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拉丁美洲研究 ，作者周志伟
摘要：国家身份是影响国家利益、对外行为的关键因素。本文采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家身份构建、国际机制功能等学理逻辑，旨在厘清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核心动机。根据建构主义强调的本体认知到“他者”反馈的身份构建路径，文章对巴西的国家身份和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分别从自我认知及国际社会反馈两个视角进行了解析。相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度，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成为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具体而言，金砖国家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身份，而且对巴西拓宽国际议程、提升国际影响力认可度都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博索纳罗政府执政以来巴西外交导向“右转”明显，但基本延续了前几届政府的金砖合作政策，这实际上也进一步印证，金砖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是巴西参与该机制的最核心动机。
关键词：建构主义 巴西 金砖国家 国家身份 集体身份 身份建构
作者简介：周志伟，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5期
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动机是什么？这是本文旨在回答的主要问题。自2006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启动以来，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便对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参与动因（或战略考量）关注较多，因为这是直接影响金砖国家凝聚力以及金砖合作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目前来看，学术界已得出一些共识性结论，认为政治共识和经贸合作是金砖国家强化内部合作的两大核心动因。其中，政治共识指的是“改革国际体系的共同愿望”，经贸合作则强调的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效率优势”。不可否认，上述结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并不充分。尤其当某些金砖成员国政权发生更迭，对外政策出现较大调整，甚至金砖成员国之间局部双边关系出现明显波动时，这两个结论就很难对金砖合作的持续推进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以巴西为例，在过去16年间，该国政治生态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从金砖国家机制启动时的左翼劳工党政府过渡到2019年开始执政的极右翼博索纳罗政府。受此影响，巴西对外政策体现出与金砖国家合作不太一致的意识形态倾向，比如强化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采取反多边主义的“退群”行为，忽视“南南合作”，等等。在经贸层面，巴西与俄罗斯、印度、南非三国的合作层次并不高。尽管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一直保持高效，但是中巴两国在双边层面已具备系统高效的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机制对中巴双边经贸关系的驱动效应总体也是有限的（至少目前如此）。然而，政治“右转”后的巴西在金砖合作问题上依然延续参与态度，并未因意识形态差异而采取类似退出南美洲联盟（Unasul）、暂停参加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等过激外交安排，而这种例外立场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巴西在金砖国家合作中存在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经贸收益的其他核心动机，而这种核心动机对于解释巴西的金砖合作战略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动机在于该机制能对巴西的国家身份构建具有显著的激励功能。需要强调的是，该假设并不否认政治共识、经贸合作对金砖国家合作的促进效果，而是强调国家身份构建是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因素。
一 理论选择与分析逻辑
本文试采用建构主义关于国家身份、国际机制的相关理论逻辑回答上文提出的假设。建构主义代表性人物温特强调，身份决定行为动机及特征，而身份的形成首先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其次也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的自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简言之，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构建而成的，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两种观念对于身份的确定至关重要，其一是自我持有的观念，其二是“他者”持有的观念。基于上述逻辑，以国家作为行为体对象类推，国家身份的形成包括两个基本维度：首先源于国家对自身本体的认知，其次取决于“他者”（包括国际社会）对此自我认知的反馈回应，或言认同程度。在上述互动过程中，国家与国际社会之间会形成正向认同、零向认同、负向认同三种不同情景，国家身份或会得到强化，或可能遭遇危机，这会促使国家对原来的身份进行修正。在这种修正过程中，对国际社会的态度决定了国家的路径选择。因此，国家身份的构建是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层次共同建构的结果，在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国家身份的自我认知、国际社会的认同反馈、国家对国际社会反馈结果的再反馈是影响国家对外行为和偏好的三个主要变量。其中，国家身份认知属于身份构建过程的前置性环节，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从时间维度对自身特性的完整叙事。在自我认知过程中，“他者”是行为体确定自我身份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因为“他者”提供了差异性或相似性，“任何自我的身份只能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加以确定”。基于该逻辑，“他者”的反馈确认则属于国家身份构建的中间环节，反馈效果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与“他者”互动的方式，或以“他者”反馈结果为基准对其国家身份进行妥协性调整，或通过外交行为争取“他者”的正向反馈。
