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Yang, H. (2019). Family clans and public goods: Evidence from the New Village Beautification Project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36, 34-50.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jdeveco.2018.09.001
近年来，关于宗族与公共品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尤其是研究中国经济的文献中俨然已成为热门话题，大量的研究指出在宗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人民会更乐意贡献公共品；资源分配或者政策执行，在宗族集中的地区其效果会好过姓氏分散的地区。此外，宗族还能深刻地融资和创业行为，生育决定和养老安排等重要决策。而其作用机制主要在于以宗族血脉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在乡土社会中依然保持着影响力。因为宗族内部的人都是利益相关者，且愿意听从族内领袖的指挥，家庭个人会主动提供整个组织需要的资源，人脉和劳动力，从而产生正面效应。而当这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如农村基层选举制度互相结合之后，从而将本地人选拔为干部，可能进一步巩固这种非正式制度在正式制度下的作用。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对中国社会的考察，对于宗族在其他地区的影响，是否也和中国类似？于是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的近邻韩国的情况。在对两者关系的识别策略方面，大型的自发性基础建设是比较理想的事件窗口，因为如果没有某种机制使得当地民众进行配合和协调，往往绝大多数人对这类建设会做出“搭便车”行为，使得公共基建项目难以执行到位。于是本文使用了韩国最重要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 –“新村运动”（音译Saemaeul undong，意译：New Village Movement）作为一个政策冲击，从而观察宗族与公共品之间的关系。
01
引言
种族和语言的异质性被认为是形成社会资本，冲突与制度的重要因素，而文化异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宗族异质性。本文研究了韩国村庄的宗族多样性与公共品之间的关系。根据在 1970-1971 年新村运动中政府将水泥资源分配给每个村庄用于生产村庄公共产品，随后政府系统地评估了这些资源的应用情况,本文发现宗族异质性与公共品数量之间呈倒U型的变化趋势。
02
背景：新村运动
“新村运动”是韩国政府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朴正熙政府时代掀起的农村建设运动，目的是动员农民共同建设新家园，因为当时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韩国农民生产和生活状况落后，而政府也缺乏足够资金进行扶贫发展。在“新村运动”初始阶段，政府向全国所有3.3万个行政里(即行政村)无偿提供水泥，用以修房、修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新村运动”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改变了农村破旧落后的面貌，并让农民尝到了甜头，“新村运动”由此逐步演变为自发的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民自发修筑乡村公路（最主要）、整治村庄环境、帮助邻里修建房屋，建设公共设施等。
03
数据和方法
1. 自变量：宗族的识别策略
由于该运动发生70年代，当时并未有任何大型社会调查的数据可供作者来衡量宗族的分布。但是，在朝鲜半岛的日本殖民时期 ，朝鲜总督府曾经组织过多轮的针对基本社会情况的抽样调查，称为“朝鲜国势调查”。其中尤其以1930年的国势调查内容最为详细。在1930年，曾经调查过全国各地的姓氏和各地区超过10%人口的“大姓”数量分布（可以有多个”大姓”）--统计表数据包含镇，村，大姓，姓氏祖籍地（如安东金氏）和属于该姓的家庭数量，这给学者提供了衡量宗族分布的基本信息。鉴于韩国农村地区传统文化依然浓厚，守土概念深重，宗族聚居地整体迁移的比例和概率并不高，所以仍然可以将1930年的宗族分布大致作为1970年代农村地区宗族分布的代理变量。
1930年 地区大姓分布的原始资料 （来源：1930年《朝鲜国势调查》）
于是，将该数据进行指标化 --- 以赫芬达尔指数HERF来计算当地姓氏的集中程度，该指标越高，说明姓氏越单一，也就是宗族势力越强。从图2中，我们可以一窥庆尚南道地区的宗族集中度。
图2：庆尚北道地区宗族的赫芬达尔指数分布图
图3：庆尚北道地区新村运动下的水泥工程质量等级的空间分布
2. 因变量
本文因变量有三个 ：（1）公共品数量及质量（2） 土地贡献率 （3） 农用机械数量。
（1）公共品数量及质量 首先，正如上文对于新村运动的描述，每个村庄可以获得一定数量政府免费提供的水泥，由每个村庄自行决定如何使用，比如可以修路，建设学校，公共设施或者水坝等，被称为新村美化项目（New Village Beautification Project，NVBP）。政府在随后一年对去年的水泥使用情况进行等级评估，其中如果民众仅用于私人用途，则评价等级为C，如果民众将水泥用于公共公共设施，则评级为A或者B（A级地区的公共建筑质量和数量更优于B）。
村庄特征和公共产品生产信息来自民政部1972年发布的新村庄综合调查（NVCS，原始资料样本可见图3），该资料包括名称、人口统计信息和韩国整个村庄的其他特征,所有村庄的水泥工程项目等级。虽然可以获得韩国 34,665 个村庄的数据，但作者将样本限制在庆尚北道进行分析，调整了村庄边界为 1930 年的边界，以便于将 NVCS 数据与宗族数据合并。这一调整导致最终样本量为 3,124个自然村。
