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清华全球传播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泓宇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原载于《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传播基础设施的场所建造、资源分配与技术扩散是理解发展传播学取向的重要切入点。以此为问题意识，可归纳不同研究取向的发展传播学对“基础设施”的不同理解与价值关怀。埃弗里特·罗杰斯的研究与论述鼓励后发国家和地区，围绕传播基础设施进行自主开发与探索，但仍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中心主义和去意识形态色彩。以达拉斯·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更加直截了当地批判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传播基础设施资源分配上的霸权，关注建设传播基础设施的“技术民族主义”及其应用过程中如何实现“去依附”。在全球传播高度平台化的时代语境下，通过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内涵与外延之辩，可把握当下存在激烈冲突的信息传播秩序和充满剧烈变动的知识生产体制，尝试促成发展传播学的叙事更新与逻辑转化。
随着互联网平台媒介兴盛，“平台社会”崛起，国内外学术界汲取基础设施研究的理论资源，将提供个人、商业与公共等多种服务并具备互联互通属性的数字平台，理解为一种新兴而泛在的、隐蔽而必要的、虚拟性与实存性并举的、具有资本集聚和传播垄断属性的“基础设施”。当前学界的讨论聚焦于“基础设施”概念本身的内涵与外延，但却未能深入探究“传播”与“基础设施”之间的互动关系，遑论深刻分析传播活动与平台媒介等“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背后的结构性动因，以及新技术发展与应用背后更深层次的权力关系，因而也罕有从研究取向的角度历时性地把握这一议题对传播研究创新的意义。为了突破当下有关“传播基础设施”研究的视野局限，我们应当回到历史的语境，在思考“传播”与“基础设施”互动关系的同时，加入其与“社会发展”这一关键变量的互构关系。传播基础设施早已“潜藏”在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细枝末节中。这成为本文尝试在新的语境下重构发展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切入点。
基础设施可被界定为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殖民帝国和非西方的后发国家，通过各种具有“技术政治性”（technopolitics）和“后勤”（logistics）性质的技术组织与架构所形成的“大型技术系统”（LTS）。在“技术—政治”语境下，基础设施本身已然成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部分。从启蒙运动开始，基础设施作为一个能够促进人与物自由交流并形塑现代民族形成国家的关键概念，其本身亦是进步主义与现代文明的象征与体现。无论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从批判的政治经济结构性角度思考，基础设施与发展传播学这一强调社会变革的学科分支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姻亲关系”。
一、重新理解发展传播学与“基础设施”
人类传播史是受“基础设施”影响的人类行为与社会发展互动的演进历程。从基础设施的概念出发，“传播基础设施”可被界定为信息传播领域内，具有“基底”（substrate）性质的技术系统，它隐匿地嵌入并改变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然而，从价值论的角度看，传播基础设施究竟是作为“去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建造、布局并带来发展增益，还是隐含着不平等权力关系并固化人类传播格局与发展秩序？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存在研究取向意义上的分野。本文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尝试理清不同的研究取向如何理解传播基础设施，从而更深刻地把握发展传播学的历史脉络及其现实关怀。
历史上，洲际间电报及电缆铺设曾在国际传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跨国与跨文化信息流通的基础性力量。19世纪中后期，在英式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英印电报系统、“上海—长崎—海参崴”电报通信网等的铺设均成为构建“日不落帝国”的重要节点。在平台化时代，互联网、数字媒体平台、物联网与5G基站等愈发成为影响信息传播与社群联结的关键媒介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最为前沿的“元宇宙”，也离不开与之配套的相关软件、硬件和“湿件”（wetware）技术与信息基建开发。这些历史与现实的例证都提示着我们，兼具物质性、文化性与社会经济属性的传播基础设施及其技术迭代、资源分配、所有制归属和场所建造等环节，都是理解传播与社会发展变革的要义所在。