国际机制同样是影响国家身份构建、国家外交行为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认为，行为体和国际机制同样属于一种互相构建的关系，在国家和国际机制互构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身份得以塑造，国家的利益得以确认。关于国际机制的有效性，有学者认为，国际机制给国际行为体带来新的相互主观认知和互动关系，其影响作用是潜在的、潜移默化的，而非强制意义上的。国际机制不仅为国家提供了国际活动环境，而且引导国家在国际机制的框架内定义国家利益，从而对国家的国际战略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总之，国际机制同样是一个能够影响国家身份构建的变量。这就会产生一个值得深究的疑问，一个国家对某一国际机制的态度可能更多取决于该机制对该国国家身份构建是否具有激励功效，尤其是当该国国家身份认知无法获得“他者”的足够正向认同时，国际机制激励功能的强弱或是决定该国参与态度的核心考量。
二 巴西的国家身份认知与国际反馈
下文主要从地理、文化、经济、外交等维度简要解析巴西的国家身份认知，并分析“他者”或国际社会对其身份认知的实际反馈。
地理方位和地缘政治环境是构成国家身份的基本要素。在这一层面，巴西的身份认知包含以下内涵。第一，具有体量优势的地区大国。巴西是一个具有“洲级”规模的大国，领土面积排名全球第五位，占到南美洲的48%。加之人口规模排名全球第六（2021年），巴西在基本物质层面一直被定位为“大国”身份。第二，稳定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巴西与10个国家接壤，邻国数量仅次于中国和俄罗斯。但是，早在20世纪初，巴西便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了与邻国的所有边界纠纷，巴西最近一次参与的本地区战争还是150年前的巴拉圭战争（1864—1870年），这一点不仅强化了巴西的地缘政治优越感，而且也使得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成为巴西外交的重要内涵。第三，地区事务的领导国。巴西是从旧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才开始更加强调美洲国家的身份属性，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地区政策主要围绕“与美结盟”和强化次区域领导国角色。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巴西外交在强调对美平等关系的同时，明确了“第三世界”的身份定位，地区政策也逐步向区域一体化建设倾斜。“冷战”后期，随着与阿根廷关系的改善，巴西在地区一体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从1991年成立的南方共同市场到2004年成立的南美国家共同体（后更名为“美洲国家联盟”），均体现了“将南美洲建设成为未来世界多极中的一极”的战略思维，而强化“地区大国”身份塑造便是其中的核心内涵。
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来看，“混血”（miscigenação）是巴西文化的核心特性。巴西著名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达尔西·里贝罗（Darcy Ribeiro）曾指出，不同种族与文化的高度融合将巴西人塑造成一个“新民族”，包括去部落化的印第安人、去非洲化的黑人和去欧洲化的白人，具有很高的文化同质性。巴西文化的这一特性与墨西哥、安第斯地区国家的二元文化（印第安文化与欧洲文化）和拉普拉塔地区国家的欧洲移植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巴西人对其文化特性赋予了多样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积极内涵，巴西学界呼吁强化“多元文化资质”标签，将其作为开拓全球新伙伴网络的重要抓手。在价值观层面，巴西强调自身价值观的西方属性。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巴西的自我认知则经历了从“纯粹的西方”到“有限度的西方”，再到“自主的西方”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巴西在其工业化阶段最大限度利用全球化的战略思维。
经济实力是关系到国家身份认知及他者反馈的重要因素，建构主义实际上也并不否认物质性因素对国家身份构建的影响。从经济层面分析，巴西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早推进工业化战略的国家之一。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巴西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30—1990年间，巴西工业年均增长率为6.9%，是同期农业年均增速（3.6%）的1.9倍，而工业产值占比在20世纪50年代便超过了农业。工业的快速增长增强了巴西作为资本主义强国身份的认同，鼓舞巴西在美洲和世界事务中提升发言权。比如，库比契克政府（1956—1961年）提出了“五年等于五十年”和“成为与英美同等重要的大国”等口号；在1967—1974年间的“经济奇迹”阶段，“世界强国”成为当时巴西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如此，开发核技术也被巴西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工业国家差距的最佳手段”。尽管在“冷战”期间及其“后冷战”初期，巴西先后出现过“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身份定位，但身份认知的巨大差异更多体现为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外交方向调整，而经济层面的大国属性一直是巴西国家身份认知中的重要成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巴西实现了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后的宏观经济稳定，其经济总量在1994年首次进入全球十强行列。自此至今，巴西经济的全球排名在多数年份均保持在前十行列，尤其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初期，巴西经济规模一度攀升至第7位。除强调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之外，巴西对其经济脆弱性也同样有所认知。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层面，巴西具有发展指标较低、贫富分化严重等特征；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体系层面，以“中心—外围理论”“依附论”为代表的拉美本土发展理论则揭示了巴西等拉美国家所处的被动从属身份。总体来看，“巴西拥有在世界强国中谋求一席之地的所有物质条件”是巴西在经济层面的自我基本认知，而在发展中国家范畴中率先实施工业化的实践、长期位列全球经济十强的事实提升了巴西的经济自信心，强化了“巴西将成为21世纪具有全球意义的国家”的发展愿景。尽管巴西承认自身在国际体系中仍属于“外围大国”角色，但也强调其具备突破“外围大国”身份的条件，因为巴西在人口、领土面积、资源和经济结构上具备一般“外围国家”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有巴西学者强调，巴西是一个外围大国，但具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自主角色的潜力。
