‘你要寄给谁’‘你认为他会回信吗’之类的问题。” “通信”这个词在大脑中唤醒的是“通信”这个概念，即写信、回信及邮局等相关的元素及其关系方面的知识。关于词与知识的关系，莱考夫指出：“每一个词唤起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可能是一个形象或其他类型的知识。”在理论上，认知语言学的框架概念强调了词语的概念功能，亦即词语和词语组合在大脑中唤起概念化的知识，这些被唤起的知识则为认知提供框架。
在1975年的论文中，被誉为“人工智能之父”的明斯基（Minsky）将框架定义为人类大脑用以表征特定“情境”的“一个由许多节点及其关系组成的网络”（a network of nodes and relations）。这个“网络”实际上是一组相关概念提供的认知框架，比如，如果汽车的一个节点“电池”出了故障，机械师就会根据他掌握的汽车知识将电池与其他节点（导线、马达开关等）联系起来思考。明斯基认为人类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是一个具有套嵌结构的系统，即一系列相关概念提供的子框架构成了一个网状的“框架系统”。比如，在“通信框架”中，写信、纸张、邮局本身也是概念，也有自己的框架，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的框架系统。
1990年代初期，巴萨鲁在明斯基等人基础上优化了对框架的“描写”，并在理论上明确指出，人类认知离不开概念和概念化的知识，而框架则展现了概念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巴萨鲁的观点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人们在特定知识提供的框架中思考对象，而不会孤立地思考对象。比如，人们在思考旗帜时，旗帜并不会孤立地出现在大脑中，广场、旗杆、风向、升旗的人等相关元素也一并出现，“旗帜框架”则展示了相关的元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概括地讲，框架是人类概念化思维的运转机制，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从而帮助人们在事物之间的关系中思考认知对象。
1980年代末兴起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和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理论重新解释了人类的概念化思维。近年，巴萨鲁把这两种理论融合起来，重新界定了人类概念的内容——一个概念的内容是人们逐渐积累的关于某类事物的“汇总信息”（aggregate information）：不仅包含这类事物本身的信息，也包含这类事物所在情境的信息；不仅包含抽象的知识，还包括“多模态”（multimodal）的内容，如一些具体的“范例”、知觉经验（视觉、听觉、触觉等）以及丰富的心理感受和身体体验。在巴萨鲁的重新界定中，框架仍然是概念结构的抽象表征，亦即：框架“以类似陈述的方式”（in a predicate-like manner）描述概念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
人类拥有数以万计的概念以表征诸如物品、行动者、行动、事件等各种类别的事物，而概念最基本的认知功能就是“分类”（categorization）和“推论”（inference），一旦对象被纳入某个类别，人们就可以根据概念提供的知识推论出对象尚未表现出的特征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具体而言，“概念”是“某类事物”的“心理表征”，“携带了人们关于世界的大量知识”，而与概念对应的“类别”（category）则是指概念所表征的那一类事物本身。当眼前的事物被纳入特定的类别，人们就可以援用概念化知识确立的认知框架做出内容丰富的推论和因果解释，并由此理解和建构其意义。
在人类思维中，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必不可少，知识使用与框架建构并非新闻舆论独有的现象，因而也并不神秘。在新闻舆论中，人们的认知是复杂的概念组合与操作，大量知识卷入其中，而且，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此外，在认知中，概念和概念组合提供的内容不仅包含丰富的抽象知识，还包含具有感受性、体验性的具身性信息。总的来看，新闻传播学的框架概念仍然是一个关于知识表征方式和思维运转机制的“隐喻”，其定义可以表述为：框架体现了人们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或者说，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
三、知识使用与框架建构
