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网络政治表达逐渐成为现代政治生活的常态，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话语不仅是思维的表征，还具有显著的现实诉求和行为指向。对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意见领袖的话语分析表明，当前国家主义话语存在以理性看待国际交往为特征的“理性国家主义派”、以追求国家经济繁荣为特征的“当代新国家主义派”，及以注重意识形态建设为特征的“国家中心主义派”的分野，但三类聚群的意见领袖具有高度相似的用户画像。历时性的互动网络分析发现，随着时间推移，三个聚群间由“核心社群的高密度互动”转向“多社群的均质化互动”，不同聚群间呈现出话语层面区隔而互动层面融合的趋势。由此，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思潮的未来走向并不确定，一方面存在进一步话语融合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受情绪框架影响而走向极化。
作者简介
周莉，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郭瑜鸾，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胡珀，华中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演化机制研究（ 20BTQ068）”研究成果。
一
引言
作为一个肇始于西方的概念，国家主义是在对政治场域中各种权力关系的辨析中萌芽和发展的，从古典时期的政治设想到民族国家的政治现实，国家主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政治情境中不断变化着其话语形态及实践方式。自清末知识分子引入西方国家主义观念，伴随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国的现代国家观念也逐渐成型。一方面，西方的国家主义基本逻辑传入中国后并未发生明显变化，既强调国家对于个人的优先性，又强调国家对国民福祉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形成现代国家的过程伴随着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因而中国的国家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将国家主权和民族强盛作为目标和诉求。由此，中国公共领域中的国家主义成为了具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多重涵义的集合体。这种杂糅的特征到了网络生态中表现得更加易变且激烈，随之衍生出更多复杂的表现形态。随着网络动员能力的增强，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话语不仅是思维的表征，还具有突出的现实诉求和行为指向。
近年来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思潮高涨引发了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将其视为“区域性的忠诚”，担忧国家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将成为国内外秩序的不稳定因素（王鸣野，2021）；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主义作为多元思潮之一，是国家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构成世界主义的一部分，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特别是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有顺应变革趋势的理性一面（孙旭，2020）。尽管对国家主义的概念和发展辨析颇多，但前期研究对于网络国家主义在舆论场的呈现以笼统描述居多，缺乏对概念内涵与话语实践的勾连。在社交媒体时代，国家主义已经从精英话语延展为普通网民进行政治参与的话语实践，其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关联紧密，并通过受众群体庞大的意见领袖将其影响辐射至现实社会。因此对于国家主义的研究，不能将其作为空洞的概念，而应该转而对其具体话语实践展开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第一，当前中国网络空间中存在哪些不同类型的国家主义话语？第二，这些话语的表达主体有怎样的特征？第三，国家主义话语主体在聚群内和聚群间的互动情况如何？
二
文献综述
（一）国家主义概念的西方源流
作为一种典型的西方政治话语，国家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城邦时期。希腊人认同城邦优于家庭及个人，这正是一种早期的国家至上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融入政治体中获得公民身份后才能享有自身的利益，人是城邦的动物，而整体优于部分（亚里士多德，1950/1965：7-9）。古罗马时期的国家观念突破了古希腊的城邦主义，生发出共和国的国家主义，西塞罗认为国家是人民的事业，同样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西塞罗，1928/2011：18-35）。到十四世纪，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此前中世纪西欧的神权政治秩序开始没落，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主义思潮发展更盛，马基雅维里作为近代国家观的开先河者，认为国家拥有领土上的至高权力（马基雅维里，1532/1986）。十六世纪末，现代国家的成型已具备基本条件，博丹把国家与公民和统治者区分开来，认为国家是一种具有绝对性最高权力的载体（博丹，1992/2008：25-29），国家享有主权，欧洲的国家观就此初具雏形。
