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文化与社会整合：媒体是否促进价值、规范和行为的共识？

媒体文化性质与社会特征

媒体文化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它们在其中传播的社会的特征。梅雷尔曼（Merelman，1984）认为，媒体尤其是电视传播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它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价值和规范。一方面，庞大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例如联合大企业和政府部门，控制了经济和政治存在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媒体传播的文化表现了一种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据这种意识形态，几乎不受限制、对社会群体几乎不尽义务、只凭借个人力量达到目的的个体被奉为楷模。按照梅雷尔曼的分析，当代媒体文化将个体描述为凭个人力量行事的人，他们认识世界时不带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和成员身份。再现了美国社会形象的媒体叙事中的主要神话，是个体战胜社会的神话，或个体战胜社会上所谓邪恶势力的神话。美国媒体中的美国社会的形象是一个“不受限制的文化”的形象，这种文化对个人追求成功和获得成功很少加以控制或限制。情景喜剧夸大了自发情感的重要性，由于节目编排的时间限制，它轻视了复杂的问题和社会冲突，美化对权威的敌视态度，吹捧无法无天，同时将教育和严肃的思想描绘成浪费时间。

正如梅雷尔曼（Merelman，1984）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的反讽意义在于这一事实：媒体文化产生于象征对个体生活进行组织限制的强有力的等级制政府组织之中。换句话说，电视网络的集中的组织权力，与在很大程度上由它们传播的虚构叙事刻画的权力分散的、平等和民主的美国社会形象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分裂。

尽管电视与媒体文化一般都有助于不受限制的文化的广泛传播和生产，但是媒体并不产生这些价值。这种媒体文化能够成功地取悦于受众，原因在于，受众对此有所偏好。在其中群体从属关系、阶级结构和政治从属关系都比较密切的、紧密联系的社会中，媒体文化大概需要强调不同的应当优先考虑的事情，甚至对人们生活产生的影响要少一些。

媒体文化有助于社会整合

媒体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有助于社会整合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电视扩大了社会整合的规模；每一个人都潜在地与社会活动场所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卡尔霍恩（Calhoun，1988）所指出的那样，为公共话语提供的机会减少了。公众接收到信息，但是双向交流的机会已经完全不存在。

十九世纪的报纸植根于都市社区内部的社会网络之中，为政治以及其他类型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人们在各种场合下大声阅读报纸；今天，为了生存，报纸不再为社区服务，而服务于面积广大和成分复杂的大都市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联系很薄弱，因为人们往往不在他们居住的区域工作，并经常改变住地。

无论哪一种情况，媒体都不鼓励个体之间或不同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对话。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不存在有意义的对话，而有意义的对话可促使不同群体的成员就目标和优先考虑的事情做出共同决定。公共利益集团和平民政治运动为这种趋势提供另一种替代性方法，这表现在，他们为仅仅与一小部分公众有关的公共话语提供了论坛。

建立在媒体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越来越脆弱

建立在媒体文化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有可能越来越脆弱。这表现在七十年代美国人对大多数主要社会机构的领导作用的信任大幅度下降（Mazur，1977），同时也表现在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人对政治领袖的支持程度普遍摇摆不定，以及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投票率持续下降。

媒体文化分析表明，描述美国社会的性质最好根据核心媒体提供的社会活动场所的隐喻。某些类型的信息是广泛共享的，不同的人口群体和族群能够互相比较。另一方面，与社会活动场所再现的集合体认同的程度不是在提高，事实上，袭击其他社会群体成员的种族和族群暴力事件正在持续上升。

按照社会学对大众媒体角色的传统阐释，大众媒体广泛传播的文化符号应当促进人们在总体上与社会认同。因为，在大社会中，面对面的传播不可能是发展共识的方式，大众传播成为发展共识的方式。大众传播利用绝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固定程式，提供了大多数人能够欣赏的民族英雄和角色模型。与此同时，它们淡化了社会冲突和意见分歧。内尔森（Nelson，1976）以如下方式表达了这种观点：

每当我们看电视、阅读通俗杂志或侦探小说、听乡村音乐、看电影或观看职业体育比赛的时候，我们都在重新确认美国文化的信仰和价值。实际上，我们每周都用十五到二十个小时参加美国文化宗教的崇拜仪式。

实际上，正如我们所见，大众媒体似乎没有促进有关价值、规范和行为的共识；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正在降低而不是在提高。为了理解这种始料未及的结果，我们必须考虑文化活动场所所呈现的信息对公众的影响。一种可能是，无论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信息的广度、多样性和数量都是极为不稳定的，完全不可能吸收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结果，正像最近对新闻和新闻节目的受众进行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人们通过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来做出反应。有关娱乐节目偏好的材料表明，生活方式与对所有这些节目中的一小部分的偏好相关联。此外，公众旨趣的范围非常狭隘。

一种比较悲观的解释是，个体通过将自身与再现了共同价值、行为和消费模式的生活方式认同，向充斥大众媒体的信息做出反应，这些生活方式彼此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越来越难以让外人理解。卡斯拉特（Cathelat，1985）指出，我们正走向其中的生活方式类似于“聚居区”（ghettos）的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各个聚居区的成员彼此孤立，相互猜疑。无论怎样，作为社会整合形式的媒体文化的局限需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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