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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作者简介
刘修岩，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从事区域与城市经济学研究。
ABSTRUCT
内容摘要
从支撑因素角度出发，围绕功能、制度、经济、文化和产业五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对中国 22 个城市群 2000-2017 年的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分析了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中部地区的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最高。进一步地，对城市群规模与一体化水平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显示，城市群规模与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水平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与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的负向关系，与经济一体化水平之间尚不存在倒U型关系。提出促进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实现中国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的几点建议。
关 键 词：城市群一体化；综合评价；时空演化；城市群规模；倒U型关系
ABSTR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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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城市群是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周围辐射构成的多个城市的集合体。现代城市体系打破了单中心城市的限制，通常会跨越既定的城市边界，围绕功能性区域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群。我国的城市群是近 30年来伴随国家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已经成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在城市群内部，以前相互分离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城市群主导下的区域一体化已然成为当前城市地域空间组织的发展趋势。城市群一体化强调在城市群内部交通商贸互联互通、制度协作显著推进、文化融合持续强化，真正实现在基础设施、市场体系、政策措施等多方面的联通共享。不仅如此，城市群一体化将通过交通物流设施、市场共享机制等推动城市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促进城市群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对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综合评价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城市群一体化综合评价的关键在于样本的选择、指标体系的建立和综合评价方法的选取。首先，国外学者在区域一体化研究的样本选择方面，主要针对欧洲或者亚洲内部的跨国区域，荷兰学者Meijers 等、美国学者 Aggarwal 等分别对欧洲 117 个城市群以及东北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选择的研究样本有长江中游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城市群整体，另外一部分学者选择研究某个城市群内部的区域，如珠三角城市群内部的深莞惠次区域、呼包鄂榆城市群内部的呼包鄂区域以及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咸区域等，极少有像宋迎昌等对中国 18个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现状进行综合评价。可见，大多数学者主要关注某一个城市群或者城市群内部的一体化，对中国22个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在同一个评价指标体系中进行测度尚属首次。其次，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方面，国内外学者多是从表征因素的角度出发，提出包含由市场一体化、要素一体化、生态环境一体化、社会一体化等构成的指标体系，从支撑因素的角度建立综合评价体系的研究较少。另外，国内外学者经常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熵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因子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等，但还没有采用变异系数法对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的文献。此外，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群的规划范围过大，如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而且中国城市群的规模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城市群规模与一体化水平是否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目前学界还没有开展相关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主要借鉴Meijers 等的研究框架，从城市群一体化的支撑因素而非表征因素出发，深入研究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机制，从功能、制度、经济、文化和产业等五个维度选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指标并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2个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并对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进一步地，实证检验城市群规模与一体化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由此提出更高效的城市群一体化水平提升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指标选取、数据说明与评价方法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说明
1.功能一体化指标。
功能一体化是城市群一体化的桥梁。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城市群的功能一体化主要从交通基础设施的通达性角度考虑，而铁路交通和高速公路作为我国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尤其是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和普及，已逐渐成为很多人商务、旅游出行的首选。故分别选取 2000-2017 年历年各城市群内通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城市比例，作为衡量城市群功能一体化的指标。
2.制度一体化指标。
