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骆正林，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人类自有新闻传播活动以来，就一直与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作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不是使新闻事业萎缩，而是使新闻事业更具活力和生命力。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生态剧变，假新闻、新闻敲诈有了更多的面具，它们的社会危害也如流行病一样疯狂蔓延。传统假新闻、新闻敲诈是一种职业现象，主要发生在职业新闻活动中，治理的手段是新闻道德规范和媒体行业整顿。媒介化社会假新闻、新闻敲诈变成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假新闻弥漫在整个数字空间，新闻敲诈可以在“线上”“线下”发生，行为主体牵涉到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既有传统媒体人和职业媒体人，也有各种组织机构和普通公民。面对虚假新闻的泛滥和新闻敲诈的花样翻新，全社会需要认真对待、协同行动，建立起防范假新闻、新闻敲诈的防火墙。
关键词：假新闻；新闻敲诈；事实核查；舆情博弈；协同治理
正文
全文约14728字
前言
新闻是信息社会的生产资料，它能够帮助公众绘制社会地图，精确配置宝贵的社会资源。然而，事物总是在对立统一、矛盾运动中发展的。人类自有新闻传播活动以来，就面临着与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作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不是使新闻事业萎缩，而是使新闻事业更具活力和生命力。19世纪30年代便士报的煽情新闻，20世纪初的宣传性、公关性新闻，都曾动摇过新闻事业的合法性。新闻媒体在与机体内部的病毒较量中，最终形成了“客观性”的意识形态，并将新闻事业推到了专业化的巅峰。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生态剧变，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有了更多的面具，其社会危害也如流行病一样疯狂蔓延。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与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作斗争，我国新闻业必将增强抗拒侵蚀的免疫力，新闻传播事业必将在现有基础上前进一大步。
01
抵制虚假新闻：新闻传播史上始终持续的斗争
在大航海时代，地图是最宝贵的财富，探险家们通过海洋冒险，不断修正地图中的错误信息，最终帮助人类实现了对地球的全面认知。新闻工作者就是地图绘制员，当他们在与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作斗争时，其实是在帮助公众绘制“社会地图”“认知地图”。新闻事业一直承担着重要的道德责任，新闻工作者抗拒压力、拒绝撒谎，“尽他或她的最大努力，为公众提供对事件尽可能完整而准确的报道”［1］。回望新闻传播史，抵制虚假新闻、打击新闻敲诈，始终是人类社会永不停息的斗争。
刘海龙在《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译者前言”中指出：“新闻工作需要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2］因此，当人们和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作斗争时，它主要指的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且是新闻史上永不停歇的斗争。近代新闻业是以“政党报纸”的形态正式登场的，政党报纸党派立场鲜明、思想煽动极强，经常对政党、政治领袖卑躬屈膝。便士报的出现扭转了政党报纸的政论倾向，促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3］便士报的发展也带来了激烈的新闻竞争，煽情新闻、虚假新闻因此乘虚而入。1840年前后，售价6便士的华尔街大报发起了“道德战”，指责以《先驱报》为代表的便士报“下流、渎神、勒索、欺诈、诽谤等等”。［3］（46） 南北战争中，一些报纸“故意制造事件，然后正经地当作新闻来报道”［3］（57）。1863年，为了杜绝虚假报道影响军队士气，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将军强制要求记者在报道上署名，以便在出现虚假新闻时能够追责。其后，在外国新闻史上出现过很多恶劣的假新闻。如1938年2月30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科幻小说《世界大战》改编成广播剧，以一连串的“假新闻”制造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幻象，造成了120多万人陷入了外星人入侵的恐慌中。在2001-2002年期间，《纽约时报》选派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到华盛顿分社工作，这个年轻的记者写出了多篇“令同行羡慕”的头版报道，然而不久人们发现布莱尔，“他不是进取、投入、深入挖掘新闻的记者，而是靠欺骗、抄袭、虚构和牺牲周围人换取前程的制造麻烦的年轻人”［2］（271）。社交媒体出现后，虚假新闻的数量增多、表现形式更加复杂。比尔·科瓦奇（Bill Knvach）等人认为：“虚假消息、观点极化、仇恨言论、种族不平等带来的社会撕裂，并不仅仅是社交平台的责任，这个时代的‘编辑室文化’也难逃其咎！”［4］近年，“假新闻”（fake news）一词受到国外学界和业界的更多关注。2016年，“假新闻”的使用与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鉴于网络时代假新闻的危害性，2017年柯林斯英语词典收录了“假新闻”（fake news）一词。
