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语
“时间”在近代政治学研究中经历了行为主义革命中被忽视——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被重视——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本体论转型的发展历程。文章强调时间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跳出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背后设定的时间框架，以多元时间观为指导倡导一种新的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范式。（政治学人编辑部）
作者简介
卢春龙，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孟瑞霞，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时间与政治学的研究密不可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把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回归运动，从认识论的高度看待时间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这其中，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尤其令人瞩目。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诸多研究者则从本体论视角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研究，解释了时间的社会性、主观性与可塑性等特质，推动了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的纵深发展。但这依然远远不够，本文认为，政治学研究只有重视时间概念的研究，把时间带回中心位置并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看待，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时间与政治学研究密不可分。如果说政治学研究的目的是为政治生活提供因果性解释的话，那么，判断因果性成立的前提就是原因与结果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没有明确的时序先后关系，就无法断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传统政治学研究一直注重历史分析，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发现政治生活的规律。所谓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物，说的就是这个意义。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场具有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革命。在行为主义革命影响之下，政治学开始朝科学化转向，政治学不再是传统的人文学科，而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子学科。当然这个科学不是那么“硬”的，多多少少带有一点“软科学”的意味。但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后，时间被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历史制度主义的强势复兴以及“国家的回归”运动，从认识论上重新审视时间概念，并提出了一些与时间相关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诸如路径依赖、关键时点、时长、事件发生的时序、特定时间的情境、或然性、时机、过程跟踪、路径锁定效应、轨迹、初始状态、惰性等等，时间在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历史制度主义复兴之后，部分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的科学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省与批判，他们开始从本体论层面反思时间对于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强调时间的多面性，比如社会性、主观性、可塑性以及非线性等。在本文中，笔者将依次从这三个阶段或三个层面来讨论时间在政治学研究中的意义以及在不同分析中如何运用时间这个关键来分析概念与技术，并在文章最后呼吁要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强调时间概念在中国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特殊地位。
一、 技术层面上的时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该关注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等可以观察测量的变量，而不再仅仅关注政治制度与政府机构的形式特征，此时的行为主义运动深受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观念的影响，因而这一运动也被后人称作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行为主义运动有五个鲜明特征：第一，无论是个体层次还是社会群体层次的政治行为，都应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点；第二，所谓理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抽象陈述，包括预设、定义和可以由经验检测的理论假设等，其目的是对政治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描述与解释；第三，政治学理论必须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第四，对政治学理论的检验要系统使用相关经验证据；第五，政治学理论与解释原则上必须能够被证伪。
行为主义运动改变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所有的研究被分为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两大类别。共时性研究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的横向研究，历时性研究是在多个时间点上的纵向研究。
（一）共时性研究
共时性研究，又称横截面研究，是指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收集研究资料，并用以描述政治现象在这一时间点上的空间分布，或者探讨在这一时间点上不同政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因果性，比较复杂的分析会使用多元回归分析等技术。
共时性研究的主要方式是调查研究。在一个典型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首先通过随机抽样选择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然后利用标准化的问卷进行调查，最后对调查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随机抽样可以保证调查研究中所选样本的代表性，从而提高推论的信度和效度。对研究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和变量进行操作化是调查研究的关键步骤，研究需要制定一份包含封闭式或开放式问题的结构化问卷来测量人们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态度。为了获取准确、可靠的信息，研究者应当在调查问卷中设计合适的问题形式、采用明确的问题表述，避免歧义的问题、模棱两可的问题和倾向性很强的问题，此外也需要注意“问题顺序效应”等。最后，依据具体调查方式，调查研究可以分为邮寄调查、面访调查、电话调查和网络调查等四种主要方式。