但随着建立“法权国家”的意识逐渐凸显，近代国家主义对国家意义的探索不止强调国家的至高权力，也开始关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与早期提倡的绝对国家权力不同，近代欧美国家逐渐开始意识到国家要为普遍意义上的公民服务。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推进，欧美诸国对国家主义的依赖更是受到了自由主义的挑战，新的统治阶层希望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来一定程度上约束政府的权力（曹兴，2017）。由此可见，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力的辩证关系是西方学者认识国家角色的核心框架，也是其界定国家主义的基本依据。
20世纪至今，伴随战争和全球化的影响，国家主义思潮几经起落。一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稍作休整，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国家主义思潮开始降温。但二战的爆发将国家主义推向了极端，国家中心和民族政治再次成为国家主义的主基调。二战后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主义思潮勃兴，国家主义式微，但在跨国行为中，国家仍然是主体，现代化的进程也无法脱离国家主义（Billing，1995：176-177；蔡拓，2017）。与此同时，在国家主义内部，自由主义也逐渐恢复与保守主义、国家中心主义之间的张力。新世纪以来，国际环境更加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和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等，都催生和推动着逆全球化的趋势。国家利益博弈的大背景下，国家主义逐渐“复兴”，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则使局势更加复杂化，国家主义大有回归之势（Antonsich，2020；Rachman，2020）。
由此，在政治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国家主义逐渐发展为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研究者也从多种视角对其进行了辨析。随着网络政治参与的兴起，国家主义也被注入越来越复杂的内涵和强大的思想张力，在表现出威权主义、特殊主义、排他性等思想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由主义、普遍主义、包容性等思想（Fox & Miller-Idriss，2019；Mihelj & Jiménez，2021）。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冲突，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冲突逐渐构成了现代国家主义的底层逻辑。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在思潮内部愈发凸显，因而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成为了国家主义在国家内部拉扯的两个极端；另一方面，在各国历史背景与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国家到底是应该倾向于保持自身主权独立，还是应该顺应全球概念，二者之间呈现出了国家主义对外而言的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拉锯。这一逻辑对当下世界范围内国家主义思潮的辨析具有较强的适用性，本研究对中国网络空间的国家主义进行话语分析时，也将参考其作为分析框架，并结合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政治情景进行具体考察。
（二）国家主义概念的中国阐释
虽然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抽象国家观念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则是从西方引入的结果（姚大力，2015）。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主义”是对应“nationalism”的舶来词，在清末民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由彼时留洋的知识分子传入国内，成为其进行政治改革的思想工具。此后，来源于西方的国家主义思想与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结合，在现代化国家形成的过程中逐渐塑造了中国国家主义的复杂特征。
由于迻译的关系，在国内传播过程中也有人将“nationalism”翻译为“民族主义”，不同的译称可能代表理解上的差异。诚如姚大力所述，为回应国际体系的环境刺激，近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极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的主张。由此，本文所使用的“国家主义”是基于 “民族国”（nation）这一概念的，即民族作为族类与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二者合一，而当下该概念又更倾向于国家层面（韩水法，2016）。相较于“民族主义”而言，“国家主义”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涵义，一方面后者对外回应国家间关系时，不仅包含维护民族利益之义，还关乎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主权与利益；另一方面，后者还承担了在国家内部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间对峙的回应（高力克，2010），而前者并不能体现这一内涵。就中国而言，“国家主义”具体表现为：