当前的框架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汲取框架理论、图式理论在1990年代之前取得的部分成果，并发展为“强调路径”，这一路径以恩特曼、甘姆森、格雷勃（Graber）为主要代表；二是借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 & Tversky）“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关于框架效果的阐述，并发展为“等价路径”，这一路径以伊扬格（Iyengar）为代表。在戈夫曼和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中，知识概念十分边缘，但却暗含在关于“因果关系”的表述中。
（一）知识概念的缺席
戈夫曼把社会共享的“因果关系”体系称为“基本框架”（primary framework），并将其分为两类：自然界中的因果关系和社会生活中的因果关系。这一“基本框架”大体相当于社会共享的知识体系。戈夫曼认为，一个社会中的“基本框架”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为社会成员提供认知资源：“如果没有基本框架，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既无法猜测之前发生过什么，又无法预期将要发生什么。”在推论时，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正是凭借这一框架，推论才得以可能，比如从症状推测病因、从脚印推测有人经过。在阐述推论时，戈夫曼还使用了“参照框架”（the frame of reference）这一表达方式，“参照”强调知识的模板功能，“框架”强调知识展现相关元素及其关系。为了论述人类认知中的知识使用，戈夫曼同时使用了“图式”和“框架”这两个隐喻，但“知识”概念却若隐若现。
在“强调路径”中，恩特曼的框架定义影响最广：“框架建构就是选择现实的某些方面，使其在文本中显得更加凸显，并以这种方式推荐特定的问题定义、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解决方案。”在这个定义中，特定知识展现“因果关系”，而受到“强调”和“凸显”的部分现实及其中的因果关系引发价值判断，此外，解决方案也是知识使用的具体形式。与恩特曼相似，格雷勃认为受众的新闻观看是一种学习，而且媒体的报道“很容易主导受众的图式”；在甘姆森的“解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s， 相当于恩特曼的框架概念）中，因果关系也是核心要素。
作为“等价路径”的代表人物，伊扬格将框架定义为：描述议题的“措辞”（wording）或“呈现”（presentation）方式。在阐述“主题框架”和“情节框架”时，伊扬格明确指出：“责任概念是社会知识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隔壁邻居到首都官员，人们自发地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责任归因”——在报道方式上，情节框架提供个别事件的“生动画面”，而“主题框架”则“采取背景报道的形式”，总是充斥着统计数据和“滔滔不绝的专家”。在归因偏向上，情节框架引导受众“将责任归于特定个人或群体”，而“主题框架”则引导受众“将责任归于一般的社会因素，包括文化规范、经济条件以及政府官员的作为或不作为”。可见，在责任归因上，情节框架与主题框架以不同的知识和价值取向为基础，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面对一个造假事件，人们可以从商家的道德寻找原因，也可以从政府监管寻找原因，并依此进行价值评判。
在新闻传播学的框架研究中，“知识”概念十分边缘，但却以“因果关系”的形式隐约出现。关于图式与框架的关系，恩特曼认为框架栖身于传播者、受众、文本和文化之中，受众、传播者大脑中的框架是引导人们处理信息的“图式”，文本和文化中的框架则存在于话语表达之中。与恩特曼相似，甘姆森认为图式与“解释包裹”具有相似的结构，前者位于认知层次，后者则位于话语和文化的层次。在这两位学者的阐述中，图式与框架这两个概念大体相当，但他们又倾向于认为：图式是认知中的观念与知识，框架则是图式在话语中的外化。这种概念使用方式容易产生歧义。而且，知识概念的缺席意味着研究者尚未充分认识到人类认知离不开概念化的知识，也未充分认识到框架是人类思维的运转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新闻传播学中框架定义的混乱正是源自于此。
（二）知识在话语表达中沉淀
尽管在理论上有前后矛盾之处，伊扬格在后续研究中仍坚持认为：“框架建构就是以特定的方式呈现信息。”按照这个定义，情节框架、主题框架只存在呈现方式的差异，而与内容无关。在伊扬格看来，在描述议题时，人们可以采用“逻辑上等同”（logically equivalent）的不同呈现方式，而呈现方式的变化会引发认知上的显著差异。“逻辑上等同”意味着内容没有实质变化，框架效果并非源自内容，而是产生于呈现方式。这是“等价路径”的核心主张，其理论基础是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关于框架效果的阐述。