制度一体化是城市群一体化的保障。由于制度因素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不同的行政主体在政策制度的起草、实施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城市群内部建立制度上的协调机制，是城市群制度一体化的重要体现。城市群制度一体化的关键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群内部政府之间的一体化协商，二是国家层面的一体化规划，三是现有的省级行政区划对制度一体化的影响。故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主要从是否成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是否获批为国家级城市群以及跨省级行政区划数等角度考虑。
指标的具体说明如下：1）是否成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以及成立年数。建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有利于协调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有利于指导、督促、检查有关规划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总结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工作成果。因此，成立市长联席会议的城市群拥有更高的制度一体化水平。本文依据城市群范围划分，对 2000-2017 年各城市群是否成立市长联席会议进行赋值处理，将城市群举办市长联席会议的年份赋值为 1，没有举办的年份赋值为 0。进一步地，计算出各城市群成立市长联席会议的年数。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搜索。2）是否获批为国家级城市群及获批年数。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国务院共先后批复了 6个国家级城市群，分别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拥有国家层面一体化规划及相关政策支持，说明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将具有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意愿及条件，在制度层面领先于非国家级城市群，因此对获批成为国家级城市群及之后的年份赋值为1，对没有获批国家级城市群的年份赋值为0。之后，根据各国家级城市群的获批年份计算出获批年数，非国家级城市群的获批年数记为 0。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搜索。3）跨省级行政区划数。一体化的反面是分割，区域分割的指标同样也是衡量一体化的指标。行政区划是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区域划分。省级行政区是中国的一级行政区，位于同一省级行政区的城市受到该行政区政府机构的统一管辖，制度壁垒相对于跨省级行政区的城市之间更小，具有更高的制度一体化水平。故对所有城市处于同一省级行政区划的城市群赋值为0，跨两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城市群赋值为1，依次类推。该指标代表城市群分割程度，即赋值越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越低。数据来源于互联网搜索。
3.经济一体化指标。
经济一体化是城市群一体化的动力。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能够促进城市群一体化的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商品贸易的互联互通和生产要素的合作共享，而经济发展的差距会导致商贸流通和要素流动受阻。因此，从经济一体化的反面，即经济发展差距的视角选取经济一体化指标。
通常而言，城市的人均GDP （Pgdp）可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而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会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形成阻碍，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越大，经济一体化水平越低。此外，经济开放度（Pfdi）作为重要的经济指标，是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占地区当年GDP 的比值，能够反映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且外资的进入会带来知识和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发展。可见，城市的经济开放度越高，说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以及经济增长的前景更好，城市群内经济开放度差距的加大会降低经济一体化水平。由于标准差能够反映指标的差异程度，因此在处理经济一体化水平指标时，借鉴李雪松等和刘耀彬等的做法，通过标准差值法计算出 2000-2017 年我国 22 个城市群的人均GDP （2000年不变价）和经济开放度的标准差，作为逆向指标衡量经济一体化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4.文化一体化指标。
文化一体化是城市群一体化的根本。文化的认同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意愿。城市之间也是如此，文化相近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更容易协同发展、增进交流。由于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表现，故本文选取城市群的平均方言距离作为文化一体化的衡量指标。
具体方法如下：由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将汉语方言按层级分为：汉语—方言大片—方言片/区—方言小片，因此本文采用方言小片作为基本的方言单位，对两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的方言距离进行赋值。当两个市辖区属于同一方言小片时，赋值为 0；当两个市辖区属于同一方言片/区的不同方言小片时，赋值为 1；当两个市辖区属于同一方言大片的不同方言片/区时，赋值为 2；当两个市辖区属于不同的方言大片时，赋值为 3。本文的研究基于城市层面，不考虑市辖区以外的县市，故将两两市辖区的方言距离作为城市间的方言距离。
假设某个城市群 I 有三个地级市A、B、C，通过赋值两两城市之间的方言距离，得到D(A, B)、D (A, C)和D(B, C)。则城市群 I 的平均方言距离：
（1）
由于汉语方言的分化以及方言地理格局的演化与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各地的方言在最近几十年几乎不会产生变化。因此选取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人口数据，结合《汉语方言大词典》测算出全国22个城市群的平均方言距离。
5.产业一体化指标。
产业一体化水平主要取决于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合理的产业分工和生产布局。产业结构差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区域分工深化，随着产业分工协作的进一步加强，将促进区域专业化分工的形成，进而降低经济活动成本、增强区域产业协同创新能力。因此产业同构并不利于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参考现有研究，采用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衡量产业一体化水平，产业结构相似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2）