在对内维度上，中国的国家主义涉及国民政治生活并追求国富民强。这个维度的国家主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国家至上的理念反对个人主义，是为国家主权、国家强盛而奋斗的国家主义，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形式，即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蔡拓，2000；曹兴，2017）；另一方面，也提倡国家以公民福祉为目标，在强调政府权力的同时关注公民权利，且对于现代国家的主体“国民”，法律让其享有自由与权利，从而塑造其作为“国家之民的心态，即国家主义者所说的国家意识、国民意识”，这种国家主义或可称为“国民主义”（姚中秋，2010），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跟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相契合。虽然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家主义在中国舆论场中时有冲突和波动，但整体看来，目前中国的国家主义仍然更倾向于前者，“虽然包含着一定自由主义的张力，但更倾向于反对个人主义、推崇国家至上”（高力克，2010）。
对外维度上，中国的国家主义扮演了“政治屋顶”的重要角色。这个维度的国家主义以全球为参照系，即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在处理国际关系中贯彻国家中心主义。国家有民族的内涵，民族有国家的实质形式才最终形成国家民族（国族），民族国家拥有独立的主权，国家“成为国民共同体遮风挡雨的政治屋顶”（周平，2020）。发展中国家在对抗国际秩序的不公中更倾向于认同国家主义（蔡拓，2000），甚至全球化可能也会刺激到国民强化国族情绪（陈阳，2016）。在二十世纪末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现代中国的国家主义已然从国家主导转变为大众的、对外负面性的（Whiting，1995），从而成为一种大众情感，国家成为个人的最高目的（Rosen & Stanley，1993）。
综上所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并未脱离西方国家主义的底层逻辑，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带有民族国家感情的复杂特征，因此本研究采用前文所述中，国家主义的基本理论类型和框架，对当下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具体话语呈现进行考察，也是将理论投射于微观话语实践的一种尝试。
（三）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思潮表达
由于网络思潮的复杂性与开放性，近年来出现不少对于网络思潮分野与对峙的探究。已有研究证实，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容易在具体的社会议题上持分歧意见（Layman & Carsey，2003）。对于国内网络公共领域而言，整体上出现了明显的“左—右”之争（乐媛，杨伯溆，2009）。这种左右之立场与具体的社会议题相关，特别是政治议题，左派网民呈现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更为强烈，也更倾向于维护当前的制度秩序（马得勇，王丽娜，2015），左右立场的差异与其对国家权威、国家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不可分割（Tong & Lei，2013）。在各种不同思潮的相互碰撞之下，思潮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国家主义思潮内部同样也存在不同发展脉络，究其根本主要是左与右、保守与激进的博弈（许纪霖，2011）。
一种网络社会思潮的形成，意见领袖的作用不可或缺。早有研究发现，在网络社区中，少量核心用户节点影响着整个网络社区的言论表达，这些核心用户就是所谓的网络意见领袖（肖宇，许炜，夏霖，2011）。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导致网络社会思潮的泛滥，虽然其内部表现出了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王戈，王国华，方付建，2017），但在各个阶层通过互联网表达自己的诉求后，意见领袖的介入使其所代表的思潮或舆论变得更为浩大（陈伟军，2011；刘波亚，2016；李良荣，张莹，2012）。在网络政治空间中，意见领袖同样发挥着凝聚、壮大思潮群体的作用。网民可能有不同的利益出发点，但民族共同体的身份推动其最终形成相同的诉求并互相联结，在这个共同体中拥有一定特质的人就成为意见领袖（常春梅，王化军，2013）。意见领袖再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其观点的传播，群体话语行动的社会影响力随之不断提高（崔凯，2020），这个同盟体的成员也可能会逐渐壮大。前期研究对意见领袖在政治议题中的影响并未形成一致结论，有研究者认为其会塑造网民的政治价值观，引导群体意见表达方向（张爱军，梁赛，2020）；也有研究者认为其可能使易跟风的网民政治参与走向非理性，导致网络空间政治环境的躁动（张梓琪，丁三青，2017）。
