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人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生在現在這個時代，人人都可以當上秀才，因爲大眾媒體隨時隨地把「天下事」送到每個人的眼前。不過，自從人類開始傳遞並依賴各種「二手」資訊來進行決策時，如何分辨這些資訊的眞僞，便成爲一個解決不了的問題。到了各種媒體充斥的現代，不管是報紙、廣播、電視、網際網路，資訊的量早已「爆炸」，遠遠超過人們實際的需求，但是問題還是一樣：我們應該、可以相信媒體告訴我們的「實在」嗎？
如果用「系統理論」的角度來觀察，會發現大眾媒體雖是現代人每天接觸的事物，我們其實不怎麼了解媒體本身，因爲媒體自己形成了「自我生產」（Autopoiesis，或譯 「自我再製」）的一套系統，包括生產出時時刻刻不斷更新 的「實在」。一般人不太會去注意大眾媒體與「實在」的 特殊關係，只憑著感覺判斷資訊是對是錯、有用沒用，但是各位讀者若能耐心看完全書，對於大眾媒體、廣告和娛樂等等發生在身邊的日常生活現象，說不定可以得到相當「驚喜」的豐富啓示。尤其對於台灣的讀者來說，很多人已經習慣在「媒體」之後，加上「亂象」一詞，而魯曼的理論，不一定有助於「撥亂反正」，卻能夠幫助頭腦作一下 體操，從更多的面向來觀察大眾媒體。
譬如說，台灣的大眾媒體，無論平面或電子媒體，在「黨國一體」的戒嚴時期，基本上屬於「政治系統」的一環，所以其系統的自主性並不明顯，在資訊的處理上，更談不上完全以「專業」作爲考量的生產流程。亦因此，面對敏感的政治新聞時，大眾媒體的「一般性溝通媒介」，也就是魯曼所稱的「二元符碼」，並不是本書描述的「訊息/非訊息」這組區別，反而是依附於政治的「權力/非權力」符碼來進行運作。當時接觸到大眾媒體的台灣民眾，大部份毫無保留地相信媒體建構出的「實在」，如在美麗島事件的報導上，不會去懷疑官方的任何說法，只有少部份民眾，可能透過不同管道——如「黨外雑誌」這種「小眾媒體」——看到另一種「實在」，從而產生了不一樣的判斷。相對地，台灣在解嚴之後，媒體自主性的增強，使得政治、經濟等系統不可能再直接「掌控」，大眾媒體於是與其他社會系統逐漸各自分化，形成另一種「互賴」的關係。最後，就像魯曼和布希亞都不約而同地推論道：媒體自己開始大喇喇地製造起虛擬的眞實，連戰爭在銀幕上的「再現」，都令人虛實莫辨了。
上面這個例子，說明了大眾媒體最主要的功能，便在於「引導全社會系統的自我觀察」[i]（頁192)，只是這樣子的任務，隨著社會愈益的複雜化，各種觀察一定帶有盲點，所以我們不可能期待大眾媒體能夠反映一個純粹客觀的「實在」。魯曼在本書中宣稱：「凡是留戀著諸如『客觀眞理』或是具有心理約束力的『共識』這些想法的人，都將無法接受上述（即本書——作者按）分析，而且都將批評大眾媒體的膚淺，如果不是批評操弄的話。」（頁236）這並不表示，魯曼想要否認有一種「非建構性」的客觀事實，他只是反覆論證，「實在」帶有曖昧的雙重性，一方面很多事實際發生著，大眾媒體以一付無辜的樣子，每分每秒在報導這些事件，並使得現代人對外界的認識愈來愈依賴媒體的訊息。但與此同時，閱聽者似乎也愈來愈懷疑大眾媒體在「製造」、「扭曲」許多事實，因爲各種系統（軍事、政治、經濟……等等），乃至媒體本身的運作，其實都參與進「實在」的建構過程，換言之，在社會溝通的層次上，並不存在一個沒有經過「觀察」、「篩選」、 「溝通」的「實在」，從而，是系統製造了「實在」，想要脫離任一系統的觀察角度，去發現完完全全獨立的「客觀眞理」，根本是緣木求魚。
看起來，魯曼是在爲大眾媒體叫屈，不過，他是經由系統理論的分析，對於現代社會各個自我生產系統的運作封閉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才不禁感嘆：「情況就只能如此而已。」（同上頁）只是他對社會系統的繼續演化，則是抱持著樂觀的態度，不認爲太多我們從個人理性出發的道德和價値判斷，會眞正影響或干預到系統自我生產（自我再製）的邏輯。我們下面還是得對魯曼的系統理論略作梳理，以協助讀者較容易進入「魯曼的（理論）異想世界」。
二