国外媒体对虚假新闻的防范与治理，主要采用道德规范约束、编辑部制度惩戒、新闻事实核查等手段，学界关于假新闻的研究也基本停留在“实践智慧”层面。2021年，仇筠茜以推特平台为研究对象，对国外数字媒体平台治理的“规范性站位”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平台型媒体在数字新闻治理中的主体性站位表现出从‘协商者’向‘规制者’滑动的趋势”［4］。刘海龙、于瀛对国外虚假信息、假新闻进行了甄别，他们按照维也纳大学两位学者的研究，将国外假新闻划分为假新闻体裁和假新闻标签两类。假新闻体裁是将虚假信息伪装成专业新闻报道，假新闻标签是一些政客将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新闻报道定义为假新闻。“如果说伪装成新闻的误导信息盛行是大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危机的结果，那么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假新闻标签正是导致信任危机的原因之一。”［5］类似这样的研究，帮助我们对国外假新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我国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闻事业，“确保新闻真实”是我国新闻事业的光荣传统，打击、治理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则是媒体管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中国记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界的群团组织，多年来它一直高度重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1991年，中国记协制订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该准则颁布后经历过四次修订（1994年、1997年、2009年、2019年），但“坚持新闻真实性”一直是其不变的原则。1997年版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报实情、讲真话，不得弄虚作假，不得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捏造、歪曲事实”［6］。2019年版准则要求新闻工作者“根据事实来描述事实，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事实，不摆布采访报道对象，禁止虚构或制造新闻，刊播新闻报道要署记者的真名”，“坚持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把尺子、一条底线’，统一导向要求、管理要求”［7］。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打击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新闻敲诈等行为，一直是中国记协媒体自律的重点内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管理部门，都曾先后出台过多种相关文件，采取多种手段规范新闻职业行为。2021年8月，中宣部召开“持续深入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将打击假新闻、新闻敲诈作为2021年新闻行业治理的重要行动。会议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协调行动，全面深入推进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专项行动”［8］。关于假新闻研究，在中国知网上输入“假新闻”，获得了3334个研究成果，其中2002-2006年发文量在100篇左右，而2017-2021年发文量基本在150篇以上。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假新闻”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但国内研究基本以描述性为主，研究目的是帮助政府、媒体、社会来规范新闻发布行为，关于假新闻、新闻敲诈的深入的学理思考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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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网络）
02
数字化语境：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产生的新背景
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变化的，因此，我们永远找不到完全的真实、绝对的真理。当今世界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世界，但我们的身边却不乏“烂尾”新闻和残缺真相。2014年的马航MH370、2020年的新冠肺炎病毒，它们均给公众留下了诸多的“认知空洞”。人类有认知偏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偏差被人为操纵，从而转化为危害性极大的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我们认识的能力与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当时的信念，有密切的关系；然而我们的环境与信念常常在改变，因此我们的认知能力也随之在改变。”［9］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新闻产生的语境也会发生变化，人们对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理解也有差别。大数据技术和新冠肺炎疫情交织而成的世界，将是人类较长时间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作为新闻的“对立面”，同样是这样的媒体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产物。只有理解了这样的时代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虚假新闻的产生机理。
（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公众对信息的依赖
