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著作《流动的恐惧》是他“流动的现代性”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匿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鲍曼说。在他看来，在今天，有些机构以保护的名义对用户进行监控，导致后者的信息陷入不安全的境地。
鲍曼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创造者。有学者认为，在当前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欧洲社会理论家中，吉登斯、贝克与鲍曼是最具冲击力的“三驾马车”。吉登斯称，鲍曼是“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茨则认为，鲍曼是当今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社会学家。
笔耕不辍的鲍曼，至今仍每天早晨4点就起床写作。他出版了60多本著作，包括“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现代性与矛盾性》）、“后现代性”三部曲（《后现代伦理学》《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他的《流动的现代性》《个体化社会》《流动的时代》《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也广为人知。其中的许多书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在鲍曼位于英国利兹的家中，我对他进行了采访。
01 “后现代性”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
崔莹：在2000年的《流动的现代性》中，你提出“流动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以替代你早期研究中使用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后现代性”。可以说，“流动的现代性”是你后期著作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你用“流动的现代性”代替“后现代性”，这两个词的区别是什么？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
齐格蒙•鲍曼：“后现代性”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而且这是个纯消极的词。“后现代性”告诉我们的是“后现代跟在现代之后”，也就是说，现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如今属于不同的时代——后现代。但实际上，这样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我们依然属于现代，并且是彻彻底底的现代：我们具有现代性的所有特征。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甚至说过，一个人没有经过后现代，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现代的，后现代是现代的条件。
之前我使用了很多年“后现代性”，但是这个词也令我感到不安，因为这个词并没有表明我们是谁。最终我选择了两个概念——“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以此来代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意味着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也就是说，这种现代化是令人痴迷的、不由自主的，而且上瘾的。如果没有将周围的事物都现代化的冲动，就不能算是现代化。没有这种现代化的冲动而变得现代，就如同不能吹拂的风、不能流动的河。这当然不可能，因为风本身就意味着吹拂，河水也包括了流动。无论是处于“固态的现代性”还是“流动的现代性”，我们都在忙于将周围的事物现代化，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中充斥着控制和改造。
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告诉我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人们都很忙，忙着融化这些固体。这并非他们不喜欢固体，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固定性、稳定性和完整性，认为自己所见的固体不够坚固，希望用完美的固体取代不完善和不完美的固体，让其对所有的力量都有抵抗力，并且永远保持原形。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解释了整个过程，他提出“社会系统理论”，认为社会系统能够自动调节偏差，会实现自我平衡，如果某种因素干扰了它的作用和运行，它可以自动恢复到前一阶段的状态。塔尔科特·帕森斯还帮助完善了“变化”的理论。对他而言，变化是例外，是不正常的，如果变化发生，就需要一个特殊的解释，这就是“固态的现代性”；而“流动的现代性”与之不同，“固体”依旧在融化，但是融化的结果并非是用完美的、坚硬的固体替代不完美的固体，仅仅是因为我们逃避“一成不变”。
今天，当你开始一段新的关系时，你可能不会认为这意味着永远，但三四十年前，两人结婚会互相许诺“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那时离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也没有多少人离婚，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抱着试着看的态度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将来再说”。如果你不喜欢，总有借口让你摆脱。因为“流动的现代性”的特点或思维定式，就是你认知世界的方式，充满了临时性的认知。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将来不可知，没有终点。你最害怕的是因为之前的选择而受限制，不能够再自由地选择，也就是说你成为“固定”的了。