外交软实力是巴西国家身份认知的重要维度。首先，强调本国外交的和平特性。在巴西的外交叙事中，边界问题解决、地区和平环境建设是被强调最多的两个维度。如前所述，巴西在20世纪初便通过谈判协商、国际仲裁等非对抗性的方式解决了所有边界问题。此外，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巴西强调自身对地区和平建设的责任。其中，巴西与阿根廷的关系最具典型性，两国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敌对竞争走向合作共建，而以两国关系为支柱的南方共同市场逐渐成为南美洲一体化的核心。其次，强调本国多边主义外交传统。20世纪初，巴西在多边外交方面开始进行初步尝试，除积极参与泛美会议以外，巴西对国际规则的制定体现出很高的参与意识。1907年，巴西在第二届和平会议上提出“国家平等原则”，反对大国根据国家实力分配国际法庭表决权的做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重建中，多边主义在巴西外交中同样体现得很充分。1919年，巴西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平会议，并将自己定位为“在大国和小国之间起协调作用的国家，在维护后者权利的同时，使自己获得与前者同等的地位”。“二战”后，巴西积极利用战后国际多边秩序重建的机会，成为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重要国际多边机构的创始成员国。最后，巴西在地区和全球冲突中扮演着积极角色，比如在巴以和谈、伊朗核谈判中发挥了调停角色。因此，巴西精英阶层认为，巴西的国际信誉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外交指导原则，它是一个遵守国际法和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和平国家，选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自己的争端，并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巴西外交具备在国际层面提升软实力的功能，而外交软实力本身就属于巴西国际身份的组成部分。
关于“他者”对巴西国家身份认知的反馈，本文主要从三个维度进行简要阐释。第一，文化和价值观维度。如前所述，巴西强调本国多元“混血”的文化特性，但基于其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以及西方国家制度的选择，在巴西对自身文化、历史、价值观的定性中，存在诸如“西方的”“伊比利亚美洲的”“基督教的”等类属认知，但其外交政策则体现出模棱两可的特征，尤其强调国家自治和社会的独特性。针对这一点，西方世界的反馈并不一致。首先，有观点认为“巴西和印度并不完全属于西方”，两个国家对西方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包含批判、疏远或效仿的复杂体。其次，巴西的“混血”文化也常被西方种族主义理论家解读为“不发达的根源”，也被认为是巴西将永远落后于白人欧洲和新教徒北美的关键所在。因此，在欧美文化霸权主导的体系中，巴西文化从外部获得的是一种负向认同：巴西是“另一个西方”——一个更贫穷、更费解、问题更多的西方。
第二，地区代表性维度。巴西的地区大国身份所得到的反馈相对偏中性。一方面，巴西的体量优势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向反馈。乔治·凯南就曾将巴西与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并称为“巨型国家”，而巴西在领土面积和人口规模上的优势通常也被认为是该国实现崛起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邻国对巴西的地区代表性则持负向认同。由于文化、语言、历史轨迹体现出的差异性，拉美国家对巴西的地区代表性缺乏认同。20世纪20年代，巴西在争取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时遭到了部分拉美国家的反对；21世纪初，巴西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想法同样无法争取到广泛的地区共识，这些都揭示了巴西邻国对其地区领导国、地区代表性问题存在认知偏差。另外，有观点认为，巴西不像欧洲那样将地区主义融入其国际身份，虽然与邻国的互动非常频繁，但并不试图实现与邻国的深度融合。还有观点指出，巴西是从全球层面而非地区层面追求本国的利益，更强调自身是“南方世界的代言人”，在拉美的集体身份中体现出一定的“例外性”，这使其很难履行地区领导角色。
第三，全球体系维度。自20世纪初以来，巴西一直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对其“大国”地位的广泛认同，其在资源、人口、经济规模等物质性因素上的相对优势在国际社会有着较高认可度，其经济发展潜力受到普遍看好，高盛公司在21世纪初将巴西纳入金砖国家范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世界各大国也较早地与巴西建立起了战略合作伙伴。针对巴西的软实力，约瑟夫·奈就曾有过“巴西在软实力方面很有潜力”的评价。安永与莫斯科斯科沃新兴市场研究院在2012年春季联合发布的《快速成长市场软实力指数》指出，2005—2010年间，巴西是新兴国家中软实力提升最快的国家，从2005年在“新兴国家软实力排名”中的第16位升至第4位。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巴西都与美国结盟并实际参战，希望能在战后国际秩序重建中谋得更有利的位置。但是，巴西争取成为国际联盟、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两次努力都被大国否决。进入21世纪后，巴西对八国集团扩容体现出积极态度，希望将巴西的国际角色从“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提升为“规则的制定者”。2007年，八国集团启动与5个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巴西与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受邀参加。但是，巴西对发展中国家在该对话机制中的配角身份非常不满，强调“若不能平等参与决策，巴西不愿参与八国集团”。因此，从国际体系来看，巴西基于自身潜力的自我认知能够得到国际体系的正向反馈，而“谋求大国地位”的愿景认知所获得的反馈则是趋于负向的。
