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人类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和一体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社会学作为一门以“现代性”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学科，其研究视角却越来越局限于注重本土化和地方性的“民族国家框架”内，“国际场域”中的社会学议题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未竟之业。把“国际”带回社会学的视野，探索新时代社会学的“国际转向”，不仅是探索社会学创新理论方法、拓展学科界限以及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也是对全球化及国际社会转型发展的现实回应。从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既有学科研究的困局出发，阐述社会学理论学科拓展国际视野的必要性，并以认识论、结构论和功能论等作为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全球社会中社会学亟需拓展的几个关键议题，有助于为处于“本土化—全球化”张力中的社会学探索出一种新的“全球本土化”研究范式。
亟待“国际转向”的新时代社会学
——兼论全球社会中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
撰文｜范和生 武政宇
范和生，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政宇，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全球社会”阶段。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场景给社会科学提出新的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课题，社会科学由此进入大发展大变革时代。身处这样一个急遽变迁的时代，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学术界的共同企盼，这要求我们不能仅仅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要聚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国际社会的发展变迁。正如阿里·卡赞西吉尔（Ali Kazancigil）和大卫·马金森（David Makinson）等人在《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中提到，“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如果社会科学不能对变动发展的世界做出及时的回应，必将难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无法实现社会科学帮助人们解决实际问题和深入认识世界的社会实用性和工具理性。
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它以“现代性”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主要集中于国内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国际社会现象缺少应有的关注和研究，而在当前人类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社会”的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到整个世界，国际社会也进一步发展成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这种变动社会与学科理论之间的分歧和“断裂”凸显社会学拓展国际视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国际转向”，可以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变化，谋求社会学对包括国内和全球在内的全部“社会”进行总体解释的可能性，亦有利于社会学学科理论更好地适应自身发展逻辑，实现社会学的长远发展。
二、相关研究述评
从当前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作为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问题主流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始终无法摆脱其政治学子学科的从属身份，亦即“政治学囚笼”；而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依然固守民族国家中心论的分析范式，“民族国家框架”成为限制社会学研究视野拓展的桎梏。显而易见的是，“国际”和“全球”是社会学研究不容忽视的重要场域，尤其是在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空前提高的现代“全球社会”中，社会学对于国际问题及世界的认识更具整体性，必须担负起认识世界、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与功能。
（一）既有研究的困局
从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现实来看，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社会学，对“国际”这一研究场域的分析研究均存在固有的局限，使社会科学在分析和解释全球社会及相关议题时面临研究范式的困局。
1.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囚笼”。20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以及国际社会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和相关机构急剧扩展，这使得国际关系日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成为研究国际社会各种关系现象的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国际关系学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它是作为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延伸而出现的”，其长期受困于一个借入的本体论——“政治学的囚笼”。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创始文本之一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的著作《二十年危机》成为国际关系研究受困于“政治学囚笼”的有力佐证。尽管卡尔宣称此书的创作意在奠定国际关系的学科基础，但他并未明确国际政治可能包含的独特前提，只是简单地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从根本上来说它依旧停留在政治权力的本体论层面，尚未真正确立国际关系自身的本体论。而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一系列发展困境也引发了国际学界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地位和发展方向的争论，甚至有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存在价值进行反思。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汀·西尔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随着世界的全球化，国际关系也在全球化，而这种新变化究竟意味着国际关系的终结还是新生值得进一步思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确实存在已经“走向尽头”的可能。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囚笼”不仅限制国际关系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创新，而且使其难以有效适应变动发展的全球社会，亟需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理论的引入和重塑。
