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十驾 ，作者李微敖
今天，2022年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也是我从业以来过的第20个记者节。
诚实地讲，过去的这一年（这几年，我比较固定地把每年的11月8日至下一年的11月7日，当做是一个“记者纪年”），我整体比较“丧”：
有段时间经常突然就流泪，深夜一个人开着车，不自觉就会哭泣；或者，一边唱着激昂的歌曲哭泣，我甚至怀疑，那段时间自己是得了“特殊的”抑郁症。
不过现在心情相对要平复不少了。
暂时不展开说这个，简单回顾这一年度里自己主要的本职工作——也就是几篇（组）比较看重的稿件。
佛山民营企业家杨刚告赢公安局后 被以“寻衅滋事罪”入刑
2021年12月2日，我们写了《广东佛山一民营企业家告赢公安局后 被以“寻衅滋事”获刑入狱》一文。
不过没多久，我们自己的网站上，这篇文章不见了。其他网站还有转载。
本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2016年12月3日，在广东佛山，一家叫做广东天一超硬材料有限公司（简称：天一公司）的工厂门口发生了一起轻微交通事故。一方是当地的村民，开着一辆小面包车；另一方是天一公司的职员，开着运货的汽车（叉车）。
村民要求天一公司赔5万元，天一公司不答应。双方随后起了冲突。天一公司的企业主杨刚闻讯赶来，冲突后来升级。
警察也在不久赶到。事后，几位参与冲突的当地村民被鉴定为“轻微伤”，至于那辆受损的小面包车，经核价，天一公司要赔偿700多元。
警方当时认为这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并没有抓人，而是让双方协商。但两方“一直不配合调解，达不成和解协议”。
2017年1月21日左右，在天一公司工厂侧门附近，出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警告 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厂房”。
天一公司报警，警方也受理了，但没有后文。
几位村民的赔偿要价，进一步提高到了12万元。但杨刚没有答应。
2017年7月12日，也就是事发7个多月后，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区分局（下称：南海公安）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将杨刚抓起来，拘留了15天。
杨刚从拘留所出来后非常不服气，决定对南海公安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杨刚输了。
杨刚上诉。
二审是2019年1月开庭，同年3月宣判。
负责二审的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南海公安对杨刚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属于“行为违法”。
同时，佛山中院还确认，南海公安在杨刚案中还伪造证据，制造了一份假的《辨认笔录》。
这意味着，这场行政官司的二审，杨刚赢了，南海公安输了。
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杨刚起诉南海公安的行政诉讼案二审开庭之后、宣判之前，南海公安在2019年2月12日，以2016年12月的那场“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这同一事实，又作出立案通知书，对杨刚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其进行刑事立案侦查。
2019年5月，也就是行政官司败诉2个来月后，南海公安将杨刚刑事拘留。
此事后来到了检察院、法院阶段。在法院阶段，杨刚一度获得保释。
2021年8月19日，南海区法院就此案进行第二次开庭（之前开过一次）。
南海区法院当庭宣判，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杨刚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并当场将他收押。
杨刚不服，就这个刑事案件又提起了上诉。
负责本次二审的，是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我们的报道是在2021年12月2日刊发的，据说当时的反响比较大。
到了今年，2022年3月17日，按照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杨刚“刑满”释放，恢复了自由——但是，这时候他的二审案件，还没有宣判。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案件的二审，此后一次又一次地延期。
时至今日，2022年11月，已经是第五次延期了。
杨刚恢复自由身也快8个月了，但他案件的二审依然没有结果。
杨刚讲，如果二审改判无罪，他不会要什么国家赔偿。他说：