“基础设施”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传播学而言，成为重新理解这一学科分支的关键概念。经过半个世纪的“批判性发展”和几代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发展传播学逐步超越其固有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范式，转向更加强调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参与式传播”和“行动传播”等新兴范式。但是，范式的迭代未完全形成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术体系，也缺乏强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撑。这呼唤着新的具有整合性质的研究框架“统摄”发展传播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转型升级。
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于传媒资源和权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其思想火花时常“零散”闪现，但却一直未能在发展传播学的主流研究中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叙事脉络。其背后实际上渗透着传播学科话语权与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遗留问题。但不容回避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学术给养，恰恰是发展传播学主导的“现代化”范式和“技术中心主义”等理论及其相关实践在第三世界“后发”国家日渐失去解释力，并成为导致“原罪”的渊薮所在。
作为一个开放、包容的学科分支，发展传播学的创新，应大胆地拥抱和容纳政治经济学的取向与批判精神。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传播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这一被发展传播学主流叙事和逻辑长期“遮蔽”的命题入手，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当下亟需重构的信息传播秩序和充满巨变的知识生产体制，旨在促成发展传播学的叙事迭代与逻辑转化。从知识考古学的视野切入，本文将论述重点聚焦于大众传播学的“经验”取向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取向之间的比较，选取罗杰斯（Everett Rogers）与斯麦兹（Dallas Smythe）两位代表性学者及其文献，就发展传播学历史文本中的关键概念“基础设施”进行辩证考察。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探讨基础设施之于传播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基础设施”之于重新理解发展传播学的重要性，而不局限于对媒介和技术本身的探讨。传播活动的场所/场地、媒介技术的研发与扩散，乃至更为宏观层面上的生产资料与资源分配都可以被纳入基础设施的视角下，这也与强调“结构性”和“去媒介中心主义”分析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研究取向不谋而合。
作为重新理解发展传播学的“基础设施”，衍生出了这一学科分支的不同面向与价值关怀。因此，与其说本文在探讨不同学派就某一概念的研究侧重点，毋宁说“以基础设施为方法”，管窥不同学派如何理解传播基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对现实分析的视域拉回到经典文本中，探寻发展传播学主流叙事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文本中的“基础设施”概念究竟有何异同，在重读经典的基础上展开概念之辩。
二、发展传播学经典文本中的
“基础设施”概念溯源
追溯发展传播学经典文本中的“基础设施”，可先以其代表人物，即勒纳和施拉姆的研究为例，展开这一趟知识旅行。旋即，重点审视罗杰斯对于“发展”议题的思考及其如何看待发展传播与基础设施的关系。进而，归纳发展传播学的“经验”取向就传播基础设施相关议题的整体认知、态度及价值判断。
（一）勒纳、施拉姆与发展传播学
发展传播学兴起于冷战时期，其代表人物勒纳（Daniel Lerner）将缘起于西方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意义上的“现代化”概念移植至中东地区，运用城镇化进程、教育普及率及媒介参与度等量化指标衡量当地现代化程度[[i]]51。他于1958年以《传统社会的消逝》为题，对中东地区的近现代变迁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当地人对西方现代化模式与大众媒介的“同感/移情”（empathy）对社会发展与变革起到关键作用。这本经典之作标志着发展传播学的开端。但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该书简单化地将“发展/现代化”描述为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的线性过程，而媒介技术和传播基础设施则与之形成因果关系，这显然是一种“粗劣的技术决定论假说”。
