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 新传火花
导言：“新世界主义”的讨论近年来在各个学术领域广泛展开，不仅是解决现实国际争端以及世界根本问题的重要旗帜和方略，而且古典“世界主义”也曾经在思想史上形成各种富于建设性与推进性的观念和理论。当代文化创意和融媒体生态，也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世界主义观念与主张，正在形成独特的新时代创意生产理论体系，以多元共情为理论之基，以融媒思维为创作路线。立足于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媒体元宇宙之现状，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必成为引领世界的文创之魂，为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建构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
郝雨，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传播研究
郝丛丛，东京外国语大学综合国际学研究科硕士生，从事异文化交流研究
2020年以来全球性的新冠病毒大传播，进一步昭示和凸显了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处境和状况。2022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旱灾正席卷欧美，从西班牙干涸开裂的水库到多瑙河、莱茵河等主要河流水位骤降，全球持续高温，干旱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造成欧美数以千计的人死亡。再次严重地警示人类，无论国度，无论肤色，更无论意识形态归属，全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密不可分。在人类国际社会根本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的自然灾害面前，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害相依的共同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大势所趋，新媒体完全无障碍互联互通，元宇宙更是开创了虚拟世界的无限空间，这使得世界各国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的联系日益加强。因此，今天的各个民族、国家都很难独立应付越来越趋向复杂的经济形势、恐怖灾难以及全球性生态等问题，融媒时代“新世界主义”国际传播的旗帜和理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世，它强调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多元共情与共融。而“多元共情思维”就是基于融媒体的立体、多维和多元，在国际传播生产的内容制作，以及形式形态的创新表达方面，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立体多维和多元状态。在实际的生产运营中，也不能只是采用不同的媒体形态和平台简单把传统的内容制作嫁接和拼贴上去，而应在整体的内容形式生产制作各个环节和过程中，都要符合融媒体生态下的思维特征和要求。从而建构“新世界主义”的国际新秩序。
一、“新世界主义”渊源及内涵
最近，随着高科技媒体形态以及传播业态的迅猛发展，有学者出版《主流媒体对外传播的新媒体策略》一书，引入“虚拟世界主义”(virtual cosmopolitanism)概念，着重强调的是以计算机尤其是社会化媒体作为中介的网络空间在文化和社会资本传递过程中所起到的辅助作用。[1]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使得所有媒介生产都进入元宇宙状态和情境，因为传统媒介向融媒体转型的过程还远没有完成，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正在处于迭代发展之中。而且，当今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新媒介技术驱动下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格局又由于利益纷争和政治诉求等因素日趋复杂，同时，新媒体时代的万物互联，万物皆媒，形成了万物融合。此时，“新世界主义”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极为重要，媒介传播的多元共情，尤其是融媒思维，人类无法抗拒和回避。为此，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应该重新认识“新世界主义”的系统主张，从新的视野和专业层面阐释其概念意义。
（一）“新世界主义”的核心理论依据
“新世界主义”是著名传播学者邵培仁教授较早加以系统论述的一个概念。在邵培仁先生看来，新世界主义体现了一种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是对当今世界局势和走向的深入洞察和准确把握的政治智慧。根据当年青年毛泽东所指出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2]邵培仁先生进一步阐述，“新世界主义”区别于旧“世界主义”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反对世界一极化、两极化，反对不合理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霸权主义，主张通过平等对话方式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其理论体系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反对霸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主张世界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反对地域保护主义，主张人才物讯自由流通、开放合作；反对利己主义，主张共商共建、共赢共享、共生共荣；反对干涉他国内政，主张和谐包容、市场运作、和平发展；反对否认、歪曲、篡改历史，主张牢记历史，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新世界主义传播，也就基本上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和框架依据的。
