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田野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到某项政策或社会现象中，这篇文章可以带给你答案。大量采集访谈样本、融汇贯通各地先进案例、结合政策文献探讨深度问题和对策，这就是质化研究之道。在“双减”政策下青少年的体育事业发展目前呈现何种情状？出现什么新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请看下文！
第一作者：柴王军 西安体育学院
来源：《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年第4期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模式与推进策略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探讨“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价值转向、现实困境、运行模式和推进策略。研究显示：“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在管理维度由教育部门向体育部门转变、时间维度由学科培训向体育培训转向、空间维度由学科培训场域向体育场馆场域转向；现实困境表现在行政壁垒阻碍相关政策执行效率、监管主体缺失导致市场监管乏力、标准缺失阻滞体育培训规范化运营、师资薄弱遏制体育培训供给服务质量、坪效不高降低体育培训运营效率五个方面；提出了围绕体育场馆为中心开展注册普查、赋权体育单项协会出台评价体系、授权体育部门成立培训市场监管处、建立培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构建家校社培训共同体、赋能体育培训业数字化转型等六项推进策略。
关键词
“双减”政策；青少年体育培训；
实践模式；推进策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意见）［1］。全国人大表示“双减”拟明确入法，避免加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2］。“双减”意见对校外培训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体育等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明确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为了贯彻“双减”意见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印发《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3］，从课外体育培训场地设施要求、课程要求、从业人员要求、内部管理要求、安全要求等方面完善课外体育培训治理，促进体育培训市场形成良好生态、健康有序发展。“双减”政策对校外体育培训有明确的规定和方向指引，探讨“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现实逻辑、现实困境、实践模式和推进策略，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据此，采用了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四个城市分别选取了中考体育培训机构、高考体育培训机构、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少体校、青少年俱乐部、陕西省体育局下属体育协会各2个，用时2个月进行田野调查，了解机构和组织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最后选取了上述部分单位和组织的16名负责人和5名青少年体育专家学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双减”政策下青少年体育培训兴起背景、发展机遇、培训开展模式、实践困境和推进策略，访谈时间累计43个小时，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实践来源支撑。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解析
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逐渐演变为以“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主线的高质量的重要战略目标［4］。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质量型增长模式，是体育产业数量规模增长到一定阶段背景下，体育产业发展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产业融合程度提升、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体育产业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数量型增长反映的体育产业增长的速度，高质量发展属于质量型增长，反映的是体育产业增长的优劣程度。从政策内容来看，“双减”主要包括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核心是减负。“双减”政策在“双减”同时赋予了体育培训业“双增”，即增加了学生校园从事体育锻炼的时间和机会，“双增”对体育培训业的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体育培训业作为体育产业领域的重要发展业态，从本质上来讲是培训业的一种形式，依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定义，培训是指以传授相关知识、技能和态度为目的，力求实现某一目标或完成某一特定工作的训练活动。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体育培训内涵进行了研究：第一，认为体育培训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活动，是青少年在社会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力求提高运动能力，掌握运动技能，培养运动兴趣和爱好的教育活动［5］；泛指机构对学员的培养、训练活动，即通过教学或训练等方法，使学员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有所改进，从而满足学员的各种需求［6］；第二，从体育培训要素角度进行定义，认为体育培训以提高居民素质、技能以及满足某方面需求为目的，培训形式灵活，培训内容丰富，培训主体普遍是政府或者具有培训资质的法人，培训对象是个人或团体［7］；第三，从培训内容角度定义体育培训，认为体育培训是向体育消费者传授体育活动、体育运动、体育锻炼的知识、技能、方法为主要内容，力求提高体育消费者运动能力而对其实施有计划、有系统的培养和训练活动［8］；第四，直接定义体育培训机构，认为体育培训机构以营利性为目的，利用闲暇时间以青少年为培训对象，使用固定的场所，以传授技术和知识为主，培训的时间包括工作日、周末以及学生寒暑假，具体表现为寒暑假班、培训基础班、培训兴趣班等形式，满足了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对某项体育技术学习的渴望［9］。从上述学术界的定义可以看到，学者们基于各自的研究目标进行了务实性的定义，为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奠定了研究基础。
