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总是围绕着农事活动而展开。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是如何对一年之中的社会生活时间做结构性处理的，以及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时间观和社会文化，请看下文：
原文标题：《被结构的时间:农事节律与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王加华
来源《民俗研究》2011年第3期
摘要
从表面看来,传统中国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而是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特征。一年之中,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一年四季各有其时,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而这体现出的正是传统乡村民众对于时间的年度安排策略。当然这种节奏性特征并非是完全同一的,而是存在诸多差异性。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态势,是与农业生产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分不开的,并深刻影响到了整个传统中国民众时间观。
关键词
农事节律; 乡村民众; 时间生活; 江南;
引论:生活之流, 时间之本
何谓时间?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实际难以回答的问题。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的那样:“我们谈到时间, 当然了解, 听别人谈到时间, 我们也领会。那么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 我倒清楚, 有人问我, 我想说明, 便茫然不解了。”[1]诚然,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生活于时间之中, 看似对之无比熟悉, 但究竟何谓时间、时间的本质为何, 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说清楚。不过, 虽然人们对时间之本质莫可名状, 却不等于说时间就是完全抽象以至于无法感知与琢磨, 春秋交替、岁月流逝、容颜老去及对“逝者如斯夫”的感叹等, 即都是人们对时间之流的切身体会与感受。实际上, 也只有与人类生活相结合, 时间才能彰显出其鲜活生动的现实意义, 所以海德格尔才会断然说:“没有人便没有时间。”[2]因此, 时间并不是一种无关乎人的存在物, 而是内在于人的一种状态,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的状态[3]。正如胡塞尔所认为的那样, 在现实生活中, 时间并不能被人所直接感知, 而只能根据自己的体验去把握和理解, 实际上人们所能感知的仅仅是在时间流逝中所发生和进行的事件[4]。所以, “有日常生活才谈时间”, 因“在日常生活中, 前与后的顺序就是时间。……日常生活就是故事、情景与时间的综合, 离开谁都不行”[5]。故而,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牛顿所称之为的绝对抽象时间或天文学、物理学所研究的天文、物理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因而并不需要加以关注与思考。
由于社会时间是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关的, 而人之实践活动并非单纯机械运动, 而是具有多样性、节律性及非连续性等特性, 因此, 与天文时间或钟表时间的线性、均质性不同, 社会生活时间则具有非连续性与多样性等特征, 并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性特点。所谓社会时间的结构, 就是人们为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社会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6]。但实际上, 社会时间结构并不仅仅只是比例的问题, 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内涵, 如轻重先后、序列安排、分层差异等。而这种结构性特征又是由人之社会实践活动所生发的, 因而社会时间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被人为结构化的时间。由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实践活动, 因而时间结构也必然会有所不同。就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而言, 农业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生产活动与民众衣食之源, 其他社会活动基本都以此为轴心展开进行, 因此传统中国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也就体现出强烈的农事节律特色。
所谓农事节律, 就是一年之中农作物从播种到收获的一系列工作程序, 其是由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及种植作物所决定的。从表面看来, 传统中国乡村生活是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的, 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而是在纷繁芜杂的背后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一年之中, 受自然节律的影响, 农业生产活动从种植到收获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特征。与此相适应, 乡村社会生活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节奏性, 从年初到年末, 各种活动是各有其时[7]。农业生产活动有涨有落, 于是乡村社会生活诸活动也必然会随之起起落落, 一年四季各有其时, 各种活动也就会巧妙配合而又有序地分布于时间与空间之中[8]。而之所以会呈现如此态势, 是与农事活动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之重要性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 农业生产是最为主要的生产部门, 尤其是对于广大乡村民众来说, 农事活动更是他们最为重要及占用时间最多的活动[9], 其他社会活动总是在保证农事的基础上才得以展开进行, 甚至于战争等极端事件的发生都与农事节律紧密相关[10]。因此, 从农事节律角度对乡村时间生活展开探讨是完全可行的。因这种农事节律与乡村生活间的关系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体现出的恰是一种乡村民众对于年度时间周期的结构性安排策略。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认为的那样, 时间是一种集体现象, 是集体意识的产物, 各时间进程相互连接从而构成某一给定社会的文化节奏, “集体生活的节奏支配和包含着由集体生活所导致的所有基本生活形式的各式各样的节奏;因此, 得到表达的时间也就支配和包含了所有具体的持续过程”[11]。就中国传统乡村民众来说, 虽然农业生产更多是以一家一户的方式进行, 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 却总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 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迪尔凯姆所称之为的“集体生活”的作用, 并以自身节奏支配和调节着其他各式各样活动的时间安排与民众生活节奏。