“新世界主义”的发生，无疑就有着旧的根源，旧的前因。追根溯源，传统的世界主义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理念，斯多葛派主张人类就是一个整体，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世界国家，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国家的组成成员。这时的世界主义认为，不管个人的身份或民族有何差别，世界上的所有人从理论上看都是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个人主义对自然权利的关注。伊曼努尔·康德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其1796年的著名论文《论永久和平》中提出，要追求世界永久和平，应该坚持三个基本条款：必须有以公民社会支撑的共和制国家；有自由国家联盟的权利共同体；有以普遍的友好为条件的世界公民权利。康德先后撰写了关于世界主义观念的文章，如《世界主义者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1784年）、《走向永久和平：哲学的概述》（1795-1796年）、《国际权利》（1797年）和《实用主义观念下的人类学》（1798年）。这些文章影响深远，康德也因此成为世界主义的重要贡献者。到了20世纪之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灵魂震撼，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共同建设和平安宁的人类社会成为人们普遍思考的问题，世界主义的理念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了公众共同关心和思考的问题。
20世纪中期以来，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在日益多元的国际关系下逐步式微，关注人类共同命运与价值观念的世界主义影响日益广泛。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背景下，人类社会越来越意识到许多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单独去面对和解决，而需要人类社会共同努力进行改变。在当代社会，世界主义形成了不同维度的思想体系，从制度、道德、文化、经济、政治、传媒等不同方面进行着阐发，而另一方面，反世界主义的观念也在同时形成。托马斯·博格认为世界主义理念由三个要素构成，即个人主义、普遍性和普适性[4]。其中个人主义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关注的焦点应该是个人，而不是传统社会更为看重的家庭、部落、社区、种族等社会群体；普遍性指的是作为人类社会成员的所有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它排除了性别、阶层、人种、肤色等方面的差别；普适性指的是人类社会的所有人都享有世界主义的权利，所有人都普遍适用这个基本原则。奈杰尔·拉波特区分了理性与忠诚的差异，认为人类可以通过运用理性使自己将道德义务概念化、普及化，而忠诚则是一种带有情感和依附关系的特殊状态，因此只有理性才能促使人类走向一个普遍的文明社会，世界主义应该以正义而非忠诚作为基础。[5]
塞缪尔·谢弗勒认为世界主义可以划分成关于正义的、关于文化的两种不同的世界主义。在他看来，关于正义的世界主义应该将正义原则普遍运用于人类社会，而不是仅仅运用于一部分人身上，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是普遍的，而不是根据各种身份、利益、阶层等的划分而形成的不同共同体；同时，关于文化的世界主义认为个人的福祉、认同，或者能够实现人类能动性的能力，并不依赖于其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的身份，而应该是人类社会普遍共有共享文化成果。另外，塞缪尔·谢弗勒还主张区分极端的世界主义与温和的世界主义，其中极端的世界主义主张世界公民的身份是根本性的，只有当人们表现出世界公民的身份时，他们才能证明其自身诉求的合理性。而温和的世界主义则认为，世界公民身份是一种重要的资格形式，任何一个人作为世界公民不仅对特定的个人和群体有着情感关系和忠诚，而且与任何其他人也应该保持一种重要的伦理关系。[6]
追溯起来，传统世界主义思潮源远流长，至今已经衍生出众多流派和主张。但是，几千年来，这样的一种理念如同“世界大同”一样，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归根结底，在于缺乏一种可以落地和实施的核心精神。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确立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立场。从理论上讲，“任何文化体的价值体系都是围绕某一基本价值立场构建而成的，否则这一文化体的价值就容易分崩离析。” [7]
（二）“新世界主义”的重大理论突破及意义
正如邵培仁等学者所说，“世界主义”者自认为其理念和主张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取向，而不是理想主义的。相较而言，“新世界主义”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既追求和捍卫本国的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也兼顾和尊重他国的利益诉求和重大关切。[8] “新世界主义”强调的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这一理论与西方的“世界主义”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从关于“世界主义”的西方学说来看，康德的世界主义的核心是“自由国家”与“公民”；大航海时期的“世界主义”，主张的是以西方为中心，以殖民手段，靠强权实现的霸权世界；还有一些学者心中的世界主义，是一个享受充分个人自由的美好世界，此中没有一个是以人类的共同命运为终极目标。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语和关键词是“人类”，不是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更不是一国之“公民”和“个人”。正是在这一点上，“新世界主义”与西方的“世界主义”拉开了思想分野，产生了本质差异。更与历史上的美国“门罗主义”和如今的“美国优先”的霸凌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实质上，中国“大同世界”的古典思想，其中的“同”指的不是彼此无差异的相同，相反，这个“同”指的是“异”中之“同”。中国人认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异”是绝对的存在，而“同”是相对的存在；“异”是无法消灭的，而同却是可以寻求的，这就是所谓“和而不同”。因为个人或民族、国家之间虽然有“异”，但这种“异”无论相差多大，彼此无异却是共同的追求，这就是“生存和发展”。有了这一共同点，我们就能在“存异”的同时做到“求同”，在“不同”（异）中求“和”，真正在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与国家之间实现“和而不同”。