通过专家访谈和田野调查，总结出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包含的必备要素：青少年体育培训属于体育教育产业范畴；体育培训类机构可以以营利和公益为目的；青少年体育培训的从业市场机构包括体育培训机构和教育类培训机构；青少年体育培训的生产要素包括体育场馆、专业师资、青少年、体育课程体系、相关教学设施、投入资金等；青少年体育培训的目的主要包括全面提升身体素质、技能掌握、中高考体育成绩提高三类；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培训机构、专业培训师、体育教师、学生、家长、中小学、高校、体育协会、少体校等；教育部门负责学科类和外语类培训机构的审批管理，体育部门负责体育培训类机构的审批管理。因此，综合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内涵分析，将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内涵表述为：以青少年为培养对象，以中高考体育成绩提高、运动技能掌握、身体素质全面提升为目的，以场地、师资、设施、课程为投入要素，包括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培训机构、学校、家长、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以营利或者公益为目的具有相关资质的非学科类培训，作为体育教育产业实现从总量增加到结构优化、从高速度到高质量的转变过程。图(所示为“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框架。
图1：“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框架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转向
（一）管理维度：由教育部门向体育部门转变
青少年体育培训介于体育产业和教育培训产业范畴之间的属性，决定了其受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双重政策约束。教育部门颁布的“双减”意见明确提出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包括体育）要明确相应主管部门［10］。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其中体育、艺术学科和综合实践活动等按照非学科类进行管理［11］。“双减”意见的颁布明确体育培训归属体育行政部门审批监管，体育部门也切实制定政策推进青少年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市场化手段促进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业发展，积极引进专业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体育培训机构进入校园提供课外训练和竞赛指导［12］。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出台《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与学校合作，鼓励体校教练员和优秀体育教师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技能培训。国家体育总局发布《“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要构建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的扶持、管理、服务和监督体系，支持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指导［13］。由此可见，体育部门是青少年体育具体政策的主要制定部门，未来青少年体育培训的主要政策主体将由教育部门向体育部门转移。
（二）时间维度：学科培训向体育培训转向
“双减”政策从时间维度来说，就是减少作业和校外学科培训占用的时间，这就为青少年从事体育培训提供了机遇。根据相关调查，世界各国普遍存在课外培训，日本和韩国中小学生课外培训超过40%，美国有超过20%的高中生在大学入学考试前会参加课外培训，伦敦2014年接受课外辅导的学生已接近60%。学科培训时间的增加源于教育焦虑，教育焦虑席卷全球的背景是进入’(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阶层流动困难。按照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文化资本不可直接继承，因此教育的成功与否成为决定孩子前途的关键［14］。《中国家长教育焦虑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家长教育综合焦虑指数达到45点，整体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15］。当前的教育焦虑压力源自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家长自身的教育失能、媒体放大焦虑三个方面。“双减”政策从根本上减少了学生的学科培训时间，促使其向非学科培训时间转化，这也间接地减少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三）空间维度：学科培训场域向体育场馆场域转向
“双减”政策从空间维度来说，就是从学科培训空间向非学科培训场所转向，促使青少年体育培训业提质增效：第一，青少年体育培训供给质量逐步提升，主要表现在体育培训用品质量提升、体育培训师资会得到加强、体育培训课程质量进一步提升；第二，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会加快业态创新步伐，主要表现在：首先，体育培训贯穿青少年全生命周期，从幼儿、小学、初学到高中等就有相衔接的体育培训，从时间上体现为全周期业态模式创新；其次，是体育培训课程产品创新，针对青少年设计新颖的体育项目玩法，针对爱玩的特点创新游戏式体育培训产品；再次，体育培训实现运动项目结构的优化创新，搭建起完善的教学研发体系、课程体系、教练培训体系、场馆体系，进一步推进青少年运动技能培训和赛事组织市场化；最后，青少年体育竞赛赛事组织创新，未来政府会积极组织青少年体育赛事，学校也会组织趣味性体育赛事，社会组织也会组织新颖项目体育赛事，体育赛事体系将会更加完备。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制约青少年体育培训业发展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行政壁垒阻碍相关政策执行效率、监管主体缺失导致市场监管乏力、标准缺失阻滞体育培训规范化运营、师资薄弱遏制体育培训供给服务质量、坪效不高降低体育培训运营效率。