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他们的风险决策理论称为前景理论。这一理论有力地挑战了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者形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决策的心理过程分为两个阶段：框架建构（framing）和评估（valuation）——“在框架建构阶段，决策者建构一个心理表征，其内容包括：一系列行动、可能出现的情况、与决定相关的各种后果。在评估阶段，决策者评价每一个前景的值，并做出相应的选择。”从内容上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框架建构”概念包含了“因果关系”，亦即特定知识为决策中的认知提供框架，这一框架展现相关的元素及因果关系：一个行动产生的成本、其他因素引发的状况、行动造成某个后果等。可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框架建构”概念不仅仅只是涉及措辞或呈现方式，还包括知识使用。
人类认知离不开概念化的知识，决策也不例外。在决策时，人类大脑按照“如果……那么将会发生什么”的因果逻辑进行模拟或推论。在这个意义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框架建构”概念与“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这一观点完全一致。“决策问题”（decision problems）的表达方式不仅仅是措辞或呈现方式，它内在地体现了决策中的知识使用。由此，“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这一观点为整合“等价路径”和“强调路径”提供了基础——在传播活动中，人们用符号描述对象、事件或议题，这一过程由无法分割的两个部分构成：首先是“认知”，即使用特定知识提供的框架形成认知和理解，然后是“表达”，即用符号传递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外显形式，两者一体两面。
在进行理论回顾时，卡尼曼指出：为了术语使用的方便，“框架”（frame）这个标签实际上指称两个不同的过程——一个是决策者自己形成认知和理解，然后为了沟通的目的进行语言表达，这是一个框架建构的活动；一个是决策者参照他人提供的表达方式展开认知，框架效果在这里发生。如果从时间维度重建，一次决策沟通活动就包含两个部分：一个决策者先调用特定的知识进行框架建构，形成自己的认知，并在沟通中形成语言表达；然后，另一个决策者参照前者的表达展开认知，并形成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框架效果就是一个完全或部分采纳他人提供的认知框架的过程。因此，在决策沟通中，框架效果一方面涉及话语表达，另一方面涉及知识使用。
人类大脑中的概念系统为分类、推论和决策等几乎一切认知活动提供“表征上的支持”。风险决策是人类认知的重要形式，有其独特性，但与其他认知形式一样，也使用概念化的知识，而且，人类知识总是以框架的形式出现。因此，框架存在于一切人类认知和沟通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为认知和意义建构提供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话语表达的形式。人际交流、决策沟通和新闻舆论中的认知活动都是知识使用、框架建构与话语表达的过程，它们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忽略风险决策中的知识使用是对前景理论的错误理解。潘忠党认为：“框架在话语结构中沉淀。”从“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这一观点出发，潘忠党的这一命题就应转换为：在框架建构中，人们的知识使用外在地表现为话语表达，亦即“知识在话语表达中沉淀”。
四、知识激活与框架效果
关于框架效果的发生机制，“等价路径”提供的解释看似与“强调路径”不同，实际上却完全相同。此外，框架效果又与人们的知识寄生状态、框架协商的具体样态紧密相关。
（一）“表达方式效果”与概念中的汇总信息
恩特曼从社会心理学引入“启动”（priming）概念来解释框架效果的发生机制——框架通过“启动”发挥功能，即“激活受众的图式，这些图式鼓励受众以特定方式思考、感受和决策”。关于框架效果的后续研究，潘忠党指出，框架效果的几种主要理论解释都指向“知识激活”（knowledge activation），即特定知识的可通达性、可应用性及显著性的“临时转变”。1970年代，“启动”成为社会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启动”即通过特定方式激活大脑“存储的某些知识”，当这些知识被启动，其“临时的”可通达性得以提升，从而影响后续的信息加工。在“强调路径”中，框架效果就是知识激活效果或启动效应。