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新航线开通，在地理上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的孤立和隔离状态，人类社会从此建立起跨越大陆和海洋的全球性联系。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使全球化进入到实质性阶段，各国人民自由交往、贸易资源全球配置、国际政治注重协商。然而，现代化、全球化的福利和风险总是相伴而生，当各国享受着全球产业链的红利时，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流行瘟疫等也会出现“交叉感染”。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贝克（Ulrich Beck）就认为：“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现代化进程释放出越来越多的破坏力，就连人类的想象力也要为之惊愕不已。”［10］当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全球财富鸿沟拉大，各国价值观冲突加剧，危机事件中的蝴蝶效应更加明显。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掀开了全球矛盾的“遮羞布”，国际霸权、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赤裸裸地暴露出来。面对全球化遭遇到的挫折，面对世界扑朔迷离的未来，公众陷入“不确定性”的沼泽中。当人们处在焦虑、迷茫和恐惧中时，他们期望获得准确的新闻信息，期望政治家做出更多的安全承诺。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看准了公众的信息依赖，抓住了公众的心理漏洞，通过提供精心加工的“事实真相”，把公众带进认知和价值观的错误轨道。
（二）国内外斗争形势严峻，舆论场出现多种力量博弈
当前人类进入“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世界格局正在进行重大的调整，人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日渐增多。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交替进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新兴大国崛起，美国相对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新拾起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加剧，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令人担忧，经济下行、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恶化等威胁不断出现。从国内看，我国正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期、关键期。但这条复兴之路并不平坦，党和政府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11］当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碰到世界格局调整时，我国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就会出现重大变迁，各种力量和思潮会在舆论场中展开激烈的博弈。“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网上渗透与反渗透、破坏与反破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尖锐复杂。”［12］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焦点事件中，“各怀心思”的反动势力通过制造虚假新闻，模糊公众的视线，挑起人民内部的纷争，甚至通过反智舆论进行煽情和鼓动，诱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展街头运动。国外反华势力更是蠢蠢欲动，他们通过“虚假新闻”分化我们的内部阵营，期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罪恶目的。网络空间是国家主权的新领域，网络空间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网络空间散播的大量虚假新闻是对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三）媒介化社会逐渐成型，传统媒体陷入被围堵困境
新闻媒体曾是社会分工出来的一种职业，是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精神文化生产部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不断崛起，媒介不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它已经渗透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成为整个社会运行的大逻辑、元逻辑，人类因此进入到一个以媒介为纽带的媒介化社会。“媒介弥漫在我们的感官中，我们对世界的感觉里充满着媒介。”［13］打个比方：传统媒体生产的内容犹如一杯开水，人们使用它是因为它能满足“解渴”的需要。现代媒介像是一个未经打理的巨大泳池，我们整天在游泳池中游来游去，池水（即信息）包裹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传统新闻生产具有规范的流程，每个流程均有把关人把关，受众喝下的“水”是经过高温消毒的产品。互联网拆除了地理和疆域的界限，也拆除了新闻职业的边界和围栏，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新闻、制造新闻、传播新闻，新闻成为一种能够体验的公共生活。媒介化社会中的网络空间像一个巨大的信息池，未受专业训练的公民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信息池中的信息变得饱和甚至超载。这就像人们纷纷跳入公共泳池，每个人都带进去身体上的脏东西，池水难免会变得浑沌、污浊。因此，媒介化社会中的人们被“越来越多未经证实的、未经研究的、没有底线的信息包围着”，我们目睹“无知、歪曲、流言和宣传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14］，而 “真相往往淹没在谎言的泥淖里”［15］。然而，“喝水”是一种主动寻找消费品的过程，“游泳”则是“鱼”的无意识的生活体验，媒介化社会中的人正在成为信息海洋中的“鱼”。互联网给“人鱼”带来的生活体验，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认知消费、精神消费。因此，发行量、开机率的下滑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传统媒体无奈地进入到冰河时代。公众的信任是传统媒体的核心资源，如果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在权威性上再大打折扣，网络空间的“后真相”就会被很多网民当成“真相”。