2019年执政的博索纳罗政府对巴西的国家身份做出重新定性，受极右翼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博索纳罗政府尤其强调巴西在价值观上的西方类属身份，“纯粹的西方”在博索纳罗政府的政策导向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受此影响，博索纳罗政府对巴西外交传统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淡化了巴西外交传统中重视地区一体化、优先南南合作、强调多边主义等重要内容，转而强化了基于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尤其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末期，巴西外交在多个维度都具有“跟随美国”的鲜明特征。但是，自拜登执政以后，巴美两国之间的外交联动明显降温，加之博索纳罗政府在内政外交上体现出的极右意识形态化，巴西在西方世界面临外交孤立局面。因此，博索纳罗政府对巴西国家身份认知的调整同样未获得他国的正向认同。综上所述，在巴西的国家身份认知从不同维度所得到的“他者”反馈中，属于正向认同的成分并不多，尤其对巴西国家身份中涉及全球权力分配的硬实力因素，“他者”反馈总体偏负向认同，这就与巴西“不应局限于一般国家”的自我认知存在明显反差。
三 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认知及国际反馈
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看来，集体身份回答的是“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何要在一起”等重要问题，它的建构逻辑与国家身份具有相似性，同样是一个源于共同身份认知的确认，但还需要“他者”或国际体系的确认。作为一个起步于2006年，合作不断丰富且活跃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无疑是可以用集体身份来进行分析的。温特认为集体身份是一种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和“群我意识”的形成过程，具有一种完全内化的文化，行为体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自我感知的一部分。根据他的分析，集体身份的形成包括四个主变量：相互依赖、共同命运、同质性、自我约束，前三者为集体身份形成的主动或有效原因，第四个是助然或许可原因。有时，四个变量可能都会存在，其存在程度越高，集体身份形成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形成集体身份的必要条件是一个有效原因变量和自我约束变量的结合。另外，温特也强调，集体身份很少能够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是认同同心圆，即行为体依其身份和利益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其他行为体，同时又努力满足自己的需求。尽管温特自己承认自己的理论解释不充分，并且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他解释集体身份认同的变量，但本文无意对集体身份形成的要素进行完整辨析，而是从承认集体身份这个客观事实出发，分析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认知，以及“他者”或国际社会的反馈。
关于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可选择的分析视角很多，本文选择金砖国家历届领导人会晤宣言及其他相关成果文件的文本分析视角。作为一个常态运行的多边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每年都会举办百场左右的活动，尤其每年一届的领导人会晤都会发布共同宣言，除对金砖国家合作进行规划部署以外，还针对金砖国家属性、国际体系、地区和全球性议题进行立场表达。这些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尤其是金砖国家相对国际体系的身份认知。
第一，具有增长潜力、国际影响力的地区大国群体。首先，金砖国家强调自身的增长潜力优势。2010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二次会晤联合声明指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繁荣的引擎，有潜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繁荣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2017年厦门宣言和2019年巴西利亚宣言则明确指出，金砖国家是全球增长的主要引擎。另外，金砖国家的体量及其他相对优势同样在领导人会晤宣言中有所体现。比如，2015年的乌法宣言强调“金砖国家都是资源富集国，劳动力和知识、技术人才充足”；2019年巴西利亚宣言指出金砖国家产出占全球产出1/3左右；2020年的莫斯科宣言则提到了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分量、在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份额；2020年莫斯科宣言和2022年北京宣言则都谈到了金砖国家在全球农业产出中的高占比优势。其次，金砖国家强调成员的地区代表性。2011年南非受邀参与金砖国家后，金砖国家的地区代表性问题在当年的联合声明中得到强调，指出“5个国家从不同的大洲走到一起”，而合作是基于“致力于和平、安全、发展、合作的宏伟目标和强烈的共同意愿”。2012年的联合宣言进一步强调，金砖国家分别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跨大洲的互动性质使合作更具价值和意义。最后，金砖国家强调自身独特的国际影响力。2011年三亚宣言对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做了比较清晰的表述，强调“金砖国家着眼于为人类社会发展以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世界做出重要贡献”“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主义、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福塔莱萨宣言则指出了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维度，就金砖国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增长、金融稳定、更具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2015年，乌法宣言明确提出“增强金砖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整体作用”。2016年果阿宣言则强调“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发出具有影响力的声音”。2017年厦门宣言提出了“进一步增强国际舞台上的金砖声音”的合作目标。