在前景理论中，“框架”又被称为“表达方式”（formulation），“框架效果”又被称为“表达方式效果”（formulation effect）——“表达方式上无关紧要的变化可以引发决策偏向上的显著转变”。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框架建构中的表达方式可以操纵“决策选项的吸引力”，比如，关于肺癌放射疗法的统计信息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或框架）进行描述：
生存几率框架（survival frame）：在100名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中，治疗期间，所有人都活了下来，一年后，77名患者活了下来，五年后，22名患者活了下来。
死亡率框架（mortality frame）：在100名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中，治疗期间，没有人死亡，一年后，23名患者死亡，五年后，78名患者死亡。
从逻辑上讲，上面的两种表达方式都“没有篡改实际的决策后果”，亦即“所有人都活了下来”与“没有人死亡”在逻辑上等同，“22名患者存活”与“78名患者死亡”也在逻辑上等同……对于一个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者而言，“决策选项的偏向应该独立于决策问题的描述方式”，或者说，“那些不影响实际结果的描述方式不应该影响决策”。但实验结果表明，“表达方式上无关紧要的差异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不仅患者的决策偏向显著，医生、精通统计学的商科学生也表现出明显的决策偏向。
在这里，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当把两个表达方式放在一起考虑时，决策者会认为它们“在逻辑上”等同，但是，当分别面对其中的一个时，决策者为什么产生了明显的偏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借助了语言心理学的成果：“在其他一些语境中，人们能够自动地把等同的信息转化为相同的心理表征。关于语言理解的研究表明，人们能够快速地把听到的内容编码为抽象的心理表征。无论内容是以积极的方式表达，还是以消极的方式表达，人们都不考虑其中的差别，而且，人们也不区分实际的内容与隐含的、预设的或暗示的意义。不幸的是，那些默默地、毫不费力地执行这些操作的心理机制并不能总是满足需要，它无法将公共卫生问题或死亡-生存率的两个不同版本转化为一个相同的抽象形式。”人类心智并不是理想化的理性工具，它本应把逻辑上等同的不同表达方式转化为相同的抽象语义，但它却无法完全做到；与此相反，不同的表达方式往往激活迥异的具身性感受。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看来，“决策者评估的既不是现实，也不是语言描述，而是心理表征”；面对逻辑上等同的不同表达方式，“人们并没有自发地创造一个相同的心理表征”。框架效果正是源自于此，不同的表达方式激活不同的心理表征，“决策选项的吸引力”也就不同。这是一个语义理解的问题，准确地说，是一个语言表达激活大脑中的具身性概念的问题：“死亡”或“生存”激活的不仅仅是“抽象语义”，而是内容丰富的“汇总信息”，其中还包括丰富的具身性内容。认知语言学家兰艾克（Langacker）指出，“意义源自具身性的人类经验”，即使两个抽象语义完全相同的句子，其激活的心理经验也不相同：
一排树从高速公路延伸至河边（A Line of trees extends from the highway to the river）。
一排树从河边延伸至高速公路（A line of trees extends from the river to the highway）。
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心智可能只关注抽象语义，而忽略掉那些隐含的“汇总信息”，但有些时候，人类心智不可能忽略掉话语表达激活的其余内容。比如，一个父亲希望两个孩子“离开房间”，他至少可以给“离开房间”这一抽象语义提供两种框架：“你们两个出去玩吧!”和“你们两个出去探险吧!”“玩”和“探险”这两个词激活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具身性概念，亦即：这两个词激活不同的想象性内容，同样的行为被置入不同的框架，从而与不同的事物和感受建立联系。莱考夫指出：“当你听到一个词，它的框架（或许多框架）就在你脑海中被激活”，而且你脑海里不可能不出现与这个词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当听到特定的语言表达，决策者不可能不激活相应的具身性经验与知识，这是人类大脑的自动反应。