在当前的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下，对于全人类来说求得在这一点上的共识，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思想在我国众多古代思想家中都有体现，有学者发现《管子》中的“徧知天下”[9]之说就不仅是一种治国谋略，而是极有代表性的古之“天下观”。而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进一步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直接指向世界未来。充分显示了中国智慧和世界观的杰出性。蕴含着“世界大同”的理想，或者称之为“大同梦”，追求的是世界长久的和谐共处，是在“异”中求同，在“不同”中力求达到“和”的境界，和平共处，和合协力，共同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总之，“大同梦”就是一个和谐“世界梦”。因此，“新世界主义”理念所蕴含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全球治理观和平等交流观，符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了一种超越领土和民族、打破国家历史隔阂的全新的世界治理目标，体现了地球村时代共谋福利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而这样的理念的广为传播，文学的作用当属首位。
“新世界主义”思想解决了传统大同理想存在的空泛浪漫和缺乏价值立场的两大根本问题，因此称之为“新世界主义”。而“新世界主义”核心理念，就在于它提出了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世界各国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新秩序的追求，这是中国智慧在处理国际关系方的新的贡献。其追求的是所有国家的平等、和睦，坚持的是文化自主、民族自由的价值理念。“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0]
（三）“新世界主义”的现实引领价值
思想理论界提出“新世界主义”概念，不仅是由于其思想内涵具有了重大变化和发展，而且在化解争端、稳定秩序、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方面也十分迫切。特别是近些年来，文化帝国主义依然十分猖獗。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更是加剧了国际危机和矛盾。
所以，“新世界主义”的理论旗帜，在当今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之下，意义极为重大。而作为一种全新的理念，要能够真正实现一种现实的引领，那就要求它必须具有较强的的思想文化召唤力和凝聚力，所以，也只有“新世界主义”这样大气又内涵丰富的概念才能当之无愧。
二、新世界主义的融媒体生态文化创意生产
其实，“新世界主义”思想的核心，就其本质而言，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新世界主义”引领下的媒介生产创新实践，也可以更好表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这其中既有着对于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又有对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理想追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说:在人类整个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总是在想方设法提高自己对身边事物的消息情报的接收能力和吸收能力,但同时也在想方设法增加对自己本身事物传递消息情报的速率、清晰性,从而使传播方法更加灵活多样。正是基于这一动力，人类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时期。当媒介“已然成为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一个结构性条件”，而每一种媒介语言也就“十分权威地确定了‘文化的’发展道路”。这就是媒介的文化创意生产的责任和使命。
（一）媒体赋权与新世界主义媒体融合传播
正如前文所述，新世界主义理念，有着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下观”，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做的贡献；其次是人文精神与人类共同命运的核心价值，对新世界主义理论旗帜下的国际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的实践基础。
新世界主义的核心和理论基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后者为新世界主义提供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与价值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性地参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构，它们为新时代的媒介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分别影响和推动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新时代新媒体传播潜在的理论之魂及实践引领。如刘慈欣的创作成果，就有着强烈的新世界主义精神，关心整个人类命运和未来，比如，在电影《流浪地球》有句台词：“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我们决定，选择希望！”因此，他创作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已在多个国家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刘慈欣热，其代表作《三体》系列小说不仅在国内被翻拍为各种小说、电影，并且，曾创作出现象级科幻电视剧集《权力的游戏》的剧组也宣布将会负责《三体》英文版电视剧的翻拍。显然，随着政治、经济差距的缩小，人类正逐渐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指向的文化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国际政治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普遍价值的互动关系中，新世界主义传播必将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
（二）立足世界经典文化创意经验推动新世界主义文创