崔莹：“流动的现代性”这个概念今天已经被广泛运用，很多法学学者、犯罪学学者、宗教学者将它作为其研究的分析框架。你对这个概念是怎么理解的？
齐格蒙•鲍曼：十多年前，我试图解释“流动的现代性”。一直在困惑我的也是：这是一个暗示、一个早期的阶段，还是一个征兆？抑或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的、未完成的概念，是两个不同阶段之间的间隔？但它又是切实可行的、持久的、完整的，可以持续地解释人类共处中的各种疑问。
直到现在，这样的疑惑依旧在我的脑海里存在。但我越来越感到，我们现在处于“过渡期”（interregnum）。在这个时期，旧的处事方式不再行得通，旧的生活模式也不适应今天的人的条件（conditio humana），但是新的解决挑战的方式、新的生活模式还没有诞生，或者到位。
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祖先不同，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目的”（一个全球化的社会、全球化的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的法治体系等），相反，我们总是对眼前的麻烦反应激烈，不停地在黑暗中摸索。为了消除二氧化碳带来的污染，我们关闭了煤炭发电厂，建造了核电站，结果却沉浸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福岛第一核电站泄漏的恐慌中。我们感到，一些力量并非由政治所控制，我们对于“该怎么做”感到迷惑。
现代生活的形态各式各样，但是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它们的脆弱性、暂时性和不断变化的趋势。成为现代（to bemodern）意味着不由自主的、上瘾的“现代化”的过程，永远去“成为”，而回避完成，保持不固定。100多年前，成为现代意味着追求完美的最终阶段，现在则意味着无限的改善，而且并没有最终阶段的概念。在这个阶段，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所有的事情都很难确定。
崔莹：你在著作中多次使用“矛盾情感”这个词。你对“流动的现代性”持怎样的态度？是否也是一种矛盾情感？
齐格蒙•鲍曼：我只是试图描述在“流动的现代性”影响下的人的生活，理解其自我复制的机制，记录接受者的经历和动机。
02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大屠杀？
崔莹：在你20世纪8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名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你指出，大屠杀的发生是现代性的雄心、官僚体系的配合和社会的瘫痪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该如何理解这种现代官僚体系，如何避免其再度导致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官僚体系是导致大屠杀的辅助工具。大屠杀是很有组织的行为，因为大屠杀持续了几年，并且涉及成千上万的人。那些参与大屠杀的犹太人并非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或者从情感上渴望这样做，他们仅仅是在履行他们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进行这么久的大屠杀行为是必要的。比如铁路工人不可缺少。受害者通过火车被送往集中营，如果没有铁轨和普通的铁路工人，这个过程就无法实现。
官僚体系是必要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导致大屠杀的全部原因。没有官僚体系发挥作用，大规模的屠杀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官僚体系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导致大屠杀。除了官僚体系，发生大屠杀的必要条件是极权社会。
崔莹：《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你20世纪80年代末的作品。20多年后重审这个主题，你是否有些新的思考？
齐格蒙•鲍曼：我对大屠杀的模式并不感兴趣，如今很多地方在发生种族灭绝事件，特别是在非洲，经常是一个部落试图灭绝另外一个部落。人们被杀害，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或者在做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类别，这个类别被当权者认为是不可取的、有害的，或者仅仅是让他们不高兴。这个类别可能是宗教信仰的，也可能是别的。
种族屠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被杀的人被杀人者视为敌人，他们并非是想要摧毁杀人者的敌人，而是杀人者认为他们是敌人，决定摧毁对方。
崔莹：你认为目前对于全世界而言，最危险的是什么？
齐格蒙•鲍曼：令人松一口气的是，伊朗的核武器发展受到控制，伊朗许诺不发展或获取任何核武器。实际上，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紧张，有几次差点使用核武器。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曾写道：“如果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这支枪在后面的场景中就必须起到作用，否则就不必挂在那。”如今到处都是武器。
幸运的是，反过来讲——当然这样讲有点不严肃，半开玩笑——也正因为人们拥有很多小武器，才可以不必诉诸核武器。他们仅仅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或手枪就可以将对手摆平，或者发动小型的屠杀，而不必诉诸世界大战。因为枪就挂在墙上，有枪就有人可能被射伤，我们要做的是控制武器，不仅仅是核武器，也包括一般的武器。但是很多国家支持并参与武器贸易，因为它赚钱。
