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气候变化经济学
Klaus Hasselmann. Photo credit: Julia Knop, MPG.
自然科学家Klaus Hasselmann在气候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2021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在“地球气候的物理建模、量化变化并可靠预测全球变暖”方面的贡献[1]。气候系统是一类复杂物理系统,随机和无序中蕴含着可预测性[2]。Hasselmann将短期天气与长期气候联系在一起,这对于理解和探究更广泛意义的复杂系统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Hasselmann从自然科学跨入了气候经济学交叉科学研究领域。他意识到：除了揭示气候变化成因和复杂物理机制,更亟待解决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但后者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问题,还依赖于气候科学与社会经济科学的交叉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Hasselmann认为当时的气候经济学研究尚未提出有效的气候变化应对方案,于是跨入了对他而言全新的气候经济学领域。即使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已经或正转向从事气候经济研究的专家也不算多。以经济学文献库EconLit中“碳”或“气候”为主题的文献检索结果为例,仅收录了1975—1990年期间的38篇（部）气候经济方面的文献,文献类型多数是工作论文或会议论文集。Hasslmann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的,“如果不把时间用在有趣和有实际意义的事情上,那么拥有一些声望资本有什么意义”[3]。
Hasselmann把复杂系统思想和方法论用到气候经济系统研究中。工业革命以来,气候系统不再是一个纯自然演化的系统。它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互为反馈,形成一类更高层级的复杂系统——简称为“气候经济系统”。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系统具有目的性、目标性,甚至在此过程中人类内部还有互动性和博弈性。社会经济系统短期内表现出随机、噪声甚至混沌特征,但也蕴含着长期性规律和秩序,如同短期天气变化与长期气候演变的关系。气候经济系统研究可以部分借鉴气候科学研究中的复杂系统方法。气候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一是成本效益及风险视角下的最优减排和适应路径选择,二是实现该路径的机制设计及其公正性问题。这两个内容是互为关联的,Hasselmann在这两个方面都卓有建树：(1)提出对气候损失和减缓成本采用差异化的贴现率,并将短期非均衡因素、主体间互动行为纳入到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2)针对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不确定性、博弈和机制设计等问题开展了系列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破解气候谈判困局、改进气候治理的思路。这些工作对于气候变化研究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Hasselmann还致力于推动气候与经济交叉研究平台建设。他合作创建了欧洲气候论坛（现为全球气候论坛)、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The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PIK）等气候经济学交流平台和研究机构。他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工作,是IPCC前三次评估报告的作者。他在诸多重要期刊和场合持续呼吁和倡导开展气候经济和气候治理研究,并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和利益。本文主要对Hasselmann在气候经济学领域的工作做简要介绍,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目录
一
提出贴现率差异化处理方法
二
构建新型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
三
重视气候治理中的不确定性和机制设计问题
四
推动气候经济交叉学科研究
五
结束语
提出贴现率差异化处理方法
大多数气候经济学研究中的贴现率被集结设定为一个参数。气候变化长达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涉及数代人甚至数十代人的利益。社会福利或成本的贴现率是气候经济研究中的关键性参数,它反映当代人在做减排决策时,如何考量以及考量多少后代人的利益。参数的内涵外延及具体取值是气候经济研究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包括诸多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在内的众多专家对此开展了激烈讨论[4-8]。气候经济学开创者、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illiam Nordhaus,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依据拉姆齐方程,参考市场利率设定贴现率,通过最大化跨期消费效用（经过减排成本和气候损失调整）选择最优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动态减排率）[9]。在多数气候经济研究中,社会福利是居民消费的函数,居民消费是一个包含所有商品和服务的广义概念,贴现率被集结设定为一个参数,没有区别对待减排成本和气候损失。