這本書的作者尼可拉斯•魯曼向來以寫作艱澀聞名，但由於他個人創立的「系統理論」，已被公認爲當代社會學理論中重要的「一家之言」，除了教科書紛紛特闢專章來介紹外，德國學術界還編輯了好幾本專門的「魯曼辭典」來爲許多人「解惑」，也算是盛事一椿。
魯曼的理論爲何會引起廣泛的興趣？一方面當然和他幾乎將所有社會現象一網打盡的寫作策略有關，他在三十年的理論生涯中，出版了五十多本專書、三百餘篇論文，而他晩年的著作概以《社會的經濟》、《社會的科學》、《社會的法律》、《社會的藝術》、《社會的宗教》、《社會的社會》等《社會的……》爲標題，則顯現出他設定自己的任務，是在爲社會的「自我觀察」、「自我描述」進行系統理論式的詮釋，因爲現代社會的演化是以各個社會系統的功能分化作爲主要機制，魯曼的本領，便是站在超越所有分化之社會系統的制高點之上，從最廣義的「全社 會」角度來觀察並描述這些機制。
另一方面，魯曼可說在「觀察」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採用了非常獨特的硏究途徑，他不斷宣稱自己「揚棄」了古老歐洲哲學傳統對認識論的進路方式，轉而直接由生命科學擷取靈感，他尤其從「自我生產」的概念裡獲益良多[ii]。根據現代神經生物學和細胞生化學方面的研究，我們人類的大腦幾乎沒有任何與「外界現實」的接觸，而整個神經系統也是集中在「觀察」本身機能的變化；所有由外界進入神經系統的影響，起先只純粹以「量」的方式被加以「登錄」，再透過內部的複雜機制傳送到大腦「處理」。魯曼認爲，這顯示我們只能經由「封閉」的系統來「認知」外界的現象，我們根本看不到那些我們看不到的東西，亦因此，所謂的「實在」，包括社會系統的「實在」，以及大眾媒體的「實在」，說穿了，都是「在系統之內，經由意義之賦予而產生出來的」（本書頁18)，也就是經由某種「運作」被建構出來的。
針對這個問題，魯曼強調：系統/環境的差異在人類認知上亦是最基本的一種「運作」機制，惟有和環境區分開來的一個封閉系統，方得以進行「運作」，並在每一次操作中將整個系統的界限「再製」一回。但是，光靠著系統內部綿延不斷的操作，「知識」並不能自動地產生，還需要再加上第二種差異，亦即「運作」和「觀察」的區分。當運作只能鑑定「什麼就是什麼，不是別的東西」時， 觀察能夠進一步利用和製造出「多過於」所接受到之資訊的東西，讓某種選擇成爲可能或不可能。以上的想法，讓魯曼特別重視「觀察」的基礎和其限制，而大眾媒體，在他看來，是除了價値觀和社會運動外，對於社會的自我描述和自我觀察有廣泛影響的重要勢力。這三個領域都和社會學密切相關，但它們對各自的限制渾然不自覺，社會的複雜性在它們的描述下被割裂爲不連貫的片斷，亦因此， 魯曼追求的「社會學啓蒙」，也包括某種韋伯式的「解除魔咒」，不再相信社會可以製造出單一的共識、眞理、實在。在系統理論的世界圖像中，「眞理」不過是科學系統的溝通媒介，而「實在」，當然只是大眾媒體的「特產品」罷了。
三
不過，魯曼在本書中對於大眾媒體的分析，也並不是都像是在玩弄高來高去的抽象術語，如果讀者想要尋找比較具體的安全感，不妨從第五章「新聞與深度報導」開始閱讀，因爲這一章的內容，魯曼歸納了十點訊息選擇的重要判準，包括「新的」訊息創造了不連續性、衝突作爲「論題」較受到喜愛、數量特別能夠引起注意、與在地的關連使訊息較有份量、違反規範（如犯罪）會引起興趣、意見的表達也可以成爲新聞……等等。這十個判準的提出，使本書顯得較有「人情味」，因爲這類的論述與「常識」相當吻合，即使魯曼加上了不少「二階觀察」的評論，如在說明「時事性」的判準時，免不了又提到「遞迴性」的原則，但整體而言，還是貼近了「可理解性」，讓讀者可以自由聯想到不少大眾媒體的實際例證。
在這麼一種較爲安全的經驗基礎上，讀者們或許願意進一步挑戰腦力的「極限運動」，試著理解本書最後一章：「二階模控論作爲弔詭」。在作爲結論的這一章中，魯曼首先重申本書的兩個出發點：第一、大眾媒體是一個運作上封閉的系統，不斷自我生產系統的元素；第二、眞正的問題是：如果一直追問「誰是觀察者？」，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無限倒退」的弔詭。於是，在一方面無法指認誰是「最後的觀察者」（因爲「上帝已死」！），而另一方面「逃進倫理」也無濟於事的情況下，魯曼的建議是採取「二階模控論」的迴旋姿態，換言之，要「教導當事人自己去看到內在於所有區別的弔詭」，並且展開另一層次的觀察與追問。在大眾媒體的議題上，魯曼點出了他最後的心得：「大眾媒體的選擇過程，以及媒體成功地建構出社會所取向的實在，這兩者之間的明顯矛盾也許是一個特別的契機。」什麼樣的契機呢？即是不再去計較實在倒底是什麼？而是追問：「當人們知道關於世界與社會的訊息是如何被生產出來時（社會學的啓蒙！——作者按），如何可能將這些訊息當作關於實在的訊息而接受下來？」（頁215)