2.社会学研究的“民族国家框架”。社会学是“对人类的社会生活、群体和社会的科学研究”，它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民族国家出现、现代性滋生以及社会结构重大转型的现实需要，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是与现代性、现代化及现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诚然，以民族国家为框架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确曾为促进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学学科自身知识体系的繁荣作出巨大贡献，但20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浪潮极大地扩展了“现代社会”的边界，使得传统上将“社会”与“民族国家”概念相混淆的惯常做法变得不切实际、不合时宜。因为世界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不仅推动人类社会的结构日益走向跨国化和全球化，也使得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和范围空前拓展，尤其是许多跨国性、全球性议题“难以在单个国家、民族社会的层次上进行充分研究”。在此情况下，社会学研究如果继续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既会束缚社会学研究视野的拓展和创新，也会导致社会学理论无力解释和应对变动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难题和困境，这种不断凸显的“本土化—全球化”张力最终可能带来社会学研究自身的困境甚至危机。面对全球化时代社会生活的急剧转型和变化，不仅需要将“社会”从“民族国家框架”中解放出来，同时也涉及社会学思维方式、理论框架的转变和创新，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二）把“国际”带回社会学视野
既然社会学是研究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科学，就不得不直面现代社会的各种转型、变化及其衍生而出的新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人类社会愈发演变为全球化、一体化的“命运共同体”，极大改变了现代社会存在发展的现实基础，也使得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发生历史性变革。实际上，社会学对全球化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古典社会学阶段便初见端倪，但这种古典传统却未能在现代社会学阶段得到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现代社会的存在形式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急剧转型，而“当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能够为社会学研究广泛的对象带来创新或变革性的意义时，社会学研究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因此，一贯以研究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学，有必要将“国际”重新带回其研究视野，使社会学研究与更大范围的“社会”——“国际社会”或“全球社会”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进一步发挥社会学在国际场域中的想象力。
学术界对于拓展社会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已做出过诸多有益探索，其中具有较强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主要有国际社会学研究、全球社会学研究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国际社会学（International Sociology）肇始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以日本学者梶田孝道主编的《国际社会学》为其形成标志。国际社会学是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的交叉研究学科，它以国际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的是国际社会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平衡发展，并以民族性、民族主义和移民社会等社会理论为其学科理论的建构基础，聚焦研究国际关系社会学、国际社会研究以及地域研究等三个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是社会学对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全球化浪潮的直接回应，英国学者罗宾·科恩（Robin Cohen）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撰写的《全球社会学》可谓是全球社会学相关理论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它通过回顾社会学的创立和发展，探讨全球社会学的源起，并全景考察全球社会中的劳工界、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和不平等等全球性现象，生动描绘出全球社会的总体图景。中国学者文军认为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全球社会学的诞生，并提出一种新的多重范式整合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全球化研究范式”。国际政治社会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作为学科倡议大致产生于21世纪初的中国，在此之前经过西方学界的历史社会学、英国学派等沉淀，最后由社会建构主义将其推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前沿。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兴学科领域，国际政治社会学借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以社会本体论为基础，主要研究国际社会的结构、演变以及国际国内的社会、政治之间的各种互动，坚持强调国际政治的社会内涵。
综上所述，全球社会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这种从民族国家向全球社会的“脱域化”过程不仅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形成严峻冲击和挑战，也为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视野拓展和理论创新带来巨大机遇。社会学作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对全球社会各项议题的研究更具整体性和综合性，可以在分析研究世界局势和国际问题时发挥关键作用。因此，有必要将社会学的研究视野拓展到国际场域（全球场域），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析国际关系和国际问题，推动社会学、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创新。
三、分析框架——社会学视野下的全球社会
探索新时代社会学的“国际转向”，不仅需要将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转变为“全球化研究范式”，并进一步将二者统一起来，探索新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研究范式，实现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多重范式整合；也需要重新架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分析框架，从认识论、结构论和功能论等角度出发形成对社会学视野下全球社会的理性审思。