Hasselmann认为应对气候减缓成本和损失成本应采用不同的贴现率。他从市场、社会、自然生态等视角对贴现率问题开展了研究,在逻辑分析基础上形成独特见解[10-12],提出应差异化处理减缓和损失成本。减排措施与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其成本应以常规的市场利率贴现;而气候损失涉及健康、公平等问题,其成本主要是非市场的社会成本,应该以非常小的贴现率,甚至根本不贴现。具体而言,Hasselmann认为社会福利的度量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要区分市场交易确立的价值,以及其他机制设定的道德或社会价值。气候是人类的共同资产,是全球公共品,其价值无法通过市场决定,应由政府或公共部门根据公共价值判断得到。Hasselmann认为如果对未来气候损失采用正常市场利率贴现,则最优排放路径从长期看会引发“气候灾难”,需要尽早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11]。Hasselmann关于贴现率的工作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并引起热烈讨论。在Climatic Change期刊上,Nordhaus和Geoffrey Heal分别专门为Hasselmann的研究工作发表了关于“贴现率”的编辑评论[13-14]。
Hasselmann认为气候是一种“资产”,其价值在不断增长。一方面,气候变化损失可以用支付意愿来评估,即人们愿意付出多少努力以维持一定的个人健康、预期寿命水平以及享受未被破坏的气候条件来衡量。这些努力若以货币衡量,从长期看将保持不变甚至增长（考虑到社会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因此,优良气候条件产生的健康水平在未来变得更加昂贵。另一方面,对于气候减缓措施,随着脱碳技术进步和工业总体效率的提高,减缓气候变化所需要的努力（比如用占GDP的比重来度量）有望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12]。长期来看,气候损失成本在未来变得相对更有价值,需要为气候损失和减缓成本设置不同的贴现率。
构建新型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
2.1 在综合评估建模中纳入非均衡性因素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 IAM）是重要的气候政策分析工具。气候变化及应对是一个横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涉及气候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等多个领域,纵贯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全球性、多层级复杂问题。IAM通过跨学科建模,将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等系统耦合在一个分析框架下,系统地阐明问题基本结构和解决方法[15]。跨入气候经济领域后,Hasselmann致力于构建气候经济耦合模型。他从气候科学家视角,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们共同开发了基于多主体的新型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multi-actor dynamic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MADIAM）[16]。
Hasselmann将短期非均衡性因素纳入到气候经济综合评估建模中。Nordhaus将气候变化内生化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构建气候损失负反馈环节和气候减缓成本函数,开创了动态条件和一般均衡框架下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评估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DICE)。以DICE为代表的气候经济综合模型主要是基于“长期均衡”思想。对此,Hasselmann认为一项成功的气候政策必须兼顾短期和长期目标[17],短期“非均衡”的经济进程不可忽视：一方面,国际气候政策谈判往往受到谈判国经济增长和失业状况、经济周期、国际贸易、政治稳定与冲突等的影响,这其中有非均衡或正反馈因素;另一方面,气候政策制定和实施通常是针对不久的将来,很难跨越到百年时间尺度。主流的基于“长期均衡”思想的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难以捕捉中短期经济系统的“非均衡”演进情况。
Hasselmann认为非均衡因素源自决策主体的多目标和互动性。他指出,很多IAM模型是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些模型在均衡框架下探讨市场对外部条件变化的响应,无法满足决策者统筹多个发展目标（例如就业、不平等、能源安全等）的需要,也无法捕捉多区域多主体经济社会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8]。这些模型大多忽略了主体间的互动作用,脱离了实际情况,而正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在中短期导致经济不稳定[19]。这些问题无法通过基于均衡的完美市场模型来刻画,但又是气候政策制定和国际气候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在COVID-19疫情和宏观经济低迷冲击下,各国政府可能调整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因此,Hasselmann在MADIAM模型中,允许经济系统出现正的利润和结构性失业,以反映中短期“非均衡”经济状况,由此探究气候政策工具的中短期社会经济影响。他在21世纪初就高度认识到这一点,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大约近十年来,宏观经济学界才将短期非均衡因素（经济周期）纳入到长期气候决策研究中[20]。Hasselmann这个复杂系统研究思路实际上可以溯源到他早年对“天气-气候”关系的研究。