调查研究是行为主义革命带来的代表性研究方式，行为主义一方面强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那些可以进行观察和测量的政治行为和态度，另一方面，也主张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相应的理论主张，即通过假设—检验的方式来进行政治科学研究。行为主义也提供了一系列分析工具，相关性分析和一般最小平方法等多元回归分析手段。
阿尔蒙德与维巴的《公民文化》是使用调查研究法进行政治文化测量和跨国比较研究的奠基之作。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所指的就是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在该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这种心理取向是“被内化于该社会成员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之中的政治体系”。其中，认知取向是“关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以及这些角色的承担者、体系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念”；情感取向是“对于政治体系、体系的各种角色、人员和活动的感情”；而评价取向是“对于客观政治的判断和见解，这些判断和见解涉及知识和感情的价值标准和准绳”。因此，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就可以表述为“对于客观政治的取向模式在该国成员中的特定分布”。在此基础之上，阿尔蒙德与维巴把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理想形态：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同时混合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阿尔蒙德与维巴认为，这一混合型的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基石。
阿尔蒙德与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了一个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的总体分布状况，把社会个体的政治态度汇总成为一个社会的总体分布状况。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文化模式最接近他们所称的公民文化，只是美国“过分重视参与者角色”，而英国“表现了臣民和参与者角色的更有效结合”；意大利则被描述为比较单调的“疏离的政治文化”；墨西哥兼具“疏离与激情”，表现出“不平衡和不协调”；联邦德国的政治文化则呈现“超然的政治态度和臣民能力”。
尽管这一研究是一个共时性研究，但阿尔蒙德与维巴试图做出了因果性推论，认为美国的公民文化是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终极形态，强调随着现代化因素（比如教育）的有力推动，意大利、墨西哥等国的政治文化也会进化到公民文化的阶段。但是，要想得到这一因果性结论就需要引入时间因素，因为在时序上，原因必须发生在前，结果必须发生在后。
（二）历时性研究
历时性研究，也被称为时间序列研究，指的是在比较长时段内的若干个不同时间点上收集资料，用以描述政治现象的发展过程，解释政治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研究方法上讲，时间序列的研究要优于横截面研究，因为时间序列的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不同政治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横截面研究只能告诉研究者在某一时间点上不同政治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时间序列的研究由于引入了时间因素，可以帮助研究者确定自变量与因变量在时序上的先后关系。
历时性研究在政治学中的典范是英格尔哈特教授，他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在基本研究方式上与阿尔蒙德一样，都坚持行为主义范式、运用跨国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政治文化研究。但是，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优势，那就是时间跨度大。英格尔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念调查每隔五年发布一次调查结果，自1981年起已完成七波调查。因为英格尔哈特坚持每一波调查都使用基本相似的调查问卷，这就形成了一个时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关于世界价值观念时间序列数据，也使得政治文化研究者能够从事时间序列研究。所以，英格尔哈特可以运用世界价值观念的调查数据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来检验价值观代际转换理论以及讨论世界价值观发展趋势，而阿尔蒙德的五国调查数据由于只有一个时间点，就不能被用来检验代际转换理论和讨论政治文化的发展趋势。
历时性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三种类型：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以及同组跟踪研究。所谓趋势研究，是指对政治现象由于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研究。通过对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人类价值观转变的一般趋势：第一个阶段是传统权威向世俗—理性权威的转变，这一转变与工业化进程相伴随。传统社会强调宗教、尊重和服从权威，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社会的价值观会变得更世俗更理性。第二阶段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这一转变与工业化的持续深化密切相关。生存价值观把经济和物质保障放在优先地位，而自我表现价值观则强调自由表达、参与决策、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对少数种族、同性恋的宽容。
所谓同期群研究，又被称为人口特征组研究，是指对某一特殊人群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的研究。通过对世界价值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英格尔哈特提出代际转换理论：年轻一代的欧洲公众由于在经济空前繁荣与持续和平环境中成长，他们把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生的一代有明显区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一代由于经受了人类历史最为残酷的经济苦难与战争，有着强烈的生存价值观倾向，而年轻一代的欧洲公众则表现出了强烈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倾向，这就是价值观的代际转换理论。
同组跟踪研究，又被称为定组研究或追踪研究，指的是对同一组人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研究。同组跟踪研究可以说是检验因果关系最为有力的工具，但由于其执行起来成本昂贵且耗时极长，此类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比较罕见。
（三）反思：分析技术上需要考虑时间的影响
政治学者开始给予历时性研究更多的关注，重视在时间维度上采集数据，强调时间维度与政治现象之间关系的影响，这就引发了政治学研究技术上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重要历史时刻或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某一重要事件发生在某一年份有可能会改变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换而言之，有可能会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多元回归分析在近些年的发展中，通过设置虚拟变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在研究我国刑事犯罪率的影响因素中，特定年份进行的全国“严打”行动无疑会影响刑事犯罪率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把“严打”发生的年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方程之中。又如，在研究我国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因素时，特定年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如汶川地震）无疑会引发国人的关注和同情。这会极大地激发社会捐赠潜能，提高社会捐赠整体水平。为控制这一偶发事件的影响，需要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把“汶川地震”发生的年份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方程之中。