第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群体。2009年叶卡捷琳堡联合声明强调金砖国家对话与合作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该类属身份在之后各届领导人会晤宣言中都有所强调。另外，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且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置于优先合作位置。2011年三亚宣言就指出，金砖合作是包容的、非对抗性的，愿意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有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2013年德班宣言则强调新开发银行旨在“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2017年厦门宣言提出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采取平等和灵活的方式同其他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包括“金砖+”合作模式。2019年和2020年两届领导人会晤宣言都强调，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维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此外，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中多次提及全球各地区发展中国家群体，充分体现了金砖国家具有归属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身份认知。
第三，南北国家对话的协调性群体。首先，针对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方面，金砖国家要求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使其负面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最小化，尤其关注对新兴经济体增长前景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呼吁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二十国集团、金融稳定理事会和其他机制下保持政策对话和协调。其次，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金砖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兑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承诺，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和转让技术。最后，在气候谈判层面，金砖国家强调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应率先提高减缓行动力度，并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必要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准备并实施适合本国国情的减缓措施。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一直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原则。另外，在涉及南北关系平等性问题，金砖国家在领导人会晤宣言中多次强调，发达国家应放弃使用“双重标准”，避免将一些国家的利益置于他国之上；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确保发展中国家享有必要的政策空间；国际合作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国内法律和体制框架及安排，等等。
第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性群体。从2009—2022年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各届会晤宣言来看，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表述占到很大篇幅，由此体现出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具有改革群体的身份认知。2010年巴西利亚联合声明就明确指出，金砖国家一致认为，世界正经历重大的飞速变化，凸显在全球治理各领域作出相应转变的必要性。2011年南非的加入使得金砖国家具有更强的政治内涵，对国际机制和规范的改革指向更加清晰。2014年福塔莱萨宣言就明确强调“金砖国家是对现行机制进行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针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金砖国家最完整的立场表述是在2021年6月发布的“金砖国家关于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的联合声明”，提出了诸如“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平等、更具代表性的多极国际体系”，“使其（多边体系）更加有韧性、有效率、有效力、透明并具有代表性”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向性目标，强调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国际法、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作用等根本原则，并且提出了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应包括的六个主要方面。另外，在各届领导人会晤宣言中，金砖国家还强调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的核心作用，并针对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体系、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等层面的改革提出了共同立场，其核心立场就是“通过改革提升其包容性、代表性和民主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决策中的实质性参与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符合当代现实”。总体来看，金砖国家不仅一致表达出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全球治理观，而且也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性群体。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认知的反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金砖国家整体发展势头和内部合作效率。温特认为，利己身份和自身利益是集体身份形成过程中的阻力，如果形成群体的过程威胁到个人自身需求的实现，个人就会反对群体的形成。依此逻辑类推，集体发展趋势和内部合作效率就成为影响集体身份构建的重要变量，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他者”的反馈。而针对合作效率的评估，合作成员的自我判断至关重要，因为这也是“他者”评判一个群体的集体身份有效性的重要根据。作为一个源于经济增长预期的概念，金砖国家能否延续经济增速优势至关重要。