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摘自《学习与探索》2022年5期，刘翔英摘
方法学作为一个跨界的研究领域，虽然关注度较之前有显著增加，但进展缓慢；教科书色彩依然浓厚，且译介作品与重复性论述偏多；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远多于对方法本身的原创性探讨。可以说，把方法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生态尚在生成之中。
近十年来，“定性研究方法”包含了更为多元的主题。综合发表文章的数量与影响力两个因素，笔者将对文献中较为凸显的个案法、扎根理论、口述史与访谈法这四个并非一个维度的定性方法主题进行重点评述。
（一）个案法
个案法是最被集中讨论的研究方法之一。2011年之后的十年，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依然会把定量调查——以“代表性（从样本推论总体）”“假设检验”为核心特征——视为一个对话背景，无论是强调其与定量调查的区别还是互相补充。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再次反映出，在这十年之中，社会科学研究中定量思维的主导性位置并未发生多大变化，而包括个案研究在内的定性方法所遭遇的误解与质疑也未见消减。
就经验个案以及基于个案的提炼与外推这个内容而言，作为长期关注定性研究方法的教育学研究者，王富伟在回应“如何超越个案”之时提出了“关系性整体”的说法，以强调社会学关系视角的重要性。就“个案分析走向何方”这一问题，张静的回应是“从故事到知识建构”。她认为大而全地追求丰富性不是个案研究的目标，从而强调个案与一般性知识之间的关联——在要素因果关系上发现解释性知识，对特定的现象或行为特征提供理解性知识，通过反思活动寻找和更正价值性知识。
从描述性故事走向知识建构，其根本也与之前有关个案法如何进行理论性外推与走向“一般性”或“普遍性”的讨论一脉相承。只是，从题目和文字表述上来看，“一般性”当如何理解，故事又当如何理解？故事讲述是否一定达不到“一般性知识”？更进一步，蕴含丰富细节的具体描述是否就不属于有价值的“知识”？这诸多议题仍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这些讨论与阿伯特有关抒情社会学的方法论、叶启政的“社会学家作为故事讲述者”，以及人类学、历史学有关故事与理论的诸多辨析之间的勾连与张力也有进一步分析的空间。既区别于定量的假设检验，也不同于纯粹的现象描述，渠敬东在提醒社会科学界警惕以重量化与技术为特点的“方法主义”之余，把对于个案法的讨论聚焦于“走向社会全体”这一目标。
在今后的十年，“个案法”在具体的运用之中是否真的能迈向大多数学者所青睐的“普遍性知识”与“总体性认识”这一目标，并对已有文献提出的具体建议有所应用，且在经验研究之上创新方法认知，也让人拭目以待。
（二）扎根理论
最近十年，除了译介作品、实践指南类与应用类文献的持续增加，有关扎根理论的学术渊源、内部的分歧与理论流派、如何对待已有文献以及具体的编码等议题的讨论有所细化与深化。
陈向明与王富伟主要聚焦在扎根理论是否需要“文献阅读”以及如何阅读文献这个问题上。针对近年“扎根理论”应用之泛（滥），吴肃然与李名荟基于对三个版本的扎根理论及其后续的补充与回应等议题的梳理，且跟不少论文类似，触及程序化编码、理论抽样、饱和等核心问题。王文卿集中于扎根理论的“备忘录”与分析性写作凸显了“具身性写作”在资料分析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而突破了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线性研究程式：阅读文献—收集资料—分析资料—写作。
以上学者均有提及，在梳理与借鉴的基础之上，如何更有创造性地实践与应用“扎根理论”，将是这一方法要面对的挑战与前景。在资料收集与分析过程中，如何思考与实践定性研究的“开放性”原则，也是包括扎根理论在内的方法需要不断检视与回应的问题之一。
（三）口述、访谈、叙事
笔者在这里将口述史与访谈，以及相关的叙事放在一起评述，意在触及这些方法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1． 口述与记忆