“我到广东打拼二十多年，一直将诚信、将个人名誉，视为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我有家庭，有年长的父母，有贤惠的妻子，有3个乖巧的儿女，我要告诉他们，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我不是一个罪犯，不是一个坏人、我要尽最大努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我，是一个正直的、清白的人。”
“张大千画案”北京检方建议再审纠错 北京高院却拒绝再审
2022年6月30日，我们发表的《故宫研究专家卷入“张大千画案”生变 北京检方建议再审纠错》一文是一个原本在5年前，即2017年就该写出来的故事。
故事的大概：
2013年12月，一位叫康猛的北京男子，花1000万元人民币，从一位叫张延玉（Lucy）的中国台湾女士手中买了一张张大千的画《溶荡荷番图》。
在买到这《溶荡荷番图》一年多后，也即2015年1月10日，康猛向警方报案，说画是假的。
报警后7个多月，即2015年8月19日，康猛又向警方报告说，另外还有两个人，曹成钢、何欣，也参与了诈骗他。
1964年出生的曹成钢，1979年考上大学，是恢复高考后，最早的几批大学生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他就开始收藏古玩、字画，并从事字画交易买卖多年。何欣，则时为故宫博物馆器物部的研究人员。
2015年10月，何欣、曹成钢先后被警方刑拘。
无论是公安侦查阶段，还是进入检察院及法院阶段，曹成钢始终称自己无罪，他表示从未参与张延玉与康猛的交易，在张、康二人完成画作交易前及交易完成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此二人的交易完全不知情。
而且，无论是警方、检方，还是后来法院的判决都显示，在张延玉与康猛的这项高达1000万元的画作交易里，未查到曹成钢从中获利分文。而何欣，仅仅收到了1万元的鉴定费报酬，并且这1万元由曹成钢支付。
至于支付1万元鉴定费给何欣之事，曹成钢说，这绝非为促成张延玉与康猛的交易，而是他希望自己购买到此画后，再附加鉴定书，以便加价转售他人。但是直到2014年2月，张康二人交易完成6个月后，张延玉才告诉他画作已被康猛买走，这一度令他非常恼火。
2016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曹成钢犯合同诈骗罪成立，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50万元；何欣，有期徒刑7年，罚金20万元。
曹成钢不服上诉。
从2016年12月至2017年7月，曹成钢的家人多次与身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张延玉通电话；2017年7月，曹成钢的弟弟曹雄纲，又飞赴美国洛杉矶，与张延玉在公开场所会面交谈长达6个多小时。
这些通话及面谈的音频、视频，后来提交给了二审的北京市高院。
在这些通话及面谈中，张延玉表示，她本人认为出售给康猛的画作，就是张大千的真迹，并且多年来在中国内地请了多位专家看过，也确认是真迹。曹成钢和康猛都想购买张延玉的涉案画作，为此二人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张康二人交易完成之后几个月，曹成钢才得知此画已经卖给了康猛，因此，曹成钢对张延玉极为不满甚至对其进行过辱骂。曹成刚与何欣没有收过张延玉的任何报酬。
2017年夏天，曹成钢案的二审在北京市高院开庭。
我旁听了这个庭审。
印象很深的是，曹成钢在法庭上一直在喊冤，一直在强调，自己对康猛与张延玉的交易事先毫不知情。而审判长则讲了几次，“现在二审能够开庭多么不容易”。
——在中国的刑事案件审理里，二审不开庭的现象越来越多，甚至已经成了“不开庭是常态，开庭是非常态”；而民事案件的二审，则必须开庭。
“二审不开庭”，也是这些年法学家们和律师们诟病最多的地方之一。
我也经常在想：
刑事案件，涉及人的尊严、名誉、自由，乃至生死，二审一定要公开开庭才对（死刑、死缓案件是必须开庭的），即使不求改判，给被告人一个可以公开喊冤的机会，多多少少也是一点点安慰吧……
二审开庭后又过了几个月，到2018年4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曹成钢、何欣的上诉，维持原判。
但是曹成钢的家人一直没有放弃。
直到2022年1月，也就是二审后将近4年，北京市检察院发出《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京检审监刑申复通【2022】21号）就这一案件表态：
“原审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认定原审被告人曹成钢、何欣构成合同诈骗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为维护司法公正，本院决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书》，建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之规定，对本案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这等于二审时负责公诉，指控曹成钢犯罪的北京市检察院，自认有错了。
曹成钢似乎看到了希望。
