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13—P14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摘自《文献》2022年1期，范利伟摘
西汉以前的古书，多用短章。这些短章一般是独立讲述一个道理或一段故事，属于早期文献中数量最多的类型之一。很多古书，如《论语》《老子》《礼记》《国语》《庄子》《孟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都是由章来组成的，且绝大多数都是500字以内的短章。本文拟从书写载体层面分析短章的形成，探寻早期中国文献发生时期，用于书写的物质性材料与文本体制之间的关系。
01
近年来在出土文献研究中，简牍的书写问题很受关注。古人是手持简牍，还是平铺于几案之上书写的问题，多有讨论。
简牍的各类形制都有不同的名称，但可以对其做一个最为笼统的分类，即简牍可以分为编连成册的和单独使用的两类。宽度只容一行的竹简，其制作是以编连成册为目的；而宽度数厘米、可容数行书写的木牍（也有竹牍），其制作则以单独使用为主要目的。当然，在秦汉官文书的保存中，有一些单独使用过的，也会被归类编连起来。简札与木牍混编的册，属同类文献的后期整理，那些简札和牍原初应为单独使用。本文所使用的“牍”，指的就是单独使用的、可容数行的竹、木板片。
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的拓本往往不是特别清晰，但依然可以看出图像资料中手执而书的绝大多数都是牍。
从文献记载来看，简册和牍版有不同的使用环境。简册所书写的文献要么是典籍，要么是重要的文书，如诏令、册命文书等，总的来说是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而早期日常书写使用的则主要是牍版，《说文》：“牍，书版也。”
从各类文献分析，牍应该是纸张流行之前最为日常的书写载体。从其存废也能看出牍的日常性要高于简册。牍版一直沿用到唐代，除了其相较简册有制作和使用的便利外，也说明人们对它的习惯性依赖要高于简册。
02
出土文献中，典籍几乎全部写于简册之上，而牍版上书写的往往是文书、簿籍、书信一类的实用性文献。乍看牍版似乎与典籍之间的关系不大。就一般意义的文献研究而言，出土文献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证据，但其有效性仍然是有局限的。目前所见出土文献主要有三个来源：墓葬、卫署遗址和古井之类的废弃物堆积场所。这三个地方的简牍主要是随葬品、行政文书和遗弃的文书，范围相对固定。迄今发现的文书中，大批量的行政文书，往往也是废弃文书。一个古代学者，他的日常生活和个体写作，与这三个场域都没有直接的关联。官吏的日常行政书写和思想性典籍的写作也是不同的，而墓葬中的典籍，仪式性因素是否会影响其形制和内容，则是尚需研究的问题。
既然牍版是日常所用的书写载体，典籍写作和讲学场合记笔记所用工具，也应该是笔和牍。
先秦史料不足，汉代人文章写作所用材料一般称为笔札。笔札中的札，《说文》木部曰：“札，牒也。”其实札或牒，一般指牍版。出土文献中的簿籍载于牍版。而簿籍又称为牒。牒亦可编连为册。
牍一类的书写材料，名称很多，如方、版（板）、牍、牒、牑、札等，均为书版之称。形制则或长或短，或厚或薄，或狭或方，容有区别，但大体属于一类，属于单片使用的木片或竹片。
古人著作初创，不应直接书写于简册。汉末文人作文，也是草就于牍版。
笔札在南北朝时往往代指文章。文章草成于笔札，笔札方可成为文章的代名词，甚至是文章精妙的形容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笔札（特别是牍版）在日常写作中的普遍性。
周秦汉时代的知识传授的主要形式是师徒口授。老师口说，弟子笔记之。迄东汉时代，现场记录和书写的主要工具仍然是牍。
故古人日常书写中，不管行政文书，著述辞赋，还是弟子记录师说，牍版很可能都是其原初载体。嗣后，那些被认为颇有价值的，则会被后期编连成册，或重新整理并誊抄到简册上。
03
在周秦汉时代，某位士人提笔记录老师的话，或是写下一段文章，他所面对的牍版很自然地成为他写作规模的限制因素。至于这种限制因素与经典文本生成的关系如何，目前很难做出有效的判断。但是对比出土牍版的形制和传世文献中短章的基本特点，还是可以约略看出二者的相关性。