03 网络让人与现实割裂
崔莹：2013年，你的《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在中国出版。在这本书中，你谈到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无须质疑。
齐格蒙•鲍曼：今天，每个人都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即线上（online）和线下（offline），后者被认为是“真实的世界”。网络世界可以给人们带来不同的视野，需要人们掌握不同的技能，采取不同的行为。毫无疑问，网络给人们带来很多便利，尤其是给研究者、学者，并且在网络上，人们不会感到孤独，感到被抛弃。因为网络，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名人，在网络上也更容易遇到和自己相似的人。
崔莹：网络给人类的负面影响呢？
齐格蒙•鲍曼：网络用户和那些使用网络上瘾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失去的东西，比如注意力、集中力、耐心和忍耐力。当需要花1分钟连接网络时，很多人会抱怨网速太慢，我们习惯了立竿见影的反应，我们渴望的世界像是速溶咖啡那样：把水和咖啡粉一混合就可以喝。我们也丧失了注意力，很多老师发现学生很难从头到尾读完一篇文章，更不用说一本书。在网络上，人们喜欢同时打开多个窗口，进行几个操作，认为只关注一个屏幕就是在浪费时间。并且在网络世界里，我们多是获得视觉和听觉的信息，我们的对话能力却在下降。
我们的记忆力也在下降，我们习惯于将接受的信息保存在电脑的服务器里，而不像过去那样记在大脑里。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曾说过：主意就像是兔子，假如你有两只兔子，知道如何照料它们的话，很快你就会有12只兔子。而现在呢？我们却把这两只兔子放在仓库里，避免让大脑受累。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
网络还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在网络上自由地建立朋友圈，自由地抛弃不喜欢的朋友，而不必有任何危险或者不愉快。就像法国社会学家让-克鲁德·考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所言：只要点一下可以进入，点一下可以退出，人们就有安全感。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和坏处远远比我们可以想到的要多得多，但无论如何，网络如何将人们的现实生活割裂开来，这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04 自我建构永远不会停止
崔莹：最近几年来，你和不同的学者对话，出版对话集。今年春天，你和爱沙尼亚塔林大学教授瑞恩·拉伊德（Rein Raud）的对话集《自我的实践》出版。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
齐格蒙•鲍曼：这是一本对话集，没有罗列或讨论任何理论。我们只是对自我建构的过程感兴趣，探讨在当前条件下，人们如何建构自我。
“流动的现代性”指的是不停地变化。因此，构建自我的过程也并非是一次性的，实际上，这个过程在持续进行，并且永远不会停止。即使到了我这个年龄，你依然是在建构你自己，反省你自己，分析你自己，批评你自己。有些人甚至自我改造，放弃现有的身份，获得完全不同的新身份，用现代的语言描述，这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自我建构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新开始，这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崔莹：你的新书《流动的邪恶》也将出版。它主要在讲什么问题？
齐格蒙•鲍曼：这本书是我和立陶宛哲学家、历史学家奥尼达斯·丹思基斯（Leonidas Donskis）的对话集。简而言之，它是在探讨“流动的现代性”模式的邪恶——同其他历史阶段所展现的邪恶相比，这种模式的邪恶会更加来势汹汹，更加危险。因为这种邪恶是破碎的、脱节的、易传播的，明显区别于以往，而且它集中、浓缩，并被集中管理。
在今天，流动的邪恶正隐匿在某处。人们很难辨认出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它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它的迷惑性很强，它能够有效地掩饰自己，让人们不知不觉地信赖它，被它所吸引。它所利用的正是人们的忧虑、人们内心的欲望。雪上加霜的是，很多人受其蛊惑而成为邪恶的联盟。
多数情况下，流动的邪恶都假装是助人为乐的朋友，但它并非真正的友善。用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的术语来说，它采用的是“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它的基本策略是诱惑而不是强迫。比如（出于安全考虑），大厦每个角落都安置了监控器，因此监控室所获得的信息比以往以任何固态方式（比如安保人员）所获得的信息要多得多，甚至多到无法想象。每一天，每一刻，无论是在自愿，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手机用户、电脑用户等不断地通过网络发送或接收信息（这些信息很容易被第三方收集）。如今的人们再也不需要“友爱部”（出自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的严刑逼供。
崔莹：你曾说，如果被困在一个孤岛上，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叉的花园》。为什么？
齐格蒙•鲍曼：相信读过、重读过（这本书深刻、简洁，需要多读几遍）这个短篇的人，很容易就能理解我的选择。在我读过的书中，它是对人类在世界上的存在状态之谜最精准扼要的记录。要想替换这一本书，你得带成百上千本厚重的大部头上孤岛。
*本文节选自崔莹《访书记》，感谢陈军吉、郑莉、杨渝东对本文的贡献。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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