然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直到2022年9月，曹成钢的家人才知道，北京市高院在今年七、八月份已经作出决定，拒绝了北京市检察院提出的“为维护司法公正”、启动再审，“纠正”此案的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审法院判决曹成钢、何欣有罪后，法院将在曹成钢住处扣押的6张画作，“变价后发还被害人（康猛）”。
这6张画作中，包括吴冠中的名画《狮子林》，其所有者为一许姓知名人士。该许姓人士委托曹成钢代为出售，并附有委托协议书两份。
而对于何欣，法院判决，将何欣的一处房产拍卖，所得现金归康猛所有。
何欣的母亲向北京市高院提出申请复议，称自己由何欣赡养并一直居住在该房产内，“别无其他住房”，假如“何欣刑满释放后需要住处，如执行其唯一住房，将使何欣母子无处居住，流落街头，造成社会负担”。
2019年9月25日，北京市高院裁定，驳回何欣母亲的这一复议申请，维持北京一中院作出的对该房产的查封拍卖决定。
何欣的刑期至迟在2022年10月12日结束。此时，他已经恢复了自由身。
而如果这个案件再无变数，曹成钢要到2027年10月才能重获自由。
曹成钢的家人还在努力，他们表示，绝不会就此放弃。
他的弟弟曹雄纲说：
“（从2015年至2022年）七年来，做了一件非自己擅长、非自己专业、非自己本人的而又必须去做的事——案件申诉，至今还没得到一个最终的结果。不是盲目热情去袒护亲人，而是出于对此案的认知，和对公平正义的无畏追求。七年来，少了对同学朋友的问候，少了对亲友的时常联络和走访，少了对家人的悉心照顾。人间正道是沧桑！”
东航空难：132人的遇难 何时会公布调查结果？
2022年3月21日，发生在广西梧州藤县的东航空难，造成132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当我敲下这一行字时，忍不住又悲伤难过。
这是时隔11年多后，发生在中国内地的又一大空难——在此之前，是2010年8月24日，黑龙江省伊春机场发生的空难，造成不少于44人遇难。
我在2022年3月22日，从北京飞南宁，再转车到梧州——当时在北京飞往南宁的航班上，每次飞机轻微的颠簸，空姐们都会显得比原来格外紧张、焦虑，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关于东航空难的新闻发布会是在梧州市内进行。
到梧州之后，我们发现连这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我和同事都没法进入会场——是的，新闻发布会不让记者进会场。组织者说是因为防疫要求，里面空间、座位有限云云。
于是我们在隔壁的房间找到一扇通往会场的门，但门是被锁上的。我们勉强可以推开那门几厘米宽，看到会场的一小部分，听到会场的声音。
发布会结束后，我们站在在会议室外，等待与会的官员们出来再提问，但也无果。
我们决定放弃之后的新闻发布会，就去藤县县城以及空难现场周边。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悄悄”面对面接触采访了部分机上人员的家属、参与救援的工作人员——这些都需要“悄悄”进行。
我们还想方设法，围着大山绕圈，翻越各种小路、山路，试图进入坠机的核心地点，但是很遗憾，尽管我们费劲心力，找到了一条颇为偏僻的小路，在距离坠机核心点大概几百米的一个山口，还是被拦住了——即使我们说自己是记者，是来采访的。
在2022年3月26日，我们发表了《6村民自述：亲见MU5735飞机并非垂直坠地》一文，这是我和同事在山里及周边村落转了几天后的一点点成果。在这之前，我们还陆陆续续写了关于空难的一些短篇幅文章。
不过也是没多久，这篇文章在我们的网站上“不见了”。
还好，其他网站转载的还有一些。
对于这次空难全部132位机上人员的遇难，我们之前是有一定的预判的；对于救援人员没能够找到哪怕一具相对完整的遗体，这在采访有过空难救援经验的人那里，我们也是事先了解得到，预计得到的。
但是，这次空难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网络上的一些传闻，是否属实？
官方何时会公布，又会怎么公布事故原因，这些，我暂时没有答案。
我想，包括遇难者的家属，也包括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至少接近真相的答案。
因为，我相信，还是有不少人在乎的；这于家属们而言，这可能也是不可或缺的慰藉。
其余几篇小稿
除了以上这三篇（组）报道，这一年度，我觉得稍微好一点的还有：
2022年1月19日，《揭秘北师大原党委书记刘川生如何为子牟利》
北师大是我的母校，我对师大感情很深，也一直为师大感到骄傲。不过在我看来，对母校最好的爱里，一定包括努力地监督她、批评她——哪怕只是“打死老虎”式的报道。
除了刘川生，2022年以来，师大陆陆续续还有学校的高层官员、中层官员，涉及腐败的丑闻——有些还是我很熟悉，认识超过了20年的人。
我该怎么写他们的故事？
这多少有些困扰着我。
2022年2月10日，《宋太平往事：死亡31人的特大矿难是如何被谎报瞒报的》
这是关于曾任河北张家口市委书记、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宋太平的故事，也是一篇“打死老虎”式的报道。
没想到，这文章发出不久，在我们的网站上又“不见了”。
其他网站还有保存。