人类心智不可能完全忽略抽象表征之外的丰富内容。这一现象源自人类大脑神经系统的工作机制。按照巴萨鲁的观点，人类的概念化思维是一种“模拟”（simulation），而且是“多模态模拟”（multimodal simulation）——当一个概念被激活，关于某类事物的汇总信息就会被提取，大脑会“重现”（reenact）过去经历过的身体感受、情绪反应和行动。语言理解也是一种多模态模拟，这种模拟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但当人们意识到大脑模拟的部分内容时，“心理意象”（mental images）就会浮现。因此，特定的表达方式总有机会激活具身性的概念与心理经验。
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看来，只有理想化的理性决策者才能把不同的表达方式视为“逻辑上等同”，而在现实生活的大多数情境中，人类心智无法做到。因此，逻辑上“等价”的话语表达并不“等价”，它们激活的是不同的具身性心理经验，而不是相同的抽象表征。在这个意义上，“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一种知识激活效果。一方面，特定的表达方式是知识使用的外化，另一方面，它又能够激活具身性的概念化知识，而这些被激活的知识不仅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创建一个认知框架，而且还包含丰富的多模态内容和身体体验。从具身认知的心理机制看，“等价路径”的表达方式效果也是一种知识激活效果。
（二）知识寄生与框架协商
关于知识激活效果的微观的心理学解释具有说服力，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总体上看，“强调路径”与“等价路径”的代表人物都认可关于知识社会分布的一个基本假定——对于许多事件或议题，受众都处于某种程度的知识寄生状态。对于生活和工作之外的领域，大部分人的知识存储不仅不系统，甚至会自相矛盾。因此，个体的知识存储就表现为一个具有不同等级的信念体系——“有根有据的信念、貌似合理的信念、有可能成立的信念、依赖于权威的信念、盲目接受的信念，直至完全无知的信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那些并非“当务之急”的事情，人们获取详细的知识是一种心智资源的浪费。
格雷勃指出：“在记者选择内容并建构框架时，他们正在为受众建构现实，当故事涉及不熟悉的事情，人们不容易检验它的准确性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面对不熟悉的领域，受众没有恰当的知识来提供认知框架，因而只能学习由他人或媒体提供的框架。与格雷勃相似，恩特曼指出：“正是因为在大多数事情上，美国人仅仅只有一点知识和一些不太牢固的信念，媒体提供的信息能够显著地影响他们的态度。大部分受众不仅缺乏详细的专门知识或强烈的意见，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形成需要去捍卫的态度。”关于受众的知识寄生状态，伊扬格指出：美国社会的理想公民形象仅仅是一种幻觉，大部分美国人把政治置于非常“次要的位置”；人们关心的是养家糊口、维持友谊，对于公共事务，人们仅仅是漫不经心、间歇性地关注，因此也并不了解当代政治的细节。甘姆森认为：“对于有些议题，比如防止核战争，受众仅具备有限的经验和个人历史去介入媒介提供的解释包裹；而关于另一些议题，受众却具有很多相关的经验和知识。”对于熟悉的领域，受众更多地利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和知识，而对于陌生的领域，受众则采纳媒体或他人提供的知识。
关于普通公众知识存储的实用取向，伯格和卢克曼（Berger & Luckmann）指出：“实用动机占据着日常生活”，人们知识存储的最主要部分是那些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的知识，大多数时候，人们无暇关注那些超越了实用需求的知识。实际上，个体知识存储的绝大部分都是“来源于社会的知识”，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不断地从他人和社会获取知识。面对纷繁的生活世界，人们的日常交流与新闻阅读就是在参考和采纳他人提供的知识，从而不断充实和修正自己的认知框架。对于新闻舆论而言，“谁的知识具有决定性”，或者更具体地说，谁提供的框架具有更强的“共鸣效力”才是问题的关键。
从知识的社会分布看，人们的知识存储既有个体差异，也有群体差异，框架竞争不可避免。在传播活动中，框架效果的发生离不开人们先前的经验和知识，因此，如果能够有效地激活公众先前的经验和知识，错误的、存在偏见的框架也可能获得非常强的共鸣效力。在新媒体环境下，这种情况更为明显，越来越多错误的、有偏见的框架加入了框架竞争。正如恩特曼与厄舍（Usher）近年的观察，平台媒体似乎否认了把关责任，无赖行动者、意识形态媒体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媒介权力，那些优质的、准确的框架受到严重的冲击。
