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于2018年出版了一本“爆款书”：《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或者译为《毫无意义的工作》，在国内外引起反响。
虽然格雷伯是人类学家，但这本书却不是民族志，而是半学术半通俗的作品。他引用了市场调查等方面的数据佐证自己观点，同时宏观地分析经济社会变迁。
正如我在之前推送时所说，他提出一些关键命题，令人反思：
1. 我们这个社会，从事没有意义/狗屁工作的员工人数众多，甚至达到20-50%。
2.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意义/狗屁工作会越来越多；
3. 一些职业里面狗屁工作比例会非常高（例如金融服务、营销、管理专业人士、行政人员和经理），而另一些职业中的狗屁工作比例会非常低（例如垃圾收集、清洁工、农民、小学教师和护士）。
4. 做没意义的狗屁工作会是一种“精神暴力”，导致你的心理健康问题。
详见下面链接：为什么我们都在做狗屁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从更加严格的经验研究角度来看，这几个命题真的能站住脚吗？格雷伯的激情观点，引来了社会学家和管理学者的批评，包括：
1. 格雷伯引用数据和观点推论不严谨
2. 剑桥大学社会学家关于欧盟数据的研究，基本认为格雷伯命题站不住脚，狗屁工作从业者没有那么多、相关岗位也没有持续增长。
3. 荷兰经济学家关于全球数据的研究，深化了格雷伯命题，建议我们要同时考虑工人的主观意向和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周期。
4. 最后，来自英国的管理学家指出，有意义的工作往往会给你带来四种感觉：自我超越、凄美感、情节感和反思感。
– 1 – 不严谨的“狗屁工作论”：格雷伯的数据问题
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格雷伯引用的数据是有问题的。
我复述之前推送介绍的内容：格雷伯引用了两组数据：第一项是来自市场调查和数据分析公司YouGov 对英国工人的民意调查，第二项是来自著名的人力资源公司Schouten & Nelissen 对荷兰工人的一项民意调查。
(格雷伯照片）
格雷伯的问题在于：
一方面，数据推论过当。YouGov调查问题无法严谨对应到格雷伯的问题意识。该调查所问的是“你的工作是否对世界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make a meaningful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格雷伯虽然知道这一点，但却意在于推论到极致：这意味着这些工作完全没意义、不应该存在。
另一方面，数据调查方法不明。格雷伯引用的另一组数据是Schouten & Nelissen的。但是这家调查公司对于方法信息的介绍很少，因此很难从学术上判断这家调查机构的结果到底合不合理。大家都知道，在民主/市场社会，民意调查机构非常多而且市场化。因此，如果你不把自己的方法交代清楚，结果的严谨性会大打折扣。
– 2 – “狗屁工作论”站不住脚！来自欧盟数据的量化研究
其实，格雷伯的“狗屁工作论”验证起来很容易，因为他已经指明了哪些行业的狗屁工作更多、变迁趋势是怎么样、有多少比例。在社会经济调查领域，这些工作分类的数据既多也系统。但是格雷伯自己并没有认真使用起来。
最近，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的几位老师Magdalena Soffia、Alex J Wood和Brendan Burchell，运用欧洲工作条件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s, EWCS）数据进行验证。这个数据库从1990年代就开始建设了，并且每五年对欧盟28个国家收集一次，样本在2万+，内容关于工作有用性、福利和工作质量等数据，是就业研究领域的重要数据来源，并且可以从UK Data Archive开放获得，可验证性也强。她们根据EWCS2005、2010和2015年数据做的研究，刚刚发表在英国社会学学会旗下的刊物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1. 到底欧盟28国，有多少人感觉自己的工作是“毫无意义”呢？
结果和格雷伯所说的20-50%大为不同！
全欧最高的是罗马尼亚，只有7.9%。但是，格雷伯的说法更像是关于发达经济体，而非东欧发展中国家。尽管格雷伯没讲清楚到底观点的应用范围是哪些国家，但即使就更加放松管制的自由市场国家来看，英国也只有5.6%、爱尔兰也只有6.1%。如果看北欧和欧陆国家就更法参考了。北欧平均在3%，而欧陆各国平均在3.9%。
补充说明的是，剑桥这三位学者的测量方式是关于工作有用感的五分量表，只要答题人选的是“从不”或“很少”这两项，就都算进来。
2. 到底欧盟28国，狗屁工作的岗位真的在持续增加吗？
结果还是和格雷伯的估计得也非常不同。
在欧盟 28 个国家中，狗屁工作涉及到的行政等职位占所有职位的比例，从2005 年的 7.8% 下降到 2015 年的 4.8%。这是下降趋势，而不是增长趋势！格雷伯又被打脸了！
即使我们假设格雷伯想说的是像英国这样自由放任的国家，但其实下降得更快，完全和他的理论预期相反——从2005 年的 8.7%下降到 2015 年的 5.5%。
3. 到底欧盟28国，从事“非狗屁工作”行业，是不是更会感到工作有意义？
这次格雷伯终于猜对了，但也没全对！
