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英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休教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1941年出生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1960—1963年就读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英国近代史专业，先后获文学学士、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63—1967年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学习，获人类学硕士学位；1968—1972年在伦敦亚非学院（SOAS）学习，获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撰写出版了学术专著20余部，代表作有《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家庭、财产和社会转型》（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 1978）、《现代世界之谜:自由、财富与平等》（The Riddle of the Modern World: Of Liberty, Wealth and Equality, 2000）、《现代世界的形成:来自西方和东方的视角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Visions from the West and East，2001）、《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Letters to Lily on How the World Works, 2005）、《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Inven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2014）等，其中多部被译成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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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英国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于8月下旬视频出席了“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并就“大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发表了自己的高论，引起与会中外学者关注。
其实，笔者在2020年2月前往剑桥大学访学之前，就已联系过艾伦教授，因为他是国王学院桥边徐志摩诗歌纪念石碑的“管理员”，而笔者剑桥之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剑桥大学东亚系举办一场题为“再访康桥”的邵洵美诗歌英译讲座。民国诗人邵洵美是徐志摩的好友，也是剑桥大学的校友，如有可能，笔者希望艾伦教授可动议再造一座“洵美花园”，使得徐志摩和邵洵美这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诗坛双璧齐聚康桥，也不失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大雅事。然而，3月的剑桥疫情乍起，艾伦教授囿于学校规定，无法与笔者面谈，遂成憾事。
借论坛召开之机，也为了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艾伦教授的学术人生，以及他在史学、人类学、文化比较等方面的成就，笔者通过电子邮件和ZOOM的方式，与这位享誉中外的学者进行了远距离的对话。
生在异乡为异客 文化比较自小始
孙继成：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家庭背景。
艾伦：1941年12月20日，我出生于尼泊尔与印度的交界处，也就是现在的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Assam）西隆市（Shillong）。我出生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正在进攻阿萨姆地区，时任英军军官的父亲正全力率部抗日。但征战在外的英国军人都会按照传统把自己的孩子送回英国本土接受教育。
艾伦：我记得自己是6岁时被送回英国牛津北部的，跟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对早年遭遇到的不愉快，人们往往记忆深刻，我也是这样。我还记得自己7岁时与母亲依依不舍的告别场面。这些刻骨铭心的感受后来都被我们写进了信件里，所以才有幸得以保存下来。9岁时，妈妈从印度回英国来看我，当时我刚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母子都几乎认不出对方，也没有共同话题可聊。我对5岁前的印度记忆不太清楚，11岁和16岁时，我又回过自己的出生地阿萨姆，只记得身边都是当地人说着方言，平时的小伙伴也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我还有一个奶妈，也是当地人，对我很好，我经常和她的孩子一起玩耍。当地人的生活比较贫穷，我还暗暗发誓学成之后，要回去协助他们改善生活。等我上了大学，我依然想着如何帮助阿萨姆的人们改善那里的生活条件。这些想法也深得我母亲的大力支持。
当时我们的主要交流工具就是写信。母亲善于写作，给我和妹妹写过很多很长的信，向我们详细描述了阿萨姆当地人的生活情景。我们也把寄宿学校的生活描述给父母知悉。每到周末，我都会在寄宿学校想象母亲描述的阿萨姆人的生活情景。这些通信使我开始学着把寄宿学校的英式生活与印度阿萨姆的生活进行比较。
孙继成：寄宿学校的生活对您有何影响？
艾伦：1950年9月至1955年7月，我在牛津龙校（Dragon School）度过了近5年的寄宿生活。尽管龙校是最好的寄宿学校，但有些地方我仍不太适应，比如与多人共处一室，多有不便；想家；学校的食物不好吃，学校霸凌事件时有发生等，这都让我备感“亚历山大”。在龙校时，我的脸上很少有笑容。其原因可能是自己出生于印度，对当下的英式生活一时很难适应。
让我欣慰的是，大我七八岁的小舅舅罗伯特（Robert Rhodes James）也在寄宿学校学习，他想象力丰富，智力超群，富有爱心，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寄宿生活的强大后盾。小舅舅让我明白了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有足够坚定的信心和勤奋的努力，即使没有天赋也可以做成。所以，尽管我不擅长体育运动，但我也努力学着去做，居然成了龙校著名四佳运动项目中的唯一人选。龙校的寄宿生活让我变得坚毅果断，富有条理，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寄宿生活让我学会了边缘人的生活方式，还养成了细心观察生活，并努力适应环境的好习惯。同时，龙校还不断赋能给我，让我这个资质平平的瘦小男孩变得日益自信而强大，为我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体能和丰沛的性灵。为此我对龙校一直心怀感念。
