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清华全球传播
作者：
CHEN Liang（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CHEN Minyi（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编译：康婉莹、谭心莹
原载于Risk Analysis, Online ahead of print
研究背景
埃博拉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安全造成极大风险。迄今为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有超过5.1亿例确诊和超过六百万例死亡病例（WHO，2022）。在此期间，新冠病毒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也有部分国家和地区也在与疾病的抗争中暂获成功。
公众遵守有效的卫生建议在实现这一成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Yang等, 2020)。作为2020年初第一个经历新冠疫情的国家，中国为控制新冠病毒的爆发在公众信息沟通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Zhang等, 2020)。面对官方传递的诸多信息，个人既可能受到说服并采取保护性行为（如戴口罩等），也有可能为了减轻情绪压力而选择信息回避。在此过程中，复杂的认知与情绪影响了他们的态度与决策，因此，实有必要探索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的认知如何最终影响了他们的信息选择与行为。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基于此，本研究运用White（1992）提出的拓展平行过程模型（EPPM），探索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与保护性行为（即危险控制）和信息回避（即恐惧控制）相关的因素。EPPM模型认为，当人们感知到健康威胁时，他们首先会根据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来衡量它。前者是指人们感受到的威胁的严重性，而后者是指人们感知到遭遇威胁的可能性（Witte等, 1996）。一旦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的程度足够高时，恐惧将被激发，这导致人们从两方面评估个体抵御威胁的效能：感知自我效能（即对执行保护行为能力的信念）和感知反应效能（即对保护行为抵御威胁有效性的信念）。
在对威胁和效能进行评估后，个体随后将形成他们的信念、态度和行为意向（Witte，1992）。一方面，当人们感知到威胁是严重和可能的，消极的情绪反应——恐惧（Witte, 1992）将被激发。在大量关于EPPM的研究中，恐惧情绪的作用已被承认，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Boss等, 2015)。本研究试图将恐惧重归于模型中，丰富和完善EPPM理论。另一方面，在EPPM中对威胁的评估与恐惧密切相关，而对效能的评估可能引起的情绪则未被考虑在内。当人们认为他们能够实施有效的保护性行为（即他们的感知自我效能和感知反应效能都很高），他们的希望感将被诱发。因此，本研究同样认为希望是一种能够激励行为的情感力量。
对于威胁和效能的感知引发了个体的情绪过程，进而也影响了人们的信息选择与行为意愿。恐惧情绪可能会引发混合反应，其能够促使人们同时进行危险控制和恐惧控制（Owusu等, 2019; van’t Riet & Ruiter, 2013）。一方面，激发个体的恐惧能够引导个人进行危险控制，并且提升他们采取保护性行为的意愿进行危险控制（例如, Claeys & Cauberghe, 2012; Lin & Bautista, 2016; Liu等, 2019）。另一方面，在未知健康风险的早期阶段，应对措施不足的人们很可能采取信息回避，包括想法抑制和知识遗忘（Goodall & Reed, 2013）、减少情绪压力（Narayan等, 2011）以进行恐惧控制。在希望层面，由于个体更高的行为倾向和行动准备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怀有希望的人们可能更愿意接受信息（Yang & Kahlor, 2013）。相反，如果个体感到希望渺茫，他们可能对相关信息不感兴趣，从而导致他们拒绝并回避此类信息。
总而言之，研究者探索了四种认知是如何与恐惧和希望相关联，并且又如何反作用于信息回避和保护性行为。此外，突发卫生公共事件是集体行动问题（Harring等, 2021; Jagers等, 2020）。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不是一个个人问题而是一个集体问题。对社会感到有信心的个体愿意实施保护性行为（Bandura, 2006; Koletsou & Mancy, 2011）。因此，本研究认为四种认知对保护性行为和信息回避所产生影响背后的机制可能因对医疗系统的信任程度不同而不同。基于此，研究提出12个研究假设与一个研究问题，具体的假设与问题如图1所示。
图1 假设的恐惧与希望平行拓展过程模型
备注：一个加号（+）意味着一种正相关的联系，一个减号（-）意味着一种负相关的联系。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于2020年2月1日至29日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研究者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线上调查。参与者均从问卷星平台约260万注册用户的在线队列中抽取，问卷星是中国最常用于专业调查的公司之一。问卷星将问卷随机发送至居住于湖北省(N = 507, 30.30%)、广东省(N = 548, 32.70%)和浙江省(N = 621, 37.10%)的队列成员处，这三省在当时拥有数量最多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获得知情许可后，总共有1676名参与者完成了问卷，问卷回收率为67.04%。参与者年龄分布于21-77岁，年龄中位数为28岁(M = 29.16, SD = 9.30)，其中59.9%为女性。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为 "月均5000元"，教育水平中位数为本科学历。
研究结果
检验假设的恐惧和希望中介模型