2.2 从单一决策主体拓展到多决策主体
Hasselmann将多主体的互动行为纳入到气候经济综合评估建模中。多数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往往假定有一个超级“社会计划者”,由他来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并规划未来经济发展和气候应对路径。这样得到的“最优路径”过于理想化,即便最具“成本效益”,也很难付诸实践。社会经济系统有很多参与者或主体,他们之间有矛盾和分歧,有不同认识,有互动行为,有各自不同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Hasselmann开发的MADIAM中,经济系统由多个主体的行动策略共同决定[21]：劳动者通过调整目标工资参数以最大化工资水平并保持高的就业;企业通过将利润配置在实物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能效提升等方面以追求未来利润最大化;政府通过设定碳税和税收分配机制,追求公共福利最大化。这些主体对气候变化做出不同的、相互作用的反应,并通过商业投资决策、企业竞争、劳动力供给、政府监管等共同影响系统演进。
2.3 多主体动态综合评估模型的主要结构
Hasselmann主持开发的多主体动态综合评估模型（MADIAM）由三层递进的动态系统组成,如图1所示,该非线性脉冲响应模型可在个人计算机上运行,它是通过在大型计算机上运行海洋-大气环流气候模型和全球碳循环模型后校准得到。这个校准实际上是将大型复杂、高分辨率的气候模式降维到适用于气候经济综合评估建模的低分辨率气候模型的过程。
图1 MADIAM模型的三层递进系统[22]
注：M1为基础经济系统;M2为在M1基础上纳入政府,具体是将政府在碳税、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补贴或排放监管方面的气候应对举措耦合到经济系统中;M3为进一步耦合由非线性脉冲响应模型表示的气候模块,形成气候与经济系统交互作用的闭环。
MADIAM动态递进系统包括商品和货币市场两个流通体系[16]。商品市场（图2a）度量单位为劳动力投入,资金市场（图2b）度量单位为货币,反映了内嵌在商品中货币价值的流通。系统中有四类决策主体,他们的行动策略共同决定了经济-气候耦合体系的演化进程：企业通过投入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来增加利润,并以此抵消竞争和劳动力工资需求对利润的侵蚀。其中,人力资本可提高技术水平,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政府通过税收和补贴影响经济系统;劳动者通过对工资议价影响企业利润;同时,经济系统还受到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消费者偏好表现为对气候友好型（绿色）或非气候友好型（灰色）商品需求的差异。在气候变化情景下,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被碳定价（例如碳税）机制改变。这些行为主体共同决定经济系统演化。
图2 MADIAM中商品和资金流通市场结构[16]
重视气候治理中的不确定性
和机制设计问题
3.1 气候政策设计中考虑“不确定性”至关重要
Hasselmann强调制定气候政策必须充分考虑不确定性。气候系统和经济系统存在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采取适当政策来应对一系列可能发生的情景。Hasselmann在《京都议定书》通过之前就指出,制定有效气候政策的瓶颈与其说是气候预测的不确定性,不如说是我们对气候变化、环境和全球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缺乏了解[23]。在这一点上,Hasselmann与长期从事气候治理研究的Thomas Schelling（2005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获得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及其与气候系统互相作用的不确定性,要比气候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更加复杂;都强调不能等待科学界解决了所有不确定性问题后再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24-25]。
Hasselmann进一步扩展了MADIAM模型以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他在模型中连接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将金融危机等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26]。在该模型中,企业的投资决策既能带来经济系统绿色增长也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外,他和合作者Kovalevskiy等[27]将不同的气候敏感性参数以先验分布形式嵌入到一套简化的系统动力学评估模型中,用以描述气候系统不确定性,同时测试了该不确定性的影响。他还提出用多模型“相互兼容和集成”方法制定气候政策,以减小不确定性对政策效果的冲击。
Hasselmann中肯评价气候经济模型的有益性和局限性。他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社会面临的唯一问题,还与其他重大问题紧密相连,如生物多样性、全球贫困、南北不平等、粮食供应、水和其他资源短缺、移民压力以及区域或更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等问题[22]。他倡导并践行气候经济模型要力求反映现实。同时他也认为,尽管模型无法完全或准确刻画复杂的国际谈判,也无法改变不同利益者的立场,但模型可以指导谈判者制定减缓气候变化的长期战略[23]。
