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Cheng N, Fan E, Wu T M. Sweet unbinding: Sugarcane cultivation and the demise of foot-binding[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2, 157: 102876.
01
引言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台湾地区缠足迅速消亡背后的经济动机。缠足，又称裹小脚、缠小脚，旧时妇女缠过的小脚俗称“三寸金莲”，具体做法是在很小的时候紧紧绑住并包裹女孩的脚，导致她们双足的形状和大小永久变形，危及女性从事体力活动的能力。缠足这种古老习俗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已经留存了几个世纪，尽管在时间上表现出了持久性，但这种习俗的成本很高，不仅给女性劳动力带来了痛苦，还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女性劳动生产率。而农业生产需要很好的身体移动性和上肢力量，解除绑脚有利于女性参与农业生产，从而提高了保持绑脚的经济成本。因此，甘蔗种植直接能够推动绑脚的解除（下文简称解绑）。
本文的研究结果肯定了女性劳动生产率在决定女性福利的重要性，同时还探讨了增加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与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能否成为甘蔗种植对解绑的影响渠道。
背景介绍
02
与水稻种植业不同，台湾的甘蔗种植业有两个特点。首先，甘蔗种植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远大于水稻种植，并且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甘蔗生产中专门从事不同的工作，相互补充。其次，将甘蔗运往精炼厂还需要铁路的支持。
相较于水稻种植，女性劳动力在甘蔗种植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甘蔗种植的女性劳动力投入是水稻种植的五倍以上。1905-1915年，用于种植甘蔗的土地迅速增加，大大提升了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而在同一时期，在甘蔗种植增长较快的乡镇才出现了大规模的解绑潮，因此，这一时期为估计甘蔗种植对解绑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机会。
随着现代工厂大规模的建立，糖的加工变得集中化，为了保证糖的质量，收获的甘蔗必须迅速运送到离农田几英里远的精炼工厂。由于传统的运输方式无法长距离运输大量甘蔗，制糖公司就在经营地区范围内为甘蔗运输修建了密集的甘蔗铁路网络，如图1所示。这种甘蔗铁路与客运或非甘蔗货运无关，是专门为甘蔗运输而设计的。因此，甘蔗铁路能且只能通过促进甘蔗种植影响裹脚的解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合理有效的工具变量。
图1甘蔗铁路列车的历史照片
03
数据来源与关键变量说明
人口变量和裹脚数据收集自1915年台湾人口普查统计表，1905年的女性百分比是利用1905年台湾人口普查数据估算出来的。甘蔗、水稻和其他作物种植的耕地比例数据来自1905年和1912年的台湾总督统计书。甘蔗铁路数据来自1919年的糖业年报。每条甘蔗铁路确切位置都是利用《1919年糖业年度报告》中公布的原始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得到。包括铁路长度、乡镇面积、相邻村庄和地区、边界长度和中心点位置在内的所有地理测量指标，都是利用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GIS（地理信息系统）中心提供的地理空间矢量数据构建的。
被解释变量：作者在回归分析中使用了两个不同的因变量。第一个因变量是曾经被绑脚过的妇女在1915年之前解绑的比例。第二个因变量是1915年缠足妇女的比例。
核心解释变量：1905-1912年用于甘蔗种植的土地比例的变化。
工具变量：甘蔗铁路密度，使用乡镇内的甘蔗铁路总长度除以乡镇面积衡量。
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描述性统计
实证策略与结果
04
（一）模型设定
式（1）中，
被解释变量代表1915年k镇未受裹脚约束的妇女比例（第一个因变量），或1915年仍然受裹脚约束的妇女比例（第二个因变量）；
是1905-1912年用于种植甘蔗的土地比例的变化；
是1905年测得的控制变量，由1905年的男女性别比、女性人口中客家人的比例、乡镇人口的对数和用于种植甘蔗的耕地比例组成；
表示k乡镇自然条件的一组控制变量，包括地貌中平原的比例和表示是否位于台湾北部、中部的两个虚拟变量；
表示1905年缠足妇女比例，由于缺失数据，将1915年曾经缠足的妇女人数除以1905年的妇女人数作为代理变量，用于控制裹脚的初始状态；
是误差项。所关注的系数是
，表示甘蔗种植的增长对相应因变量的边际影响。由于不同乡镇的人口规模变化很大，为了提高估计的精确度，所有基于公式（1）的回归都按乡镇人口加权。
（二）工具变量有效性讨论