2.自变量和因变量都存在自我成熟和衰亡的问题。如果历时性研究时间跨度足够长的话，所选自变量或因变量会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出现成长到达成熟的现象，也会出现从成熟走向衰亡的现象。这样的长期变化很可能会使因果分析复杂化，为此，需要控制自变量或因变量因时间跨度而产生的生命周期效应。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有两种方法可以进行处理，一是把时间作为一个虚拟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方程之中；二是把时间与自变量相乘形成一个交叉项，然后把这个交叉项纳入多元回归方程之中。
3.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在历时性研究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可能不会立刻发生，有可能会存在5~10年的滞后，比如一个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也许需要等到10年之后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回归方程就需要从Y=f（x）转变为Yt+10=f（x）。
在上述模型的设定中，我们假设人力资本投资（X）会产生10年左右的滞后效应，所以，197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Y）是过去10年人力资本投资（X）平均值的结果。我们的模型可以表达如下：
Y（1970）=f（1960—1969年X的平均值）
Y（1980）=f（1970—1979年X的平均值）
Y（1990）=f（1980—1989年X的平均值）
Y（2000）=f（1990—1999年X的平均值）
二、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批判了行为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化约主义”错误，纠正了行为主义革命轻视时间的问题，为行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的回归”运动一起为政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推动力，这些学者选择从文化、历史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来解释传统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持久影响。
新兴的历史制度主义者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旧制度主义者存在较大差异。旧制度主义者强调制度的法定和形式特性及其规范结果，他们集中研究“政治的形式和法律维度、宪法条例、司法规则以及恰当设定的政府制度”，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形式和法定制度的规范结果上，而不是去研究制度广泛的政治社会后果以及政治行为者的态度和行为，他们的研究也主要集中针对欧洲国家。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历史制度主义研究因为一大批新兴民族国家的诞生而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显然，正式的法律、规则和结构并不能解释实际的政治行为和政策输出。因此，历史制度主义者把制度定义为内嵌在一国政体或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和习俗。对历史制度主义者而言，制度涵括宪法条例规则，官僚机构的标准运作程序，甚至是指导工会行为的习俗。总而言之，历史制度主义者把制度等同于组织以及由组织衍生出来的规则、惯例和习俗。他们认为，制度安排不仅塑造了政治行为者的目标，而且确定了既定政治体制下政治行为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从而决定了最后的政治结果。
（一）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分析技术
历史制度主义特别重视路径依赖效应，强调路径依赖的重要性。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在政治系统中“自我强化或积极反馈的动态过程”。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一经产生，就会产生自我强化的动态进程，并会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进行自我修正。换而言之，不同制度选择受制于过去的路径，也就是说受制于过去的时间。因而，他们研究多种制度领域和过程是如何互动，以及这种互动是如何为行为者创造“无意识”的机遇，并进而引发制度变迁。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下列与时间有关的分析技术特别重要，现予以一一介绍：
1.关键时点：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十分重要，历史延续性可能被“关键时点”打断，当大量实质性的制度变革发生时，就会创造一个“分叉点”将历史发展引向一个全新的路径。至于引发“关键时点”的原因，凯瑟琳·西伦认为可能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和冲突。
2.转折点：指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改变原有发展方向的时间。亦指政治演进过程中对改变原有方向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件。
3.事件发生的时序：指不同政治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不同事件在发生时序上的不同组合就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例如：同样三个政治事件（A、B、C），其在时序上的差异，就产生不同的组合如：（A、B、C）（B、C、A）（C、B、A）等等。这些不同的组合就会产生不同政治后果，但在上文提到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中就无法看到这种不同的时序组合。简言之，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说，事情在时间次序中何时发生，影响到它们如何发生。
4.时机：所谓时机，简单而言就是时间和机会，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时机非常重要。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会产生积极的政治结果。反之，时机一旦错过，即使做出了同样正确的选择，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5.并发：所谓并发，就是两个过程或事件在同一时刻发生，即两个独特事件在同一历史时刻的“相撞”或“摩擦”，结果可能完全不同于二者在不同时间出现，卡伦·奥尔恩和史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称其为“并发”，这种并发会引发意想不到的效应，产生未曾预期的后果。
6.时长：政治学研究的时长是指政治分析的时间单位，在政治学分析中，时间单位可以是一个月，也可以是一年，更可能是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周期。政治学的研究，除了要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地”之外，也需要关注更大的时间跨度。对此，马克斯·韦伯就形象地指出：“政治学是对硬壁强力而缓慢的钻孔过程。”显而易见，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在长时段中观察到的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可能在短时段里观察不到，比如大国兴衰的周期等。