（一）行政壁垒阻碍相关政策执行效率
教育部专门出台制度，要求各省定期报送“双减”工作落实情况，实践中仍然存在政策落实不到位情况，具体表现在：第一，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阻力主要源于学校和家长。学校层面上，各地中小学并未按要求落实“双减”政策。在家长层面上，家长不敢给孩子减压，怕影响学生学业质量，即使学校给减了压，校外学科培训依然热情不减，严重影响了体育培训的开展；第二，“双减”政策和体教融合政策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合力执行，但目前教育和体育部门的行政壁垒依然存在，体育部门制定的“体教融合”政策聚焦“教会、勤练、常赛”一体化教学改革思路，在中小学得不到全面推动，仍然浮于表面；第三，相关政策内容本身政策边界不清晰，导致落实受阻。比如，体教融合政策要求第三方体育组织进校园开展培训，但是怎么进入，具体规范方式缺乏，导致实操性不强。
（二）监管主体缺失导致体育培训市场监管乏力
“双减”政策对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要求比较明确，教育部门、网信部门、发展改革部门、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政法部门、公安部门各负其责，逐步建立“双减”意见落实监管责任体系。整体来看政策部署较为严密，市场监管各有负责部门，但是由于“双减”政策从学生的角度对教育机构进行限制和优化，以减轻学生的压力，目的并不是关闭所有培训机构，因此许多教培机构针对政策中的漏洞，改变着策略开展补课活动，部分培训班将补课改在周一到周五，以此来规避禁止在周六、周日和节假日给学生补课的政策规定，逃避市场监管。针对青少年体育培训监管，目前市场上体育培训机构资质水平参差不齐，教师水平有高有低，导致市场上体育培训供给体系质量不高，存在大量无效产品供给，呈现供大于求状态。“双减”政策要求相关部门分类管理，体育部门对体育培训机构负有审批管理责任，针对青少年体育培训乱象，体育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市场监管。
（三）标准缺失阻滞体育培训规范化运营
青少年体育培训体系标准化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育培训机构审批标准不统一。目前市场上的体育培训机构审批性质，其中既有经过体育局前置审查、然后在民政部门备案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也有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体育公司，还有青少年体育协会发展的会员单位；第二，培训机构运营规范标准缺乏。包括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身份、活动方式、教学培训方法、手段、空间、安全等问题，培训机构的运营不规范，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利益可能会受损，甚至还有健康和身体安全方面的风险；第三，课程体系没有统一标准。由于青少年体育培训涉及中考、高考项目，但是各个省的中高考项目都不一样，这就造成各地执行各自的标准。各地体育培训涉及众多项目，各项目缺乏培训课程标准；第四，师资认证没有统一的规范。目前国家有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国家认定标准，唯独缺乏青少年体育培训师的认证标准和规范，这不利于师资质量提升。
（四）师资薄弱遏制体育培训供给服务质量
师资水平在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各类培训班的教练资格证不统一，有些机构甚至从当地高校体育专业吸纳未毕业的大学生。虽然有些培训机构聘请了大量专业运动员和教练员担任教练，但是他们缺少教育学与心理学理论素养，对青少年进行培训时不能因材施教。总体而言，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内高水平教练和名师数量还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需要通过多渠道增加高水平体育培训师资。造成青少年体育培训师资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还是市场人才供给缺乏，尤其是专业的跨界人才，这对我国大学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
（五）坪效不高降低体育培训运营效率
“坪效”是指单位教学面积内可以容纳的学生人数。青少年体育培训对专业体育场地的要求较高，但其利用频率较低，同少儿英语、数学、艺术等学科课程“坪效”相比，体育培训坪效较低。要提高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坪效”就必须提高体育场地的使用效率，这就要求培训场地每天从早到晚都要安排课程，而现实问题是很多体育场地在每天下午下班后和晚上的黄金时间供不应求，但是在白天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空置状态，使得体育场地的综合利用率很低。“体育培训+场地运营”是最理想的体育培训模式，但目前涉足体育培训市场的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投资者，没有足够的财力建设或整租体育场馆，租赁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体育场地短缺导致培训机构频繁更换场地，是目前国内体育培训市场中培训机构面临的主要矛盾。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模式
在“双减”政策强力推动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面临着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其主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运行模式，典型的有线上+线下结合的社会体育中高考体育培训、体育+学校结合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校内+校外结合的学校引入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教育+体育结合的购买第三方服务、体育+社会结合的体育培训公益配送、社区+体育结合的社区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学校+体校结合的体教融合模式。
