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Ajzenman, N., Aksoy, C. G., and Guriev, S., 2022, “Exposure to transit migration: Public attitudes and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8, 102899.
原文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4387822000608
01
引言
接触过境移民会对过境国本国人的态度以及经济行为产生哪些影响？这是本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文献对本国人与移民者之间的社会接触及社会互动效应(social contact)展开讨论。早期学者Allport et al. (1954)提出了接触假说，该假说认为在满足四个乐观假设条件下，不同种群之间的接触以及互动会增加种群间的共鸣，最终促进不同种群间的融合。社会接触的效果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接触程度和接触时间。一方面，接触程度表现为本国人与移民者进行社会互动时，他们会对移民者的语言、文化以及宗教背景有着更为深入地了解，这种深入地了解会改善本国人对移民者的态度。另一方面，通过不断地或长期地与移民者进行互动，这会进一步减少本国人对移民者的偏见，从而改善他们对移民者的态度。
移民从原籍国迁移到目的国之间可能会途径很多的过境国，而过境移民不同于一般的移民群体，他们在过境国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这种社会接触效应很可能受制于接触程度和接触时间的影响而变得不显著，甚至是负面的影响(Steinmayr, 2021)。因此，本文基于2015年难民危机，着重考察接触过境移民会对过境国本国人的态度以及创业活动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三点：第一，接触过境移民会对本国人的创业活动产生负面作影响。第二，这种负面影响的机制为本国人在接触过境移民之后，他们可能会持有对政府不信任以及政治不稳定的看法。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变得风险厌恶，更不愿意承受创业活动中所带来的风险。第三，接触过境移民使得本国人对移民者产生负面态度，但本国人对其他少数群体(同性恋者、不同种族的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改变。受限于数据，作者讨论的这种效应是短期的，而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关注接触过境移民对本国人的长期影响。
研究背景以及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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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2015年难民危机的爆发使得大量的移民从原籍国迁往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索马里和叙利亚的受访者中，超过80%的个体表示因冲突或迫害而离开他们的国家。而绝大多数来自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摩洛哥和巴基斯坦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条件是他们移民的主要原因。难民从原籍国到目的国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步行。在到达目的国之前，他们也会经过很多的过境国，但在过境国的停留时间不会太长(5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过境国的时间小于30天)。难民进行迁移的路径主要为西地中海地区、中地中海地区、东地中海地区和东非地区，见Fig. 2。Fig. 3进一步展示了难民从原籍国迁移到欧洲的主要路径以及过境国的地理位置。难民危机的爆发、主要迁移路径和过境国本国人的信息为本文研究过境移民对公众态度以及创业活动的影响提供了研究依据和可能性。
(二)数据来源
本篇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2010年和2016年的 “转型期生活调查” (LiTS)、国际移民组织 (IOM)、谷歌地图，以及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转型期生活调查”(LiTS)收集了关于受访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他们的信仰、偏好和态度、劳动力市场状况和经济状况的信息，描述性统计见Table 1。该数据包括18个过境国的778个不同地区。作者将距离移民路径小于等于25 km的地点作为处理组，将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Fig 1展示了在2015年移民危机前后，过境国本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发现，在移民危机之后，不管是处理组还是控制组，本国人从事创业活动的均值都有所下降。然而，处理组整体下降幅度要远远大于控制组下降幅度。因此，与过境移民之间的接触越多，越有可能降低本国人从事创业活动以及自我经营。
03
实证策略
(一)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代表个体，l代表地点，c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2010或者2016)。
代表是一个虚拟变量，取值1代表个体尝试创业(setting up a business)或者个体经营(being self-employed)，否则取值为0。同时，基准回归还控制了地点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国家与年份的联合固定效应。
代表地点l到最近移民路径的距离。
代表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是否有银行账户以及是否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回归采用聚类标准误，聚类到地点的层面。
(二)内生性处理
由于迁移和创业活动都可能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制度以及政策的改变)，因此基准回归估计出来的系数存在着偏误。同时，过境移民者考虑安全或者走私等因素从原籍国(origin countries)到目的国(destination countries)的真实移民路径可能不是最优移民路径(从原籍国到目的国的最少行程时间的路径)，即
本身也存在着内生性问题。作者构建工具变量的思路为：首先考虑三个主要的原籍国(Damascus, Baghdad, and Kabul)和二个主要的目的国(Berlin and Rome)，根据最少的行程时间构建出最优的移民路径，见Fig. 5。然后，考虑移民路径上一个地点(Sanpetru de Campie, RO)，该点距离最优移民路径的直线距离就为该点距离实际移民路径的工具变量，见Fig. 6。因此，基准回归中
衡量的是一个地点l到实际移民路径的距离，而工具变量衡量的是一个地点l到最优移民路径的距离。
为了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和排他性，作者画了原变量与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散点图，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见Fig. 7。为了进一步检验排他性，作者阐述了影响排他性的来源。一种可能是最优的移民路径分布着很多的贸易活动，与贸易路径有所重叠，这些贸易活动会对本国人的创业产生影响。为了检验这一效应，作者计算了地点到主要道路以及铁路的距离来衡量这种贸易效果，然后进行回归。如果这一效应不显著，那么可以证明该工具变量的排他性。Fig A. 4和Fig A. 5都显示这一效应不显著，这说明最优的移民路径并不会通过外贸路径去影响过境国本国人的创业活动，从而验证了排他性。