（一）认识论框架：什么是全球社会
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从属于认识、理解世界的需要，而且也从属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需要，而人类“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认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因此，拓展社会学研究的全球视野应当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首先，要回答“如何认识全球社会”的问题。毫无疑问，全球社会同国内社会一样，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名称，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由诸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并且除了要从横向层面认识当下全球社会的诸要素构成外，还要从纵向层面关注全球社会的历史与未来，分析全球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从而获得关于全球社会的更加立体、全面的认知。其次，应深刻把握国际关系的社会本质，坚持社会本体论，强调全球社会的“社会性”（sociality），这并非否定物质力量在全球社会中的基础性地位，而是注重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背景视角去理解和分析物质世界的发展演变，将全球社会看成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联系。马克思主义对于国际关系的社会本质有着深入的分析，它把国际关系的世界看成是一个物质性的社会世界，而国际体系、国际行为体和跨国权力关系等相关要素都深深嵌入在包含着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系体系中。此外，全球社会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和交往实践是社会学探索“国际转向”的重要关注点。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近代以来，“主体性”（subjectivity）逐渐被人类社会奉为圭臬，而其所遵循的“主体—客体”二元结构成为长期主宰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主客体二元对立思维的影响下，国际社会各主体之间难以在全球公共事务和问题上达成共识，极易陷入全球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学所关注的主体间性则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从而实现相互认同、达成共识。在当前人类社会全球化、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宏观背景下，无论是国际关系还是社会学，在研究国际社会和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都必须从方法和内容上将“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思维转变为“主体—主体”的互动模式，并进一步扬弃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缺陷，建构起集二者合理性于一身的“主—客—主”交往实践模式。
（二）结构论框架：全球社会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
“结构”（structure）历来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社会结构理论是“社会学作为一项科学事业的支柱”。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社会本身并不具有实体“结构”，它只是社会在实践中呈现出转换性关系的某种“虚拟秩序”（virtual order），是“社会系统中的时空‘束集’（binding）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结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同样是个重要概念，无论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还是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都无一例外地从体系结构层面展开国际关系研究。但是从根本上说，当前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在分析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时，“只告诉我们结构是由什么构成的和结构怎样产生某种作用，但不能告诉我们在时间中结构运行的过程”，即更多地趋向于一种“非历史性”的静态研究，却并未动态地关注国际社会结构的生成、发展和演变过程。而全球社会并非仅仅只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包含着一个动态的实践行动和一个构成实践组成部分的体系结构，这种结构随着全球社会的演变以及各行为体的实践行动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因此，正如吉登斯将其理论称作“结构化理论”（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那样，全球社会的“结构”也“必须被视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受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影响，温特努力避免对国际社会结构进行狭隘的静态分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一文中，温特重新思考了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共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施动者—结构”问题（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结构的“二元性”，试图构建社会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互构（Co-construction）理论。但其忽略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互动时对实践活动等过程要素的强调和重视，最终导致温特的国际关系“结构化”努力依旧落入结构主义的窠臼当中。
因此，透过社会学视野研究全球社会，需要动静结合地分析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既要看到国际行为体和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双向互构，也要重视作为施动者与结构互动的过程和中介的实践活动，从而对全球社会以及国际关系做出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学解释。
（三）功能论框架：全球社会的功能何在