7.速度：是指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同一事件重复发生的频率。同一事件如果重复发生的频率越高，其对因变量的影响就会产生叠加效应。
8.特定时间的情境：是指在特定分析时间单位上的情境差异，情境差异很难被行为主义革命所倡导的方法完全控制，也无法被测量量化，所以需要通过历史分析来深描这种差异。
9.轨迹：指的是政治事件运动的轨迹，由一系列彼此连续的事件构成。轨迹可能是线性的，也有可能是曲线的，更有可能是U字形的。不同的轨迹意味着政治事件运动的过程中会存在加速度的情形，也会存在减速情形，会存在不断上涨趋势，也会存在不断衰退下滑情形。
10.过程跟踪：指在案例研究中考察因果机制的分析工具，是寻找将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的方法，注重考察在时间维度上原因展开的具体方式以及结果是如何达成的。
11.路径锁定效应：指一国政治生活的发展过程对道路和规则的选择有依赖性，一旦选择了某种政治道路就很难做出改变，一旦形成特定的行为规则就很难摆脱。
12.制度惰性：强调的是一种时间性和相对性，并非指制度从不改变，或者很少改变。在面对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政治制度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故称之为制度惰性，这种惰性是在相对意义上的惰性，即制度变化的速度相对环境变化的速度而言是缓慢的。
13.或然性：指的是政治现象之间的规律存在不确定性，这种规律依赖于特定的时间与情境，而必然性的规律则是超越时间与情境限制的。
14.初始状态：指的是政治过程开始时的初始状态，会随着时间推进而发生改变。它与最终状态相对应，最终状态指的是政治过程结束时的最后一个状态。在这两者之间的就是过渡，这是由事件所引发的，它会导致状态不断发生变化，我们一般用事件来记录过渡。
（二）国家回归运动与历史制度主义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国家的回归运动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我们以国家的回归运动来分析历史制度主义如何重视时间因素，以及时间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等问题。
彼得·埃文斯因与席塔·斯考切波共同主编了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的回归》一书而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的“国家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那么，国家回归到底应该带回什么？埃文斯认为，国家回归带回来的应该是国家及其衍生出来的制度，这些制度植根于历史文化之中并规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正如埃文斯在1995年出版的《内嵌的自主性：国家和工业转型》一书中所言，国家的自主性内嵌于一系列历史形成的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之中，强调了制度惰性和时间情境的作用。埃文斯强调，国家回归并不仅仅是带回来了政治官僚和机构，也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种种制度关联。其实，早在1979年，在《依附性发展》一书中，他也不只是在强调国家精英的作用，而更多是研究威权社团主义制度。
埃文斯在“内嵌的自主性”中研究了“发展型国家”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转型的影响，这与他1979年研究的“依附性发展”相呼应。埃文斯认为发展型国家既具有内嵌性也包含了自主性，它内嵌于一系列具体的社会制度网络之中，它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和讨价还价提供了制度性渠道。内嵌的自主性意味着国家和不同社会利益团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制度关联，它既允许国家的自主作用，也容纳社会利益的输入，同时强调国家对社会利益表达的“过滤”作用。埃文斯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能否实现工业转型，取决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制度安排。这样的制度安排，既能体现出国家的自主性又能体现其内嵌性。
阿尔弗雷德·史蒂芬是国家主义运动的另一个重要代表性人物，他提出“有机国家主义”理论，并且认为在研究拉丁美洲政治时，“有机国家主义”理论具有更广泛的实用性和更好的解释能力。史蒂芬强调，“有机国家主义”是一种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规范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强调国家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除了规范的研究意义之外，“有机国家主义”还对现实政治世界里的政府治理具有实际指导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在相当多的社会里政治精英们都曾经使用“有机国家主义”模型来为他们的政治制度设计寻求合法性并以此作为政治制度设计指南，他们依据“有机国家主义”模型设计政治体系以及政府治理的结构。史蒂芬认为拉美国家普遍实行的国家社团主义在很多方面与他所提倡的“有机国家主义”模型比较接近。国家社团主义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种形态：包容的社团主义和排他的社团主义。史蒂芬强调：“在包容的社团主义框架下，国家政治精英运用非强制手段把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纳入国家主导的社团主义组织中；而排他的社团主义则表现为，国家政治精英主要依赖于强制手段来纳入那些业已活跃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团体或者使这些社会团体解体。”在此基础上，史蒂芬运用特定时间情境和关键时点的分析技术，分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关键时点的社会经济政治因素如何影响了一个国家对包容的社团主义还是排他的社团主义两种不同制度的选择以及后果。
霍华德·威亚尔达则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技术，指出要理解国家社团主义的兴起必须结合拉丁美洲自身的本土现实和历史传统。国家精英设计国家社团主义的体制作为新的发展理念和组织形式，这需要与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相适应。但是，威亚尔达所定义的“路径”相当宽泛，它不仅仅包括政治制度、程序和规范，而且还包括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层面。因此，威亚尔达的基本逻辑可以表达为，拉美国家的社团主义制度安排根植于其对和谐、公共利益、国家角色等概念在历史沿革中的独特理解。从历史传统上看，拉美文化的本质是一个关乎国家与社会统一、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理念，这一理念根植于古罗马法、天主教思想和传统法律规则。因此，拉丁美洲的社团主义制度安排具有等级化、精英化、威权化、天主教父权式等诸多特点。所以，历史决定当代的政治制度选择，时间因素对政治学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建设是国家回归运动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查尔斯·蒂利、布赖恩·唐宁和托马斯·埃特曼等学者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倡导的分析策略取得了诸多成果，加深了我们对于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认知。大体而言，从十世纪初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欧洲各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残酷战争，通过战争造就了一批新型民族国家。其中，查尔斯·蒂利在历史长河中抽取出了两个关键变量：一个是强制，另一个是资本。基于这两个变量的禀赋差异，他区分了三种国家建设道路：一种是资本密集型建设道路，以威尼斯共和国、荷兰共和国为代表；第二种是强制密集型建设道路，以俄罗斯帝国为代表；第三种是资本化强制型建设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各国为什么走上不同的建设道路，与各国的历史场景、关键时刻的抉择以及制度惰性等各种因素有关。当然，历史证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化强制型道路是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建设的最佳路径。