庆尚北道是韩国最大的省份，也是宗族聚居地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村庄的宗族方差最大。本文使用 NVBP 下评估的公共建设数量和等级作为公共产品生产的指标，并且构建虚拟变量，如果等级为 A，则为 1，否则为 0。NVCS 中包含的 5,539 个村庄中，357 个村庄获得 A 级（6%），2,417 个村庄获得 B 级（44%），2,765 个村庄获得 C 级（50 %）。图 3 显示了水泥工程等级的空间分布。
图4：新村庄综合调查（NVCS）的原始资料一览
（2）土地贡献数量
民政部出版的政府刊物《光荣的脚步》（1978）中汇编了村民为村庄项目捐赠的土地数量。该出版物详细介绍了 1970 年至 1980 年间，每个村庄的村庄项目土地捐赠者名单，土地类型和数量的信息。土地类型包括住房用地、稻田、常规田地和林地。为了对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稻田和常规田地的捐献额作为土地贡献数量的指标。
（3） 农用机械数量
利用 1960 年、1970 年和 1980 年的农业普查数据，获得了各村拥有的农业机械的数据。数据中的农业机械和工具包括动力耕耘机、牛车、手推车、水泵、喷雾器和联合收割机。本文主要使用的是动力耕耘机的数量。
此外，农业普查数据还包括村庄数量、文化程度、职业、土地拥有量和灌溉率，这些都将作为控制变量。作者根据向市场出售收获作物的农业家庭的份额，作为贫困率的衡量标准。然后计算了 1960 年至 1970 年间农业家庭数量的变化率来捕捉迁移率，这些都会放入控制变量中。
最终，所有模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下：
表1：描述性统计
04
模型
本文，以村级公共基建数量和质量来衡量公共品的规模，用土地贡献率来衡量个体家庭对村级公共品的贡献率，新村美化项目10 年后两轮动力耕耘机拥有量作为村内基建道路改善的指标。
模型如上所示, HERF 为 乡 (镇) 村姓氏的赫芬达尔指数, 为上述的三个衡量公共品的指标。 为乡镇固定效应，控制了国家层面对于不同乡镇的影响， 为同姓氏固定效应。
05
实证结果
（1）宗族对村级公共基建评级的影响
图5： 宗族赫芬达尔指数（HERF）与基建评级为A的概率之关系
本文发现公共品与宗族多样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如上图5，HER与该概率之间的关系在0.45之前，都能保持在0.6左右的概率，但是HERF一旦超过了0.45， 概率便急剧下降，可见，宗族力量并非越高越好，过了某个阈值，其公共品产出便呈现极具下降的趋势，所以宗族与公共品产出之间的关系呈现的是非线性的倒U型趋势。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在没有任何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的OLS估计，系数为0。第2列包括 HERF 的平方项，便捕捉到了 HERF 的非线性变化趋势。第 3 列包括各种控制变量。其中，第一类控制变量是关于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第二类是一系列公共设施有关的变量，如村庄是否有电，第三类是关于地理特征的控制变量。第 4 列包括乡镇固定效应，第 5 列包括上述所有控制变量以及乡镇固定效应。
结果表明，无论有无控制变量，OLS不能准确估计。但是，如果模型包括HERF的平方项（HERF2），则HERF和HERF2的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由于HERF2 为负值，因此可以确信宗族多样性与增加公共品数量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倒U型。我的解释是在宗族多样性水平较低（即同姓的人较少，姓氏很分散）时，宗族力量的增加将产生更多公共产品。然而一旦姓氏多样性达到某个中间水平（单一姓氏比例已经较高）之后，这种关系就变成了负面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是越有单一大姓的村庄越可能已经拥有大量的公共产品，因此他们缺乏进一步增加公共品的动力。
（2）宗族对土地贡献率的影响
与上个指标的衡量方式基本一致，我们来看一下回归的结果；其结果也与基建数量的结果一致，同样呈现倒U型的关系。Panel A不包括控制变量，Panel B 则包括了大量的村庄特质的控制。此外，本文还用了TOPSHARE 代表第一大姓的比例，结果也与赫芬达尔指数同样显著。但是在加入了大量控制变量之后，赫芬达尔指数的便失去了显著性。可见，在考虑了大量的控制之后，相比有几个大姓的情况，只有一个大姓的情况会呈现更显著的倒U型结果。
（3） 对日后农机使用的影响
模型如上所示，此处指标与前两个近期指标不同，这已经是新村美化运动10年后的各村农用机械数量。该指标较为巧妙：这是因为改善乡村基建，特别是乡村道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便于农村地区可以进一步采用先进的农业机械，从而减轻农民体力负担，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一旦各乡村农业工资开始上涨并逐步引入了耕耘机，村民们也会越来越要求改善村庄的道路基础设施。如先前的结果所示，如果宗族使得当地农民提高土地和劳动力等私人资源对公共品的贡献，耕耘机的采用便与宗族之间大概率会有显著的系统性关系。于是，本文进行了回归，其结果如下：
与公共品数量与私人贡献率的结果一致，1980-1970年村级耕耘机数量的与姓氏集中度的关系，同样也是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无论是加入了大量的控制，还是将姓氏集中度更换成第一大姓的比例，其结果都是显著。
综上，如同所示，姓氏集中度与公共品产出，个人对公共品的贡献度都是倒U型的关系，以至于对随后对大型公用农机设备的采买, 亦产生了相同的效应。
06
潜在机制探究