总之，在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构建中，网络意见领袖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作为思潮群体的核心凝聚者，其话语是思潮主要观点的映射。基于此，本文选取国家主义思潮的网络意见领袖作为研究群体，其话语表达能更有效反映当下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思潮的关注议题与态度倾向。
三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取个案观察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在新浪微博平台上选取了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与国家主义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共找到300位相关领域的意见领袖。就意见领袖身份而言，这些博主中粉丝量最少的有1314位粉丝，粉丝量最多的逾两百万，其话语表达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本文中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对这些博主的全部博文进行爬取，共获得约600万条初始数据，去除与研究内容无关博文后，筛选掉所余博文过少的用户及后续聚类研究中缺少关键态度数据的用户，最终得到232名意见领袖用户，共65007条数据作为本研究的语料。
（二）研究方法
1.有监督机器学习
首先通过LDA主题模型算法对研究语料进行文本主题挖掘，最终确定了五大类、26个子类的国家主义相关议题：第一大类为国际关系类议题，包括西方国家、全球化、对外援助、国家统一、日本、韩国、朝鲜、印度、俄罗斯和其他地区这十个子类议题；第二大类为国内政治类议题，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改革、法制建设、对国家感情、军队建设、对党言论、对领袖言论这七个子类议题；第三大类为经济类议题，包括改革开放及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两个子类议题；第四大类为社会问题类议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民生问题、社会伦理、公共领域、阶级问题这五个子类议题；第五大类为媒体类议题，包括国外媒体和国内媒体两个子类议题。研究者通过近一年的观察分析，对26个子类议题设置了正面（1）、中立（0）、负面（-1）三元态度。
从语料中随机抽取3000条，按照以上议题及态度的分类标准，首先由两名编码员进行人工标注，检测二者主题和情感各类目的内部信度，卡帕系数均达到0.8以上，编码信度水平较高。从3000条人工标注语料中抽取75%作为训练集，剩余25%作为测试集。在训练集中，使用人工标记的数据对语料的议题和态度分别训练支持向量机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并运用训练后的模型对测试集进行自动化标注。将测试集的自动化标注结果和人工标注结果进行对照，计算所有预测正确的样本在总样本中的占比，即准确率（Accuracy）。本研究训练的模型在议题分类上的准确度为77.4%，在态度分类上的准确度为80.0%。此实验结果在将机器学习运用于长文本多主题及情感分析领域处于较高水平。之后将经过测试的模型用于所有未标注语料的分类，从而实现对所有语料的议题和态度识别。
2.聚类分析
将意见领袖在各大类议题中包含的子类议题的态度取均值作为其对大类议题的态度，然后通过K-means聚类的方法，对其进行聚类。运用Python对模型簇类相似度进行分析，当k=3时聚类结果的各类别内部协方差最小、类别之间协方差最大，表明该k值下模型聚类质量最高，由此确定使用k=3对研究对象进行K-means聚类，得到不同类型的意见领袖聚群。进而根据所得的聚类结果，提取各聚群在国家主义思潮中表现出的不同话语特点和态度倾向，概括出国家主义网络思潮的不同话语类型及其特征。
3.用户画像
采集所研究意见领袖的账户属性，包括用户性别、用户地区、用户关注量、职业、毕业学校、平台注册时间、用户粉丝量、用户微博量、用户微博等级、认证信息、简介。本文的研究对象均为有一定量级追随者的意见领袖，其中的部分用户不仅在网络上是意见领袖，在现实社会中的发言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考虑到平台特性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认为这些信息可信度较高。通过标签法，考察用户特征与其国家主义话语之间的相关性，从而确定话语主体特征对话语建构的影响。
4.社会网络分析
在机器学习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博文中所有的直接提及关系，即直接@的用户来构建互动关系网。最终获得一个包含174个用户和3792对关系的互动网。按照互动关系发生的时间，以每两年为一阶段，通过Gephi对已经形成的互动网进行“社群侦测”，从而得到社群内及社群间互动结构的时序性变化。
四
研究发现
（一）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话语的呈现类型
网络社会思潮虽然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发生发展，但实为现实中社会思潮在网络上的折射（陶文昭，2010）。本研究通过Python多次测试模型后，借助K-means算法进行聚类得到三个意见领袖聚群，其规模分别为41人、98人、80人（4人无法归类）。经过对所得数据的分析和观察，三个聚群的具体话语对国家主体地位、主权统一和国家利益优先的认可基本是统一的，这也可以视为“国家主义”思潮的内核。即使三个聚群在对“国家主义”的理解与话语表达上有所不同，但在这一点上的共通使其成为“国家主义”思潮的不同分支（表2）。