3.2 探究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与合作
Hasselmann重视气候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并强调发达国家的责任。全球气候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各国减排行动需要付出成本,但减排收益却可以惠及所有国家。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存在“搭便车”现象,Hasselmann提出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改变全球能源供应体系,更要将国家间竞争关系调整为相互依存的合作网络[22]。Hasselmann明确指出,科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分析提出合理的气候政策建议以实现合作共赢[22]。他也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科学技术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只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解决这个问题的道义责任就在于发达国家[28]。他通过建模分析认为,发达国家必须更快地减少人均排放量,新兴经济体的排放量最初应被允许增长。只要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低于发达国家,就不能强制它们在没有发达国家某种形式补偿的情况下实施排放限制[18]。这一观点与Thomas Schelling是基本一致的[24]。
Hasselmann开展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与博弈研究。他在一个简化的气候经济成本效益模型中,分析了参与主体间博弈行为[29]。在多主体博弈行为中,他以各主体行为策略是否会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除气候损失之外的影响作为划分依据,探究了两类情景并发现：在没有额外影响且行为主体个数有限时,非合作情景与合作情景下的减排路径比较接近,搭便车现象不严重。Hasselmann的研究显示,在国际气候政策中,部分国家可能因无法从合作中获得收益而退出联合减排行动[28]。他还进一步将全球模型扩展至区域层面,探究碳税政策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异质性影响[30]。模拟发现,碳税从长期看具有积极影响,因为其可通过再分配缓解区域气候损失的不平等。Hasselmann等还调研了欧盟、美国等经济体的气候政策实施情况,揭示了各国对于实现减排目标所做的努力,并探索了不同经济体有效实施气候政策背后的关键驱动力量[31]。此外,考虑到实际气候谈判进程中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Hasselmann提出采用“可容忍窗口”方法为减缓政策设置可接受的范围有利于推动气候合作[28]。
Hasselmann进一步指出人类福祉不局限于以货币价值衡量,“搭便车”问题没有想象得那么严重。许多群体对优良生态环境的关切和追求远超过经济增长或货币收入,他们自愿合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做贡献,例如,群众自发的可再生能源倡议或自愿的碳补偿行为。当有更多的维度来衡量人类福祉时,减缓行动将并非只是公共物品提供行为,部分收益也可以内部化[32]。例如对绿色产业投资的支持,可以带来就业人数增加,这并不意味着GDP增加,但对于关切失业率的国家而言是积极的。相应地,Hasselmann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并非实施有效气候政策的先决条件,高水平的公共教育、社会公平、完善的医疗等非货币福祉也不可或缺[22]。
3.3 纳入更多利益攸关者开展气候政策分析
Hasselmann认为充分考虑各利益攸关者诉求是气候政策成功的关键。在Hasselmann看来,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达成一项气候政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众多利益主体[28]。气候变化谈判频频出现僵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愿景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差距。政策是由科学家和决策者共同制定,但其针对的是企业、消费者和劳动者等普通公众,政策制定的目的不仅仅是避免气候损失,更是让人们认识到绿色经济转型带来的好处[33]。他认为如果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当今人类生存发展的博弈,那么决定博弈结局的关键因素是参与者对博弈各方反馈互动的理解[22]。因此,科学家和决策者必须学会与整个世界进行沟通,纳入更多主体开展气候政策分析[23,32]。Hasselmann直言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需要正确描述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决策。他把由4类决策主体组成的MADIAM拓展至包括科学家、媒体、政策制定者等更多主体[22]。这些主体的决策控制策略形成了从科学家、媒体、消费者、非政府组织、教育工作者、宗教团体等到政策制定者,最后至公司的传导链条。链条中每个环节都意味着谈判和沟通,气候变化科学知识在转化为有效的减缓政策之前,必须跨越这些多层次的沟通。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中,Hasselmann采用系统动态建模框架量化参与者行为对气候政策目标的影响,他们不对参与者的行为做出假设,而是基于实际数据模拟参与者可能行为[34]。结果表明,需要重视谈判各方的力量权衡,否则难以实现全球气候减缓目标。