在框架竞争中，框架提出者的可信度、框架能否与个体的生活经验相印证、框架与文化叙事是否吻合等都是共鸣效力的影响因素，正确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主导性框架。人们常常使用生活经验、流行的智识以及媒体提供的框架来建构自己的认知框架，这是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议题的性质不同，协商的样态也不同。对于那些涉及日常生活的议题，人们能够调用更多的个人经验和知识，但某种程度的框架协商始终存在。
在认知中，个人经验“享有特权”——“我知道，因为我见过，第一手的经验”，但人们的错误知识也可能得到错误的证实，即人们更倾向于“寻找支持性的例证”来证实而不是证伪自己的错误信念，从而出现“证实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此外，人们可能对自己的知识寄生状态并没有自觉的意识，而且往往凭借有限的经验和知识展开认知和推论，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不同知识层次的人之间越来越难以沟通。
五、框架分析方法的修正
从“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这一观点出发，框架分析就是发掘新闻舆论话语中的知识使用。从意义建构的角度看，“框架建构即是分类”；在框架分析中，识别话语表达中的类别具有方法上的优势。
（一）发掘新闻舆论话语中的知识使用
在框架建构中，知识在话语中沉淀，话语表达中必然有知识使用的踪迹。甘姆森认为：框架分析就是使公共舆论中“隐含的图式具有某种形式的可见性，而且最好是让我们一窥其中的思维过程”。在认知中，人们的认知图式（即知识）组织思维并为其提供认知框架；另一方面，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组织话语表达，这一过程实际上是认知过程的外化。因此，框架分析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从新闻舆论话语中发掘知识的使用。
在框架建构过程中，传播者使用特定的知识形成认知框架，并为了沟通的目的形成话语表达。话语表达可以是漫不经心的言说，也可以是对隐喻、范例、口号等“框架工具”（framing devices）的精心设计；正是在精心设计这个意义上，甘姆森又把“框架工具”称为修辞手段。与传播者的框架建构相反，在阅读、观看或面对面沟通时，受众首先接触到的是话语表达，然后才形成认知和理解；因果解释、价值诉求都隐含在话语表达之中，需要反思和分析才能将其提炼出来。因此，在以往研究中，隐喻、范例等“框架工具”就成为框架分析的切入点。
在认知事件或议题时，当人们了解了其中的前因后果并能够做出价值判断，其主要的认知任务也就完成，亦即人们已经理解了事件或议题的意义。因此，在框架分析中，因果关系与价值诉求最为关键。但在具体操作中，以往的研究往往十分繁琐，而分析话语中的类别不仅方法简单，而且准确性高。在很大程度上，“认知就是分类”——“类别的意义在于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种类的事物。”在新闻舆论中，人们认知事件或议题的最重要标志就是分类，亦即将人物、行为、事件等要素置于某个类别。当事物被置于一个类别，也就意味着人们使用、激活了关于此类事物的各种经验和知识。因此，类别识别就成为发掘知识使用的重要方式。
潘忠党与科斯基（Kosicki）指出，新闻舆论中的词汇给予对象一个“称呼”（designator），将其置于某个“认知类别”，比如“独裁者”、“自由斗士”等等。在潘忠党与科斯基看来，新闻媒体从共享的语言中选取词汇，这些词汇不仅在意义表达上具有不同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它们也是提示框架的“线索”。潘忠党与科斯基关注词语的感染力及其划分类别、提示框架的功能。然而，分类不仅仅只是词汇选择，也不仅仅只表现为词汇选择。从意义建构的层面看，分类是知识使用与框架建构自然而然的认知功能。
（二）框架建构即分类
在新闻舆论中，分类以特定知识提供的因果关系为基础，正是在这些因果关系中，事物的特征得以显现。关于政治话语中的类别，美国政治学学者埃德尔曼（Edelman）有精辟阐述。在埃德尔曼看来，人们对政治生活的信念主要由因果关系构成——“谁会造成威胁”、“什么政策会带来福祉或灾难”、“什么措施可以解决问题”等等，这些因果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什么引起什么”（what causes what）。粗略地讲，在认知活动中，以因果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知识为认知提供框架，而分类就建立在框架建构的基础上。