公式 (2) 中，c 代表城市群，由m个城市组成。i 代表城市，记为 i=1, 2,…, m；j 代表行业，记为j=1, 2,…, n。Rij为 i城市j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Rj为城市群c中所有城市 j行业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的均值。产业结构相似指数Ic的取值区间为[0，1]，且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越小，表明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越互补，产业一体化水平越高。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6.评价指标体系及数据说明。
本文的指标体系在表1 中展示，由 5 个二级指标和 12 个三级指标构建。其中，通高速铁路城市比例、通普通铁路城市比例、通高速公路城市比例、是否成立市长联席会议制度以及成立年数、是否获批为国家级城市群以及获批年数这七个指标属于正向指标，正向指标数值越大表明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越高；跨省级行政区划数、人均GDP 标准差、经济开放度标准差、城市间平均方言距离、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这五个指标属于逆向指标，而逆向指标越小意味着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越高。
（二）综合评价方法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由于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正负取向均存在差异，为了评价结果的可靠性，综合评价前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借鉴相关文献的做法，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及归一化处理方法。假设有m个城市群，n个评价指标，对于正向指标：
（3）
对于逆向指标：
（4）
标准化之后的各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在表 2中展示。所有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和 0。其中，经济开放度标准差（Y2）是平均值最大的指标，均值为 0.829，且其标准差为 0.126，说明该指标总体处于很高的水平，且变化程度较小。是否获批为国家级城市群（X3）的均值为0.051，属于平均值最小的指标，这是由于国务院在 2015 年以前还没有开始对国家级城市群进行批复，且现阶段获批的国家级城市群数量仍然较少（表2）。
2.方法的选取及权重的确定。
综合评价法通过对评价对象不同方面的多个指标包含的信息进行综合，实现对评价对象整体的评价。目前综合评价法一般分为两种，分别是定性的主观赋权法和定量的客观赋权法。其中，客观赋权法可以避免专家赋权的主观偏好性以及削弱极值指标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使测算的结果更具有科学性。
标权重的客观评价法。指标的变异程度越大，其对综合评价的影响程度就越大。因此，变异系数法能相对客观地反映指标的重要程度。变异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式(4)、式(5)、式(6)所示：
（4）
（5）
（6）
其中，Vi是第 i 项指标数据的变异系数，Si是第 i 项指标数据的标准差，αi是第 i 项指标数据的平均值。根据相应的变异系数，第 i 项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7) 所示：
（7）
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ωi后，城市群一体化得分的综合评价如公式 (8) 所示：
（8）
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ωi在表3中展示。
二、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
（一）城市群一体化的时序演化特征
通过变异系数法对城市群功能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后，得到了中国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时序演化趋势如图1所示，通过分析发现一体化水平的时序演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整 体 时 序 上 看 ， 2000—2017年期间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功能一体化水平和制度一体化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经济一体化水平在 2012-2013 年间出现下降趋势，其余时期处于上下波动状态，总体来说经济一体化水平处于持续整合状态；文化一体化水平保持不变；产业一体化水平在 2010 年之前呈现上升趋势，2010 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即在2010年达到最高点。
2.分时序阶段看，综合一体化水平和功能一体化水平在 2007 年以前均上升相对缓慢，表现出相似的阶段演化趋势，但是由于2007 年之后功能一体化水平的提升速度更快，功能一体化水平在 2010 年超过综合一体化水平，并且之后一直高于综合一体化水平。制度一体化水平虽然在2014年之后的增长率高于综合一体化水平，但是由于 2014 年之前的水平过低，2017 年时依然略低于综合一体化水平。经济一体化总体水平较高，且大部分时期处于上下波动状态，2017年时仍然高于综合一体化水平。产业一体化水平总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2011年之后一直低于综合一体化水平。可见，五个维度的一体化水平中，除了文化一体化水平，其它维度的一体化水平均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进一步分析可知，由于2000-2007年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相对缓慢，尤其是高速铁路建设仅处于起步阶段，城市群内部的交通基础设施主要依赖于普通铁路和高速公路，所以在此期间功能一体化水平提升速度较慢。2007年以后，我国的高铁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每年都有大量高铁站投入运营，且2013年至2014年是中国新开通高铁站最多的年份，而功能一体化水平主要受到高铁建设的影响，因此功能一体化水平在2007年以后迅速提升，表现出与高铁建设高度的相关性。另外，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水平在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缓慢上升期后迅速提升，主要原因在于2014年以后国务院将部分城市群陆续批复为国家级城市群，对制度一体化水平的提升产生了强大的直接促进作用，且城市群对市长联席会议的持续重视和普及也助推了城市群制度一体化的发展进程。经济一体化水平在2012年之前处于较高的水平且波动较小，说明在此期间我国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对较小，但是2012-2013年间经济一体化水平突然下降，说明经济差距有所拉大。可能的原因在于，近年来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在吸引人才、外资以及科技企业等方面更加有优势，发展速度明显更快，而周边小城市却面临人才流失、资金短缺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造成与核心城市的差距变大。2013-2017年间经济一体化水平上下波动的现象说明经济一体化仍然处于持续整合阶段。产业一体化水平处于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明2000-2010年间我国城市群内部产业同构的现象有所缓解，但是在2010年之后又逐渐加剧，区域内部产业互补发展的格局还有待培育和加强。因此，小城市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追赶核心城市，以尽可能缩小差距；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群内产业分工布局的合理化，推动区域内产业之间协同发展，打造产业一体化的新格局，迈向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水平提高的新阶段。