（四）市场经济进入深水区，媒体人的经济人意识觉醒
市场经济强调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我国市场经济一直强调兼顾公平和效益，但市场经济的“公平”毕竟是建立在“效益”的基础上，因此，追求经济效益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诉求。在国外，“媒体行业一度被认为是微利行业，但在21世纪早期却发展成规模惊人的大产业，在由信息时代的科技和新媒体共同构筑的新经济中担任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4］（56）。我国传媒产业一直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但毕竟产业化运作需要有必要的经济效益。因此，当市场经济进入深水区后，我国媒体人整体的经济人意识开始觉醒。媒体人的经济人特征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在高度商业化的当代社会，媒介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媒体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回报，必然要求它的员工贯彻媒体的经营方针；二是新闻传播者作为个体，他们需要在工作中获得集体和社会的承认，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的潜能，进而获得满意的收入和受尊重的地位。”［16］职业媒体人显然无法生活在社会真空，他们需要通过合法劳动赢得合理收入，过上体面而受人尊敬的生活。因此，只要将媒体人的利益诉求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经济人意识会促进传媒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在社会的某些角落，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得到了放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攀比主义等腐朽思想沉渣泛起。少数媒体和记者因为受腐朽思想的影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忽视社会效益，甚至放弃新闻的基本原则，拜倒在权贵身下，进而通过虚假新闻服务于权贵资本，通过新闻敲诈谋求个人的蝇头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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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网络）
03
立体性伤害：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社会危害
虚假新闻是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假借“新闻”之名而传播的虚假、失实的信息。虚假新闻报道的不是客观性事实，而是捏造、歪曲、拼凑、嫁接、夸大的“事实”。歪曲捏造的虚假新闻容易被识别与被揭露，最难揭露的是“掺杂着部分真实”的虚假新闻。虚假新闻假借“新闻之名”，制造耸人听闻的效应，模糊广大群众的视线，骗取善良群众的情感，进而达到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传统新闻报道都是职业媒体提供的，因此，传统虚假新闻相对来说数量有限、危害可控。刘海贵将传统虚假新闻产生归纳为这样一些原因：作风浮躁，粗枝大叶；道听途说，不经核实；知识不足，真假难辨；追求生动，合理想象；急功近利，夸大事实；移花接木，牵强附会；沽名钓誉，胡编乱造等。［17］今天，职业媒体人制造的虚假新闻容易识别，也容易追查，但更多“非专业人员”加入信息生产，使得虚假新闻如病毒一样扩散，难以控制、危害极大。在社交媒体环境下，虚假新闻有了更多的“马甲”或“护身符”，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识别力，才能将它们从信息海洋中“揪”出来。下文从七个方面探讨虚假新闻的生产与表现，最后在此基础上再探讨“新闻敲诈”的危害。
（一）社交媒体的流量崇拜
传统媒体是从行政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媒体普遍具有职业理想和社会责任。社交媒体则完全是商业化的产物，它从诞生之初就流淌着资本的血液，“流量”成为自媒体利益兑现的重要指标。“每个人都同意新闻工作者必须说出真相，但是人们对于‘真相’的含义却不甚了解。”［2］（42）传统媒体记者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媒体人，他们视真相为理想甚至生命。他们通过自我把关、组织把关，有效地将大多数虚假信息挡在传播通道之外。社交媒体的运营商来自社会各界，他们几乎没有新闻职业的规范训练，更缺乏“信仰客观性”的专业理念。在流量思维的作用下，社交媒体热衷传播真假难辨、纷繁芜杂的负面新闻。社交媒体洞察公众心理，他们经常“知错就犯”，制造虚假、猎奇的新闻，收割公众的视力和脑力，最后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部分网络大V抓住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放大或虚构新闻，把公众带入情绪的死胡同。例如，网络大V秦某为谋求私利，发布了3000多条谣言，其中针对动车事故的谣言在两个小时内就被转发了1.2万次。［12］（152）《十万只浙江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是2020年流传甚广的虚假新闻，新闻报道中有很多明显的事实悖论，但无数自媒体甚至主流媒体都不去主动核实，而是为了“流量”的需要，进行接龙式的以讹传讹。
（二）借口正义的情绪生意