线上+线下：社会中高考体育培训机构体育中高考是通过统一测试的形式对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作出体质评价的统一测评模式，即通过测运动成绩和测现阶段身高、肺活量、体重所得的指数来进行体质评价［16］。云南省首次将中考体育分值提高到100分，深圳市将中考体育成绩的权重增加到50分，江苏省将中考体育分值权重提高到10%以上，中考体育在全国各个省市已经全面展开。教育部在《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要启动在高校招生中使用体育素养评价结果的研究，标志着国家正式启动体育纳入高考的相关研究。全国强基计划的36所高校招生中明确了体育测试是必考项目，体育测试成绩将作为同等条件下录取的优先参考条件。
目前，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多数是以中高考体育项目为培训内容，其运营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社会招生，体育培训机构向学校中高考学生进行宣传招生。第二种模式是中高考体育培训机构进校园，主要形式是与中小学体育社团合作、进行公益培训、进入校园组织比赛、进行中考体育项目及学生身体素质综合测评。随着疫情的常态化和培训需求增加，中高考体育培训机构逐渐开展线上培训业务，实现了线上与线下的结合。
（一）体育+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组织管理模式主要是依托学校、体校、高校、国有企业、体育协会等事业单位，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董事长负责制和经理负责制［17］。我国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采取社会归口挂靠机制的管理运行模式，全国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依托各类义务学校的占78%，依托体校的占8%，其余的14%依托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建设由体育主管部门牵头，但其主体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学校，按申报要求属于“民营非企业”性质。我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建设历程经历了先“调研”再“试点”、先“创建”再“评估”的演变历程。2015年国家体育总局开展了国家示范性体育俱乐部评定工作，最终确定150个俱乐部为“国家示范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并通过委托第三方机构建立了示范俱乐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实现了以典型案例推动俱乐部规范化管理的进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作为国家体育总局批准的一种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的重要平台，通过在学校建立青少年俱乐部，开展相关体育培训活动，对提高广大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二）校内+校外：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是教育和体育部门颁布的相关鼓励政策的重要模式。国务院办公厅相继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与相关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相关的体育课程教学、训练和比赛，并支持引入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加强校园体育师资力量。“双减”意见进一步强化了相关内容，提出课后延时服务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以学校为主体引入第三方机构，主要有两种运行模式：第一是开展体育校本课程，主要形式为专项体育项目培训和竞赛组织、运动会举办等。以唐山万达小学为案例，万达小学引入唐山文旅集团旗下文旅体育公司，联合制定出一系列体育“课程化”相关内容，打造体教融合“课程化”全新模式；第二，开展校内课后5+2延时体育培训服务。典型案例是宁波镇海区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其校内课后服务以“(基础班）+T（特色班）”模式开展课后托管，共分基础班、特色班、个性化课程三大类，有二十多项体育课程供学生选择。
（三）教育+体育：向社会购买第三方服务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规定，学校可以通过政府向社会体育组织购买体育教学和教练服务［18］。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邀标等形式将原本由自身承担的公共服务转交给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履行，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19］。目前我国的中小学归属教育部门管理，因此教育部门履行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教育部门作为政府代表向第三方购买青少年体育培训，是当前部分城市重点推行的模式，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按照招投标程序，委托具备条件的社会体育组织或者体育培训机构向所属区域学校提供体育培训，教育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向第三方支付费用。第三方机构在实践中主要包括教育科技公司、体育培训机构、社会体育组织、体育协会等，教育部门向社会购买第三方体育培训实行“政府采购、合同管理、绩效评价、信息公开”的管理办法。教育部门通过招投标为所有学校引入第三方机构，主要为校园提供体育通识课程，该模式适用于不需要特殊教学设备的体育培训项目。以郑州将向社会购买学校体育艺术服务为案例，郑州市教育局下发的《郑州市教育局向社会力量购买学校体育艺术服务工作实施方案》［20］，规定郑州市教育局体卫艺处负责办理购买手续，学校负责购买具体事项，郑州市市属学校可以向社会力量购买7大类共15个项目服务，承接主体包括各类法人、机、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自然人等。