聚群1与其他两个聚群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面对全球化浪潮，其态度仍然较为包容。聚群成员面对国际冲突更倾向理性分析其背后原因与未来动向等，在讨论容易激起非理性民族主义的问题时也保持着较为理性的态度。特别是在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看法方面，即使是呈现负面倾向的话语，也更多的是理性分析，而非出于负面情绪的盲目批判。蔡拓对近二十年来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博弈的分析中提出了“理性的国家主义”这一概念，而聚群1的思想与这一概念较为契合。该聚群的话语中除了国家主义，也透露出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色彩，是在当下全球化和国家利益冲突下的一种折中思想，清醒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国内事务处理中存在的问题，期待合作共赢下中国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将聚群1命名为“理性国家主义派”。
聚群2关注的重点则在于中国如何实现繁荣富强，对政治方面的关注度较低。聚群2的代表性观点认为以美国为主的部分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严重打压，因此对美日等国家含有一定的敌意，近两年的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行为更激发了这一情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受到西方国家的压力与冲击，作为对“西化”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抗，国内的新国家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工业主义引发的社会变革是国族主义兴起的主要推动力（葛尔纳，1983/2001），其时国内的工业化变革，更助推了该思潮复兴国家经济和文化的主张，思潮内的政治色彩淡化。而聚群2少言政治，对国内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改革开放成果与前景、所有制及不同性质企业的发展上，对其中的问题不乏批评之语，但更多是对国家经济发展期望的建言。这与上世纪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主张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当代新国家主义派”。
聚群3对全球化趋势并不看好，认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斗争不减反增，西方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严重，同时十分注重国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对国内经济的关注也多作为公有制的拥趸。对国家中心主义的追溯在前文中已有提及，从黑格尔的绝对主义国家观开始，国家中心主义就将国家本身作为目的，优先于个人，个人的权益与国家这个最高目标一致时才有意义。即使现代国家建立后，对人的个体追求有了更多的尊重和宽容，但国家是最高目标仍然是国家中心主义不变的内核。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民众对集体主义的推崇使这种思想有了天然的土壤。就聚群3而言，其意见领袖相较于其他两类聚群更关注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固，强烈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同时坚定支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公有制。而就包含了国民涵义的“国家”而言，对集体利益的拥护可以说是国家优先的一种表征。聚群3这种在政治上对国家主权独立的高度敏感，以及对国家利益的优先，与国家中心主义的内核相契合，因此将其命名为“国家中心主义派”。
（二）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思潮的话语主体
根据用户在微博平台提供的有效信息，剔除缺失特征过多的个体，经分类与整合，本文归纳和统计了三种国家主义思潮聚群用户画像的显著特征（表3）。
对表3中的用户画像特征进行卡方检验，只有“微博数量”这一特征与用户所属聚群呈现中度相关性。在理性国家主义派和国家中心主义派中，博文数量处于5000到15000条的意见领袖比例较高，而当代新国家主义派中，博文数量处于5000条以下的意见领袖比例较高。如前文所述，当代新国家主义派关注的重点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其所关注的领域相对而言更集中，加之微博平台中意见领袖的言论多为由微博热搜（社会热点等内容）引发的探讨，当其关注领域较为集中时，相较于其他关注点更广泛的意见领袖，博文数量可能由于观点输出的广度不足而偏少。
就其他五个用户画像特征对三个聚群做卡方检验，发现三个聚群的用户画像有极高相似性。三个聚群的同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平台使用行为来看，大部分用户都是平台的老用户、且博文数量较大，因为他们需要长期、大量的观点输出以持续影响广大网民；第二，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以男性、一线城市用户为主，且高学历者较多，这些特征可能与国家主义思潮本身与政治经济议题高度相关的特性有关。一方面，男性对国家主义议题的关注度更高；另一方面，高学历的意见领袖在互动中更容易占据主动，从而具有说服优势。对用户特征的人工分析也发现，三个聚群中，较大比例的意见领袖来自作家、律师、工程师、教授等职业，也侧面印证了“高学历”这一共性。这些用户的博文更多从专业视角出发，并且针对性强，其在国家主义议题上的态度往往在对专业问题的探讨中表现出来，从而增强了其权威性和说服力。