某种程度上讲，迄今为止，“口述史”是诸多定性研究方法里面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定宜庄、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可以作为这一个十年的回顾起点。它不仅触及了这一方法的学术史与基本理论，也涉及社会记忆与伦理相关的讨论，以及来自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若干经典案例。南京大学周晓虹主持的口述史系列研究极为敏锐地捕捉到口述史研究对于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时间上的紧迫感。该项目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时段，涵括多类人群的口述历史。
刘亚秋的《口述、记忆与主体性：社会学的人文转向》与《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可以说比较集中地收录了作者十余年里有关社会记忆的理论探讨，中国学界有关口述研究的脉络与成果，以及知青群体口述研究。就记忆研究而言，钱力成与张翮翱亦对中西方文献有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归纳了中国记忆研究之中“国家立场”“底层立场”与“制度变迁”三个特点。
这一时期有关“口述”的研究成果还有：上海城市研究之百年街区口述史、妇女群体的口述史（诸如慰安妇研究、拉拉群体口述史、妇女研究者口述），以及延续“诉苦文类”的若干探讨。张德明的“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口述历史理论研究回顾”与“2020年中国口述史研究热点回顾”，对近20年来的口述进展与近期的口述史研究“热点”做了更为系统的梳理。由此可见口述史这一方法的“热门”，而“热门”恰恰也是引起警惕的时机。
作为方法的口述史是具有跨学科的共通性意义的。相比于方法介绍与常见重要议题（如记忆、情感真实、社会建构）的讨论，已有成果之中基于口述实践过程的具体方法分析相对比较缺乏；虽个别文章有触及，但放在跨界的口述史方法知识脉络里来看，原创性与深度略显不足。对于实际的操作过程之中，口述是如何在已有方法觉知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开展的（包括如何对待背景资料在其中的作用、多次访谈如何开展、如何对待访谈者与文献在口述中的作用、如何挑战“口述”的局限与套路、如何走向更为多维的、贴近日常生活的、有别于国家主流叙事的那些“隐蔽的真实”等），依然值得对其展开实践层次的深究。底层、日常性、另类历史叙事等概念尚有深化与落地的空间。
2． 日常生活视野下的访谈与叙事
在田野经验的基础上，杨善华与孙飞宇进一步提出了“社会底蕴”的概念，用以认识中国乡村社会获得秩序的内在运行机制。而定性研究中所强调的日常生活逻辑与意义探究也在近一个十年被不同领域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所继续关注着。
聚焦在作为具体方法实践的“访谈”，贺晓星的“教育中的权力—知识分析”、黄盈盈与祝璞璞的“质性研究中的叙事套路：访谈的局限与拓展”与张慧的“耳听为虚”“无法言说”与“死亡的沉默”从不同的角度具象而切身地触及了资料收集过程中文言（不）一致、言说的有限性与叙事的套路问题。学者们在反思的基础之上呼吁跳出“说”与跨越“田野边界”的尝试与思考。这些思考在笔者看来也都是与“口述”为特征的资料收集方法直接相关的，且在不同程度地触及“何为深度”的讨论。
就跨越田野的边界而言，邵京老师的“田野无界”论述了人类学田野中“内省”与“外察”的并重，以一种实践的、谦逊的态度，跳出操作程序、田野场所甚至是（人类学作为）职业的限制。而黄盈盈的“大时代与小田野”从更为具象的“红灯区考察进入方式”着眼，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研究中介或者无中介对于具体资料收集过程与研究质量的影响。应星的“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基于大河移民的研究，侧重从理论与田野工作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对于“复杂性”与被遮蔽事实的关注；文中亦论及对于“家乡社会学”的警惕。朱剑峰、董咚拓展了多点民族志的讨论，对强调共生的“合作民族志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以及研究者在合作研究中的角色进行了实验性的分析。
这些论文都以不同的切入点与笔者所关心的“论方法”“对研究过程的研究”与“切身知识”产生共鸣；也都指向在本土情境与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对于“充满尘埃”的经验资料更为在地的解读与复杂的把握的必要性。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