（二）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分异特征
探究中国城市群一体化的空间分异特征，首先要将城市群按照不同的经济地带进行区分。依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发布的《统计制度及分类标准》中对经济地带的划分，东部地区共五个城市群，包括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部地区共六个城市群，包括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太原城市群；西部地区共九个城市群，包括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滇中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东北地区共二个城市群，包括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
通过比较不同空间尺度上 22个城市群 2000-2017年一体化水平的均值，对城市群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进行排名，并分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计算出不同经济地带的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在表4中展示。
通过分析表4，可以看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中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比东北地区略低但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具体地，中部地区的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的综合一体化水平居于全国前三位。主要原因在于，这三个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水平并列位于全国第一，且五个维度中制度一体化水平的权重最大，故测算出的综合一体化水平较高。兰西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综合一体化水平位于全国后三位，且均处于西部地区。不难发现，这三个城市群除了产业一体化水平，其它维度的一体化水平排名都比较靠后。具体而言，兰西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功能一体化水平为全国倒数第三；呼包鄂榆城市群的功能、制度一体化水平分别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天山北坡城市群的功能一体化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二，经济和文化一体化水平均位列全国倒数第一。
2.城市群功能一体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北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体地，辽中南城市群的功能一体化水平以 0.595 的得分独占鳌头，京津冀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以0.535和 0.530的得分位居第二、第三位。可见，功能一体化水平高的城市群都属于较早建设铁路运输设施的地区，拥有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功能一体化水平得分最低的城市群分别是呼包鄂榆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和兰西城市群，这三个城市群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同属西部地区，还同属西北地区。可见，相比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城市群在以铁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
3.城市群制度一体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具体地，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水平得分并列全国第一，兰西和呼包鄂榆城市群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可见，西部地区需更加努力获取国家层面的城市群批复以及积极推广市长联席会议等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以尽可能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4.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具体地，黔中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以 0.921的得分位于全国第一，中原城市群和北部湾城市群分别以 0.918和 0.895的得分位居第二、第三位。此外，经济一体化水平得分最低的城市群分别是天山北坡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可见，以黔中城市群为代表的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拥有较小的经济发展差距，而经济一体化水平低的城市群则需要更加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象，防止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否则不利于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5.城市群文化一体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具体地，江淮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和宁夏沿黄城市群的文化一体化水平并列全国第一，天山北坡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分别位居倒数前三。由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文化都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且城市群内部的文化一体化与自然地理条件相关，因此很难变化。但是城市群的文化一体化水平会受到城市群规模的影响，往往规模更大的城市群拥有更低的文化一体化水平。
6.城市群产业一体化水平最高的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比西部地区略低，东部地区次之，中部最低。可见，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群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较低，产业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中部地区虽然与东部地区差距并不是很大，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相近，但是产业一体化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具体地，宁夏沿黄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分别以0.620、0.589和0.541的得分位居前三位，而产业一体化水平得分最低的三个城市群分别是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