本文结论与之前类似研究的结论有一定的差异 — 之前文献的结论大多发现姓氏的多样性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呈线性关系。本研究中发现的非线性关系，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反而可能降低了公共品总量和个人贡献率。使用数据寻找这个问题的经验答案可能超出了本文暂时能够回答的范围。然而，协调效率和问责制之间的权衡可能可以解释这种非线性关系。文献表明，制衡的缺乏，使得精英同样失去了激励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例如，Acemoglu 等人（2014）表明，在塞拉利昂，酋长领地中的家庭数量与比较发展结果呈负相关，与社会资本呈正相关，表明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本地精英对当地经济的负面效应。我们反观在传统的韩国村庄中，当一个宗族占主导地位时，村庄很可能由宗族长老以独裁方式经营，这种负面影响相信也是与塞拉利昂的情况如出一辙。这应该也可以解释为何将赫芬达尔指数换成第一大姓的比例后回归，系数会有更显著的效果。
07
总结
本文的精彩之处可有如下几个方面：
（1）历史数据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作者将多个来源的大量历史数据进行了数字化然后匹配，这些数据多数为首次面世，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
（2） 灵活使用了大量的地理数据，从而进行了复杂精妙的控制，使得识别结果精确度较高。这与作者本人在城市经济学重镇布朗大学的博士训练有关，有十分深厚的处理GIS数据的专长。
（3）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互为表里。相比起短期观察到的公共品数量和个体贡献率的多少， 10年后农机持有率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后期指标，使得公共品与提高新技术使用，进而提高农产品产量的逻辑关系更明确。感叹作者对于现有历史数据的巧妙运用。
（4）意料之外的反直觉结论：当然，这是本文最精彩的部分。宗族的影响对公共品的贡献并非线性趋势，在缺乏竞争的单一大姓的村庄，政策对产生公共品的效果其实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这与近期的郭云南，王春飞的文章 《姓氏与合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公共品供给》的结论不谋而合--- 往往有两大姓氏的村中，基层选举的引入会增加公共品投资水平。其机制是因为基层选举产生了竞争， 从而使得两大氏族对于公共事务的表现上更投入，并且想尽办法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施政表现。从侧面证明了本文对于机制的猜测：基层选举的竞争机制产生了权力的制衡，对本地精英产生了激励，增强了公共资源使用的协调性，从而提高基层公共投入的水平。
后记：近期有幸在一次会议中见到本文作者Hyunjoo Yang教授，他在seminar的时候，分享了自身在做经济史研究的体会，以及该研究如何从幼稚到逐步成熟的过程。本文撰写之时尚且在距今近8-9年前，遇到的技术困难比现在要高得多，仅凭一人之力，这个科研课题可谓十分“劝退”。然而经过其不懈的努力和随后计算机水平的一日千里，最终成就了精彩的论文。而如今杨教授已升任副教授，团队也日益壮大，在领域内可谓不断攻城略地，产量与质量都颇佳。所以如果要深刻地了解一篇佳作诞生的过程， 最好能与作者本人进行深入的交谈和讨论，一般都会拥有非同一般的收获，可谓“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
引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3424
Abstract
Ethnic and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are widely studied as determinants of social capital, conflict, and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 many cultures, an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 of heterogeneity is family clan membership. I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lan diversity in South Korean villages and the voluntary production of public goods and contributions of private resources for village projects. Under the 1970–1971 New Village Beautification Project, the government distributed resources to each village for the production of village public goods. Subsequently, the government systematically evaluated how well these resources were applied. I combine these data with information on village family clan structures collec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as well as records of land donations for village projects between 1970 and 1980. I find an inverted-U-shaped effect of group heterogeneity on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goods.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