媒介化时代也是后真相时代，普通人往往没有能力甄别信息，容易被自媒体牵引，在错误认知的轨道上狂奔。部分知名的社交媒体和舆论领袖抛弃了基本的客观、公理和人性，站在政治和道德的高地编造故事和神话。这些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公共领域中欺软怕硬，在数字空间内扮演正义判官。他们经常打着正义的幌子，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用谣言扰乱社会秩序、扩大社群对立、制造社会混乱。在社会生活领域他们捕风捉影、信口雌黄、任意谩骂，利用公众的天真和善良，把公众变成生意场上的韭菜。例如微信公众号“新岭南观察”“不断编造长篇涉华国际新闻，假装引用西方主流媒体的消息，还配上当事人照片和外文名，无中生有地炮制出看上去信源齐全、时效性强、有图有真相的‘权威报道’”［18］。2021年6月7日，该公号发布文章《今晨，意大利总理首次承认，意冠病流行早于中国半年！》。深圳大学的辜晓进教授经过多方查证，证明该报道是虚假新闻，他为此写出揭露文章并向平台举报，最终微信平台查封了这个账号。少数社交媒体奉行“正义正确”“道德正确”，他们抓住公众的所想、所爱、所恨、所怕，将公众带进情绪高昂、非黑即白、简单思维的反智境地，扰乱人们的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
（三）盲人摸象式认知偏差
因为自媒体是公众日常生活的数字空间，所有人都可以向自媒体提供各种新闻信息。探寻真相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而普通网民往往固执一点、乱加揣测，因此网络空间每天都在上演着“盲人摸象”的故事。真实需要对事物进行全面认知，需要各方面信息的相互印证，如果机械地信奉“眼见为实”的传统，我们必将为虚假新闻提供丰厚的土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的是象的鼻、牙、耳、尾等，于是得出“象”如曲辕、如杵、如箕、如绳的认识。普通网民没有经过新闻专业训练，他们把事物的局部当全貌，感觉似乎没有错，但传播出来则是大错。社交媒体中充斥着大量虚假新闻，其中数量最多的就要数这种“认知偏差”。2020年8月29日，山西省襄汾县一家饭店坍塌，致29人不幸遇难，事发时一位80岁老人正在此办寿宴。同年8月30日，齐鲁晚报微博发布了《襄汾饭店过寿老人下跪道歉：很内疚》的短视频。该新闻似乎有人有图像，但最终却被认定为新闻失实，究其原因是将“局部当全部”了，新闻报道中缺少了前因和后果。夹杂真实的流言、谣言往往更凶狠。在重大舆情事件中，某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不经意“捡”到的局部事实、想当然地情绪化传播等，都可能导致群体性的认知偏差，最终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四）扰乱视听的恶意搅局
虚假新闻能够扰乱视听、带偏情绪、引起骚动，因此，虚假新闻也是舆论斗争的惯用伎俩。商业资本恶意操控媒体，系统性发布虚假信息，在资本市场上谋求暴利。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背叛常识、颠倒是非，破坏繁荣发展的和谐稳定环境。国外敌对势力更是对中国崛起怀恨在心，不断制造“虚假新闻”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疫情暴发之初，美国一些政客不仅无视科学警告、掩盖疫情事实，还散步虚假信息误导民众，宣传病毒会‘奇迹般地消失’。”［19］在国际传播中，美国媒体挖空心思，裁剪事实，甩锅中国，甚至将美国打扮成抗疫的“先进样板”。中国台湾的《自由时报》鼓吹“台独”，制造舆论唱衰中国大陆。因此，守护好国内舆论阵地，提升国际舆论场的话语权，对各种搅局的虚假新闻进行舆情研判，是当前复杂舆论环境中必须要做好的战略性工作。
（五）僵化宣传的任意拔高
宣传必须尊重传播规律，无节制地策划“假事件”，会削弱宣传主体的公信力。“虚假事件是用设计出来的，现实化的表现形式来掩盖实际的政治形势，从而创造出有用的政治形象。”［21］在新闻传播史上，新闻界曾被宣传性新闻、公关性新闻所困扰，甚至到二战后“宣传”变成了贬义词。西方政治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假事件、虚假新闻，资本和权力控制的社交媒体，更让谣言、流言玷污了社会舆论环境。“据《经济学家》报道，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近一亿零五百万脸书用户看到有俄国背景的谎言，油管上有1108条这样的影像，而在推特上，有36746个这样的造谣账号。”［15］（105）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工作，它能够凝聚思想共识、整合中国社会，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然而，一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者思想僵化，没有适应政治传播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他们常常忽视公众的社会心理和认知能力，任意拔高新闻事件、策划粗陋的“假事件”，期望获得宏大的宣传效果，最终却跌入“虚假新闻”“假事件”的泥坑。2020年2月15日，“中国新闻网”微博发布
报道《武汉雪地上写巨幅中国加油》，该
新闻后被证明是“移花接木”的虚假新闻。“雪地加油”最初是山东寿光的王先生策划拍摄的视频，后被武汉、大连等多家媒体和机构“挪用”，配上了具有本地特色的“
说明”。同样，在疫情防控中多地出现过“领导被小区保安赶走”“在门口丢下×××元就跑”的新闻，这些新闻如果仅出现一两例还有点宣传性，但如果“无限量”复制就会产生逆反效应了。2020年9月18日，“西安地铁”微博图文并茂发布一则爱心故事：地铁工作人员为女乘客处理脚伤，并给乘客送上创口贴备用。该新闻发布后被乘客和网友质疑，认为西安地铁导演了“摆拍送创口贴”。
（六）媒体竞争的报道误区
新闻传播事业经历了200年左右的职业化过程，已经形成了规范的新闻生产流程和职业规范，“客观性”成为新闻传播的一种意识形态。但“客观性”从未阻断过虚假新闻的流传，社交媒体时代虚假新闻甚至变本加厉地传播。在激烈竞争的传媒市场，传统媒体经常陷入虚假新闻的漩涡，如抢发新闻导致的采访疏漏，标题党造成的题文不符，部分记者的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等。当然，虚假新闻是一个社会性的产物，媒体单方面难以抵挡这个恶魔。“大多数记者都希望能够更好地报道，提供更有用的新闻，但是超越他们控制能力之外的许多压力却使这一愿望难以实现。”［21］（39）在后真相时代，公众需要职业媒体提供准确的信息、清晰的声音，如果职业媒体也时常传播虚假新闻，这将是对舆论环境的重大伤害。迫于激烈竞争带来的经营压力，一些媒体开始裁减采编人员、控制采访成本、加快发稿速度，这些因素严重影响到新闻采访的深入，也影响到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实现。2020年4月，《南风窗》刊发多篇报道，披露某企业高管鲍某性侵未成年“养女”（化名李星星）。随后，《财新》刊发《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使该新闻出现了反转，报道中出现了诸多与《南风窗》相反的事实。《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对两家媒体的报道进行了新闻源检测，发现：“《南风窗》报道中提到的35条事实性信息中，有4条出自李母口述，6条出自李星星口述，有多达16条没有交代消息源（其中有9条疑似出自李星星口述），所有关键信息均出自或疑似出自李星星口述。”“《财新》报道的34条事实性信息中，有7条出自鲍某的书面说明，7条出自聊天记录，10条出自曾援助过李星星的志愿者，仅有1条未交代消息源。”［22］在“鲍某性侵养女案”的报道中，《财新》对消息来源的重视显然高于《南风窗》，但两家知名的传统媒体都有严重的瑕疵，新闻竞争使他们在报道中都有“局部失实”的硬伤。