（三）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话语主体间的社群互动
对国家主义不同聚群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从整体上来说，“当代新国家主义派” （聚群2）在舆论场中表现出更强的活跃性（表4）。除了该聚群人数占比较大的原因外，上文分析过，该聚群相较其他两个聚群更为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富强，其话语表达的政治意味不浓，因此聚群2与其他两个关注议题政治性较强的聚群间冲突性较低，这可能也是其与另外两个聚群产生较多互动的原因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国家主义派”（聚群1）与“国家中心主义派”（聚群3）之间的互动最少，这或许是由于两个聚群对部分议题的态度倾向存在较大分歧。可见，在中国舆论场中，意见领袖在进行表达时，其主要诉求在于富有成效的观点输出，而不是不同观点的碰撞和交流。
进一步的时序分析发现，随着年份递增，互动关系网中的节点数量逐渐增多，国家主义意见领袖间的互动关系由“核心社群的高密度互动”转向“多社群的均质化互动”（图2）。由社群侦测的结果来看，根据互动紧密程度所划分的社群数量整体增加，而就各个互动社群中用户数量分布而言，后两个时间段（2016-2017、2018-2019）较前两个时间段（2012-2013、2014-2015）的分布明显更为平均，可见较为紧密的互动从大规模的少量社群分散到了小规模的多个社群中（表5）。
就用户间的联系而言，少数用户间发生频繁互动的情况逐渐减少。从图2中各时间段节点间线条粗细的变化情况，可以直观看出高密度互动关系在逐渐弱化。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也发现，国家主义议题意见领袖之间的互动从少数用户间的“强连接”走向多数成员间的“弱连接”。
社群互动的分化还体现在不同思潮聚群的互动结构变化（表6）。对各时间段内三个思潮聚群的互动情况分析可以发现，不同聚群间的互动占比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当代新国家主义派的内部互动逐渐被其与其他两个聚群的互动替代，聚群互动的异质性随着时间变化而提高。
这种时序性的变化或许是受到微博平台特征和意见领袖特质的影响。在本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内，微博的社交媒体属性逐步凸显，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使热搜排行榜愈发成为网民快速获得国际国内热点信息的重要工具。本研究所观察的意见领袖，其本身所关注的重点就是国内外社会热点，兼之其栖息于微博平台，因而这些用户的议论话题越来越贴合平台热搜中的事件。换言之，微博热搜对这些用户起到了议程设置的作用，使其所讨论的议题重合度越来越高，从而增加了用户间相互联系的可能。此外，如前文所述，近十年来国家主义思潮强势回归，国际国内频频发生挑动国民情绪的事件，对微博平台的网络意见领袖而言，对各类公共事件的观点输出与论争，不断促使其形成看待国家主义的独特视角，在这个过程中与不同聚群成员的互动相对增多，形成一种广场式的松散讨论。
值得关注的是，对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虽然各聚群的话语互动在形式上日趋紧密，但其互动内容仍然存在观点冲突，互动关系的异质化并非一定导向观点融合。以频频被曝的官员腐败案件为例，“理性国家主义派”将关注点放在了官员贪腐与政府公信力的关系上，“当代新国家主义派”则认为官员贪腐给中国的发展埋下了极大隐患，这两个聚群的话语表达带有明显的消极情绪。而“国家中心主义派”认为党和国家大力整治贪腐问题，正是政治进步的表现和政治改革的成果，其话语表达以正面态度为主，对国家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三个聚群对同一问题的关注点有所区别，其互动也很难达到协商的效果，有时反而因为网络情绪的累积效应而固化己方意见，加深群体极化，从而增加了舆论场的不确定性。
五
结论与讨论
在当前国家主义理论分析与话语实践存在割裂的背景下，本文尝试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探究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网络思潮的话语呈现。本文借助机器学习、社群侦测等方法对社交媒体意见领袖的国家主义话语文本进行分析，发现其在话语呈现、主体特征及社群互动方面存在聚集与分野。结合国家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可对本研究的发现作进一步探讨。
对232名意见领袖话语文本的研究发现，国家主义相关的议题特性会将个体化的话语表达引向较为宏观的叙事中，比如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追求或是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诉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消解微观个体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当面对国内外敌对、打压或分裂的刺激时，国家主义话语表达难免显现出受到民族国家情感框架影响的痕迹；面对国内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时，又常常与民粹主义相纠缠，亦或是夹杂在左右派之争中。这使得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国家主义思潮存在一定的威权主义偏向，相应地也给舆论场增加了极化风险。