（四）体育+社会：体育培训公益配送
“体育公益配送”最早源于上海市静安区体育局开展的“静安体育公益配送”服务项目，该项目通过向生活、工作、学习在静安的市民提供公益配送券，使市民在区内各类体育场馆享受价格优惠的健身服务。上海颁布《全民健身实施计划》，明确规定每年社区体育配送不少于8000场。该模式的推广主体为各区体育局，执行部门为社会体育管理机构，青少年作为重要的配送群体，也开展了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项目，具体包括面向社区和学校的两种配送模式。第一，社区配送。上海市体育局青少处委托市社区体育协会，通过向覆盖全市的170多家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充分了解青少年的健身需求，根据需求精确选择配送项目。活动形式为“青少年身边的社区体育夏令营”，为儿童青少年提供体育培训服务。第二，学校配送。上海市开设小学生爱心暑托班，向爱心暑托班配送体适能、足球、篮球、排球等体育培训课程。上海市已经形成“政府、社会、市场”相结合的多元模式推动全市积极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具有培训师资专业化、项目多样化、内容多元化的特点。
（五）社区+体育：社区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
社区是青少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因此社区体育培训成为学校体育和社会培训的重要补充，社区通过青少年体育公益培训在社区营造起浓厚的体育运动氛围，形成学校、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育活动格局，可以让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达到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服务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目标。社区开展公益体育培训可以和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体育协会、高校体育学院、专业体育俱乐部等组织合作，开展多种常态化的青少年体育培训。主要形式包括：第一，与高校合作。广东三灶镇西城社区通过和广东科学技职业学院体育健康学院合作成立篮球班，旨在培养社区少年儿童的体育意识，提高孩子们的篮球兴趣，助力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第二，与体育协会合作。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篮球协会和幸福街道岷江路社区组织“花样运动进社区，特色运动进学校，健康运动进机关”系列体育公益培训活动，效果明显；第三，与体育培训机构合作。社区通过与社会体育培训机构合作，面向社区开展体育公益培训班，对社区儿童的体育技能掌握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学校+体校：体教融合模式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开启了我国体教融合新理念的篇章，体教融合的核心理念是将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1］。学校与体校合作的体教融合模式包括以下几个具体的合作方式：第一，社团合作模式。苏州市振华中学与苏州市第三青少年业余体校建立深度合作，积极建构“社团课+课余训练课”模式的拓展课程，开展10多个项目社团，学生参与体育社团人数约占学校学生总数的1／4；第二，青少年训练基地模式。海宁市体校与海宁市学校合作，通过设立青少年训练基地探索体教融合项目，形成了以市少体校为龙头，以学校业余训练点为基础、各级中小学校运动队为补充，体育社会团体共同参与的全市域、多样化、网格化的网络训练模式和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新格局；第三，学校与体校、社团、体育俱乐部合作典型案例是“滁州模式”，滁州市教育局、体育局通过在全市推动体校、体育协会、社会职业体育俱乐部与中小学校开展合作，2020年在全市创建市级以上体育特色学校68所、创建83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基地15个，专业体育俱乐部15个，形成“一校一品、县有特色、市有重点”的青少年体教融合发展新格局。
“双减”政策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培训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策略
（一）健全登记制度，以体育场馆为中心开展注册普查
青少年体育培训业主要是围绕着专业体育场馆开展，由于目前许多培训组织和个人并没有在相关部门注册就开展培训，造成了培训市场混乱，建议相关管理主体强化契约管理机制，要求体育场馆所有者和经营者在出租体育场地时，严格审核租赁者的身份和经营执照，对于无照经营人员一律要求在体育行政部门审批，并在工商行政部门或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严禁将体育场地租赁给个人或尚未登记注册的非法人组织。根据体育场馆便于普查和监管的特点，可以有效遏制青少年体育培训的灰色产业链条，杜绝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混乱现象。积极探索体育场馆所有者和经营者与青少年体育培训组织和个人签订租赁合同，并要求在工商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备案的可行性机制。充分利用工商部门、物价部门的管理权限对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在收费和经营上予以监管，体育行政部门组建专业队伍对场地、培训设施、器材、课程和从业人员的资质等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
（二）制定标准体系，赋权体育单项协会出台评价体系
“双减”政策出台以后，按照要求，体育部门要配合教育部门建立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的审批标准，加强对体育培训机构的场地、师资、培训课程、培训资金以及相关经营工作的监管。针对当前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缺少标准体系的问题，建议以体育单项协会为主体出台体育培训和评价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制定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准入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机构严令其进行整改后再申请开业；第二，系统开展青少年体育培训师资认证工作，制定师资认定标准，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培训资格认定，鼓励运动员和教练员申请师资认证，严禁从业人员没有认定就开展体育培训；第三，制定青少年体育培训课程体系标准，从幼儿、小学、初中、高中，都按照项目制定运动等级标准，作为体育培训机构进行培训的参考课程体系；第四，构建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星级评定标准，评定标准包括基础条件、师资建设、规范运营、活动赛事、可持续发展、加分、减分及取消资格项等多项指标。
