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融通与互鉴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之间是存在关联的，本文重点分析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具有何种意义。

消解西方中心主义

国际关系研究，不管是国际关系史，还是国际关系理论，至少是主流的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具体和抽象的）论述，或者是以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元。因此，国际关系研究通常被列入一级政治学学科，特别是在美国高校，从事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都在政治学系或政府系。而属于历史学科的全球史并非如此，它不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言：“全球史提供了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以外的一种叙事框架。”如果我们把全球史理解为研究非国家行为体跨国行为，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机构、移民治理、环境问题、种族主义、物种和疾病的传播、跨文化互动等，似乎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广义的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其实也是包含非国家行为体的，尤其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国际关系学者对于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关注度显著提高。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球史理解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它也并不否定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并且努力打破或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并将非西方的历史发展纳入研究框架之中，那么全球史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则是有意义的，至少有助于消解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虽然都属于历史学科，但是全球史相对于世界史和国别史来说，更具包容性，视野更开阔。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世界史的思考往往将本国的历史排除在视野外，而国别史的研究者又通常只问本国史，鲜有涉及他国历史。这种知识上的分工一直都很流行，在世界各地大同小异，这给人们认识世界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盲区。相比之下，全球史在研究方法上获得了重大的突破，它不分国别史和世界史，而是把本国的历史置于全球地缘政治的大范围中来研究，因此，本国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本国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籍、印度裔国际关系学者阿米塔·阿查亚以及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巴里·布赞等人倡导的所谓全球国际关系研究（Global IR），其实与全球史的研究路径是相一致的，尽管Global IR能否成为现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观察。但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现在已经不用“国际关系”概念，而用“全球政治”“世界政治”等概念，这是否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全球史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全球视野”或全球视角，无疑可以被应用于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它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尽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在自己的研究中更多吸收非西方国家和非西方思想资源。当然，没有纯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和纯粹以非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全球史和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并非对立关系，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史虽然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进行历史叙事，但是全球史学者不可避免地、不同程度地受到国家视角的影响。为什么全球史作为一种新史学实践首先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并在21世纪初扩散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科的重心一直在美国的道理是否一样的？全球史是否也体现美国中心倾向，与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相关？

另外，从全球史的起源看，欧洲学者汤因比、斯宾格勒、巴勒克拉夫等人的著作是否也属于全球史范畴？被称为“全球史鼻祖”的麦克尼尔参写了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并深受汤因比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当代史导论》和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属于同时期的作品。国际关系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又译为“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中一直有人反思和批评欧洲中心观，比如江文汉（Gerrit W. Gong）。为什么全球史在21世纪初才在中国兴起，这主要是因为知识的扩散，还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全球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国家视角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超越民族国家立场的全球史和全球国际关系都是不存在的。

研究方法趋向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

全球史是一种宏大叙事，不同于微观史，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的“从月球看地球”。在这一点上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有共通和相互借鉴的地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史的叙事特点是具体的，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述则通常是抽象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无疑很大。与此同时，全球史的研究路径与重视一手档案文献使用的外交史，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本人阅读的几本全球史经典教科书著作而言，应该说缺少一手文献的使用。但是，已有的全球史研究成果并非都是宏大叙事，实际上，全球史研究已经出现微观化的发展趋势，正如有中国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全球史的发展，全球史研究的微观化和多元化越来越明显，流派纷呈与相互争鸣在某种意义上解构了早先那种基于宏观世界史编纂的、先验的‘全球史’。许多学者发现，用早先想象的那种‘全球史’或‘全球史观’来概括当今世界各地的全球史研究实践，似乎越来越困难了。这样，基于原始资料的全球视角的个案研究兴起了，全球史研究迈入一个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即经验全球史阶段”。事实上，今天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也有微观化、实证化、多元化的现象。

追求更具开放性的“跨界研究”

全球史研究一定是跨学科研究，有学者指出，“全球史研究，首先要求学者开拓视野，跨越各自的学科藩篱，参照多语种的原始文献，并对现代学科本身的谱系作出全面的梳理和反省”。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包括国际关系学知识，尽管如布罗代尔所言，“生命是短促的，不允许我们之中任何人掌握如此之多样的领域”。这是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可以结合的重要理由之一。国际关系学科在美国和中国都属于政治学科，在英国则同属于政治学和历史学，实际上国际关系学本身就具有跨学科性，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国际关系成为独立学科之前，一直是多学科（比如历史学、法学、哲学）的共同研究对象。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路径一直包括史学路径，国际关系学者的国际关系史就不用说了，一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也采取史学路径。比如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其有关国际社会的演进、文明标准的论述就是如此。国际关系学者从来不拒绝、也不可能拒绝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史都追求跨学科研究路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国际关系学者和全球史学者都是“跨界”的。

总之，如同历史学著述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的养分来源一样，作为历史学科发展形态的全球史无疑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全球史学者所倡导的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可能有助于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所倡导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存在着某些重要差异，比如全球史学者普遍关注非国家行为体，而国际关系学者则普遍关注国家行为体，全球史叙事特点是具体的，而国际关系理论的表述通常是抽象的。但是，这样的差异并不妨碍全球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之间的对话，或许这样的差异更有助于在对话中相互启发，从而促进两个学科的发展。毕竟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同属于关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它们无疑具有共通的东西。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转自：“智库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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