六年之后，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一书问世。他将传播与媒介研究和社科领域的“发展”议题相互结合，将“发展传播学”确立为传播与媒介研究的一个分支。他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已不可避免。就传播基础设施及其资金投入而言，“当一个新兴国家决定要发展时，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介乎于‘部落与现代文明’之间的传播体系……加速大众传播的发展，首先要求各国愿意在媒介发展方面认真投资……获得资本援助容易得多。”。这一结论可被看作对勒纳观点的延续与深化。但他对传播体系和基础设施的探讨，未能跳出“去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的窠臼，间接促成跨国私人资本对后发国家传播基础设施的介入，弱化甚至湮没其建设的自主性。
不可否认，勒纳和施拉姆作为大众传播学领域的巨擘，在发展传播学领域也扮演了奠基人的角色，但他们的理论和话语体系都囿于西方中心的现代化范式，立足于精英主义的立场，遮蔽了“改革”和“发展”之间的逻辑转换关系，垄断了对“何为发展、如何发展”的界定权。建基于大众传播学“经验”取向的发展传播学研究以信息传播媒介为中心，以推动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将发达国家媒介传播的“成功模式”进行整体复制移植到后发国家，淡化甚至消解了信息扩散与技术基建转移过程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传播活动的政治经济目的和意识形态属性。
（二）罗杰斯论发展传播与基础设施
在发展传播学走向成熟的进程中，罗杰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指明了大众传播学“经验”取向的固有缺陷，倡导和鼓励后发国家和地区围绕传播基础设施进行自主开发与探索。20世纪70年代，罗杰斯对何为“发展”进行了概念扩充，讨论传播技术及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普惠性发展的重要性。他强调“发展”的概念需要超越陈旧的思维定势，应当清醒地看到19世纪末以来伴随着殖民主义和城镇化的工业革命、资本密集型的技术与经济增值而出现的发展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同时要融入新的思考维度，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正义”，石油危机背景下中东国家的发展自主性，中国、印度等国现代化探索带来的“替代性”（alternatives）发展模式，以及如何理解西式现代化战略在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失灵”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罗杰斯提出了“发展传播”四要素：
1.信息和社会经济效益的平等分配
包括农民和城市中的贫民都应该纳入信息技术扩散与传播基础设施的发展项目之中，同时努力地消除经济发展过程的差距与各类发展鸿沟。
2.基于“自我发展”的广泛参与
真正能促进农村等地区发展的项目，一定是农民可以参与其中的，发展的“权利”应该“自下而上”地由农民自主掌握。
3.保障发展的自主/独立性并关注地方资源的潜在危机
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地区都可以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而不必“依附”发达的西方国家及其路径规划。这一见解与同时代的斯麦兹有相通之处。
4.现代化应将传统和现代系统进行整合
罗杰斯特别提到了20世纪中国在此方面的成功经验，将中医智慧与西医技术进行有机整合，推动广大农村地区医疗水平与卫生防治基础设施的完善。
公允而论，罗杰斯并未完全跳脱大众传播取向的“技术中心主义”窠臼，因而陷入了叙事和逻辑上的困境。其代表作《创新扩散》和一系列相关研究一方面鼓励缺乏发展和传播基础设施建设自主权和经验的落后地区进行独立探索，发挥农民和贫民的主动性；但同时将相关传播基建的创新扩散看作是一种“去意识形态化”和“价值无涉”的技术化工具。诚然，他揭示了传播技术及配套基础设施所具有的市场主导和资本操控的属性，但却未能进一步将其置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野中进行剖析，忽视了“政企联姻”的本质特性。
罗杰斯在文化人类学的框架下进行田野调查，综合运用概念和理论为传播技术及基础设施的研发、创新、扩散与接纳过程提供学理性依据。从技术的标准化、可推广和普及化，以及基础设施“协同互通”的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展传播学研究在管理/行政主义范式和科学主义方法论意义上走向成熟。他的一项广受推崇的研究，聚焦手机如何从“商务人士、家庭成员到普通个人”逐渐普及，及其与诺基亚等制造厂商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的关系。然而，他并未进一步探究手机与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布局背后的政治经济霸权和技术自决问题，也没有更多关注中国、印度等后发国家进行的相关信息与传播技术的“数字革命”。
概而言之，以施拉姆、勒纳、罗杰斯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经验”取向的发展传播学研究，更多关注传播过程中“基础设施”的技术研发、搭建过程与传播技术扩散，以及由美西方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如何“去政治化”地输送“现代化”发展理念与模式等问题。这一取向强化和固化了“东—西/南—北”的冷战格局和不平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即使罗杰斯对“何为社会发展”“传播如何促进发展”进行了系统反思和理论修正，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这一取向西方中心论和技术中心论的基本立场和传播基础设施的工具化定位。这一取向随着美式大众传播学由盛转衰也渐渐褪去光环，没有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甚至其基本立场都受到质疑。由此，我们将目光转向斯麦兹的文本，探析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传播、发展与“基础设施”之关系，从而在理论层面上反思此前的主导范式，构建更加合理公正的发展传播的叙事和逻辑。