埃德尔曼认为：“分类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必要条件……当分类发生变化，意义也发生变化，而且通常是根本性的变化。”埃德尔曼分析了“战争”的几个类别“标签”如何“创造”不同的因果关系——“神圣的征伐”、“赤裸裸的侵略”往往引发争议、怀疑和抗拒，而“外交政策”、“军事行动”这样的标签不仅给予官员们更多的自由裁量权，而且会减少来自公众和社会的阻挠。“外交政策”、“军事行动”这两个概念创造了“特殊的”因果关系，仿佛战争与国内事务无关，也不会对国内公众的生活造成影响。但实际上，战争也是“国内事务”，它有其国内政策的根源，也会对公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在大多数文化中，“战争”这一概念展现的因果关系非常丰富，不仅意味着战斗、资源消耗，还意味着白发人送黑发人、无家可归的平民等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利弊权衡和价值考量。但“外交政策”、“军事行动”这两个概念强调战争的某些特征或方面，遮蔽其他特征或方面。表面上，这两个词汇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和分类，但正是这种显得“自然而然”的概念遮蔽了战争的某些侧面及其中的因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埃德尔曼说：“类别是政治信念、激情、恐惧和敌意的塑造者，有时候，一些类别显得像是事实的简单描述，而不是宣传工具。然而，正是这些自然而然、自我明证的类别具有特别的力量。”
现实总是有许多维度，当人们的注意力仅仅指向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他部分，并仅仅凸显其中的一部分因果关系，事物的面貌和特征就会有很大的不同。在新闻舆论中，框架建构即是分类——人们调用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凸显现实的某些侧面及其中的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事物进行分类。面对复杂的现实，人们的社会位置不同，看到的现实侧面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就不同，这种视角、经验与知识上的差异会对其框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争议也由此产生，知识使用、因果关系的确立及类别划分就暗含在这些争议之中。
（三）细读新闻舆论话语中的类别
在认知中，人们的知识使用和框架建构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这种灵活性往往表现为意义建构上的自觉，亦即：人们对特定类别和表达方式可能引发的心理反应具有某种程度的预期和控制力。在新闻舆论中，有些类别直接表现为词汇选择，有些则更加隐晦地存在于话语表达之中。无论是措辞、隐喻、口号，还是范例或视觉形象，它们都涉及特定经验和知识的激活，其认知上的功能都是给事物分类，比如，“隐喻的本质就是以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
面对话语中隐晦的类别，文本细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即细读话语表达中的字句和修辞，分析话语的表现力、感染力，并将话语的意义表达与对事件的解释及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组织现实”、对信息进行“分类”，而且他还充分地认识到认知框架与话语表达不可分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特林把新闻工作者视为“操作符号的人”（symbol-handler）。在细致地分析下面这段文字时，吉特林展现了新闻媒体如何巧妙地操作符号：
在今天的春日暖阳中，15000多名学生和一小撮成年人在白宫前抗议，他们要求停止越南战争。游行队伍三四个人一排，举着牌子，整齐地并肩而行。人行道上满是学生。然而，白宫的主人现在仍在他德克萨斯的农场里。
这是一段《纽约时报》描写1965年学生组织抗议示威的文字。吉特林对这段文字进行了文本细读——“一小撮成年人”似乎在暗示参加游行的学生是“一群家长没有监管好的学生”，游行只是“年轻人的越轨行为”而非政治行动；“总统不在白宫”也暗示这场游行不具有政治重要性，人们完全可以忽略这场微不足道的“越轨行为”。表面上看，这段文字中并没有明显的类别标签，但游行的人被划归为“缺乏家长监管的学生”，政治游行变成了青少年的“越轨行为”，而且，当总统不在白宫时，游行显得像一场可笑的“闹剧”。这些都是隐蔽的类别。吉特林并未在理论上阐述类别识别的方法论意义，但却敏锐地观察到话语中隐含的类别及其“组织现实”的功能。