关于牍版的容字，出土文献中的情况差别很大，当然也与牍版的大小和是否写满相关。
对于日常使用的牍版而言，受限于宽窄、是否写满、书写者的不同书写习惯，容字会有很大不同。一般而言，长度23厘米左右、宽3厘米以上的牍版，单面容字多数在100 —500之间。
基于对牍版容字的考察，我们再来看早期传世文献短章的字数，就变得非常有趣了。传世的超过半数的周秦汉文献，其基本构成单位是章，如《论语》《老子》《国语》《孟子》《庄子》《礼记》《荀子》《战国策》等。传世诸子传记多有互见文献，也几乎全为短章的互见，如《吕氏春秋》与《淮南子》，《韩诗外传》与《说苑》《新序》，是战国秦汉之际文本关系最为密切的两组，其互见文献就几乎全部是以章的形式存在。事实上，汉前传世文献，除《易经》《尚书》《诗经》《仪礼》《周礼》《春秋》《楚辞》等少数文献外，大多数的古书构成中，短章都是很主要的部分。即便今天看来是长篇文本的《左传》，每一年的记事，也大多由一些相对独立的短章组成。清代学者刘逢禄判断《左传》是刘歆由《国语》一类文献改造而来，就是基于这种材料特点。
出土文献也显示短章在战国秦汉时代颇为流行。对比战国秦汉文献短章字数与牍版容字，不难发现二者大体一致，均集中于500字之内，正好是牍版容字的一般范围。因此笔者认为早期文献中短章形制的形成，应该与日常书写中牍版的使用有密切关系。
至于受牍版物质性制约而形成的短章形制，是否逐渐成为一种文体形式，并对后来的写作起到了规范化作用，则很难判断。但按照常理，应存这种可能。
04
短章就像早期文献的砖石，不了解这些砖石，就很难切实触摸到经典文献的实体。其文本的原初书写，虽然不可能都与牍相关，但是那个时代文献整体上呈现出的片段特点，当与日常书写特别是草稿和笔记中使用牍版有较强的相关性，则可以粗略做出判断。如此一来，不仅短章何以形成的问题可以初步解决，古人辞简义丰的修辞风格，或许也可以找到一点答案。
近年来先秦文本的生成问题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只不过多数研究只是集中于对比不同文本，判断文献流传中的变或不变，与真正的所谓文本“生成”距离尚远。要真正探索文本的形成，不能不借助于出土文献。但是如何有效处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关系，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出土文献中有很多经典文献的写本，被研究者拿来与传世文献作对比，以此来判断文本的早期流传与变异等问题。但是，不管是否存在方法的自觉，绝大多数学者只是简单地对比了两个文本。传世文本经过汉代以来的数次正字，仅唐代就有四五次。我们今天看到的传世文献，主要是北宋时代校勘整理后的文本，并因为雕版印刷而使文本的面貌得以基本固定。许多古老的文字异同，特别是汉代及汉代以前的文字差异，我们知道的非常少。拿着战国、西汉文本与宋代整理后的文本进行对比，有很多潜在的方法论陷阱。
同时，比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本质上仍然是在比较两个文本，出土文献的物质特征并没有成为重要的思考对象。对出土文献物质特征感兴趣的学者，则对文本的内容缺少关心，竹简的编联、书写方式、文字的不同写法、标点符号等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文本与物质性的研究，仍然是各自为政，还缺少有效的方法将二者的研究贯通起来。
能够与书写材料的物质特征相关联的文本因素里，文章的体制应是其中之一。如果写作者已预先知道文章的载体，且载体容量是有限制的，那么他在构思或写作时，会存在一种潜在约束：不管是竹简还是木牍，均要求他在一定字数范围内完成表意或叙事。可以推想，不论是创作还是笔记，或是文章的长短和措辞，都将在潜移默化中受这种物质条件的影响。因此当我们思考“先秦两汉时代文本生成（或形成）”问题时，将之落实到具体的物质形态，至少在方法论上是一种可行的尝试。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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