三、斯麦兹与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下的
发展与“基础设施”
在斯麦兹的代表作《依附之路》中，他不仅揭示了美国如何通过“意识工业”掌控加拿大传播与文化政策，还更加详尽地阐释了自己对于“传播基础设施”问题的关注，形成了有着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向的发展传播学的叙事与逻辑，填补了以罗杰斯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学“经验”取向下的发展传播学所忽视的“盲区”。
（一）盲区辩论中的“经济基础论”
历史上围绕马克思主义与媒介研究的“盲区辩论”可分为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两次。以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批评同属于左翼的文化研究学者，指出后者过度关注传媒产业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相对忽视其“经济基础”意义上的资本运作与垄断。文化研究学者对此进行了回应。斯麦兹的有关“传播”作为经济/物质基础的问题意识，构成了分析斯麦兹和后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讨论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时，立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技术批评的逻辑起点。
从第一次“盲区辩论”开始，斯麦兹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旗帜鲜明地指出，大众传媒及其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现象是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盲区”所在。斯麦兹认为，“传播”不能被简单地归入观念或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胶着剂”的范畴之中，而应在经济基础的层面予以解释和批判。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产品包装与设计，以及衍生出来的劳动价值、流通费用、异化问题、“商品拜物教”乃至无产阶级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抗争”都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换言之，从斯麦兹开始，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不仅开始将“传播”视作以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区”进行学理填充，更将其作为一种具有经济性和物质性的社会构成“基础设施”进行学术探讨。传播行为的活动场所、传播的技术条件乃至传播媒介的应用与扩散不仅仅在社会意识的层面“传递着什么”，更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改变了什么”。这也间接促成以斯麦兹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者在批判层面思考：当传播媒介与技术成为改变与促进社会发展的物质性基础设施时，如何确保建立起更加公平合理的传播秩序与社会关系，这一核心关切构成了探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传播学的逻辑起点。
（二）“传播工作场所”与传播霸权
斯麦兹重点考察了“传播工作场所”与传播霸权建立之间的关系。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壮大，通常伴随着企业间的竞争。为了获得利润，企业主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增大投资并改良固定设备，以更大、更“先进”的“工作场所（工厂）”和生产规模来赢得更低的价格，由此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结构”。这一批判在传播与媒介领域同样具有解释力。传播基础设施的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传播与社会发展状况，但其本质性目的却正在于赢得市场竞争。斯麦兹以历史上的美国西部联合（Western Union）电报公司为例进行论证，“西部联合电报公司的线路铺设因得益于铁路公司的开路权而与后者的利益息息相关；由此西部联合电报公司为垄断资本主义发挥着协调作用。”在以电报为主要通信媒介的时代，西联公司对彼时传播工作场所，或言对“电报网络”的“投资”，不仅吸引当时顶尖的银行投资家，还掀起多起大型并购案，加快其线路铺设进度，在与美联社展开合作后，“西联”拒绝为其他电报通讯社提供服务，来保护美联社的优势地位，成为称霸美国传媒界的电信企业。