尽管金砖国家之间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长表现上存在差异，但其整体优势依然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在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国家概念后，国际市场还提出了“薄荷四国”（MINT）、“迷雾四国”（MIST）、“灵猫六国”（CIVETS）等其他新兴经济体群体概念，但真正实现合作的机制化只有金砖国家，这本身就表明金砖国家具备更强的行动力，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金砖国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具有更强的地区代表性。其次，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大幅提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金砖国家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全球占比从2001年的18.77%增至2021年的31.63%，并且在2020年的全球占比（31.16%）已超过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31.03%）。尽管中国占到金砖国家经济总量的58.87%，但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体现出了明显的上升势头。最后，金砖国家内部合作呈现出高效特征。金砖国家在3年时间内实现了从外长会晤到领导人会晤的对话机制的升级，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从提议到正式落实则只用了两年时间。与此同时，金砖国家合作已形成以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为三大核心领域，以数十个专业合作机制为联系网络，以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为重要目标的重要建设性力量。总体来看，金砖国家被普遍认为是具有更大潜力、对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有着系统重要性、能对全球经济治理产生影响的群体。
第二个层面是金砖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有效联动。如前所述，金砖国家强调自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群体，而代表性的体现程度可从两个维度进行评估：其一是金砖国家的机制开放度，其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融入度。关于金砖国家的开放度，在各届领导人会晤宣言中有较多的表述，比如2016年果阿宣言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应该增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最贫困成员的发言权和代表性，2017年厦门宣言则强调支持非洲联盟落实《2063年议程》框架下的各项计划。换言之，金砖国家合作范畴并不局限于五个成员国之间，而是涵盖整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发展及国际参与。与此同时，为加强合作的包容性和开放性，金砖国家从2013年开始探索“金砖+”的灵活对话机制。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出融入金砖国家机制的积极态度。首先，新开发银行在2021年批准吸收阿联酋、乌拉圭、孟加拉、埃及为新成员国；其次，伊朗、阿根廷两国已向金砖国家提交申请，而埃及、土耳其、沙特、印度尼西亚也表示出加入金砖国家的积极态度。比如，阿根廷就强调，金砖国家是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合作机制，合作是互惠互利且无强加条件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对于建设一个更加多极化、更加平衡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个层面是金砖国家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层面所取得的实效。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目标，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便是金砖国家的核心改革思路。在过去16年里，金砖国家的合作在三个方面发挥了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实际推动作用。第一，新开发银行成为现有国际多边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也是金砖国家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具体成效，更是金砖国家“平衡西方金融和经济霸权”的直接体现。第二，金砖国家是促成二十国集团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重要力量，而二十国集团主导地位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发达国家群体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上升的认可，加之金砖国家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存在平行会晤安排，而这种集体行动无疑有助于“金砖方案”的传播效应，从而提升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集体角色。第三，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成为首批获益群体。典型案例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的份额和治理改革，根据改革方案，该组织约6%的份额转移给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4个金砖国家跻身前十大股东行列，而剩余6个国家均为发达经济体，这也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中的代表性、相对优势是持正向认同的。