托马斯·埃特曼的模型则相对比较复杂，它包括三个自变量：地方政府的类型、军事革命的时机、议会机构的独立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的类型、议会机构的独立影响这两个变量强调过去路径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而军事革命的时机强调了军事革命这一关键事件的发生时刻（以1450年为分水岭：1450年之前与1450年之后）对于最终的国家建设结果产生了长远影响。埃特曼从两个维度来考虑国家建设的道路选择，一是国家结构的维度，这一维度有两个制度选择：绝对主义与立宪主义；二是政体结构的维度，也有两个制度选择：世袭制与科层制。根据这两个维度，埃特曼构建了一个2*2的表格（表1），分析了四种国家建设的道路：（1）世袭制绝对主义的建设道路，以法国、西班牙为代表。（2）科层制绝对主义的建设道路，以普鲁士为代表。（3）世袭制立宪主义的建设道路，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4）科层制立宪主义的建设道路，以英国为代表。在这些建设道路中，英国、波兰、匈牙利等国都属于异常案例，因为这些国家都处于欧洲边缘地带。欧洲边缘地带的独特场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发展出了强大的议会机构，这就改变了这些国家的制度选择。以英国为例，议会在1641—1642年的英国内战中完全消除了国家结构中的世袭元素，并在此后的君权复辟中又植入了科层制的改革措施，最终，英国走上了科层制立宪主义的国家建设道路。可以看出，场景、时机、历史传统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塑造了英国的国家建设道路选择。
（三）反思：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的兴起
历史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两点：一是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成为政治学界的新宠，使用这种方法的学者力图追寻政治生活的长历史时段原因。这其中，最为有名的范例就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沃勒斯坦强调，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也就是克服那些阻碍人们探究真实世界种种障碍的主张。为此，他呼吁方法论的转型，认为应该把人类置于大范围和长时段的各种历史体系之中进行研究]。沃勒斯坦在方法论上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较大，他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张是一种历史产物，资产阶级是世界资本主义进程的推动者，也是日后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区分。财富、资本和幸福只属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以前是伦敦，现在是纽约），而边缘地区则为中心地区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初级产品和市场。资本主义世界正是靠这种结构上的分级而生存的，边缘地区养活了中心地区。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总是要有一个极、一个中心，也就是所谓的霸权国。一个体系若是没有一个极，便不能生存下去。每当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一个霸权国衰落的情形时，一个新中心的重组过程就开始了。中心转移或霸权转移都是在战争、对抗、剧烈的政治经济危机中实现。在过去五百年中，霸权的转移从葡萄牙、西班牙转移到了荷兰，然后又转移到了英国，最后转移到了美国。可以看出，霸权的兴衰呈现出非常强的周期性，基本上以一百年为一个周期，这样的理论分析必须通过长周期的历史分析才能实现。
二是时序分析，即强调不同的事件发生在时序上会产生不同的组合，并进而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简而言之，时间秩序影响历史事件的发生结果，这要求考察政治过程中的时间序列。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五百多年的渐进式道路。根据阿尔蒙德的理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专制主义时代、民主化时代和福利时代。专制主义时代大约从十六世纪初开始到十九世纪结束，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造就了一批新型民族国家。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的任务是国家能力建设和经济增长，提高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并分化出议会和官僚机构，强化了政府决策理性化和政策执行能力，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规则得以确立。民主化时代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国家建设和经济建设让位于公民参政和民主化浪潮，政治发展在结构上分化出政党组织、利益集团等专门的利益表达渠道，民众得到了参与政治的制度化渠道。福利时代则从二十世纪开始，政治发展在结构分化上出现了现代大众传播工具，成为所谓的第三种权力，不同社会集团竞相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输出，这最终推动西方国家进入福利资本主义阶段。总结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到明确的政治发展时序：首先是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得以确立，其次是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最后是社会福利的供给。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上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情境，渐进式的三阶段发展时序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项，它们同时面临着国家能力建设、民主化、经济发展和福利建设的任务，而且时空大大压缩，西方国家所享有的五百年时空不再可能，发展的时空被压缩成十年甚至更短。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建构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政治精英之间的竞争规则，就必须为民众参与决策开放渠道；经济还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就必须为民众提供各种福利产品，否则民众就会行使自己的投票权让政府下台。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发展道路的巨大困难只有通过历史主义的时序分析才能解释清楚，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模仿西方国家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挫折与失败，其秘密就在于五百年的时序使得西方国家有足够的时空来实现国家能力建设、民主化、经济发展和福利建设的任务，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这样的时空去进行同样的渐进式发展。
三、本体论的时间与政治学研究的转型