孙继成：龙校之后，您去了约克郡赛德伯中学（Sedbergh School）继续学习，有哪些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艾伦：约克郡赛德伯中学橄榄球和跑步的体育项目享有盛誉，我的身高增高了一英尺，身体也变得健壮了许多。我逐渐意识到，由于身体条件，自己单靠努力是无法达到体育运动高峰的。之后，我对橄榄球和板球比赛的投入有所收敛，开发出了新的爱好，如迷恋上了钓鱼；我还学会了弹吉他，摇滚、蓝调和民谣都能弹上几首，也开始喜欢古典音乐；学业上也开始突飞猛进，诗歌、戏剧、历史等成绩都很不错。记得在校的最后两年里，我有幸遇到了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历史老师安德鲁·摩根（Andrew Morgan）和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语老师大卫·阿尔班（David Alban）。安德鲁老师曾在二战中指挥过潜艇作战，当时他很年轻，也很勇敢，后来成为一所国立中学的校长。他一直看好我，对我鼓励有加，说我今后一定会展翅高飞。我后来去读牛津大学的历史专业，可以说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与大力支持。我跟着大卫老师阅读了很多英语诗歌，其中就有浪漫主义的湖畔诗歌，以至于我的英语成绩要高于我的历史成绩。对我而言，他们亦师亦友，我们之间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在赛德伯中学，尽管我在体育、艺术和课堂作业等方面的能力一般，但我已经长大成人，思想上日渐成熟，学会了守纪律并且有耐力，懂得了如何服务他人，如何领导他人，到最后，我所表现出的足够好的潜力让我顺利入读牛津大学。
牛津研读现代史 伦敦转向人类学
孙继成：请谈谈您在牛津大学的求学岁月。
艾伦：如果说，中学生活是炼狱般的煎熬，那么，我的大学生活就成了天堂般的欢乐。1960—1963年，我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Worcester College，Oxford）就读，并获得英国近代历史专业的文学学士学位；1963年10月，我又在这里开始了硕博连读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22岁的我开始思考如何在英国历史研究中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到1967年为止，我先后获得英国近代史文学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在我父母的家族里，入读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不乏其人。在入读伍斯特学院的家人中，我是第三位。先我一步入读伍斯特学院的小舅舅罗伯特，学的也是英国历史专业。
孙继成：牛津大学有哪些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艾伦：本科阶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是哈利·皮特（Harry Pitt，1923— ）和詹姆斯·坎贝尔（James Campbell，1935— ）教授。1949年，哈利教授加盟之前，伍斯特学院只是一所规模相对较小、财政资金匮乏、学术水平不高的学院，历史及其他学科也都寂寂无名。哈利加盟之后，伍斯特学院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尽管他看起来郁郁寡欢，不讲情面，但热心教书育人，语言幽默犀利，善于启发学生、引导思考，其教学效果极佳。他自己的出版物不多，而在学生们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精力，有学生评价说“他的代表作就是他的学生”（Harry’s books are his pupils）。1957年，研究英国中世纪历史的詹姆斯·坎贝尔加盟伍斯特学院，他与哈利两人携手合作，为伍斯特学院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也成了学院的最佳导师组合。詹姆斯为人羞涩内向，但博学好辩，阅读神速，勤奋少眠；作为本科生的导师，他认真负责，耐心严谨；作为同事，他善于合作。跟他学习“盎格鲁—撒克逊的早期近代史”这门课时，我深受启发，为后来研究英国个人主义起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教授“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克莱夫人（Lady Rosalind Clay）是我本科论文的指导老师，她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某个夏天的下午，我坐在克莱夫人位于牛津北部公寓的沙发上，望着花园，听她讲述牛津早年的名人轶事，还被她讲述的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历史所吸引。牛津大学的这种以学徒为基础的教学体系虽然难以描述，但其教学效果确实很好。
牛津大学本科阶段的教学方法很多，其中印象深刻的就是写课程论文和引文评议。导师组就课程论文进行指导评议，学生也可进行互评；引文评议就是老师给学生找一段引文，让学生自己去核实作者及篇名，查找其上下文，再进行评价。这两种考核方式都需要学生进行大量文献阅读和精心准备，对提升学生的学术探讨能力大有裨益。
孙继成：学习了英国现代历史，您为何又转学了人类学？
艾伦：我的博士论题是关于16—17世纪英格兰乡村巫术的社会学研究。研究巫术的课题长达18个月，后来我发现利用社会人类学的视角比历史学的视角更加有利于巫术研究的深入。在研究过程中，我对人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曾一度想从历史专业转到人类学专业。为此，我还专门咨询过自己的导师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牛津大学其他专家。来自巴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的克里斯多夫·希尔（Christopher Hill）教授建议我读博期间不要中途改换专业，在拿到历史学博士学位之后，还可以继续攻读人类学学位。在导师托马斯教授的出色指导下，我在牛津大学聆听了很多人类学的讲座。琼·瑟斯克（Joan Thirsk）教授还推荐我写信咨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主任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教授，后者后来成了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评阅导师，也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