2022年3月13日，《唐山松汀钢铁公司污染环境案样本调查》
这是一篇关于生产企业，以及环境污染监测企业、监测行业的报道，前前后后，我写了接近一年。
最大的感触之一：
在今天的中国，企业能够在排污方面做到不造假，真正做到合格排放，已经很了不起了——要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
至于“碳达峰”、“碳中和”，则是更长远的愿景……
2022年7月10日，《永乐2021秋拍上的两件青铜器——北京禁拍文物“第一案”幕后》 以及2022年8月18日，《李可染<九牛图>迷雾——“北京荣宝2022春拍”起波澜》
这是涉及收藏拍卖市场的两篇报道。
就我所知，在这个领域，行业内的专业媒体不少；但很少去，乃至基本不会去做丑闻类的报道。
我对这个领域一直很感兴趣，有诸多同学、友人也在这一行业工作，我以后会继续写写这方面的文章。
做了20年记者，我为什么还不转行？
2022年的大事件很多，有些大事件，现在还在发生着，比如这影响了14亿人民的疫情管控。
2022年的突发事件也很不少，有些事件，我是很想第一时间就去到现场的。
但是，我不知道，去了之后，当地会不会“静默”；或者，就算不“静默”，任务完成后，我是否又能顺利回到北京。
实际上在2022年3月东航空难的报道后，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接到疾控通知，要求我居家隔离14天——那时候还是居家隔离14天。
我当时很困惑：我出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行程卡上都不戴*，只有北京戴*，为什么北京反而要我居家隔离？
在与工作人员理论无果后，我问：如果我当天离京，去外地行不行？
工作人员默认了。
于是我连夜出京，在外流浪了大半个月才回到北京。
没有想到的是，到现在，2022年11月，各地的管控，包括北京，似乎比3月的时候更加“严格”了。而当时我去“流浪”的青藏高原，也已经经历了两三个月的严格管控。
在我的理念里，面对诸多大事件、突发公共事件，作为记者，第一要务还是应该“到现场”，这是打多少电话，聊多少微信，翻多少网页，都不能替代的。
说到大事件、公共事件，从今年5月到11月，有几十位我的朋友——各行各业都有，甚至其他行业的朋友似乎更多——转给我这样一个视频节目：
这个视频先是在B站上发布，然后又在微信视频号里传播，讲的2008年参加过汶川地震现场报道的一些记者后来的人生际遇。
视频节目里有几个关于我的镜头，从汶川地震时加入当时胡舒立女士率领的《财经》杂志，到2020年春天在武汉，再到今年3月去广西报道东航空难事件。
视频作者说：
“前段时间，东航客机失事，看到现场的记者中，依然有李微敖的名字，让人唏嘘不已。”
诚恳地说，在从2008年迄今这14年多的时间里，对于当不当记者，要不要去换一个能挣更多钱的工作，我也犹豫过几次。每隔一段时间，还有一些机会，会主动找到我。
这些年，除了“限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苛；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发生了一些大的变故，压力的确在不断加大。
很多时候，我又是一个对于物质生活条件没那么敏感的人——妈妈从老家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视察”，特别吃惊：“你这电灯怎么还是拉线开关”。我才觉得，哦，是的，这住的条件是比较“简朴”——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能够有钱单独租套小房子，已经不错了。
对于有些人会花几万块钱，在黑龙江鹤岗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即使他们从没去过鹤岗，也可能在未来很多年不会去鹤岗的选择和心理，我是能够感受得到，也是能够“认同”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终于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多少是一个安慰。
是啊，14年了，或者说，20年了，我为什么还不转行？
我想，一是我已经完全习惯了记者的生活，有相对的时间自由、身体自由、思想自由——对于当记者的种种“优势”，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也曾经在有些大学做过分享。如果不做记者，我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干点什么，既能勉强养家糊口，又能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或者说，还有内心的一点点尊严乃至骄傲。
二来，我总还是对未来抱着期望，或者说是奢望，也总觉得自己还有一份责任。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有些人，还是很在乎，我也在乎。
谨以此纪念我的第20个中国记者节。
李微敖
202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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