Hasselmman提出识别参与主体的利益驱动因素,有助于制定多赢的气候政策。他认为,考虑利益攸关方的互惠政策可以产生激励效应,使得政策实施者获得额外收益[35]。Hasselmann据此思路设计了反映欧元危机的模型,表明合理考虑参与者利益的气候政策,例如有针对性的绿色投资,可以在就业率小幅下降情况下应对欧元危机[36]。他同时强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取决于相关主体是否认识到转型过程中存在多赢机会[22]。科学家无法代替社会经济主体,但可以利用系统模型来模拟各主体行为以及捕捉他们的战略需求,从而协助他们增进认识。Hasselmann列举了一些可能存在多赢机会的减缓策略,这些都强烈依赖于各个行为主体（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和个人行动者等）的利益诉求[22]。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追求的发展目标有所差异。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精神、环境上的损失是更迫切的任务。而在新兴或较不发达国家,消除极端贫困和实现经济发展仍是首要目标。因此,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存在可能的,进而气候减缓政策可以在全球层面实现有效减排和低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的多赢。
推动气候经济交叉学科研究
4.1 跨学科合作在气候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形成优势互补
气候变化问题横跨自然、工程、社会等宏大领域。Hasselmann认为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看待问题的不同视角和掌握知识的不同维度,使得他们可以优势互补。他着重强调跨学科合作对于协调气候政策应对中时空不匹配以及处理不确定性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1)地球气候系统组成部分和与气候政策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在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均不匹配。地球气候系统时间尺度往往是十几年到几百年的维度,而很多国家政治决策时间范围通常局限在4~8年,需要跨学科合作以协调两个系统的不匹配性[22]。
(2)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对不确定性有不同的看法。自然科学家倾向于将不确定性视为一个知识不完整的状态,他们认为通过收集更多数据或者更好理解客观物理定律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经济和社会科学家则认为不确定性源于对未来经济形势预测不准确,故他们常通过设置更多可能的情景来应对。气候和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显然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需要跨学科交流合作来应对[25]。
(3)自然和社会科学对于复杂系统研究的不同范式可以形成互补。例如,气候科学家认为系统变化是基于一个自然演化、递归、非线性、存在阈值的动力学过程[37-38]。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打破均衡思想的束缚,将非均衡因素考虑在内,以更准确刻画现实主体行为。
4.2 创建气候经济交叉学科研究和交流平台
Hasselmann较早创建了气候经济交叉学科研究平台。他在1975年创立并发展了以自然科学为主的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为更好地开展气候经济交叉科学研究,他呼吁成立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及其社会经济影响的新机构,将气候变化问题与全球化、就业、自然资源等相联系。这是创建于1992年的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IK）的起源。目前,PIK是气候变化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和政策影响力的智库型机构。Hasselmann在汉堡大学任职期间向学校建议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为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和学校经济系之间建立桥梁。
Hasselmann较早创建了面向公众的气候论坛。为架起气候经济研究与实践的桥梁,促进产业界、政界、学界、社会公众界等气候变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Hasselmann与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Carlo Jaeger于2001年合作创立了欧洲气候论坛,并一直担任副理事长至2018年。该论坛影响力持续增大,2011年更名为全球气候论坛。论坛还支持气候政策研究项目,涉及绿色增长、负排放技术、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等。
4.3 两位诺奖获得者Hasselman和Nordhaus有相似的交叉科学研究经历