7.不同经济区域内城市群之间的一体化水平相差悬殊。以中部地区为例，综合一体化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城市群分别是环长株潭城市群和太原城市群，两者在全国分别排名第一和第十九位，差距明显。西部地区城市群的综合一体化水平总体较低，但是成渝城市群的综合一体化水平位列全国第八，处于较高的水平。另外，东部地区综合一体化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城市群分别是长三角城市群和海峡西岸城市群，分别在全国排名第六和第十五。不仅是综合一体化水平，五个维度的一体化水平均有这一空间分异特征。由此可见，属于同一经济地带的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没有呈现出完全的空间相关性，而是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内部差距。
三、城市群规模影响一体化水平的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目前城市群主要指以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单位形成的区域，因此本文选取城市群包含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衡量城市群规模。中国 22 个城市群的规模呈现出非平衡现象，总体上存在较大的方差。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包含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是中国现阶段规模最大的城市群。由于研究样本数据的可得性，天山北坡城市群仅包括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两座城市，在所有城市群中规模最小。城市群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其内部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面积的扩张。在城市群规模增加的初期，由于城市之间比较优势的互补能够带来直接的集聚效应，且制度、文化的交流合作阻力较小，商品贸易的联通以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会更加高效，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将表现出提高的趋势。而随着城市群规模的不断扩大，尤其是一些跨省份发展的城市群，一方面地理距离的增加会降低城市之间交通的通达性，不利于功能一体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跨越更多的城市行政主体将对政策的协调实施造成阻碍，提高了城市群内部行政机构互相沟通的难度，且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可能会进一步拉大。可见，城市群规模的不断提高会对一体化发展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且这种影响在功能、制度和经济这三个维度上同样存在。但是，随着城市群规模的增加，产业和文化一体化发展都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方面，规模过大的城市群在产业布局方面往往面临着政策和规划不一致的问题，更加容易导致城市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而规模较小的城市群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城市之间制定政策和规划过程中的障碍，形成更合理的产业分工。另一方面，城市作为城市群的组成单元，其独特的文化经过历史长期的积淀很难发生巨变，城市群的文化一体化水平衡量城市之间文化整合的程度，规模越大的城市群其文化一体化水平会越低。
综合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城市群规模与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制度一体化、经济一体化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产业一体化水平和文化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的负向关系。
（二）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利用2000-2017年全国22个城市群、1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如下基准模型：
（9）
公式(9)中 i 为城市的截面单位，t 代表年份；Integration 代表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包括综合一体化水平（Ii）、功能一体化水平（Fi）、制度一体化水平（Si）、经济一体化水平（Ei）、文化一体化水平（Ci）和产业一体化水平（Pi），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Scale代表城市群规模，（Scale）2为城市群规模的二次项，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GDP （Pgdp）、经济开放度 （Pfdi）、物质资本投入（Pinvest）、人均道路面积（Proad）和地表粗糙度（RN），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α0-α7为一系列待估参数，ε是随机干扰项；此外，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γt。
控制变量的介绍如下。1）人均GDP （Pgdp）用来表征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名义人均收入除以固定基期（2000 年）的价格指数获得，价格指数则使用历年GDP 缩减指数构造。经济发达的地区更容易建立良好的交通网络和制度联系，人均GDP对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预期影响系数为正。2）经济开放度（Pfdi）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与地区当年GDP 之比衡量，经济开放程度高的地区有利于吸收国外资金用于经济发展，地区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随之推进，对文化的包容性也更高，因此有利于城市群一体化的提高，预期影响的系数为正。3）物质资本投入（Pinvest）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GDP的比重衡量，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度，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一部分会直接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进而提升功能、经济等一体化水平，预期影响的系数为正。4）人均道路面积（Proad）代表道路的建设情况，不仅能够反映地区内交通的便利性，还可以反映地区对道路建设的重视程度。道路交通可达性的提高会为商贸流通提供便利，更有利于城市之间加强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因此人均道路面积对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预期影响系数为正。5）地表粗糙度（RN）采用各地区内栅格高程的标准差来衡量，借鉴 Ramcharan的方法使用ArcGIS 软件对空间分辨率为 90M×90M的DEM数据处理得到。地表粗糙度属于外生的地理变量，更崎岖的地表主要会影响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商品流通和人口流动的不便，进而不利于城市群一体化的形成，因此地表粗糙度对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预期影响系数为负。