作为大众传播时代最富代表性的媒介之一，电报、电报公司及电报网基础设施（如横跨欧洲与北美的大西洋电缆）的搭建，之于发展传播学研究的重要性，一直处于被“低估”甚至是“忽略”的状态。然而，正如丹·席勒（Dan Schiller）所说，以电报等为代表的信息传播业早已被纳入美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而资本主义及其政商合谋的霸权被赋予了“无比的机会”。作为一种“宗教化的技术”，电报及其承载的“精神交流”使得国家联成一体，传递了民主、自由等观念，传播由此被看作一种过程和技术，达到了占据空间和操控个体的目标，更远而更快地扩散，传送并散播知识、思想和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勒纳等人对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包括电话与贝尔系统（Bell system）和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等。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传播技术中心和技术导向的视角，同时分析“传播技术”及其基础设施化的过程如何影响后发国家和社区的连接及人的“现代化”。
相比之下，斯麦兹和席勒等人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提出了质疑：何种“意识工业”与传播霸权随之建立起来，何种并不平等的传播秩序随之构建？这也是发展传播学的“经验”取向乃至于整个大众传播学研究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盲区”。
（三）技术民族主义和技术意识形态
斯麦兹将“传播基础设施”进行了“技术民族主义”（techno-nationalism）和“技术意识形态”（techno-ideology）意义上的解读。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传统发展传播学背后的底层逻辑——“美式现代化”范式受到广泛质疑，“为谁发展”“如何发展”等有关发展传播学的“元问题”成为学界焦点。尤其是以大众媒介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成为批判学者聚焦的对象。对此，斯麦兹指出，传播技术本身不是中立和价值无涉的，而有着极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技术应当被理解为与一个社会中的规则共存的过程”，当在“基础设施化”的意义上被研发、应用和大规模使用时，应该考虑这种传播技术为谁服务，其目的何在。
有关传播技术与基础设施“民族自决”的讨论，从根本上挑战了此前“经验”取向的发展传播学有关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假设。在斯麦兹《中国笔记》中，他早已指出，有着深刻意识形态属性的传播基建开发与应用，需要在民族自决的维度上进行实践。从传播的生产资源及分配角度看，传播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资源等极易在城乡间和区域间造成不平等的分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逻辑无法适用于文化传播工作，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充分的组织协调和政策安排。这与半个世纪之后，关于“微信作为中国新兴的数字基础设施”及其中有关技术民族主义乃至数字基建与网缘政治的讨论可谓“遥相呼应”。传播技术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大范围的“中心—边缘”及“全球南、北方”不平衡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体同构的。惟有从民族自决的角度进行建设，坚持对外开放和跨国交流，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和知识基础，才能逐步实现针对传播基建的自主掌控与发展。
（四）“电子信息老虎”
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去依附”
斯麦兹结合有关加拿大的实际案例提醒世人作为传播基础设施的“电子信息老虎”的危害，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要“去依附”。加拿大和美国的工业体系在二战期间加速融合，乃至对美国传媒产业“全方位”依附：以印刷媒体、电影乃至无线电等传播媒介及基础设施为例，“从新闻的采购到生产流程，再到向广告商推销受众及采购免费午餐，加拿大垄断报纸企业与美国的同行一样，开始转向对行业进行全方位的合理化改造”，“加拿大接受了美国（派拉蒙公司等）电影及其产业的主导地位”及“加拿大很慷慨地允许美国无线电报站在域外覆盖其领土”。
以无线电频谱的分配为例，从加拿大到更多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全球传媒基础设施资源分配呈现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等级体制结构”依附于美国等“电子信息老虎”的霸权之下，惟有抵抗资本主义信息帝国“老虎”的侵蚀，保障无线电频谱的民族国家自主权方可实现一条“去依附”之路。斯麦兹也谈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帝国的外围地区”，尝试摆脱帝国传播体系，寻求独立自主，他们借助了“小型”传播技术——例如广播、不起眼的“盒式收音机”等作为重要的组织工具，来达成其策略目的。在其遗作《高科技：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中，斯麦兹深入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与电信技术基础设施发展的问题。他写道：“自力更生与高科技如何相关？”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取决于同‘高科技电子工业’的斗争结果，要么国际资本的压迫性力量获得空前胜利，要么自力更生的各族人民取得巨大进步，真正掌握能够服务于他们自己生活需要的新技术。”