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是社会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理论方法之一，它滥觞于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有机体类比,后经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分析功能主义、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的功能主义以及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等人类学家的发展，最后由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分析功能主义和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的“中层”功能理论将其发展到极致，使得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至70年代长期占据社会学理论的前沿阵地。尽管现在看来，功能主义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但其关于保持社会系统稳定的AGIL功能模式——适应（Adaption）、目标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潜在模式维系（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为我们认识全球社会、分析国际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国际关系领域，戴维·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是功能主义研究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之一，他的功能主义思想也正是源于其最初所热衷的社会学。米特兰尼曾提出用“功能化选择”（The Functional Alternative）代替传统权力政治视域下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通过“国际范围内物质活动和区域基础上文化权力转移的功能性整合”来超越政治界限、弥合世界分裂，从而构建一个有效运行的和平体系。在他看来，功能主义与强调不同利益间权力关系的联邦主义存在明显区别，它更重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世界各国的功利主义将成为构建“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必须消除政治分歧以服务于人类共同的利益需要，因为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并非庄严的规章条约，而是在共同关心的国际公共事务中携手合作。
可以看出，功能主义框架下的社会学理论在理解和分析当今全球社会和国际问题等方面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强调全球社会的功能在于服务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更加突出世界的“社会性”，因为“功能主义理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概念”，从全球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探讨和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和平稳定、共生发展的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
四、全球本土化——全球社会中社会学研究的关键议题
随着世界全球化、一体化步伐的加快，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巨变，世界已然进入一种“全球时代”，它在催生全新社会型态、重塑社会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的理论前提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英国学者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提出，“全球性的”（global）一词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突出地位迫使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性的现实结构中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以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不能再将“社会”仅仅限定在单一的抽象框架中，必须用一种整体、多维、综合的全球视野来研究全球社会，探索新的“全球本土化”研究范式。笔者归纳出当前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研究亟需拓展的几个关键议题，以期推动更多研究和思考。
（一）全球化与全球社会
现代社会已然进入全球化时代，如何全面正确地认识全球化的内涵和本质成为学术界竞相讨论的焦点议题，“全球化”也因此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核心但又充满争议的概念。区别于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单一、片面的研究视角，社会学凭借其理论方法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全面整合全球化的概念，进而建构一种多元综合的解释模式，为全球化研究做出独特的学科贡献。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的变迁和转型过程，是一个由多中心的民族国家社会向“去中心化”的全球社会转变的历史变迁过程，即以一种动态的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化。如阿尔布劳提出全球化是“世界上所有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迁过程”。从时空维度出发，全球化是一种时间、空间跨域延展的过程，重点关注“共同在场”与跨域互动之间的关联，此地和异地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不断“延伸开来”，“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此外，就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关联性，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但是全球化与现代化并非完全同步，因为现代化在民族国家中的发展进程不一致，表现为一种“历史性”；而全球化更多表现为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更强调发展的“共时性”。
全球社会则是人类社会在全球化推动下动态变迁发展形成的新的社会形态，它是现代社会关系的再塑和重构。在国际社会向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的发展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中社会性关系的外延和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而原本界定国际关系的国际社会形态无法涵盖新的关系内容，全球社会成为各种权力关系、利益关系和共生关系的“叠加态”，从而使得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全球社会的内禀属性。这就要求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协调全球社会内部的关系失衡及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张力，推动全球化和全球社会良性健康发展。
总体来说，社会学对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研究做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在于提出并阐释了全球性、全球化以及全球主义的涵义与区别，深化对于全球化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并通过综合不同学科、多元视角，建构一种多元综合的解释模式，进而更加全面正确地解析全球化和全球社会的本质内涵。
（二）全球社会的“社会”本质
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部分构成的有机整体，孔德是把有机体类比引入社会学的关键人物，而斯宾塞通过系统地比较社会和有机体，认为社会是一个功能联系、相互依存的具有整体性的有机体，进而使有机体类比得到充分发展。马克思则将社会看作是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的有机体，并突出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与国内社会相类似，全球社会也是一个由诸多要素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仅有明确的成员——主权国家，而且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共享价值及经常性的互动，并受到各种制度规范的制约，而这些都是我们通常理解范围内的“社会”所必备的要素。