（七）基层媒体的机械转载
传统社会，新闻媒体是一种中介机构，它“通过一个制度性公共机构向受众传输社会知识与文化价值”［23］。媒介化社会，媒介实现了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促使“社会各领域依据媒介逻辑进行呈现和互动”［23］。媒介化时代，职业媒体规模不断扩大、社交媒体平台花样翻新，信息传播的竞争进入到战国时代。同时，社交媒体放大了社会舆论的效力，舆情引导成为定国安邦的大事。激烈竞争要求媒体刊播大量的内容，以便填满媒体所拥有的版面、时段和数字空间。另一方面，传统媒体需要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需要在偏紧的政策边界内有效引导舆情。在“填空”与“担责”的双向挤压下，一些基层媒体将转载作为重要的业务手段。转载可以省略生产流程，降低把关难度，规避传播责任。部分媒体迷信上位媒体、头部媒体，认为级别高的媒体天然具备新闻正确性、政治正确性，转载中完全放弃了把关人的责任。这种不采访、不检验、不质疑、不担责的机械转载，等于自我放弃了媒体的职业身份和信息权利，也为“以讹传讹”敞开了方便之门。2020年2月15日，微博用户“贵州综合广播”发布一则快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月15日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律审查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这则快讯很快被证实为虚假新闻，却引发了大量媒体（主要是自媒体平台）的跟踪转载，从而为疫情期间的舆情治理增添了更多的麻烦。少数职业媒体更加过分，他们不加鉴别地随意转载网络信息，转载中不核实新闻事实、不注明消息来源，把自己降格为“业余媒体”，与谣言、流言同流合污，有时甚至“助纣为虐”。
（八）新闻敲诈的犯罪事实与社会危害
虚假新闻和新闻敲诈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它们的危害性程度有所不同。虚假新闻主要属于道德层面的违规，新闻敲诈则属于违法的犯罪行为。新闻敲诈是以“发布新闻”或“可能发布新闻”为要挟，致使被曝光者产生精神压力和心理恐惧，勒索被曝光者被迫交付财物的犯罪行为。有学者认为，新闻敲诈一词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1861年，马克思以《法国的新闻敲诈——战争的经济后果》为题，对英法两国媒体的新闻敲诈进行过辛辣的讽刺：揭露部分媒体捏造事实、散布危险言论，通过信息垄断谋求市场交易中的暴利。
在司法实践中，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是两种性质相近的犯罪。我国曾经以“当场性”为准来界定一种犯罪行为是抢劫还是敲诈勒索。这里的“当场”有三层内涵：一是抢劫罪是行为人对被害人“当面”发出威胁，敲诈勒索罪可以“不当面”发出威胁；二是抢劫罪以当场实现“威胁的内容”相恐吓，敲诈罪可以当场也可以日后实现“威胁的内容”；三是抢劫罪必须当场夺取财物或使被害人交付财物，敲诈勒索则可以是被害人当场或日后交付财物。［24］“当场性”只是从形式上界定了两种罪行，它并没有触及犯罪行为的本质界限。近年，国内外出现了“暴力胁迫程度说”，期望在“量”上对暴力强迫设置“阈值”。抢劫罪的“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压制别人反抗的程度，敲诈勒索罪的“暴力胁迫”是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24］（183）因此，抢劫罪是采用暴力胁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它是财产权侵犯与人身权侵犯叠加的犯罪。“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对其所有人或者持有人采取恐吓、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25］
新闻敲诈是敲诈勒索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体现。新闻敲诈的主体有的是媒体记者、有的是冒充媒体记者、有的是真假记者的“混编”，“记者身份”“媒体级别”成为心理震慑的重要符号。新闻敲诈借助的心理工具是媒体曝光、舆论监督、上报内参等新闻采编行为，这些行为可以正在发生，也可以将要发生或可能发生。新闻敲诈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或其他财产权益，如胁迫被害人提供封口费、删帖费、赞助费或公告费等。新闻敲诈选择的往往是上市公司或污点企业，近年企业环保成为新闻敲诈的重要对象。2018年3月，江苏省徐州市无业人员张连海、张为国，冒充央媒记者采访当地某采矿公司，他们以曝光该公司环境污染相要挟，向该公司索要30万元封口费及“户头”。后经该公司的报案、公安部门的侦查，犯罪嫌疑人均被抓获归案。现实生活中，很多污点企业宁愿支付封口费，也不愿曝光接受环保部门的罚单。新闻敲诈实施的是精神暴力，它属于“低烈度暴力”犯罪，它和抢劫罪的暴力程度有所不同。因此，新闻敲诈的定罪和量刑，还需要更多的法律专业人士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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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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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治理：构建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防火墙