较之吉特林，塔奇曼在理论上阐述了新闻故事如何分类。塔奇曼认为，人们根据事物的“显著特征”进行分类，而新闻是一种知识和框架，具有解释现实和分类的功能。具体而言，塔奇曼认为新闻话语通过“细节”（detail）和“并置”（juxtaposition）等隐蔽的方法进行分类。在新闻报道中，媒体选择性地展现细节或详情来赋予事件某些特征，从而把事件“定义”为某个类别；“并置是一种分类，它鼓励人们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些新闻报道看似事实罗列，但实际上却在暗中“确立”事实之间的联系，并声称这些事实之间确实有联系。在特定的因果关系中，事实的特征得以凸显，人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将其置入某个类别。
在传播活动中，当人们把同一个事物放入不同的类别，其激活的相关知识和体验会大相径庭。而且，在元传播层次，人们具有使用符号以操纵他人感受的经验和能力，这种经验和能力表现为精心制作的表达方式。从实质上看，类别识别就是分析新闻舆论中的知识使用与框架建构；从方法上看，类别识别不仅可以补充其他有效的框架分析方法，而且也是这些方法的检验性指标。
六、结论与进一步的探讨
在新闻传播学中，框架定义的混乱主要源自缺乏一个较为成熟的人类概念理论和知识表征理论：一方面，“强调路径”的研究者并未充分认识到框架是人类概念化思维的运转机制，也未充分吸纳1990年代以后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新洞见；另一方面，“等价路径”的研究者忽视风险决策中的知识使用，也未认识到措辞或话语表达激活的是具身性的概念化知识，而这些被激活的概念化知识则为认知提供框架。
在认知中，特定知识提供的认知框架展现相关的事物及其关系，相应地，新闻舆论中的框架建构就是以特定知识为基础确立事实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因果关系）。重新定义的框架概念不仅能够在概念化思维、具身认知的微观心理机制层次整合“强调路径”与“等价路径”，而且在重新阐述框架建构、框架效果和框架分析方法等基本理论问题时，也能够提供一些新的理论观点。较之恩特曼、伊扬格等人的框架定义，这一新的框架定义不仅吸收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微观层次的新成果，还在宏观层次突出了“作为知识的新闻”中的知识使用与社会分布问题，从而为框架研究提供了一个知识社会学视角。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位置与处境有显著差别，亦即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始终存在差异；当视角不同，人们看到的、认识到的现实侧面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也就不同。尽管一个社会总是能够以各种方式向其成员传递“主流化的现实”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但社会位置和视角上的差异始终难以完全消除，新闻舆论中观点和立场上的冲突正是源自于此。对于同一个事件或议题，人们认识到的现实侧面及其中的因果关系不同，其建构的认知框架和价值评判也就不同。
在新闻舆论中，视角和知识存储的差异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表现出来。在个体层面，人们的知识存储总是与其独一无二的生平经历联系在一起；在群体层面，以代际、阶层、职业等方式划分的群体都有其必须解决的生活和生存问题，因而会产生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价值考量——“并不是世界的每一个所能及的方面都进入群体成员的视界”，一个群体可能“对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产生敏感，而处在另一个位置上的人则对之毫无反应”；“某种概念的缺乏，常常不仅表明缺乏某些观点，也表明缺乏千方百计去解决生活问题的明确动力”。因此，在公共生活中，人们的框架建构总是与个人和群体的知识存储、独特视角和价值考量交织在一起。
在公共对话中，人们会使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建构认知框架，并与专业媒体及其他行动者展开框架协商。在协商过程中，个人和群体层面的知识差异、独特视角和价值考量都会在公共表达中展现出来。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的知识寄生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存在，这也就为框架操纵提供了土壤。从本质上讲，人类传播活动的目的就是相互协调彼此之间的注意力，当现实的某些面向及其中的因果关系被凸显，人们就可以进行有效的协商与合作，但当这种合作性的注意力协调转变为注意力操纵，坦诚的沟通与利益协商就转变为新闻舆论中的框架操纵。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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