同时，全球社会的社会性本质还体现在构成全球社会的各要素——主权国家、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性。其一，主权国家具有社会性。“国家也是人”，作为全球社会最重要的成员和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同个人一样存在一定社会归属需求，或者说是一种“趋社会”情感，正是这种趋社会情感使主权国家在全球社会中并不会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通过一种“强互惠”行为来强化国际合作，最终促成了全球社会与世界秩序。其二，国际关系具有社会性。“关系”是社会学分析中一个重要课题，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可以说社会就是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的复合体。全球社会也是一个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复杂关系体，这使得国际关系从一开始便具有一种“社会性”，国际关系事实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便提出，社会因素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之一。其三，国际体系具有社会性，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和惯习（habitus）概念为分析国际体系的社会性建构了理论框架。国际体系是全球社会各行为体互动交往的“社会空间”，即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场域，在这里进一步延展为“全球场域”，而国家行动者所具有的由其个体历史和集体历史长期积淀形成的国际惯习使各国拥有不同种类和综合资本，并在全球场域中占据相应的位置。以上诸要素无一不彰显全球社会的本质属性——社会性。
（三）全球社会互动与国家“角色扮演”
交往和互动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存在方式，没有社会的互动，便没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乔治·H. 米德（George H. Mead）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是以一种有意图、有意义的“符号”为媒介进行的间接沟通方式，亦即著名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作为一种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互动的理论，符号互动论同样可应用于全球场域中国家之间的交往和互动，而这种思考早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中便有所展露。将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应用于全球场域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解决好国家与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要思考把符号互动论的研究主体由人转换为国家是否存在逻辑谬误。温特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人”，是“具有意图性、理性和利益考虑等人的特征的行为体”。国家行为体通过一系列符号互动，强化彼此之间的观念共识，从而构建新的国家间关系。将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应用于全球场域，可以更好地理解国家之间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合作与冲突。在全球社会中，国家的“社会人”定位使其总是以其他国家或行为体的态度为参照物来认识自身，也只有在全球社会的互动实践中国家才能获得完整的“自我”认知——既包括一个实施行动的“主我”，也包括一个“泛化的他人”视角的“客我”，而国家正是在这种“主我”与“客我”之间的“姿态对话”中实现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控制。米德在讨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时提出了“角色扮演”（Role-taking）这一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而这也是国家参与全球社会互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过程，国家之间可以通过这种“角色扮演”减少冲突、产生合作。
区别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全球社会中竞争和冲突因素的过度强调，社会学更多地关注全球社会的互动和交往，它是主权国家置身全球社会、不断实现国际关系社会化的根本途径，而国家的“趋社会”情感则使其在全球社会互动中更倾向于选择合作、避免冲突。
（四）全球社会认同与集体身份建构
认同（identity）理论最早是由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认同”也是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不难看出，人类的认同行为最初起源于社会群体认同，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社群”认同进一步延展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的认同，认同理论也因此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相比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物质因素，认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较为隐秘却极具弹性的概念和范畴，它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团结合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国家认同是主权国家获得合法性的前提，那么全球社会认同则是建构一个全球社会或世界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国际关系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表现出对认同的极大兴趣，温特提出整体认同和社会认同两种认同类型，并更强调行为体之间的集体认同，即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将他者视为自我的延伸，而行为体之间的移情联系则是构成集体认同的基础。
社会学视野下的全球社会认同是一个从自我认同向集体认同发展过渡的持续过程，是主权国家的自我角色（role）定位与他者认知互动的客观映射和主观建构。全球社会中国家的角色定位并非基于先天的内在属性，而是存在于与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中，只有在全球社会的互动交往过程中国家才能建构起自我角色身份的真正意义，而角色认同则是国家在全球互动中的“角色扮演”与他者认知的协调统一过程。全球社会中的集体认同是国家自我身份的国际社会化过程，是全球社会认同发展的一种高阶形态，各个国家在全球互动交往中不断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和鸿沟，最终建立一个覆盖全球的身份共同体。从根本上说，全球社会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协调国家个体与区域、全球集体利益关系的动态演进过程，经过这一过程，主权国家得以跨越单一价值追求和多元价值冲突的国际互动困局，从而不断塑造全球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念。
（五）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