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不是一国现象，而是一种负面的全球景观，它们正在成为人类生活的敌人、社会治理的对手。传统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主要发生在职业新闻活动中，治理的手段是新闻道德规范和媒体行业整顿。媒介化社会，虚假新闻弥漫在整个数字空间，新闻敲诈可以在“线上”“线下”发生，行为主体牵涉到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既有传统媒体人和职业媒体人，也有各种组织机构和普通公民。网民常言：“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面对虚假新闻的泛滥和新闻敲诈的盛行，全社会需要认真对待、协调行动，建立起防范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防火墙。
（一）完善社会治理，铲除新闻敲诈土壤
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危害性很大，它们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是不健康社会生活的反映。虚假新闻能够触摸整个社会的痛点，在重大事件、热点新闻中制造混乱；新闻敲诈经常抓住违法违规者的命脉，利用亦真亦假的信息，实施精神暴力。从某种角度看，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发现了社会真问题，只不过行为人没有通过制度轨道去反映问题，而是通过“黑吃黑”满足一己私欲。近年遭遇新闻敲诈的污染企业，他们有的缺乏媒介素养被人敲诈，有的则是真有问题才愿“花钱消灾”。“在选择守法和继续违法之间，涉事企业往往选择后者。”［26］单纯打击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是“治标”，完善社会治理能力才是“治本”。当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和谐、稳定时，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会大大减少，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就会失去萌芽、生长的土壤。当公民普遍变得睿智、理性、敏锐时，人人守法律、懂逻辑、会思考，真假信息就不会变成制造恐慌的工具，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也就失去了传播的空间。
（二）扩大信息公开，让真相跑赢虚假新闻
新闻报道是客观世界变动的信息，是客观、准确、及时的事件真相。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则打着“新闻”的幌子，精心编造离奇的故事和恶毒的谎言，目标是把真相围堵在黑暗中。虚假新闻、新闻敲诈见不得阳光，真相是攻击它们的最锐利武器。因此，相关政府部门要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在社会危机到来时及时发布准确、清晰的新闻信息，防止出现“真相还没起床，谣言已经跑遍世界”的现象。“人们需要信源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的和重要的，而不是投入更多时间从大量信息中自觉寻找需要的东西。”［2］（58）如果正规渠道的信息发布滞后、模糊，甚至面对公众质疑“打太极”，公众就可能进入到后真相“境地”。他们用自己的认知、猜测和信仰去建构新闻，甚至将普遍流传的“虚假新闻”当成“真新闻”。信息公开包含合理的辩论机制，公众可以对模糊信息提出质疑，真相在辩论中必然会战胜谬误。新闻宣传要尊重群众智慧，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要讲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不能对事件进行无限拔高，跌入“低级红”“高级黑”的反效果陷阱。
（三）职业媒体示范，守好新闻的主阵地
社交媒体改写了新闻的定义，新闻由“客观事实的报道”变成“公众的生活体验”。社交媒体时代，绝大部分虚假新闻与职业媒体无关，因此只对职业媒体进行行业管理，必然导致对空放枪、偏离靶心。在打击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过程中，职业媒体承担着示范和镜鉴的作用。20世纪初，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办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等人就推崇客观性理想，他们还通过传播实践为新闻业赢得尊严，“将新闻业提升到学术专业的高度”［27］。今天，职业媒体仍然是新闻传播的典范，需要更加坚守新闻的基本原则，“坚决代表和捍卫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利益”［28］， 敢于、善于在第一时间发声、“亮剑”。职业媒体拥有新闻公信力、媒体权威性和国际话语权，他们理应为社交媒体提供新闻传播示范，保证自己始终占据新闻和舆论的主阵地。职业媒体痛恨、远离、打击虚假新闻，主动播发权威性、及时性新闻，那么职业媒体就能成为新闻的“照妖镜”，它能让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在镜前原形毕露。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情况是：媒体放弃职业理想，新闻媒体没有新闻；媒体过分追求效益，公关新闻充斥渠道；新闻生产环境恶化，调查记者转行离场等。当职业媒体自我边缘化、正规新闻出现空洞化后，新闻主阵地就会失守，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势必猖獗泛滥。
（四）加强道德建设，全社会围堵虚假新闻
