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见不一定为实：冤案的心理基础

目击者证词是庭审证据中最有效的，其效力最强，无论对于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还是对于大陆法系中的法官，以及侦讯环节中的警官和检察官，都具有几乎是压倒性的说服力。

但尴尬的问题在于，在DNA技术在司法领域投入普遍应用之前，仅在美国就已经在事后环节发现了大量的错判冤案，还有一些人被不幸处决。而在DNA技术投入使用以后，目击者证词的效力受到削弱，但在侦讯环节仍然经常主导、误导警官和检察官。换言之，基于目击者证词，完全可以左右侦讯思路，使得一些情况下，警官和检察官依照错误的侦讯方向，忽略本可以澄清目击者证词带来的误导，在错判中越陷越深。个别特殊情况下，办案者为了指标效率，会不惜罔顾已经发现的错误，先入为主，基于目击者证词去匹配其他证据，从而制造出严重的错判。

实际上司法机关并不能清楚地列明目击者证词中哪些是存在问题的，又有哪些与事实相符，却又不能完全摒弃目击者证词这一类证据。这就引出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目击者证词会存在不可靠性？

美国著名认知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院士、人类记忆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在其所著的《目击者证词》一书中指出，人的记忆通过“获得”、“保持”、“提取”三个阶段形成，事件的相关信息一旦被编码或存入记忆后，一些内容会保持不变，但也有一些会出现重大变化。上述三个阶段都可能出错。

目击者对于刑案现场等相关信息的回忆，其准确性依赖于对于事件的感知，以及顺利存储；事件要能够足够引人注意、足够接近，现场要有良好的光照。即便如此，也会出现一些距离事实千差万别的目击者证词。实验表明，满足上述条件的模拟现场，不同目击者仍会呈现不同版本的回忆。

这就因为存在两组变量。其一是事件因素。事件本身的呈现时间，常常导致错误记忆。还有事件本身的细节，能否比较充分地被目击者所感知。细节的显著性，是不是充分被目击者感知。事件的类型性质，是不是目击者所熟悉的。事件的暴力程度，往往会因加重而带给目击者以额外的压力，从而使得证词带有更强的情绪性。

其二是目击者因素。著名的耶克斯-多德森定律阐述了压力在目击者感知复杂事件中产生的影响——压力过大，焦虑等心理会导致人的认知发生扭曲，注意力变得狭窄。还有预期因素，也就是说，目击者过往经验会影响其看待突发事件。另外，感知活动对于目击者证词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被试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生活中与某类行为标签相同的人的特征，来锁定自己拿不准的、符合这类行为标签的面庞。

从现场目击，到事后回忆，这其间目击者的记忆被编码重组，就有可能出现更大的谬误。《目击者证词》书中指出，目击者在事后如果读过、听过、谈论过有关事件的信息，就会增强现有记忆，甚至起到纠正、偏向的作用，“乃至将不存在的细节融入先前获得的记忆中。”伊丽莎白·罗福斯特在书中以多个实验证明了增强记忆、记忆折中、记忆植入不存在的物体、核心细节与边缘细节受误导改变等现象的存在。在她看来，“从事件发生后到目击者回忆事件的这段时期通常被称为‘保持间隔’，在此期间，人们通过感知所获得的零散信息并不会被动地留在记忆中……相反，它们会受到很多影响。外界提供的外部信息可能侵入目击者的记忆……”

侦讯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调取目击者证词，即对于其记忆的提取环节，对于目击者证词的准确性、全面性也会产生极大影响。一是提取环境。二是提取话术，如果侦讯者在叙述之中加入诱导信息，对于并不清晰的目击者记忆对形成很强的影响。三是提取态度，如果提取者表现得耐心热情，没有过于直接地施加压力，目击者证词更可能趋于准确，反之，就有可能加入更多错误的内容。

《目击者证词》书中还谈到了目击能力的个体差异。这是客观存在的能力差异。很多人对于生活环境的细节观察能力本就不高，而如果纳入更大的压力环境，更可能被带偏，陈述出错误的证词。而广泛性焦虑、性别、年龄、是否经过训练等因素，对于目击者能否较为准确地还原自己的记忆内容（哪怕是存在问题的），也都会产生影响。

正如伊丽莎白·洛夫特斯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目击者证词的有限有效性，所以美国等国家在司法庭审中，甚至更前端的侦讯环节中，开始越来越多地引入专家证人，包括心理学家、心理健康专家，辅助目击者更好地、尽可能低压力情况下还原记忆。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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