归根结底，对于新世界主义媒介生产和文化创意的研究和推进，还要通过对以往文献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包括从人类哲学与思想史脉络、中国文化与社会史脉络等进行梳理，并以此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与中国文化历程中的发展状况。诸多要素共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内涵及文化资源，同时也为新世界主义文化创意建构进行了定位。新时代的文创方向与理论体系、优秀文创的国际化传播一起建构了新世界主义的文化思想基础。从人类哲学与思想史脉络、中国文化与文创脉络、世界文化经典作品脉络这三条主线中可以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内涵和里程碑意义，中外文化和文创史上经典作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在当今的新媒体时代，研究文创实践和发展的整体状况，促进文化创意更好地参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不仅需要文化创意和新媒体创制领域推动创作实践，而且需要学术界形成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还应在国际传播实践方面进行战略性研究，制定宏观规划，实施策略传播，从而促进新世界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新时代文学的文化影响力。而多元共情，融媒思维，也正是新世界主义文创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重要思维方式和创作方略。
（三）“新世界主义”与新时代创新文化发展
“新世界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视角，可以重新认识和研究整个传统世界文创产业和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深入分析和解读经典文化创意产品中蕴含的世界大同和“天下”意识之精神内核。21世纪的文化创意理论与实践，一方面需要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发现“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流脉和文化渊源，另一方面，又需要在文创实践领域推进当今及此后的文化创意产业。尤其在全球化的共同体建构方面，人类需要积极发挥思想以及情感的潜移默化作用，开发多元共情表达，主动把人类命运共同理念融入媒介生产和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新世界主义为旗帜，更加有效地引领我们的文化创意与艺术创新。
创新文化作为我国的一项大政方针，最终要落实到各个文化领域和文化部门，媒介文化艺术创意本应成为创新文化的先锋军，而我国新媒体时代的文化创意生产在近年的整体表现中迎合市场有余，引领世风不足；个体表达过剩，社会担当欠缺；个人境遇较多，世界意识匮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创作方向不明，创作理念芜杂。如何找到文化创意创作的理论上的精神支撑，是创新文化发展尤其是文化走出去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新世界主义的文学理论观念的诞生，既从理论层面上提出了极具新意且吻合文创规律的写作精神，也在创作实践方面大大开拓了地球村时代的文创表现对象。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科学指南，同样也是文学创作领域的精神旗帜和艺术之魂。目前最重要最迫切任务是将其向国际国内广泛传播，使之更大范围深入人心，产生影响，就需要我们的文化创意创作有大境界、大情怀。要使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怀的优秀文创产品在国际文坛上发出声音，占领舞台，需要更好地运用文化艺术的成果和平台，更加有效地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此吸引更多优秀文创制作人在该领域中大显身手。
比如，谭旭东教授一直致力于儿童文艺创作，他不仅追求作品的大众化、经典化，还非常明确地瞄准跨越国界的童年化创作，近年来已出版80余本童话和童诗，正不断吸引着国内外少年儿童的广泛阅读和赞誉。2017年埃及文化部新月出版社“少男女图书”编辑部出版了他的童话集《森林里的路灯》。2019年，谭旭东教授的六册童话《花瓣雨里的小喇叭》《神奇的阳光线团》《不想长大的秋千》《荷叶上的泡泡浴》等由俄罗斯莫斯科格林•普林特出版社出版。埃及的翻译者哈贝•萨米尔在其翻译出版的谭旭东《少男女新月图书•序》中，这样评价谭旭东的作品：我发现这些童话作品所写的主题、价值等，不仅仅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很适合我们的阿拉伯儿童，从此，阿拉伯世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翻译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11]这样的说法，起码给了我们一个信号：文学作品的主题，以及其表述的价值观，可以“是世界的”，可以是各个国家和民族所相通的。所以，我们的“新世界主义”的文学创作，应该注意在作品内涵方面，尽量找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在价值观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把中国文化智慧和观念向世界推进。
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中的文创领域，中国面向全球市场的文化产品也正在遵循“新世界主义”的理念，取得了明显的国际传播影响力。2021-2022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之一的《原神》作为一款国产游戏，巧妙地将中国文化与欧美、日本流行文化结合在一起。其衍生动画短片《神女劈观》的各语言字幕版本在海外视频网站上的合计播放量已经超过860万。《神女劈观》巧妙地将将中国传统的戏曲文化与游戏剧情以及流行音乐等元素结合到了一起。其中的歌词均使用文言创作，通过模仿京剧唱腔的形式演唱。配乐则同时使用了二胡、古筝等传统民族乐器以及吉他、爵士鼓等当代流行乐器。短片中演唱《神女劈观》的角色云堇的服装设计也融合了京剧戏服装扮与欧洲维多利亚式长裙的设计要素。