总的来看，以斯麦兹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向，始终坚持将传播研究与全球社会的权力体系结构分析进行互文与连接，发掘并批判“传播基础设施”修建与扩散过程中的权力不平等问题。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斯麦兹本人还亲力亲为地进行实践干预。在一个“替代性”的愿景之下，斯麦兹以“建设者”的身份，致力于改变现有社会秩序中的结构性不公，为寻找和实现更公正、更合理的替代性社会秩序持续抗争。
四、内涵与外延之辩：
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发展传播学
通过知识考古学与比较研究，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角度看，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可探析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如何理解传播基础设施，更深刻地把握这一学科分支的历史脉络，转而展现其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勾连。
（一）内涵：“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
从“基础设施”之于发展传播学的内涵辩析来看，二位代表性学者及其有关传播基础设施讨论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可见表1。他们都强调后发国家及地区无需对发达西方国家的传播基建及其路径规划蹈矩循规。然而，不同点在于以罗杰斯为代表的“经验”取向的发展传播学仍然在大众传播学的框架下进行论述，有着较为明显的“技术中立”研究取向；斯麦兹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者的观点相比之下更为激进，牢牢把握传播、发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提醒学界在传播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所隐藏的全球性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
表 1 “传播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
更进一步说，“经验”与“批判”取向有关“基础设施”议题的不同看法，折射的是发展传播学的意识形态与立场差异问题。现代化范式和技术中立的神话破灭，传播基建已深度参与并影响全球不同地方、处于不同阶段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发展，面对理论文本及其历史语境，发展传播学中“基础设施”的概念之辩，实质上是两种取向之间的话语较量与理论解释力的此消彼长，对于转型中的发展传播学而言，将是一个有可能出现的研究范式与理论“转折点”，乃至这一学科分支通过回溯经典而重新书写的契机所在。
（二）外延：发展传播学理论、历史
与现实的勾连
从概念探讨的外延和学术应用的角度看，发展传播学中以“基础设施”为切入点的“概念和取向之辩”背后指向的，既是冷战社会科学历史语境下学科主导话语权的纷争，也是在实践层面上相关指导思想的论辩。
20世纪80年代，以传播研究和相应的发展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历史为例，为何在这一场理论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相当奇特的传播批判学派的“失踪”现象？为何在海内外主流的传播学与发展传播学教科书中，以斯麦兹和政治经济学者为代表的批判研究只是“零星”的分布，或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而存在？40年前，这一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研究的目标与方向所形成的“一边倒”之势，近乎是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批判学派一步步“被抑制、被弱化”为前提的。那么，在数字平台作为新基建型塑传播生态的今天，在微信、TikTok等平台媒介深度绑定数字地缘政治冲突与意识形态矛盾的现状面前，在传统的主流传播与媒介学科知识大厦面临“倾覆”和“重建”的时代，中国传播学“四十不惑”，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概念与取向之辩成为一个横亘在今天时代关乎学科走向的关键问题。
另一方面，如何在现实层面施策，即采取何种方法论来指导中国的传播基础设施建设，也是思考“概念与取向之辩”的原因所在。过去多年，传播基建的开发和应用长期与制度经济学及“发展主义”等思潮绑定。近年来，尤其是2020年“两会”以来，新基建已进入数字时代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话语体系之中，也出现了传播基础设施如何影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及巩固“数字主权”的讨论声音。