鉴于农民可以自由选择作物，使用OLS估计很可能会使结果产生偏误。例如，考虑到一个传统守旧的男性户主，他坚持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和习俗，他不仅不愿意种植甘蔗这种现代作物，还要求女性家庭成员必须继续裹小脚。这促使
和
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导致
的虚假估计。为了解决这种选择性偏误问题，作者采用工具变量回归，选择甘蔗铁路密度作为IV。
正如之前提到的，甘蔗铁路只用于运输甘蔗，因此它能且仅能通过增加甘蔗种植促进解绑，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同时，作者为进一步说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考察了甘蔗公司是否会在他们预期文化变化更快、导致更普遍解绑的乡镇去更多地建造铁路。若是，那么是否在某地建造密集甘蔗铁路的决定，就可能会受到影响解绑或裹脚的遗漏变量的影响，从而使得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无法满足。
为解决该问题，作者考察了1905年的缠足初始流行率是否能够预测1919年的甘蔗铁路密度。鉴于几乎所有的甘蔗铁路都是在1906年之后修建的，1905年的缠足率将反映出未受甘蔗铁路建设影响时的缠足情况。将1919年甘蔗铁路密度对1905年裹脚率进行回归，若发现回归系数显著，则甘蔗铁路密度并非有效工具变量。
表2 甘蔗铁路密度的决定因素
表2汇报了甘蔗铁路密度决定因素的回归结果，作者发现，如环境和甘蔗种植的适宜性等自然条件是制糖公司决定在哪里修建铁路时的主要考虑因素；而包括缠足普遍性在内的当地文化或人口特征因素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因此它们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另外，作者还研究了在历史档案中，关于制糖公司决定在哪里建造糖厂时考虑的标准因素。由于工厂是甘蔗铁路网的枢纽，工厂的选址为了解制糖公司决定在哪里修建铁路提供了基础。著名的台湾制糖业研究者Shinji Kono（1930）列举了制糖企业在决定糖厂厂址时重点考虑的四大因素：（1）靠近河流，因为部分糖厂是依靠水力发电的；从图2可看出，在台湾西南部，制糖企业的厂址是靠近河流的；（2）周围有足够适合种植甘蔗的土地；（3）靠近交通路线；（4）有足够的劳动力。
图2 糖厂所在地
（三）回归结果
表3列出了甘蔗种植对解绑的回归结果，表3的第（4）-（6）列分别报告了以甘蔗铁路密度为IV的2SLS估计的第一阶段、简化形式和第二阶段的结果。第二阶段2SLS估计值为1.77，远远大于第（3）列中相应的OLS估计值。2SLS估计结果表明，甘蔗地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1068）就会导致1915年未受裹脚约束的妇女增加18.9个百分点。
表3 甘蔗种植对解绑妇女比例的影响
为什么2SLS估计值大于相应的OLS估计值，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是，2SLS估计值捕捉到了因甘蔗铁路修建而增加甘蔗种植的农民或转为种植甘蔗的农民带来的效果。与那些无论甘蔗铁路是否修建都坚持种植水稻等传统作物的农民或者从未种植甘蔗的农民相比，增加甘蔗种植的农民或转为种植甘蔗的农民相对来说思想更为先进也更开放，对裹脚等传统习俗的遵循程度更低。那么，种植甘蔗的农民们会更倾向于解绑，这意味着甘蔗种植对解绑会产生更大影响。
表4列出了以1915年缠足妇女比例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证实了表3的主要结论，即甘蔗种植的增长有助于解绑，导致1915年裹脚妇女的比例降低。同样地，OLS估计值比2SLS估计值要小，如第（6）列所示，甘蔗地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1068）将导致1915年受裹脚约束妇女的比例减少12.8%。
表4 甘蔗种植对1915年裹小脚妇女比例的影响
表5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第（1）列是没有进行乡镇人口加权的2SLS估计结果，第（2）列是排除了包括东海岸、澎湖群岛等14个相对偏远的台湾乡镇后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前文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表5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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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检验
（一）甘蔗种植通过增加女性劳动力需求促进解绑
图3 解绑和甘蔗种植的地理相关性