在保留了被全球动画年轻人广泛接受的作画及作曲风格的同时，向其中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凭借着游戏《原神》本身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影响力，戏曲这一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在外国年轻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短片在发布后迅速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跳台”：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上传至YouTube的京剧相关视频从以往大多数时候难以超过一万次的播放量暴涨至77万次播放，视频评论中不乏用英语表达对京剧艺术的赞扬、喜爱，还有一些提到了《原神》与云堇角色的带动作用，使其有机会领略京剧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华文化。《原神》作为一款国产游戏，能够让外国玩家在进入游戏时不仅不觉得突兀，反而可以获得一些亲近感，也是它获得各国游戏玩家青睐的主要原因。游戏中的各个地区与现实世界中的文明互相呼应：除了《神女劈观》及游戏中的“璃月”地区所展现的中国文化外，还有参考了欧洲文化的“蒙德”、日本文化的“稻妻”等多个地区，让世界各国的玩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亲近感，赋予了不同文化以公平的展示机会。在《原神》主创团队最新展示的以中东、东南亚各国文化为灵感的“须弥”地区中，其背景音乐创作同时邀请到了伦敦交响乐团以及数名民乐艺术家，引入了乌徳琴、西塔琴等中东地区及印度的传统乐器，受到了全球玩家的广泛好评。
三、“新世界主义”以多元共情传播弥合文化差异
要创造世界文明的新时代、新状态、新格局，必须沟通世界各大文明体系的内容框架与区域特性，形成相互对话、共同进步的正向态势。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伴随着中国崛起和全球文明对话的展开，西强中弱的文化格局已经转变。百年来，中西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了跨文明对话、世界新秩序、全球伦理、生态保护、女性主义等多个世界性议题。” [12]而“新世界主义”的提出，正是中国当代思想理论家对于世界思想史文明史的重要贡献，追求的是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更高端的思想体系和观念，它走出了近百年来西方话语体系垄断的陷阱，建立了对于不同文明发展道路与个性特征的平等互待的话语结构。
（一）“新世界主义”作为融媒共情文创之魂
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国家文化观进行反思，并发现了局限于国家本位、民族本位、文化本位可能带来的文明竞争与矛盾对立等问题。快速发展的全球化生活方式，尤其是新媒体发展日益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各国的利益，都不可能是单纯的某一个国家之利益。各种复杂关系和命运的盘根错节，高度交融，早已使每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都不得不被绑定在一个共同利益链条上，成为整个链条上的一扣一环。在这样的链条上，任何一环出了问题，都必定会导致所有国家和整个世界利益链的折断。在这种情形下，不同国家的文创产业，必须共同关注也日益呈现出对于全球化时代人类生活方式、命运经历的扣问。一些富于前瞻意识的作家已经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文化观念出现问题，文化创意的思想理念导向上发生偏差，则文化矛盾、文明冲突将可能转向于其邻国、别国，并最导致极端文明冲突的频繁爆发。
“新世界主义”的文学理论，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世界共同发展，是新时代文化创意生产的“灵魂”和精神内核。“新世界主义”理念和创作主张，既是反映了各个不同民族新的文化立场、价值追求以及共同体建构的方向目标，也更是表达了文化创意生产者们对于新世界建构的信念和理想，包含着为什么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这里，我们还应该强调，“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头脑”和“中枢”，是新世界主义的“灵魂”和精神内核。而要真正做到通过融媒体的传播达到人类的共情共济，当代文化创意既要在世界格局中寻找共通的价值理念，继承世界优秀文化与文学精神，还要在未来新世界的建构中产生积极的意义，其价值基石需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和方向愿景上，并且在创作实践中使新世界的建构落实到具体的文本中，以切实可感的作品塑造道德信仰、锻造社会品格、消除社会矛盾冲突，弥合文明之间的隔阂与误解。而若要解决这一问题，新世界主义文创的使命就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下功夫，通过文明的沟通增进了解，消解民族的壁垒、降低文化的落差。
（二）新世界主义国际传播的“共情共鸣”与融媒思维
所谓“融媒思维”，并不仅仅是以融媒体进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而是基于融媒体的立体、多维和多元，在文化生产的内容制作，以及形式形态的创新表达方面，都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立体多维和多元状态。如内容制作上的理性认同，文化理念上的相互适应和形式方面的“使用与满足”等。“融媒思维”就是基于融媒体的立体、多维和多元思维，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也不能只是采用不同的媒体形态和平台，把传统的内容制作嫁接和粘贴上去。而是在整体的内容形式生产制作各个环节和过程中都要符合融媒体生态下的思维特征和要求。
共情（empathy），也译作“同理心”“移情”。霍夫曼（Martin Hoffman）认为，心理学家以两种方式定义移情：一是将其定义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内心状态（思想、感受、知觉和意向）的认知觉知；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替代性的情感反应。[13]共情并非仅仅局限于情绪感受，而是“指个体像体验自身精神世界一样去体验他人的精神世界”，有意识地进行换位思考，从他者的角度去认识和理解问题，包括“这些思考所产生的情感和非情感的结果。” [14]从这个角度来说，共情是建立在理解他人基础上的情感进行合理的引导，从而促进集体情感的形成，实现跨文化的情感共鸣。近年来，国内外学界拓展了共情理论的研究视野，已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共同体所依赖的“共同理解”是所有和睦相处的起点，是一种“相互的、联结在一起的情感。” [15]因此，只有具备了“共情”的基础，集体情感才能逐渐朝着集体观念、意识和实践进行进一步转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不仅是信息的传播与知识的分享，也是跨文化的情感传播与沟通，后者的良好互动对前者可以起到深化加持作用，促进信息知识的共同认知和理解。在共情传播、文化交流与价值共享之下，社会成员基于情感上的共同特征或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而组成情感共同体。重视对情感共同体的建构、塑造共同的情感体验，有利于消除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主体信息互动的障碍与壁垒，具有整合社会、凝聚社会认同的功能。