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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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准回归
Table 3中核心解释变量为2016*(-log distance) ，2016为年份虚拟变量，(-log distance)为地点到实际移民路径的距离取对数再加负号。回归结果显示，距离过境移民路径越近的过境国，过境国本国人越不会尝试创业以及自我经营。Table 4中将连续变量(-log distance)划分为三个虚拟变量(Dummy for 0-25 km, Dummy for 25-100 km and Dummy for 100 km and above)，将Dummy for 100 km and above作为基准组，可以发现2016*( Dummy for 0-25 km)系数的绝对值更大。因此，距离移民路径越近的地点，本国人更加不会从事创业活动，和之前的主要结论一致。
(二)工具变量回归
Table 5，Table 6和Table7为主要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Table 5显示了IV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与之前的相关系数散点图结果一致。同时，第一阶段F值都大于10，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Table 6显示了IV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在解决了内生性之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与过境移民的接触越大，过境国本国人越不可能从事创业活动以及自我经营。Table 7用工具变量直接对结果变量进行回归，为Reduced form的结果，与之前的结果也相一致。
(三)异质性分析
Table A.8中，作者按照性别，教育背景以及年龄进行划分来考察异质性结果。异质性结果表明，当结果变量为尝试创立一个企业，这种效应在性别上没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在低学历本国人以及年轻人身上，这种效果更大也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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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
Table 8和Table 9主要讨论了这种效应的影响机制。作者认为这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可能来源于公众的态度(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对政府的信任以及对法律的看法)以及本国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些变量都会对创业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Table 8结果显示，距离移民路径越近的地点，本国人越不会与移民者做邻居，并且更会认为移民者是本国的负担。然而，本国人对其他少数群体(同性恋者、不同种族的人)的态度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Table 9进一步说明了这种效应的影响机制可能来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以及对政治的不稳定性。尤其是，在与过境移民者进行接触后，过境国本国人更加不愿意承受风险，这会直接导致他们不会轻易尝试创业活动以及自我经营。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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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文章主要研究接触过境移民对过境国本国人创业活动以及公众态度的影响，研究的结果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接触过境移民会对本国人的创业活动产生负面作用。第二，这种负面作用的影响机制为本国人在接触过境移民之后，他们可能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感知到政治的不稳定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承受创业活动中所带来的风险，即在接触过境移民之后，他们变得风险厌恶。第三，接触过境移民使得本国人对移民者产生负面态度，但本国人对其他少数群体(同性恋者、不同种族的人)的态度却没有发生改变。最后，本文作者也指出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研究的这种效应是短期的，未来的研究可以着重考察接触过境移民对过境国本国人的长期影响。
Abstract
Does exposure to mass migration affect the attitud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of natives in transit countries? In order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use a unique locality-level panel from the 2010 and 2016 rounds of the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and data on the main land routes taken by migrants in 18 European countries during the refugee crisis in 2015. To capture the exogenous variation in natives’ exposure to transit migration, we construct an instrument that is based on each locality’s distance to the optimal routes that minimize traveling time between refugees’ main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We find that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f native population falls considerably in localities that are more exposed to mass transit migration, compared to those located farther away. We explore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find that exposure to mass transit migration results in lower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higher perceived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les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We also document an increase in anti-migrant sentiment while attitudes towards other minorities remain unchanged.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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