表 5 报告了城市群规模对一体化水平影响的实证结果。列 (1)至列 (6) 分别是城市群综合、功能、制度、经济、文化以及产业一体化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各列中均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且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
首先，观察表 5 的估计结果，列 (1) 中展示了城市群规模对综合一体化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其中城市群规模和城市群规模二次项的系数分别为 0.937和-0.164，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倒 U 型关系。接下来，分别分析城市群规模对五个维度的一体化水平的影响。列 (2)、列 (3) 中城市群规模的系数均为正，城市群规模二次项的系数均为负，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群规模与功能、制度一体化水平之间都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列 (4) 中报告了城市群规模和城市群规模二次项影响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城市群规模的系数为正且规模二次项的系数为负，但是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城市群规模与经济一体化之间尚不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由于理论上城市群规模与文化以及产业一体化水平之间线性相关，故列 (5)、列(6) 中展示的核心解释变量不包括规模的二次项。列(5) 的结果显示城市群规模对文化一体化水平在 1%的水平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列(6) 中报告的结果显示城市群规模的系数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城市群规模对产业一体化水平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综合以上分析，城市群规模与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的负向关系，与经济一体化水平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对中国 22个城市群 2000-2017年的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城市群一体化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进一步地，实证检验了城市群规模与一体化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在 2000 年和 2017 年分别达到 0.380和 0.624，且在 2000-2007年间上升趋势缓慢，2007-2010年间增长速度加快，2010-2013年间增长率又有所放缓，但是在2013年之后增长率明显提高；第二，中部地区的城市群综合一体化水平最高，东北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比东北地区略低但仍大幅高于西部地区，且不同经济区域内城市群之间的一体化水平相差悬殊；第三，五个维度的一体化水平中，功能和制度一体化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文化一体化水平保持不变，经济一体化水平总体上处于持续整合状态，产业一体化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第四，城市群规模与综合一体化、功能一体化和制度一体化水平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与文化一体化和产业一体化水平之间存在线性的负向关系，与经济一体化水平之间尚不存在倒U型关系。
（二）政策建议
1.加强高铁站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推动制度一体化进程和产业协同发展。现阶段，中国尤其是东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有所放缓，表明城市群功能一体化水平未来提升的潜力有限。但是，一方面目前国家对城市群一体化规划的重视程度逐渐加深，市长联席会议等制度开始被各级政府部门大力推广；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我国城市群的产业一体化水平还不够高，尤其是近年来产业一体化水平呈下降趋势，产业协同发展的提升空间还很大。因此，城市群在制度一体和产业协同方面的深度建设将是一体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推动力。
2.重视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发展差距，推动经济一体化水平迈向提升的新阶段。目前我国正在逐渐加大对各区域核心城市的支持力度，大力引进人才和资金，不断发掘核心城市的经济潜力。与此同时，核心城市与周边小城市的经济差距正在逐渐拉大，这显然不利于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因此在发展核心城市的同时，不能忽视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小城市要利用自身优势，吸引相关人才并发展特色产业，不断提升经济实力，以实现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
3.尤其重视西部地区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实现全国城市群一体化的区域协调发展。中国东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城市群的一体化水平差距不大，而目前西部地区整体上处于较低的水平。西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重点仍然主要在功能一体化层面，因此进一步加大西部地区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推动一体化水平的提升，实现对其它区域的追赶超越。
4.鼓励建立中等规模城市群，杜绝盲目追求规模的规划方案，并适度限制大规模城市群的进一步扩张，以利于中国城市群一体化处于较高的水平。过大或过小的城市群规模都不利于功能、制度一体化的提升，城市群规模增加还会阻碍文化以及产业一体化水平的发展，很难实现城市群真正的一体化。因此注重城市群规模的合理性是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当然，本文为重点考察城市群一体化的支撑体系并提出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侧重于功能、制度、经济、文化和产业五个维度上的测度，这难免挂一漏万，不具全面性。因此，综合城市群一体化的支撑和表征因素，从更多维度全面测度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并深入分析不同维度一体化水平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下一步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注：注释从略
原文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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