历史制度主义把时间带回了政治学研究的中心，并提出了一系列与时间有关的分析技术，但是，它并没有反思时间的本质问题。历史制度主义只是从认识论视角提出了一些关于时间的分析方法，缺乏关于时间本质的思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批政治学者包括文化政治学的研究者、各种后现代主义者、新马克思主义者、阐释学派、批判理论学派，则更进一步开始从本体论上思考与时间有关的问题，比如时间的两面性问题和两种时间观的问题等，这些思考推动了政治学理论的进一步转型。本部分将对这些问题进行阐述，重点阐述多元时间观对于政治学理论创新与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时间的双面性
1.时间的客观物理性。在人类社会早期，人们通过观察天体运行和动植物周期性变化来认识、记录时间，把时间看作物质运动过程的延续，认为时间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具有客观物理性，无论物体以何种形式运动，时间永远是均匀流逝的。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脱离物质运动的“外在的”抽象时间观。牛顿是物理时空观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一样，都是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物体运动的客观存在，时间是均匀流动的、绝对的、真实的，可以用时钟和日历来测量，本质上是一种测度时间。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钟慢尺缩”原理，有力地证明了时间与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关系，大大地修正了牛顿的物理时间观。虽然他将时间和物质运动联系起来，证明了时间与物质运动之间的关系，比牛顿的测度时间更为精致化，但从本质上来看，它仍然是一种测度时间，认为时间具有线性、不可逆的特质。对此，迈耶松曾深刻地指出，相对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将时间空间化，时间被放弃、被消磨，他实际上揭示了物理时间的非时间性本质。受牛顿物理时空观的影响，近代哲学一开始也默认了物理学所确立的测度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了对时间方向性的研究，不能准确理解时间的本质。因而，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时间的本质，一些哲学家逐渐摆脱传统物理学绝对时空观的影响，对时空问题进行反思，开始研究时间的社会属性。
2.时间的主体性、社会性。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是运动的计数，如果没有人计数，时间也就不存在。黑格尔把时空与物质运动统一起来，阐述了辩证的时空观。同时，他在时空问题上强调人的主体性，把人摆到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强调了时间的主体性；康德也赋予时间主体性，将时间表述为人的内感形式。恩格斯将时间的主体性和社会性特征结合起来进行思考，他指出：不受任何外来混入的真正的时间观念是不存在的；伯格森更进一步肯定了时间观察者的作用，认为时间是有意识的观察者对观察对象运动变化在意识中的综合，是观察对象与观察者之间的相对运动；胡塞尔也论证了时间与观察者——“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时间的流动性乃是时间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远，时间的延续乃是与“我”的相对运动；列斐伏尔精准地阐释了时间的社会性特征，他认为，社会时间是“在生产性劳动的功能和日常生活的生产关系再生产功能中被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不仅生产出了它的空间，也生产出了它的时间。由此看来，社会时间是作为时间主体和实践主体的人在社会生产活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时间。
（二）两种时间观的对立
时间没有具体形式，它既看不见也摸不着。因而，对时间问题的研究，不能从发生学意义上来研究它的萌发过程，只能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研究人们对时间的认知发展过程，即人们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对时间的理性的、抽象的概括。从古至今，人们对时间的论述不胜枚举，但最主要的时间观念有两种：线性时间观和多元时间观。
1.线性时间观。线性时间观认为，时间是一维的，也是有始有终的。在基督教中，一切都来源于上帝，包括时间，时间从开始走向末日，时间有开端和终点。时间开始之后，便与历史时间紧密相连，历史事件随时间不可逆转地线性进行着，有开始、进行过程和终点。它以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时间节点，这个决定性的历史事件就是基督的诞生时间。在《新约》中，以基督诞生为中点，时间被划分为基督诞生前的预备时间（过去的时间），基督诞生的时间（现在的时间）以及最终顶点（未来的时间）。可以看出，在基督教中，以基督降生为原点，时间具有了方向性，全部过去的时间都是现在的准备阶段，全部未来时间都是现在的展开。基督的诞生和再降临赋予时间以历史意义，任何历史事件从此不再是偶然事件，而是和“拯救”密切相关。对于上帝为何要创造时间，创造时间之前上帝在做什么这些问题，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上帝创造了时间，上帝不在时间之中，上帝的永恒也不在时间之中，否则会受制于时间。他将时间都浓缩于现在，把时间分为过去的现在（记忆）、现在的现在（直接感受）和将来的现在（期望）三部分。与此不同，黑格尔将时间与事物的运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他认为，正是事物的运动过程构成时间，事物的运动具有方向性，因而时间也具有方向性，是单向流逝的，他将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维度。他虽然这样划分，但实际上，他取消了作为过去的过去和作为将来的将来，认为过去被记忆收入现在，将来是完全内在于现在的合理性，“真实的现在”才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黑格尔哲学实际上废除了时间，认为历史终结于他的“绝对精神”，在他之后，哲学便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了。对此，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哲学中理性的静止必然导致时间的静止，在黑格尔哲学中，“历史的终结，现在的永恒化以及作为过去的过去的废除是这个单一方法的三个时间维度。”
以上对时间的认知虽然不同，但都承认时间的线性特质，认为时间是有方向性的，都是从过去流向现在，指向未来，还有可能会有终结。可以看出，线性时间观本质上是一种一元时间观。
线性时间观主导之下的政治学研究，假定存在了一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终极政治形态，1990年冷战刚刚结束之时，西方政治学界的这种观点可谓到达巅峰。福山在其成名之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就洋洋得意地宣布，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和民主已经无可匹敌，历史已经终结。这实际上是对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粗糙理解与发展，存在严重的方法论谬误。人类社会其实并不存在超越时空的终极政治形态，轴心时代的提法就证明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性。由轴心时代开始的三大政治文明体系（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希文明）所展现的民族政治内容，相对稳定且多姿多彩，它使三个区域的社会政治生活得以形成自己特有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即形成自己特有的类型。
2.多元时间观。多元时间观是对传统线性时间观一维性、不可逆性、单纯循环性等特性的超越，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多元时间观强调时间的主体间性。所谓主体间性，“就是‘主体性之间的关系’——人作为生存实践主体超越自身界限，或者是不同生存实践主体之间的关联和作用，即交互主体对共同世界的构造（交互主体性构造问题）。”与传统线性时间观不同，多元时间观在强调时间认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同时，更注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承认“他者”的现实存在及其在时间中的作用，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把“他者”视为另一个“自我”，而不是唯我独尊，排斥他者，而是在“自我”和“他者”之间构成了“主观间共同性”关系，这种平等关系构成了“主观间共同体”。