当“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以“结盟”形式抢夺通信与传播等领域的高新科技所有权时，当美国在非洲施行“数字殖民主义”导致非洲国家难以拥有自己的数字基础设施时，当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及“基础设施叙事”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网络基础设施及中美信息战已将“技术民族主义”展示得淋漓尽致之际——中国不能只定位在需要发展传播学来指导发展的“被动”地位上，想象或者重复建构“中心—边陲”的陈旧叙事。如何进一步思索有关新基建在新时代中国的技术政治性和治理新内涵，如何辩证吸取传统发展传播学的知识精华，同时将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与实践建构取向更加丰富和主动地纳入其中，这将是立足今天时代推动发展传播学革故鼎新，促成走向实践的“基础设施话语”不断完善成熟的重要诉求。
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概念与取向之辩固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我们尝试以“基础设施”为关键概念和研究方法论，关照发展传播学的不同研究取向和理论路径，非“捧一踩一”，而志在解析历史语境中发展传播学的文本深意，以“基础设施”为方法，将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历史与现实紧紧勾连在一起，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斯麦兹等人的思想当做一座“富矿”，而非封闭的围墙体系。让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和传统发展传播学的叙事开展对话，以政治经济学为“批判的武器”，最终，思考发展传播学的时代革新和理论转折，真正激发发展传播学的理论潜力，回应中国等后发国家的传播与社会发展诉求，产生更大的实践解释力和现实影响力，使之成为“武器的批判”。
五、结语
本文将二位学者有关“传播、社会发展与基础设施”关系的论述进行文本扫描与比较研究，无意于在学理层次与见解境界上“一较高下”，而在于以此为“切口”来关照发展传播学的学术取向、历史沿袭与未来演进方向；以至于回答“为什么发展传播学的学科叙事（及其知识的扩散过程，比如发展传播学的中国化）只看到了勒纳、施拉姆、罗杰斯，而没有看到斯麦兹？”的问题。
作为北美传播学研究的不同脉络的代表性人物，“批判”的斯麦兹和“主流”的罗杰斯，他们都在1970年代初关注中国本土的“传播与发展”模式，并从不同的角度反思和修正西方主流传播范式的局限，但中国自身，却反而在之后的1990年代，重新将战后实证主义主导的受众研究和“发展传播效果测量”奉为某种“理想型”，乃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忘记”斯麦兹等政治经济学者的存在，这也间接导致了发展传播学的认识论僵化和方法论“内卷化”，不利于这一学科分支的发展。立足当下，存在激烈冲突的信息传播秩序使得“数字基础设施”的讨论来到学术舞台的中央，充满巨大变动的知识生产体制，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和调整？
回归现实语境，思考发展传播学中的“基础设施”概念与取向之辩，重返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发展传播研究经典历史文本，不是“厚古薄今”，也不是要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文本为纲，以一种立场取代另一种立场，以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一种意识形态，而是要辩证看待传播学科及其分支理论建制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及话语权争论等问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过于否认传播技术的价值，认为其只是牟利的工具而没有“赋能”低收入人群，这是有失偏颇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帝国的外围地区”摆脱帝国可能只是国内建设的第一步，能否顺利实现自主发展，还取决于政治经济精英如何处理复杂的内部利益格局。罗杰斯关注到“发展”内涵的城乡维度，这也是对发展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巨大贡献。经验取向的发展传播学研究在发现事实、描述现象、验证规律方面也依旧不可取代。我们需要对美式大众传播学取向下的发展传播学进行“扬弃”而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必要性。
无论是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对象乃至研究框架的平台研究，还是变革中的发展传播学，都不能陷入简单的“社会制度”路径依赖，而应该研究“生产为何、如何生产、生产后如何分配”等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命题。对于发展传播学而言，应关注发展为何、传播（不局限于传播技术扩散）如何促进发展、促进发展后如何实现“效果”普惠的问题。这正是政治经济学取向之命脉所在。重返经典，从基础设施的概念与取向之辩，管窥发展传播学，需要以中国本土乃至更大范围的时空环境为研究沃土，打开发展传播学更为辩证、更为多样、更为丰富的研究视野，找准今天理论更新的基点和方向，更好地实现发展传播学研究的叙事推进与逻辑转化，开拓更加公正与平等的全球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体系。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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