首先，作者检验了解绑女性比例的变化和甘蔗地的增长之间的地理相关性。图3-A和图3-B显示的是1905年（A组）与1915年（B组）不同地区21-50岁的未受裹脚约束的闽南女性比例。作者把重点放在21至50岁的女性身上，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成本方面，对于年轻女性来说，在生物学上解绑是更容易的，因为她们的脚还很柔软，所以康复过程中遭受的痛苦比年长者少很多。二是收益方面，相比年长女性，年轻女性解绑后活动能力和体力会提高更多。综合来看，高收益和低成本会更有力地推动年轻女性解绑。如图3-A、3-B所示，1905年全台湾地区解绑的情况极为罕见，但到1915年，解绑女性的比例急剧增加。与台湾北部相比，台湾中部和南部女性解绑的进度要快得多，这一地域分布情况与类似时期种植甘蔗土地增长的地域分布相吻合。图3-C显示了1905-1912年种植甘蔗土地比例的变化，增长较多的地区也集中在台湾中部和南部。
图4 1915年按年龄组划分的未裹脚女性的比例
图5 1915年21-50岁与50岁以上的未裹脚女性的比例
其次，由于青年女性被认为有更强的体能，如果女性体能对甘蔗种植至关重要，青年女性将更多地解绑。图4表明1915年的解绑率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而下降。根据图5可知，与50岁以上的女性（图5-B）相比，21至50岁女性（图5-A）的整体解绑率显著更高。
图6 1915年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未受裹脚约束的女性比例
最后，如果甘蔗种植的增长确实有助于解绑，那么参与农业生产的女性会比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的解绑倾向。图6汇报了1915年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未受裹脚约束的女性比例的地理分布，作者发现，在台湾中部和南部，从事农业工作的女性解绑率较高（如图6-A所示），这一地域分布情况与图3-C显示的甘蔗种植增长的地理分布一致。作为比较，根据图6-B可知，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女性的解绑率要低得多。这为作者的主要结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即甘蔗种植有助于解绑。
（二）潜在机制检验
1. 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机制
作者首先考察甘蔗种植是否对不同性别人口死亡率有异质性影响。女性参与甘蔗种植会带来其家庭议价能力的提高，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女性比男性更重视自己的福利，那么女性议价能力的提升会促进女性健康状况的改善，进而与男性相比，女性死亡率会相对减少。因此，运用IV方法分别估计甘蔗种植对男性和女性死亡率的影响。
表6汇报了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死亡率影响的2SLS估计结果，第（1）列的因变量是1906-1913年女性死亡率的变化，其中甘蔗地比例变化的估计系数为-52.15，意味着研究期间甘蔗地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1068）就会使每1000名女性的死亡减少5.57。而同期女性死亡的平均下降幅度为10.14，可见这种影响是相当大的。表6第（2）列显示，研究期间甘蔗地比例每增加一个标准差（0.1068）会使每1000名男性减少5.7例死亡，比女性的对应估计值略高。表6第（3）列表明，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死亡率影响的差异较小且并不显著。
表6 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死亡率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机制的存在性，作者继续估计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儿童生存率的影响。如果甘蔗种植的增长提高了母亲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而且母亲相对于父亲来说更重视女儿的福利，那么相比于男孩，甘蔗种植对女孩生存率会产生更大的正向影响。由于缺乏乡镇级儿童生存率数据，作者使用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作为代理变量，侧面反映了男孩相对于女孩的生存率。表7汇报了甘蔗种植对不同年龄组儿童的男女性别比影响的2SLS估计结果。作者发现，对于三个年龄组，甘蔗种植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但不显著。
表7 甘蔗种植对儿童性别比例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无法证实家庭内部议价能力机制的存在性。可能的一种解释是，甘蔗种植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带来的变化不足以引发有利于女性的家庭议价能力的任何重大变化。
2. 人力资本投资机制
另一个可能的潜在机制是，甘蔗种植通过提高女性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助力她们解绑，以增加人力资本。