虚假新闻基本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新闻敲诈是“暴力程度”相对较浅的违法行为。因此，加强全社会的新闻道德建设，是围堵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一个前置手段。首先，职业新闻队伍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新闻工作是一项神圣的工作，新闻记者曾经充满了职业理想。翻看世纪之交《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从《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1999）《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我们爱得深沉》（2000）《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2001）《我们走在中国的大地上》（2002）等标题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当年新闻人的青春、阳光和梦想。客观地说，现在部分年轻记者缺少了“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网络拼凑、电话采访、通稿复印、录音转文等现象较为严重，调查性记者失去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个别记者成为权贵资本的防“读”面具和话语屏障。因此，首先，媒体需要加强记者队伍的职业道德建设，培养具有清醒的头脑、敏锐的眼光、迅速的判断的记者，使他们成为“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正派，纪律严明，道德高尚”［6］（14）的职业新闻人。其次，加强社交媒体的新闻道德建设。通过有效的机制和社会化组织管理社交媒体，增强社交媒体的新闻素养和道德规范，引导他们进行新闻把关，杜绝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最后，加强普通公民的新闻素养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群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不被虚假新闻、新闻敲诈迷惑双眼，利用群众力量形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斩断桌面下利益和人性的黑暗链条。
（五）利用法治威慑，形成责任追究机制
职业媒体主导新闻传播的时代，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是一个职业问题，它可以通过职业教育、组织惩罚来治理。今天，一些媒体和记者制作和传播虚假新闻，利用信息垄断、舆论监督、内参上报、网络曝光等进行新闻敲诈。对于职业媒体和记者，传统虚假新闻的责任追究机制仍然有用。然而，互联网不再是某个职业的工作平台，它是具有主权特征的、全新的数字化生活空间。网络空间内的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具有社会性，它无法通过“职业教育”“部门把关”来有效治理，因此，依托法律法规进行司法管理成为一种重要手段。“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28］（25）网络空间是人类生活的数字化主权空间，网络空间的虚假新闻、新闻敲诈会影响数字社会的秩序，甚至对总体国家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当虚假新闻危及国家安全，新闻敲诈制造出广泛的“精神恐惧”时，司法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如宪法、民法、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保密法等。当前网络空间内的舆论环境比较复杂，司法部门对网络环境的保护和治理，已经成为净化我国网络空间的重要力量。当然，虚假新闻毕竟属于道德层面的违规，新闻敲诈大多属于“低暴力”犯罪，因此，司法进入“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治理”的程序和角度一定要规范。
（六）借助技术力量，筛查核实新闻事实
社交媒体时代也是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成为新闻传播的重要技术手段。目前，数据技术已经在算法推荐、机器写稿、事实核查、网络屏蔽、删帖举报、舆情研判、舆论干预等方面有了广泛的运用。2016年底，谷歌在搜索器中添加“事实核查”标签功能。这种算法驱动的事实核查是愚公移山的产物，“它鼓励新闻工作人员、用户、平台和机器等都参与进‘求真’中来。”［29］2018年3月15日，今日头条“将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引入自动化谣言识别工程以阻断虚假新闻传播”。2019年，阿里巴巴“推出AI谣言粉碎机”，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综合计算新闻的可信度”。［30］当然，技术永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核查事实、建立屏障、揪出虚假新闻；另一方面，它也会制造信息茧房，放大虚假新闻、谣言的危害。因此，我们应该在遵守机器伦理的基础上，将机器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合理引入新闻舆论的治理，不断强化主流舆论在网络空间的主导权、控制权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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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是新闻发展的障碍，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对象。然而，纵观整个新闻传播史，虚假新闻、新闻敲诈是新闻的“对立面”，它与新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关系。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抑制虚假新闻、打击新闻敲诈，但和虚假新闻、新闻敲诈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更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因此，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更加成熟、开放的社会，尊重职业媒体的传播规律，提高人民的认知和判断能力。只要真相传播的渠道通畅了，人民的媒介素养和生存智慧提高了，虚假新闻、新闻敲诈就将失去产生土壤和传播空间。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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