总体来看，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更侧重于可测度的经济维度，如经济增长预期、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南北经济实力对比，这些方面从国际社会得到的反馈无疑是正向认同的，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中所涉及的份额和投票权调整以及代表性扩大等层面，金砖国家就是权力再分配的首批受益群体，这本身就体现了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经济影响力、增长趋势和国际影响力的正向反馈。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不仅对“金砖+”对话机制体现出积极参与态度，而且部分地区大国表达了加入金砖国家的强烈意愿，这同样也表明了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群体”“南北国家对话的协调性群体”等集体身份内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相比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负向反馈体现在制度和价值观差异、金砖成员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等层面。事实上，2012年德里宣言就明确了“开放、团结、互谅互信”的金砖国家对话原则，2017年厦门宣言尤其强调“互尊互谅、平等相待、团结互助、开放包容、互惠互利”的金砖精神，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理解和支持彼此的利益。由此可见，影响国家身份认同的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因素并不是金砖国家集体身份所涵盖的范畴，而且金砖国家也一直努力降低双边关系分歧对金砖合作的干扰。所以，这些因素并不构成对金砖国家上述集体身份的否定。
四 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功能
如前所述，国际社会对巴西国家身份认知的正向反馈程度并不高，相反，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认知从国际社会却得到了较强的正向反馈。因此，从巴西的国家身份构建来看，金砖国家的激励功能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得到体现。
首先，金砖国家强化了巴西的多重代表性。在金砖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中，代表性是一个最核心的要素，其内涵既包括地区大国范畴的代表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范畴的代表性，也强调在南北关系中发挥主要协调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履行引领角色的代表性群体。从金砖国家这个集体层面来看，不管是在金砖国家内部，还是在“他者”或国际社会范畴，上述代表性问题具有较强的共识程度。但是，若将巴西作为单独对象分析，它在上述几个范畴的代表性问题上均体现得不完整或不够充分。因此，金砖国家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中强化代表性成分具有激励效用，换言之，金砖国家是有助于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机制，尤其能强化巴西在多个层面的代表性。
以地区代表性为例，不管是2011年南非受邀加入金砖国家的制度安排，还是当前关于金砖国家“扩员”的讨论，区域性大国是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成员国的基本认知。因此，金砖国家有助于巴西化解其地区代表性遭到邻国质疑的尴尬局面。另外，在涉及经济规模和增长趋势上的优势，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性功能同样明显。从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核算）分析，巴西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在过去十年里呈持续萎缩态势，从2011年的3.09%降至2021年的2.351%，而这与上文所体现的金砖国家经济整体分量上升态势是相反的。从经济增长趋势来看，巴西一直面临在金砖国家中“掉队”的质疑，吉姆·奥尼尔在2021年也表示巴西、俄罗斯两国在2011—2020年间的经济表现令人失望。事实上，针对国际机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作用，巴西外交界存在一种共识：二十国集团使巴西的国际形象有了第一次飞跃，体现了国际社会从制度层面对巴西重要性的认可，之后的金砖国家则让巴西的身份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使巴西成为二十国集团中一个更具分量的新兴大国。与此同时，金砖国家也赋予了巴西更多的投资价值，强化了国际投资界对巴西市场的关注。在南北对话层面，巴西与西方世界有着同源的制度和文化，加之巴西是金砖国家中军事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因此能够在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中发挥特殊的协调角色。尤其考虑到金砖国家成为国际体系改革的关键力量，这实际同样说明金砖国家强化了巴西在南北对话中的代表性和协调身份。
其次，金砖国家是巴西拓宽全球治理参与的激励机制。全球治理参与是塑造国家身份的重要途径，对于处在上升区间的新兴大国而言，其作用更为关键。自1985年回归民主政治以来，巴西对国际参与体现出更积极的态度。但是，巴西的全球治理参与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不均衡性，即其全球治理参与的维度相对有限。比如，巴西在贸易、金融、能源、环境、区域一体化等经济性议题范畴有着积极且有影响力的参与，而在安全、科技等议题领域则属于较边缘的角色。因此，拓宽全球治理参与维度对巴西国家身份的塑造至关重要，而深化与其他新兴大国的战略协作成为巴西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先选择，这尤其体现了巴西在21世纪初将“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和多边主义相结合的外交思路，其中，金砖国家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如“印度—巴西—南非三国论坛”）就是巴西强化“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体现，它们都是巴西扩大在全球治理中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金砖国家已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从领导人会晤宣言来看，金砖国家针对几乎所有的全球和地区重要及热点问题都有一致立场的表达，涉及议题从最初的经济性议题扩展到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治理、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等多领域议题。不难理解，与综合实力相较一般的巴西相比，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维度和深度都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显著的是，金砖国家在政治、安全议题上的协商力度明显增强，这为巴西扩大全球治理参与维度、强化全球治理参与深度提供了重要途径。尽管金砖国家在很多具体议题上的立场存有差异，但是基于求同存异的共同表达毫无疑问提升了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不可或缺性，在此过程中，金砖国家实际上也为巴西扩大全球治理参与、塑造国家身份提供了机制激励。正因为如此，巴西与其他金砖国家在全球政治、安全议题上的立场契合度有所提升，其立场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国呈现出靠拢态势，改变了以往在相关议题上持对立立场的局面。