由于儿童死亡率数据是唯一能够确定的儿童健康指标，作者拟使用该数据评估人力资本投资机制。但因缺乏乡镇一级的儿童死亡率数据，作者无法进行回归分析，于是作者采用研究甘蔗种植和儿童死亡率之间的地理相关性方法作为替代证明。
图7 1906年与1913年0至10岁女孩的死亡率
图7-A和图7-B分别汇报了1906年和1913年不同地区0-10岁女孩平均死亡率的地理分布情况。从图7-A可看出，1906年台湾中部和南部与台湾北部相比，0-10岁女孩的死亡率要高得多。然而，图7-B显示，到1913年，台湾中部和南部的死亡率有更显著的降低。这种变化的地理分布情况与甘蔗种植增长的地理分布相吻合。尽管图7中显示的地理相关性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它侧面印证了父母因甘蔗种植而对女儿的健康进行更多投资的假设。
一般来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会鼓励农户家庭中的父母让子女参与家庭生产活动，因此会阻止他们对子女的教育进行投资。然而，包括增加甘蔗种植在内的制糖业的发展创造了许多非农业工作，进而可能激励对教育的投资。因此，总体影响的方向可能是不确定的。
为了衡量甘蔗种植对教育的影响，作者使用1915年人口普查数据，其中报告了每个乡镇“识字”的男性和女性的数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该数据没有提供确定一个人是否“识字”的确切标准，但这是作者从档案中唯一能够检索到的乡镇级教育指标。
表8汇报了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人口识字率影响的2SLS估计结果。作者发现，第（1）列表明甘蔗种植对识字率的影响极小且不显著，第（2）-（4）列分别显示了女性和男性的单独回归结果以及不同性别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人口识字率的影响均不显著。
表8 甘蔗种植对不同性别人口识字率的影响
结论
06
本文通过台湾地区的历史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台湾地区缠足现象消亡的经济动因，同时发现甘蔗种植的发展促进女性从裹脚中得到解放。
尽管无法明确其中的潜在机制，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对女性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有利于促使女性从传统习俗带来的禁锢与限制中得到解放。如果说甘蔗效应是通过提高女性的预期收入以促使父母对女孩的健康进行投资来实现的，那么作者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发展有利于女性劳动力的种植业（如茶叶和咖啡）或者制造业（如纺织品和电子组装），同样可能有助于在未来促使女性割礼这一陋习得到彻底废除。
Abstract
We analyze the economic motives for the sudden demise in foot-binding, a self-harming custom widely practiced by Chinese females for centuries. We use newly-discovered Taiwanese data to estimate the extent to which females unbound their feet in response to the rapid growth in sugarcane cultiv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growth which significantly boosted the demand for female labor. We find that cane cultivation significantly induced unbinding, with the IV estimations utilizing cane railroads – lines built exclusively for cane transportation – support a caus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timated effect. This finding implies that increased fema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can help eliminate norms that are harmful for females. Further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need for human capital improvement was more likely to have driven the effects of cane cultivation, rather than the increase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power for female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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