其次，多元时间观强调时间的社会可塑性。多元时间观认为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紧密联系，某一社会所流行的时间观就是其社会成员在实践过程中生产出来的社会时间。既然时间是被生产出来的，那么，不同文明会生产出不同性质的时间，时间存在很强的社会可塑造性。比如，古代中国社会流行的时间观与两希文明的时间观有本质上的区别。
再次，时间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人们时间观念的发展，线性时间观逐渐受到质疑，如尼采所说，时间就是一个圆圈。后来，爱因斯坦的“时空弯曲”佐证了尼采的说法，他指出：“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时间流逝’的方向（箭头）问题。在关于基元过程的经验定理中，没有什么东西支持这种箭头，正如古典力学一样。”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线性时间观的均质性和不可逆性，继承发展了尼采的圆形时间观，认为时间并非一维的，而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维互动存在的；时间消逝也不是匀质流逝，而是将来的一种先行，过去并未消逝，将来也并非凭空产生，“现在”是“未来”的“过去”，“现在”的“将来”也是“过去”的“将来”。这其实是一种“立体时间”，它将时间视作由过去、现在和将来构成且相互作用的多维空间。在此基础上，2019年4月，哈佛大学物理学家丹尼尔·贾弗里斯就提出两个相互纠缠的黑洞可以跨越时空连接在一起的观点。这至少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或已经证明时间并非总是沿着直线前进，即时间并非总是沿着“过去—现在—未来”这样一种时序进行，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情形之下也可能是同时进行的，或者是跳跃的或逆向发展的序列。基于此，孙周兴教授提出“圆性时间”的观念，认为“现代哲学是要破线性——计算时间观，启圆性时间观”。
最后，多元时间观强调时间的群体差异性，认为不同社会群体对时间的认知和对时间的组织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由于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认识活动紧密联系，时间的度量、时间的生产、时间的感知都离不开人的实践和认知活动，而人的实践活动方式和认知水平因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国家制度和传统习俗等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社会群体生产出不同质的时间，从而构成时间的社会群体性差异，以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存在不同的时间制度和时间结构，例如欧洲人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现代—当代，这投射出欧洲人内心深处的线性进步时间观；另外，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们的时间观念也会随着时间结构的变化而改变，比如1995年之前，我国一直实行6天工作制，人们观念中每周的工作日就是6天，但1995年之后，我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在人们的观念中，每周的工作时间就是5天。
时间性确实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话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时间的演进性，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发展阶段会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石；另一方面，政治生活中也寓有不变的永恒成分，即所谓的超稳定结构。多元时间观与进步时间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第一，多元时间观不承认所谓的终极政治形态存在，而且这种终极形态是以西方自由多元主义社会为基础的；第二，多元时间观强调超稳定结构的压倒性优势，在超稳定结构的压倒性优势之下，政治生活会因时而变，而不是亘古不变。在这两种力量缠斗之下，政治发展才得以积累传统，也才得以今胜于古。
我们只有意识到了西方“进步”时间观的问题之后，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一，政治生活的时间性，是以超稳定结构为基础因变而进的；第二，政治文明的空间性，是以轴心时代开始的三大政治文明体系（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希文明）为基础而展现出其地域民族性的。
（三）反思：多元时间观主导下政治学研究转型
上述的“进步”时间观，对于那些把西方政治文明当作人类政治生活终极形态并因此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西方政治学者来讲是非常自然的，这正是西方政治学者所强调的普世价值、普世模式和普世道路。但对于中国政治学者来说，接受这种“进步”时间观所倡导的历史终结论，宛如吞下一枚苦果，后果不言而喻。
为此，我们在中国政治学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一些新的研究思路来看待掩藏在政治学理论之后的时间问题。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1.轴心时代的文明平行发展理论。这一观点由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首先提出，经诸多研究者的后续发展，最后形成了关于三大政治文明体系的阐述（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希文明）。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中国、印度、古希腊和以色列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基本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都对人类发展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刻思考，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三种文明并行不悖的发展的盛况，雅斯贝斯称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但是自十七、十八世纪开始，欧洲一跃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同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掩盖下一跃成为最为优秀的、“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优胜者。这也使得西方各民族的优越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不断向外输出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模式，强调西方的发展道路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说，两希文明取得了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的短期优势。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秉持世界文明的多元发展观，学会从多元时间观的角度建构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论并阐释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2.复线历史观。