在新媒体生态环境下，共情传播有了很好的技术条件和基础。“新世界主义”文学，作为一种理性高度和境界的追求，如何才能做到由“共情”而实现思想意识上的共识？首先，我们希望通过融合媒体方式和渠道，更好实现传受双方情感乃至理性“共鸣”，以形成真正的文化与观念上的认同。在此，所谓“共鸣”已经不同于以往文艺学的概念了。德国社会学者罗萨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和阐释：“共鸣”是一种我们与世界相互聆听与回应的关系。如果我们只想要完全掌控世界，一味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不聆听世界或不允许世界说话，我们就无法与世界沟通，也无法与世界相互承认。结果就是我们可能与世界产生冲突，世界对我们来说反而是失控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因为追求掌控而失去与世界的关系，也会因此失去我们与自己的关系。这样的“共鸣”概念，和中文的“知音”很相近。罗萨说，人不只是与其他人共同生活，而是与世界中所有一切事物共同存在。所以，构成主体性的不只有人际关系，还有与世界上所有一切事物的关系。罗萨将此称为世界关系。在他看来：“人与世界的差异不是世界关系的原因，而是世界关系的结果。” [16]在这里，罗萨扩展了批判理论：人要聆听与响应的不是只有其他人，而是还有世界中的一切事物、整个世界。因此，融媒体出版物对于不同国度的读者由“共鸣”而产生和引领“共情”，并由“共情”再次促动和加强“共鸣”，进一步提升到“共识”，必须遵循这样的规律和规则。
（三）“新世界主义”国际传播的实践基础
新世界主义的文学理论和未来实践，应该是构建和谐世界的一种黏合剂。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共同的理想信念，必然是从事共同事业和理想目标的前提。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世界主义文学旗帜，也正是各国文学创作者通过交往实践而凝聚共识，组成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国际性对话，通过文学沟通的方式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追求双赢、多赢的有利结果。如，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学思潮及生态写作的兴起，就是一种典型的新世界主义文学理论实践。它所表现出的人类命运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随着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制开发和过度利用，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17]对新世界主义文学创作理论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这一关系进行深入探究，一方面需要梳理以往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世界主义文学的相关研究及其主要观点，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与新世界文学的内在关联，在历史的纵深坐标中把握人类文学的共通精神；另一方面则需要深入探讨哪些要素构成了世界文学理论及创作的核心要素，它们怎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何演化为中国文学的突出特征及作家意识，中国作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贡献了哪些价值。
新世界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实践，是各个国家和不同民族共同的价值评价标准和价值取舍模式。新世界主义的文学理论实践表现为一定的价值尺度和世界性的评价标准，是各个国家判断文学理论及文学作品中是非、好坏、善恶、美丑、得失等的观念模式，是各个国家作出价值选择、决策的思想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建构新世界主义文学的根本，只有从历史沿革、理论结构上将新世界主义的理论及实践情况进行宏观阐述，才能将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建构及创作创新方向进行准确把握。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梳理世界文学历史及其经典著作，寻找经典文本中的人类价值共同体的文学经验，以中外文学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所创造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可以剖析新世界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历程与文化特征，发现中国作家对于人类共同命运的理解与接受的途径。
结语
新世界主义旗帜下的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以此为方向和旗帜的传播活动，必将有力促进共同价值观念、多元文化价值的理解与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就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新世界主义媒介生产及其实践则充满了团结友善、和睦相处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无论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创作方法以及风格特色方面，无疑是要百花齐放的，但是，从有史以来的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和创作实践来看，也总是需要出现能够引领潮流和时尚的精神旗帜。作为中华文化针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理论开创的代表，新世界主义文学理论主张必定深刻影响国内外传播事业，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世界各国保持团结稳定、多元互惠与共同进步。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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