Hasselmann与Nordhaus均是从已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域走向气候经济领域。两位学者都是早期在各自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后,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重大问题而开展气候经济学交叉科学研究。他们的研究起点不同,但后来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开展气候经济学研究。Nordhaus早年在政治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国民经济核算等经济学领域已功成名就、享誉学界。为了更好地开展气候经济研究,他广泛且深入学习气候科学知识,耦合了气候系统与自然系统,开创了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作为经济科学家,他有很多文章刊发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期刊上。Hasselmann作为气候科学家,则不断补充和学习经济学知识。他从气候动力学模型出发,以复杂系统思维方式,针对经济学中“均衡”假设存在的问题,开发了非均衡的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他针对气候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耦合难题,对气候模式开展了降维研究。他的部分文章发表在经济学期刊或交叉学科期刊上。Hasselmann和Nordhaus各自的交叉学科研究是建立在他们自身对另一个学科也有扎实理解基础上开展的,而不是与另一个学科学者“分工式”“互补式”“组装式”的合作研究。
Hasselmann和Nordhaus在交叉科学研究历程中都曾经历过很难被他人理解的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气候科学或经济科学的学者很多,但从事气候经济交叉科学研究的学者极少。Nordhaus开发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DICE）先后投稿到数份经济学期刊均被退稿,之后改投到综合性期刊Science才得以发表。Hasselmann关于气候经济研究的论文多刊发在自然科学领域期刊,在经济学期刊有发表但较少。他20世纪90年代在汉堡大学倡导建立环境经济小组,设立教职并邀请经济学家加入。但因学科背景差异,这个小组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后来主要是他自己及其指导的博士生等在合作推进非均衡的气候经济综合评估建模研究。Hasselmann和Nordhaus的观点存在部分分歧,但这没有妨碍他们共同参加气候经济学术会议并开展交流讨论。尽管他们各自在交叉科学研究的征途中有过困难或挫折,但他们始终面向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类重大问题,坚定信念、持之以恒,并做出了突破性的工作。
结束语
气候经济系统是一类更高层级的复杂系统。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并形成了较强的共识。但是,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与政策研究相对滞后。Hasselmann大大推进了气候经济系统研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以来,全球气候治理实践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与气候变化形势相比,进度总体上比较缓慢。
应对气候变化还面临着诸多复杂难题。(1)气候经济复杂系统的运行机理是什么?这包括系统内各环节的互馈网络关系及各类不确定性,系统内各主体的博弈、冲突与合作行为等。(2)不同的减排路径（节奏和力度),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温控目标,相应的成本、效益和风险是多大?具体包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高效减排、促进社会公平、守住安全底线等。(3)不同层级的最优减排激励和约束机制是什么?这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管理和社会参与机制、市场机制（碳定价等）和监管机制、自愿减排机制等。这些难题涉及气候科学、经济科学、能源工程、国际政治、法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诸多学科。破解这些难题需要依靠相关学科学者的紧密合作;也需要各个学科学者以实际问题为导向,在主动跨入相关学科的基础上开展交叉科学研究。
Hasselmann在推进气候变化交叉科学研究、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他没有因为研究气候变化就单一地强调碳减排,而是从更高的站位探寻气候治理之道,将气候变化与发展、公平、安全等问题综合考虑,这都是出于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
注释：参考文献见原文。
原文信息：
廖华, 叶慧颖. 从气候科学到气候经济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Hasselmann的交叉科学研究[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22, 18(5): 644-652 doi:10.12006/j.issn.1673-1719.2022.133
LIAO Hua, YE Hui-Ying. From climate science to climate economics: Nobel Laureate Hasselmann’s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J].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2, 18(5): 644-652 doi:10.12006/j.issn.1673-1719.20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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