格雷伯认为，像公共服务和体力劳动这些行业较少会有狗屁工作。数据也显示这些行业从业者，确实意义感更强。例如，教师、护士行业只有1+%左右认为自己在做狗屁工作，但是法律专业从业者或商业行政专业人员并没有如格雷伯预期那样。
– 3 – 深化“狗屁工作论”：来自全球的量化研究
格雷伯虽然是人类学家，但是他的理论也引来了经济学家的不满。来自荷兰的两位经济学家Robert Dur和Max Van Lent，在《工业关系》期刊（Industrial Relations: A Journal of Economy and Society）发表了篇论文，运用全球尺度的数据反驳格雷伯。
他们使用的是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工作取向调查（Work Orientations Waves）的数据库，其中包括1989年以来全球40多个国家10万多工人的研究（每次调查的规模会有所不同）。
1. 工作到底狗不狗屁，也要看主观偏好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研究考虑了意向偏好——很多人做工作，可能根本不会考虑也不会介意自己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用还是没用。因此，如果加入这个意向偏好，研究就变得更严谨且复杂了：
数据显示，77%的工人会认为自己考虑工作是不是对社会有用（意向偏好）。但是，偏好归偏好，真正工作时候的实际感知呢？结果真的发现，一旦你有这个偏好，也许就会使得你真的找有用的工作。于是，这77%工人里有73%的人会认为自己工作“不是对社会无用的”。
如果严格按照格雷伯的说法，只有8%的人符合他的说“狗屁工作”从业者：那些不考虑工作是否有社会有用性（意向偏好）、同时也认为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对社会的无用的（实际感知）。
以上发现非常重要，因为还可以进一步发展格雷伯的思考——这两位荷兰经济学家发现，那些在乎做一份对社会有用工作的人（那77%的偏好者），如果没有找到自己认为有用的岗位，工作满意度会下降，呈现负相关关系。
2. 狗屁工作的各国差异、历时变化有多大？
在认为自己的工作对社会无用的工人比例方面，各国之间有显著差异。
* 波兰、日本、以色列和印度等国家的比例相对较高。
* 挪威、瑞士和墨西哥的比例相对较低。
历时变化来看，其实这个无用工作的感知，是和商业周期密切相关的。比如，1997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明显高于商业周期的正常阶段。因此，格雷伯只是线性的考虑变化，没有更复杂和具体地考虑资本主义的周期性问题。
之所以商业周期会有影响，一个重要原因于劳动力囤积问题：有些公司倾向于在经济低迷时期保留工人，以期待更好时代的到来。结果呢？虽然很多工人仍在就业，但在职期间劳动投入不足，从而感觉自己工作是对社会无用的。
当然，我们都明白，社会科学里没有严格的“证伪论”——其实在自然科学里，也没有严格的证伪论。以上关于格雷伯的理论的验证，有利于让我们重新思考，到底要如何测量狗屁工作论？到底和哪些因素有关？到底有没有更细化思考的可能？我之前写过两篇和证伪论有关的文章，可以参考。
如果理论总是“易错的”，怎么办？告别波普的证伪论！
“证伪”到底是什么意思？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前世今生
– 4 – 到底什么样的工作才有意义呢？
英国两位商学院学者Catherine Bailey and Adrian Madden、也是我在之前推送介绍关于狗屁工作的经验研究学者，给出了四点建议，帮助你了解哪些时刻和情况下，工作会给你意义感，分别是：自我超越、凄美感、情节感和反思感。
第一，自我超越。
当你感到工作对他人比对你自己更有重要的时候，你会感到超越了自我，颇有意义。这一点有些违反了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因为在那里，将自我实现置于人类需求金字塔的顶端。但是正如清洁工的工作所表明的，当他/她打扫完大街，看到自己的工作如何为他的邻居和孩子们创造一个清洁环境的时候，意义感因超越了自己而得到体现。
第二，凄美感。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想一想，如果一个工作不辛酸、不付出，只是纯粹的躺平和摸鱼，你不会迸发出意义感。所以，有意义的工作常常是有波折，并且你克服了困难，最后流下幸福的眼泪。这一点也违反了心理学常常将“有意义 = 积极态度”联系起来。在困难中你会难过、有压力、有挑战，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故事不够凄美，你也很难感到挑战完成后的意义感。
第三，情节感。
有意义不是普遍和广义的，而是具体的。并且从密度上讲，工作不可能每时每刻都是有意义的。意义感常以偶发性而非持续性的方式出现。比如，大学教授可能在一次成功的讲座结束时，感觉自己像摇滚明星一样受欢迎，获得了意义感。但是平时给学生上课，大家都下面玩手机，却没什么意义感。
第四，反思感。
作者发现，受访者常常在讲述和回顾自己工作过程中，才会有意识地发现某些经历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些有意义的过程与事件，将自己的工作成就、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因此，意义感的形成，有时并不是在于向前期望，而是在回顾反思中。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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