對願意花力氣讀完全書的讀者來說，這樣的結論似乎製造了另一種驚訝，但是我們仍然鼓勵讀者自行發展後續的想像◦譬如，讓我們再回到台灣的場景，一幕幕新聞的報導，難道眞的告訴我們「實在」的全貌了嗎？一條新聞從記者採訪，編輯下標題、主播唸稿、到閱讀人接收訊息，都已經經過了多少「加工」，所謂的「實在」，如果不把大眾媒體本身花在觀察上的生產流程加進去，不是「殘缺」了什麼嗎？其實，台灣的閱聽人現在也愈來愈有「二階觀察」的本領了，許多人在看平面媒體的報導時，都懂得先區別報紙的政治立場，不會忘了觀察「誰是觀察者？誰是報老闆？」，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不必採取行動去中止不斷生產「偏見」的大眾媒體。當然，電子媒體的「障眼法」就比較高明，常常把廣告和娛樂夾帶在新聞中來混淆視聽，更不時用浮濫的「獨家」來引誘觀眾的眼光，以爲眞的有什麼「獨到的訊息」。這些把戲遲早會被識破，只是大眾媒體仍會在大多數人的「縱容」下，繼續扮演著「引導全社會自我觀察」的角色，因爲在功能分化的前提下，沒有其他系統可以取代其角色。
在魯曼的描述下，現代社會的各個次系統，都以自我生產、自我再製的方式，追求提高自身的複雜性，以試圖降低環境帶來的更高複雜性，這使得各個系統之間，一再會發生彼此的干擾。大眾媒體剪裁各式各樣的訊息，不斷讓新的訊息製造「激擾」，並使發佈後的訊息成爲「非訊息」，在這樣的過程中，爲社會銜接了過去與未來，也協助社會經由這些自我觀察與描述，維持著自我的同一性。
魯曼的這些觀察，帶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但他經過思想上的反覆提鍊，萃取成對於現代社會最爲一般化、普遍化的理論，他自己聲稱是「超級理論」（super theory)，即抽象度最高的純粹理論，再應用到每一個個別的社會現象中，以同時解釋各社會系統在運作上的通則，與運作出的特殊產品。我們不妨說，魯曼這一套「迷蹤拳」功夫，令不少人困惑，卻也迷倒了一批「粉絲」，就看讀者承不承認，魯曼的確看到了一些自己看不到的東西。
[i] 關於「社會」和「全社會」兩種中文譯名的區別，請參考 Kneer / Nassehi著，魯貴顯譯，《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巨流，1998；亦請參閱Luhnumn著，魯責顯譯，《對現代的觀察》，左岸，2005。
[ii] 「自我生產」或「自我再製」的概念首先由神經生物學家Humberto Maturana和Francisco Varela兩人提出，他們研究人類大腦與神經組織的連繫方式，主張「認知」乃是一種生物現象，所有環境的刺激都在有機體的封閉系統中轉換為訊息，但細胞只選擇自己能夠辨認之訊息，再製成供自我維持之必要元素，生命因此亦是一自我(auto)創造(poiesis)的過程。魯曼將此概念應用來比擬「意義」在社會網絡中被創造與再生產的過程，以賦予系統更自主的地位， 同時這也使系統理論擺脫了有機類比的糾葛和實體觀的陷阱，出現了一個不須具有演化目的，也不預設要自我持存的系統動態觀，魯曼認為這樣才更接近達爾文原始的「演化論」構想。此處的說明皆引自顧忠華〈「啓蒙」與「觀察」：系統理論的認識論初探〉，收録於《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1999，頁124-137。
（作者：顧忠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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