（三）明确监管主体，授权体育部门成立培训市场监管处
伴随着体育培训行业飞速发展，监管主体缺位、多主体管理、监管空缺问题也随之而来。以前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主要在当地民政部门注册，属于民办非企业性质，由于管理对象的特殊性，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具有双重管理权限，造成管理权限重叠，效率低下等问题。“双减”意见要求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以后归属体育行政部门审批管理，建议体育部门成立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监管处，以年度注册、备案等制度，不断完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标准，包括组织目标、管理流程、服务方式、业务类型、扶持方式、安全防控等。加强对这些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经营过程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定年度监管计划，采取随机抽查、重点检查、联合检查等方式，组织全省各级体育部门对青少年体育培训经营者开展检查。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青少年体育培训信用监管体系，建立青少年体育培训信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制定信用监管办法，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实现精确监管。
（四）严格市场准入，建立培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随着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快速发展，体育培训机构从业无序而导致的市场混乱，严重影响青少年体育培训业的高质量发展。为此，可以借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体育行政机构、民政部门、工商管理部门根据相关法律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联合制定《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建立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准入、监管和退出制度，对于无照经营和恶意竞争、垄断竞争的相关机构限制其营业，并对从业机构投资比例、撤资后果、经营规范和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开发设置进行明确的规定。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家对青少年体育培训主体资格监管的重要方式，也是从业机构建立品牌经营管理理念的有效保障。
（五）协同供给主体，：构建家校社培训共同体
积极构建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协同共同体：第一，要突出政府教育部门、体育部门在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共同体中的主导和牵动作用，成立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指导委员会，创新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形式，从体制上畅通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体系运行机制；第二，通过学校、家长、第三方、体育教师共同开展学校体育课程创新，开展课后延时体育培训服务；学校通过家长委员会、学校公开课、家长接待日等形式，普及青少年体育锻炼知识；第三，构建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的协同管理平台，学校和家长委员会、社会组织共同组建协同管理机构，明确管理制度和权责划分，让家长真正可以参与到学校体育开展决策活动中来，改变缺少话语权和建议权的困境，发挥好家长对学校体育的参谋与监督作用。学校应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确定合作的内容、形式、组织、评价体系，使家校社青少年体育培训协同管理走向常态化、制度化。
（六）融合数字技术，赋能体育培训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加速演进，对数字经济与青少年体育培训深度融合产生重要推动作用，成为实现体育培训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一，要激活青少年体育培训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培育青少年体育培训数据要素市场，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捕捉到数据，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加快青少年体育培训机构数字化应用转型步伐，驱动青少年体育培训提速增效。青少年体育培训数字化转型，主是借助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方案，以数据为赋能关键要素，对青少年体育培训产业链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和价值再造；第三，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相关标准，为数字经济与青少年体育培训深度融合提供保障，以标准化、规范化引领青少年体育培训数字化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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