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国家主义思潮内部也存在理性的因素，从用户整体态度的聚群来看，“理性国家主义派”正是国家主义舆论场中理性呼吁存在的一种证明。正如前文所述，以往对国家主义思潮的论述更多将其作为一种理论构想进行宏观描述，而我们的研究从微观层面的话语发现，国家主义的个体表达具有更复杂的表征。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微观话语中蕴藏着的化解风险的理性要素，不能以绝对化的态度看待国家主义。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思潮存在三种话语聚群，每一种话语聚群都有其不同的理论根源和现实关照。其中，“理性国家主义派”倾向以包容的心态拥抱全球化，以理性的态度看待国际交往，认为中国需要在合作共赢理念下发展。近年来在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交缠与博弈中，大众对于国际社会进程的走向产生了许多疑问与多元的见解，而“理性国家主义派”正是基于此，试图为国家发展及国际交往提供解决方案。“当代新国家主义派”的政治色彩并不浓厚，侧重关注国家对内对外的经济发展形势，追求国家的繁荣昌盛，其实这种思想倾向自百年前国家积贫积弱时起，就是贯穿中国国家主义思潮发展的一条主线。从五四时期“醒狮派”提出国家独立富强的主张，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为对抗西方国家制裁压力而催生的新国家主义思潮，乃至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都是在民族国家共同记忆下，对历史辉煌再现的渴求。“国家中心主义派”注重意识形态的建设与斗争，政治意味更浓，而且有着更明显的排外性，其话语更多透露着黑格尔绝对主义国家观中极致推崇国家这一最高目的的意识。这一聚群的思想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力图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的国家主义（许纪霖，2011）。实质上，三个聚类从不同角度出发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提供方案，某种程度上在国家主义舆论场中构成了互补的关系。无论是何种话语聚群，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利益框架下对现实问题作出的回应和对中国未来发展所作的探讨，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空间中国家主义的话语互动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含义。网络空间中的国家主义思潮，从时间角度来看，并非话语的简单聚集而是国家主义观念长期发展而成；从空间角度来看，并非网络独有，而是对现实政治观念和诉求的反映，同时也进一步影响线下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态。
中国网络舆论场中国家主义话语的建构是一个充满张力的过程。这种张力首先存在于精英与大众之间。国家主义思潮的意见领袖以男性、一线城市、高学历用户为主，即使网络舆论场中涌现出越来越多“草根”意见领袖，但在政治和公共决策领域仍以知识面较广、社会地位较高的意见领袖为主。这既反映了大众对这部分精英用户的决策依赖，也彰显出这些用户在热点事件中所承担的回应大众的社会责任（王平，谢耘耕，2012）。其次，作为个体的意见领袖往往在感性与理性间寻求契合自身观点和舆论环境的表达方式。面对国家近代历史等敏感议题时，受到民族国家情感框架影响，“当代新国家主义派”和“国家中心主义派”往往会有明显的激进话语，甚至“理性国家主义派”也不能完全避免一些情绪化的表达。但在与周边国家交往的相关议题中，一些意见领袖会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后得出结论，而非一味宣泄情绪。最后，当下国家主义舆论场也呈现出圈层与破圈的张力。正如前文所分析，国家主义话语不同聚群出现话语层面区隔而互动层面融合的趋势。由于思想分歧产生的分野，不同聚群的圈层化并未消弭，但随着热点事件中互动规模的扩大，聚群间的过滤气泡正在逐渐被打破。
从历史源流到当下现实，国家主义一直是一种充满矛盾的思潮，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其思潮内部的冲突更加凸显。正因为其观点的割裂常常蕴含巨大的政治风险，因此研究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国家主义变成一种平衡的、理性的主张。另一方面，政府、大众需要共同努力，打破全球化和国家主义的二元对立，用理性的声音去遏制思潮的狂热，避免国家主义走向片面、狭隘的极端。基于民族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世界政治体系的基本单位和思维框架，以上对国家主义的期许就显得格外重要。无论是作为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还是作为中国政治进程的现实动力，克制的而不是极端的、理性的而不是情绪化的、有序的而不是迷茫的国家观念和民族认同都是我们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的精神基础。对于在近现代饱尝民族危机之痛又正处于民族复兴关键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国家主义框架的不断反思和适时修正是一种现实责任，也是一种历史必然。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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