“治理”（governance）理论是回应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增的大变革时代的强势理论话语。政治学关注于国家治理，将治理视为当代民主新的实现形式，而社会学更关注社会治理，郑杭生认为社会学在探察社会治理从“理想类型”到本土特质的逻辑和实践方面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全球治理则是国际关系学者关注的焦点，它致力于推动全球社会的良性发展，该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N. 罗西瑙（James N. Rosenau）对全球治理做出如下定义：“通行于规制空隙之间的那些制度安排，或许更重要的是当两个或更多规制出现重叠、冲突时，或者在相互竞争的利益之间需要调解时才发挥作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
在当前全球性挑战和现代性危机渐次凸显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理论、制度、战略和实践等各方面均陷入一时难以自拔的境地，全球发展也因此面临风险和挑战，亟需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弥合宏观抽象与微观经验之间的理论裂隙，这与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中层理论”（Theories of the Middle Range）不谋而合。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场景中，不同国际行为体奉行不同的行动逻辑，如果仅仅考察某一个国际行为体，可能导致微观经验方法的碎片化困境；如果从权力、利益、无政府状态等全球治理总体性概念阐释出发，便会形成宏观抽象的理论框架，难以应对全球治理面临的实际问题。全球治理的中层理论则兼顾国际行为体的具体经验逻辑和全球政治的内在规律，一定意义上成为“宏大理论和微观经验理论研究的综合和延伸”，这有助于改善由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引发的全球社会与地方社会之间不断加剧的“断裂”乃至“分裂”格局，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和匡正全球发展新征程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早已超越传统强调主权国家、权力利益等物质层面的国际关系范畴，需要更加关注和重视文化、观念、规范等社会非物质因素。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形塑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需要和最大挑战”，同时也是实现全球共生发展的必由之路，理所应当将全球治理置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范围之内，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完善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的理论和实践。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是中国立足世界变局、顺应时代潮流、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而提出的科学构想和理想蓝图，自2012年首次提出以来，这一思想便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认同，同时也掀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潮，不同学科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基本内涵和建构路径等展开详尽分析。而要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本质，离不开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学概念——共同体（community）。
共同体作为一种重要的理论概念主要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他在书中将“共同体”和“社会”看作一对迥然不同的概念，认为“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所以“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在滕尼斯那里，“社区”是共同体的代名词，个人或群体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受到血缘、地缘等因素的限制。而随着人类社会现代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血缘、地缘、业缘限制被逐渐打破，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获得新的拓展，从宗族共同体到社区共同体、民族国家共同体，最终发展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在这种现代性的扩张和全球流动社会的影响下被进一步理解和重构，人类社会的价值向度也由部分的、少数的群体价值过渡到整体的、最大多数的全球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对共同体思想的升华和发展，它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全球共同体，立足于“人”这个全人类共同的身份归属，以全球社会共生关系为其存在形式，并且将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作为目标追寻和最终归宿。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机械的聚合”或“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全球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属于全体人类的真正的共同体。尽管有学者提出人类面临“越是追求共同体，越是求之不得”的困境，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理想类型”，我们应当秉持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共迎全球风险挑战，最终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合共生和世界大同。
五、结论
当今世界的现代化、全球化和一体化将现代社会的边界前所未有地扩展到全球范围，而这也带来社会学研究边界的扩展，传统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现代化研究范式”无法有效适应急遽变迁的社会现实，必须积极拓展社会学学科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范畴。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科学尤其是以现代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亟需从“方法论民族主义”转向“方法论世界主义”。把“国际”带回社会学视野，探索新时代社会学的“国际转向”，既是社会学突破自身研究的“民族国家框架”、创新理论方法和拓展学科界限的现实需要，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挣脱“政治学囚笼”，从而探索社会学与国际关系等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可能性，使社会学能够以一种新的“全球本土化”研究范式来回应变动发展的现代社会。总而言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学不仅不能选择回避全球化这一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社会现实，而且应当进一步变革创新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谋求对包括国内社会和全球社会在内的全部社会的总体解释，从而使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研究“社会”的理论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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