最后，金砖国家对巴西国际影响力认可度的提升具有激励功能。按照建构主义的理论逻辑，国际影响力认可度是国家身份构建的关键环节，体现的是“他者”或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自我身份定位的认可程度。金砖国家机制对提升巴西国际影响力认可度的激励功效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第一，金砖国家机制的平权制度（尤其是新开发银行）使巴西享有平等的决策权，而这一点是巴西在其参与的国际多边机制中甚少存在的局面，包括在美洲体系下的多边机制中，美国的主导权体现在各个环节。因此，与中国、印度、俄罗斯平起平坐使得巴西从金砖国家收获了最成功的国际“营销”。第二，金砖国家成为巴西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的重要渠道。“入常”是巴西外交的核心目标，现阶段的推进思路除与日本、德国、印度等呼声最高的候选国结成四国集团之外，还积极利用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引领性作用，与印度、南非联合推动金砖国家成为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重要平台。在过去十四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言中，无一例外都明确强调“中国和俄罗斯重申重视巴西、印度和南非（南非从第三届才参与金砖国家机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其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因此，对巴西而言，参与金砖国家机制不仅能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影响力，改善其在世界上的形象，而且有助于将巴西的影响力扩展到南美洲以外的区域。
五 结论
对于一个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均处在上升区间的新兴大国而言，国家身份构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该国对其过去、现在、未来国家身份的认知设定，而且还需要从国际社会争取有效的正向反馈。毫无疑问，巴西从金砖国家的受益是多维度的，尤其金砖国家合作直接促进巴西与新兴大国之间的伙伴关系建设，进而提升了巴西的国家自主权，降低了对欧美发达国家的依赖。但是，随着巴西的崛起，其国际战略旨在寻求更广泛的投射范围，这也进一步促使巴西更积极地利用国际多边机制，尤其在参与由大国组成的多边机制方面，巴西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比如二十国集团、印度—巴西—南非三国论坛、金砖国家以及争取“入常”的四国集团，均能体现出巴西的战略思路。
如前文所述，国际社会对巴西国家身份、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反馈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金砖国家在巴西国家身份构建过程中体现出显著的激励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升国际社会对巴西国家身份的正向认同程度，而这对“硬实力”相对不足，却“长期致力于争取国际社会认可其国际影响力”的巴西来说，金砖国家对其国家身份的激励成效绝对可以算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红利”，比如强化了巴西在多个层面的代表性，丰富了巴西的全球治理参与渠道，提升了巴西国际影响力的国际认可度，等等。基于上述逻辑，本文认为，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体现出的激励功能，是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核心动机所在。事实上，2019年开始执政的博索纳罗政府对巴西外交政策作出了大幅调整，比如淡化多边主义，忽视南南合作，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协作，排斥左翼政府，总体呈现出与金砖国家合作完全不同的政策导向。在多边合作层面，博索纳罗政府甚至退出南美洲国家联盟，暂停参加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退出联合国《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扬言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但在金砖国家合作问题上，博索纳罗政府则延续了前任政府的积极态度，这尤其能反映出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功能。尽管博索纳罗政府改变了巴西多元外交传统，更强调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优先性，这并非意味着巴西放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多边机制，比如说金砖国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博索纳罗政府对这些机制的重视程度是下降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针对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的激励效用，博索纳罗政府的关注点相对较窄，更注重金砖国家对巴西新兴大国、具有全球影响力地区大国等身份的塑造，而并非强调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南北对话协调国、全球治理改革力量等身份内涵。加之考虑到博索纳罗政府虽然采取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但其极右、保守的内政外交政策并未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完全接纳，相反，在民主、人权、环境等政策层面，博索纳罗政府在西方世界基本处于外交孤立的局面，正因为如此，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的提升作用显得更为关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博索纳罗政府争取西方世界认同的重要借助手段。
由此可见，巴西参与金砖国家的核心动因主要体现在金砖国家对巴西国家身份构建具有显著的激励功能，具体而言，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集体身份的认同程度要高于对巴西国家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规模效应能够对巴西国家身份的构建形成正向激励，尤其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对巴西国家身份认知的正向认同。正因为如此，巴西外交学界普遍将金砖国家视为成本收益率较高的国际多边机制，甚至认为巴西是从中获益更多的国家。依此逻辑推断，巴西参与金砖国家合作的态度具有可持续性，甚至能够超越政党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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