孙继成：在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您是如何进行衔接与比较的？
艾伦：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时，我的博士论文《都铎与斯图亚特时期的巫术：地域与比较研究》（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教授认为，很少著作能够改变所在研究领域的约定俗成的看法，而艾伦的博士论文在巫术历史研究方法与概念上都有所突破，实属经典佳作。我认为，人类学可以把通常分开的研究领域重新连接起来，重构研究背景，探索其中的互联互构，必将有新的突破与发现。
所以，在顺利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之后，1966—1968年，在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资助下，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如愿读完了人类学硕士，论文主题是探讨“17世纪英格兰的婚姻和性关系的规范”（The regulation of marital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in 17th century England）。1971年我申请到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高级研究员岗位，自此开始了我在剑桥长达38年的教书生涯。
在我进行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时，由于时局变化，自己无法回到幼年的阿萨姆去考察其人类学现象，于是，在导师弗斯教授的建议下，我选择去了尼泊尔的一个高山小村，在那里进行了为期15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考察，深入研究了尼泊尔古隆人（Gurung）的文化、经济和人口统计。在此基础上，1968—1972年，我在伦敦亚非学院读完了人类学博士课程，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尼泊尔中部的人口和资源”（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in Central Nepal）。
孙继成：您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关联有何评价？
艾伦：阅读人类学著作，为我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巫术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我深信，人类学将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学科范围，以及看待老问题的新方法。
当年促使我学习人类学的一个原因就是我的一种感觉：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时间维度上很有效，但它对空间或比较的关注度却远远不够。如果一个人对英国以外的90%的人群一无所知，那么，他又怎能很好地理解英格兰或西欧呢？学习人类学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研读的历史多是社会上层人的历史，而底层人的历史多被忽略。历史研究的话题多是人们关心的政治和经济话题，而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社会及知识性话题却多被遮蔽。事关普通人的历史研究尽管十分有趣，但相关的原始材料却很难获取。对历史研究的空间拓展、国别比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知识等话题的深入，都在人类学的研究话题中得以实现。从尼泊尔的乡村土著人研究入手，我逐渐开启了英国与印度、日本、中国等其他国别的文化比较研究。我认为，人类学家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人们避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灾难，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沟通。其中的方法就是接触并试着了解另一种文化，然后再试着解释给本国民众知晓。
人类史学万物连 宏观微观现代观
孙继成：在人类学的求学路上，哪位老师对您影响最大？
艾伦：如前所述，我在求学路上，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在人类学方面，给我最大影响的莫过于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教授。读本科时，我就相信，如果自己能阅读和吸收消化他的人类学著作，我也能成为一位理性的人类学家。我喜欢他的写作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是行文简洁有趣，而内容又有深度。他对全球重大问题的应对之法，看起来十分简单，但确实真实有效。我感觉爱德华教授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
克里斯托弗·冯·富尔-海门多弗（Christoph von Fürer-Haimendorf）是我在伦敦亚非学院的博士论文导师。他来自奥地利，偏好田野考察中的影像材料，对我后期的多媒体辅助人类学研究影响很大。他推荐我去尼泊尔考察古隆人的生活方式，让我多写信汇报进展，多拍照，多保存影像素材。他认为，影像材料比写作更为可靠，因为影像记录的微表情可以让我们重回现场，还可回放，以便找到当时的那种在场情感。这些方法对我后来的人类学研究都意义重大。
孙继成：人类学对您个人而言，意义何在？
艾伦：成年的我们回顾过去的童年，常会困惑自己的人生变化：想知道自己是从一个被施了魔法的神奇而完整世界里的孩子，如何变成一个丧失魔法的理性成年人。同样，在一个号称“科学的、资本主义的和工业的”社会里，我们会惊诧于自己的情感与理性、内心与头脑是如何渐渐分离的！
1975年我担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人类学教师，一直探讨人类学话题。有微观研究，如《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和《给莉莉的信》；也有宏观研究，如《现代世界之谜》《现代世界的诞生》等。
艾伦·麦克法兰著《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资料
艾伦·麦克法兰著《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中文版 资料