首先，研究者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已达到良好的模型拟合度（χ2= 826.303, df = 266, p < 0.001; χ2/df = 3.11; CFI = 0.97, TLI = 0.97, RMSEA = 0.03, SRMR = 0.03）。逃避1和逃避2、恐惧2和恐惧3、希望1和希望2、保护1和保护4之间的误差项存在相关关系。所有变量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60这一建议值。完整的结构方程模型在较高程度上拟合了研究数据（χ2= 1254.443, df = 341, p < 0.001; χ2/df = 3.67; CFI = 0.95, TLI = 0.95, RMSEA = 0.04, SRMR = 0.05）。该模型解释了恐惧中20.30%的变异，希望中23.40%的变异，健康保护行为中12.10%的变异，以及信息回避中5.40%的变异。首先，结果表明感知严重性（β = 0.34, p < 0.001）和感知易感性（β = 0.17, p < 0.001）均正向影响恐惧，因此假设1和假设3成立。然而，感知自我效能（β =-0.02, p = 0.66）和感知反应效能（β =-0.02, p = 0.50）并未对恐惧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假设5和假设7不成立。在希望模型方面，感知严重性（β = -0.07, p < 0.05）显著负向影响希望，故假设2成立，但感知易感性（β = -0.05, p = 0.06）与希望未呈现显著相关关系，故假设4不成立。感知自我效能（β = 0.21, p < 0.001）和感知反应效能（β = 0.29, p < 0.001)）均显著正向影响希望，支持假设6和假设8的成立。此外，恐惧（β = 0.17, p < 0.001）和希望（β = 0.31, p < 0.001）均与健康保护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只是假设9与假设11的成立。然而，恐惧（β = 0.04, p = 0.17）与信息回避不存在显著相关，希望（β = –0.22, p < 0.001）却与信息回避存在显著负相关，因此假设10不成立，假设12成立。
多群组分析
首先，研究者使用多组间验证性因子分析（MGCFA）方法测试了三个层次的测量不变性。构形不变性模型产生了可接受的RMSEA、CFI、TLI模型拟合指数，这也支持了构形不变性。对于约束各组负荷相等的模型（即公因子模型），拟合指数也是可以接受的。在嵌套模型比较中发现CFI值下降<0.01（ΔCFI < 0.01），CFI差异性检验支持度量不变性，这也表明度量不变性得到支持。最后，当因子载荷和截距都被约束为各组相等时，模型在较高程度上拟合了数据（即标量不变性）。关于与度量不变性模型相比拟合指数的变化符合截断值，支持了标量不变性。
其次，研究者进行了多群组比较分析，以检验恐惧-希望诉求模型在高信任组与低信任组中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卡方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之间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χ2 (12) = 33.62, p < 0.001）。这意味着假设的模型在高信任度和低信任度的人之间存在差异。随后的一系列卡方差异性检验显示，群体差异位于三个路径：（a）感知严重性和希望之间的路径（Δχ2(1) = 8.027, p < 0.01），（b）感知自我效能和希望之间的路径（Δχ2(1) = 4.199, p < 0.05），（c）恐惧和健康保护行为之间的路径（Δχ2(1) = 11.533, p < 0.001）。具体而言，对公共医疗系统拥有低信任度的人相对于对其拥有高信任度的人而言，在感知严重性与希望的负相关、与感知自我效能的正相关，以及通过恐惧影响健康行为等方面更加显著。（详见图3和图4）。因此RQ1得到了响应。此外，研究者还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来比较不同信任度的参与者的恐惧和希望情况。结果显示，低信任组(M = 4.59, SD = 1.23)比高信任组(M = 4.24, SD = 1.33) [t(1674) = 5.41, p < 0.001]的参与者更感到恐惧，高信任组(M = 4.81, SD = 1.20)比低信任组的参与者更感到希望(M = 5.52, SD = 1.08) [t(1674) =-12.64, p < 0.01]。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EPPM中四种认知（即感知严重性、感知易感性、感知自我效能和感知反应效能）如何导致个体恐惧和希望情绪，并且更进一步影响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初期保护性行为和信息回避。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四种认知对保护性行为和信息回避的影响背后的机制因对医疗系统的不同信任程度而不同。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严重性和感知易感性能够导致恐惧；自我效能和感知反应效能诱发了希望。除此之外，结果显示信任能够进一步调节感知自我效能和感知严重性对希望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对医疗系统低信任度的人中更为明显。另外，恐惧和希望能够鼓励个体在疫情中采取保护性行为，而只有希望与信息回避存在负相关。信任也影响情绪与健康保护行为间的关系。相较于对医疗系统高信任度的人群，恐惧对健康保护行为的积极影响在低信任度的人群中更大。
这些发现将恐惧和希望纳入EPPM模型，填补了EPPM研究的空白。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面对疫情的认知和信念如何转化为行为的机制，并提示相关机构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中应不断向公众提供必要信息以带来效能感和希望，且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以促进不同信任程度的人实施保护性行为减少信息回避，实现风险传播的预期效果。
研究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横截面研究难以阐释因果关系，未来可以采用纵向或实验的方法以进一步解释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探索了四个认知观念和两种重要情绪，但并未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未来研究可以着力研究四种认知观念如何相互作用以影响保护性行为和信息回避。此外，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仅限于一个特定环境（即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开始阶段）和一个特定的人群（即中国人）。未来研究可以采用西方样本在不同流行疾病背景下测试本文的模型。
原文请见：
Chen, L., & Chen, M. (2022). Danger control and fear control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Considering the roles of fear and hope in the EPPM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trust. Risk Analysis.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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