这一观点是由印度裔美籍中国史专家杜赞奇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基本都将民族国家预设为唯一的历史主体，将现代性视为其共同目标。这种历史是按线性时间来编撰的，是一种一维的、单向的历史叙事方式，从而遮蔽了其他话语的历史主体，不能体现历史的历史性。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问题”，杜赞奇提出了复线历史观这一概念，目的是要通过考察历史背后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和各种动力因素，挖掘被单线历史的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小历史”，将历史书写从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单线的、进化论式的叙事框架中拯救出来，让人们听到主流历史之外的“他者”或个体的声音，还原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以，我们在以民族国家作为政治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同时，应关注民族国家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力求全面准确地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国家建设等问题，并进而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建设与发展道路与欧洲国家的区别所在。
3.道家时间观。这一观点由赵鼎新教授提出，他系统批判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流行的诸多时间观的错误：一是没有时间的横向比较研究；二是固定时间下的纵向比较研究；三是循环时间指导下的研究；四是进步时间及其指导下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家时间观，核心主张有两点：一是转化和否定，二是多元时间，强调导致事物转化与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在这里，我们不妨直接引用赵教授的原话：“道家的时间观很容易与社会机制结合而发展为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它背后是如下一个覆盖性法则：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一规则也被赵教授称为强弱转换法则。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之下，赵鼎新发表了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如《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这些作品拓宽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史与中国国家建设的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新视野。
四、结语
时间一直是政治学方法论的重要问题，围绕时间概念的一系列探讨也持续影响着政治学理论的发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行为主义革命与多元结构功能主义运动，把时间降格成为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在共时性研究中几乎忽略了时间维度。当然，在后期的发展中日益强调要在时间维度上采集数据，并主张把时间因素作为一个虚拟变量带入多元回归分析中去。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历史制度主义与国家回归运动，从认识论高度上看待时间概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手段与策略。这其中，长历史周期分析和时序分析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基础，增加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认知。但这依然远远不够，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政治学、各种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派、批判理论学派纷纷兴起，质疑行为主义革命的研究前提，认为有序理性世界的观点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相悖，针对纯粹理性及其社会进步观的信仰进行多维度的解构，揭示了潜藏在主流政治学话语中的利益与权力。他们从本体论上思考时间问题，把时间概念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研究，解释了时间的社会性、主观性与可塑性。其中，多元时间观是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最大公约数。可以说，这些理论充分强调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情境中政治规律的差异性，也就是说，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学理论范式能够解释所有社会中的政治生活，这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知进一步加深。
表2系统比较了政治学理论的不同发展阶段，随着人们对时间概念认知不断走向深入，发展出一系列关于时间的分析技术与策略，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对于政治生活的认知不断走向深入，政治学理论也日趋成熟。行文至此，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首先，由于不同的时间概念产生不同的政治学理论，因此，我们呼吁把时间带回政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把时间概念作为政治学理论建构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来看待。其次，由于线性时间观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的真实性构成了认识论上的障碍，所以我们应跳出隐藏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背后的时间框架，特别是要反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理论轻视时间观念的做法，最终摆脱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所倡导的线性时间观。最后，我们倡导一种新的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范式。可以说，关于时间概念的反思为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范式的出场做了足够铺垫，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范式在研究关注点上，聚焦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动态过程与多元性结果，既强调过程跟踪、路径依赖、关键时点等分析技术，也坚持多元时间的本体论立场。在方法论上提倡比较方法的使用，强调对多个案例的选择，以及深入分析和比较不同案例由于种种与时间相关的因素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动态进程差异。
比较历史政治的研究范式强调以多元时间观为指导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在这方面，赵鼎新教授的道家时间观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而杜赞奇先生提出的复线历史观也充满启发意义。与此同时，比较历史政治研究范式也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关于时间的诸多分析技术，强调研究政治生活的动态过程，主张政治制度与行为取决于特定时间场合的情境，而路径依赖和制度惰性更是提供了理论上的丰富资源来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建设道路与政治发展抉择。
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