孙继成：对自我身份的审视，您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中作了人类学解读；该书刚刚出版时，曾在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艾伦：1978年出版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也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一个合作成果。本书采用了比较方法，研究的是英国个人主义在私有财产权等个人权利中的独特表现及其长达数百年的特定历史；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个人主义始终将个人置于经济、伦理及政治制度的中心，而英国的法律体系强调私有财产权，并将经济领域与社会生活进行剥离，赋予了男女近乎平等的地位，保障了平衡和开放的政治制度的实施，廓清了现代世界的性质与源头。这一结论颠覆了当时的历史认知框架，进而受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曾经讽刺我是“历史学的爱因斯坦”。
我猜想，误解在于学者没有继续深入了解我的进一步研究：在英格兰的历史上，个人并非单独的原子、孤立的存在，而是加入一些社团组织，从而使得个人获得了比个体更多的社团资源与力量，这些社团进而构成了民主的基石，让英格兰拥有了一套高度分权化的均衡政体——民主制。英格兰的社会结构是少数有文化的统治阶级，由店主、商人、制造业者、农业经营者等构成的中产阶级，以及大批贫穷而无知的乡村生产者——农民这三部分构成的。
通过研究，我发现个人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兴起后才出现在英格兰的，也不是工业经济的产品，换言之，早在13世纪早期英格兰早已存在个人主义了，当时的英格兰社会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农民社会。这一结论违背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界所达成的基本理论框架。常识的挑战者经常不战自败。正如巴克（E. Bark）所言，“不管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是否同意作者的理论，但他们都不得不……认真思考艾伦的理论了”。
孙继成：《给莉莉的信》为孩子们认识世界提供了指南，巧妙地融入了文化比较的内容，您认为这本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艾伦：信中探讨的问题大多是我十七八岁时的各种人生困惑，但当时没有人回应过我的这些问题。比如，为何会与家人争吵？为什么会谈恋爱？为什么会有战争、饥饿？回应孩子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就是我自己对世界的真实看法，分析问题多采取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的视角；采用书信的形式，简单明了，易于人们接受。
孙继成：贯穿上述宏观文化研究著作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其中的核心概念都有哪些？
艾伦：自己的兴趣从何而来？有无价值？可否分享？比如我们对音乐的莫名热爱，对一个人的莫名爱慕。面对这些问题，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言说。
而我在著作中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现代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文艺复兴的影响是什么，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影响是什么，现代世界从何而来、为何会出现，人与自然如何才能和谐共处，成年世界中的灰色地带为何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矛盾体、各种分裂等，它们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何会这样发生、有何结果。回答这些问题，是我一生的追问，也是我在自己著作中试图解答的人类关切。
中国研究幼年缘 文化比较亘古新
孙继成：您是如何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
艾伦：我对中国的了解始于我早期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尼泊尔古隆人。古隆人就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他们幽默、坚强、务实、友善、诚实、公平，同时重视家庭与血缘关系。我曾被当地的古隆人收为养子，让我有了家庭的温暖与幸福，能够与他们亲如一家，这对当地人的人类学考察至关重要。自1986年起，我和妻子萨拉（Sarah Harrison）每年都会去尼泊尔度假，连续20多年不间断，探望收养我的古隆家人。1990年，我去了日本旅游考察、访学交流，知道了日本与中国由来已久的文化渊源，就萌发了研究中国文化的念头。
自1996年起，我每年都来中国旅游或访学考察，因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加深入。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到剑桥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日益增多。我个人指导过的中国学生就多达四五十人，我自己的多部著作也被译成汉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在我早期西方、尼泊尔、日本的文化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加上中国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我连续17年到访中国，足迹遍及中国诸多大城市小乡村，丰富了自己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了解。我还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徐志摩诗歌花园的“管理员”，与学生一起多次在剑桥举办中英文化交流活动。对我而言，中华文明最古老、最深厚、最智慧，令人着迷；中华文明是世上最伟大的文明，也是最克制的文明。
孙继成：感谢您对中华文明的独特理解，请展望一下中西文化比较的未来前景。
艾伦：中国具有悠久的知识审美传统，自然风光优美多样，国土版图开阔，人民待客友善……我目前所从事的中西文化项目，多是中西教育对比的研究项目。整体看来，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路线，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再从西方到东方的发展趋势，东西方之间难免会有紧张与压力；文明之间可能有竞争，但如能相互理解，彼此保持宽容，多些同理心，我们就可搭建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宽阔、更加宽容、更加公平的世界。跨文化理解是人类学的终极目标。解读现代世界和现代文明的来世今生，需要我们东西方学者共同不懈地努力。
（作者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MTI校外合作导师、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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