基于时间问题之神秘性与重要性, 长期以来其一直是天文学、物理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探讨的主题之一, 对时间的本质、概念、分类、运行及人之感受等都做了详细探究。但美中不足的是, 这些研究基本都基于共时性层面的探讨而忽略了历时性讨论。不过这些学科, 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对时间结构、社会节律、时间观念与社会运行等问题的探讨[12], 却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与问题意识参考, 值得广泛吸收与借鉴。相较之下,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传统中国时间问题的探讨更多集中于时间观念与特定人群的时间实践两个方面[13], 但忽视了社会时间所具有的多样性特点, 从而没有注意到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中的诸多差异性, 如空间、性别、阶层等;第二, 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 即更多是对民众时间观念或时间生活做一种“白描式”论述, 而没有注意到这种时间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原因所在, 实际上社会生活时间是具有非连续性及强烈结构性特点的。虽然萧放、刘晓峰等以节日为视角, 注意到了民众生活背后的时间结构性问题[14], 却只关注到了某一方面, 实际上, 节日时间结构安排只是更大时间结构下的次要结构, 因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事序列结构、即农事节律状况所影响或决定的。另外, 就本文的另一主题———农事节律问题而言, 虽然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相关研究[15], 注意到了农事节律与乡村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 却只是停留在表象论述而未抽离出“时间讨论”这一主题。
总之, 已有之相关研究由于受研究视角及研究深度等方面的限制, 在许多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 本文将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引入社会时间分析框架, 以农事节律为基本研究主线, 以普通乡村民众日常时间生活讨论为基本研究主题, 以江南地区为基本研究区域, 看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是如何对一年之中的社会生活时间做结构性处理的, 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民众时间观念与社会文化影响, 以期对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生活有一个更为清晰的理解与把握。
以农为本: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结构性安排
时间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 并被碎片化为许许多多时间性的活动。社会活动的种类有许多种, 且往往具有异质与非连续性等特征, 因此基于社会活动的社会时间也就同样具有多样性与非连续性等特点。而且, 由于每种社会活动对于人类生存之意义并不相同, 因此基于不同社会活动的社会时间也就具有了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进而用于标注各种社会活动的时间单位或标准也就有所不同。另外, 由于社会时间是人类生活之时间, 因而对不同规模的时间主体来说其意义也是不同的。故而, 表面上看似无始无终、绝对同质的时间也就产生了多种“分层”。但无论如何分层, 却基本都会围绕一个轴心——农事节律展开进行, 且各分层间相互嵌入与契合, 从而构成一个以年为单位的完整时间周期。
(一) 多样性与契合性:时间的功能性分层与结构安排
社会时间分层具有多方面的含义,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功能意义上的分层。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以活动内容而论可分为许多种, 如物质生产、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仪式信仰、娱乐休闲、水利兴修与治安维护、暴乱或战争等非常态活动等。与之相对应, 社会时间也就可相应分层为生产时间、衣食住行时间、信仰时间、娱乐时间等。而与各种活动的重要性相适应, 各时间也就具有了轻重缓急之分[16]。
物质资料大生产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物质保证, 因此与生产相关的社会时间也就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而言, 农业是最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与民众衣食之源, 自然耗费在农业生产上的时间也就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农业生产满足了食物之需, 但人类要想生存还必须要满足其他方面的基本需要, 如穿衣、住房等, 耗费在这上面的时间也就必不可少。另外, 人类要想保证社会的长期存在与发展, 还必须要保证自身“种”的生存与繁衍, 因此消耗在婚嫁与生育等问题上的时间自是必要。物质需求外, 人还必须要有精神需求, 首先就是信仰行为, 其次是娱乐休闲。当然, 信仰与娱乐休闲经常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但从重要性上来说, 信仰似更为重要, 虽然民众耗费在娱乐活动上的时间要远多于仪式行为时间。仪式活动中所夹杂的娱乐行为更多是长期以来的衍生物, 如演剧与庙会的结合, 最初主要是为娱神, 后来才慢慢发展成以娱人为主。至于其他各种纯粹之休闲活动, 如泡茶馆、演剧、赌博等, 对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更是在仪式活动之后。这一点从经济衰败对各项活动的冲击程度上即可明显看出来。如刘大钧于1935年在浙江吴兴农村调查所显示的, 受1930年代经济危机之影响, 吴兴传统蚕桑产业受到巨大冲击, 人们社会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其中受冲击最大的即是观剧、泡茶馆、赌博、灯会等娱乐休闲活动。以坐茶馆为例, 原先是“每日生活大约须耗其半日光阴于此”, 如今却是“茶馆均不敢一往”。相比之下, 诸“宗教迷信”活动, 却是“其势至今尚未衰也”, 只是“各庙均无力演剧矣”[17], 而演剧恰是庙会中最为吸引人的娱乐方式。最后, 就是各种大规模群体性社会活动所花费的时间, 如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暴动、起义或战争等。不过, 由于每种社会活动都是由更为细小的活动单元所构成, 因此在每种社会时间之下又包含有更为细小的时间体系, 而这细小时间体系亦同样具有轻重之分。如就生产时间而言, 其下又有农业生产时间与副业生产时间之分, 很明显农业生产时间重于副业生产时间。而农业生产时间又有耕种、中耕管理与收获等时间之分, 其中耕种与收获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以耕种为例, 其下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主要作物的耕种时间与次要作物的耕种时间, 明显主要作物的耕种时间更为重要。
以功能来划分时间具有多样性, 但它们又并非是简单的条块状分割并胡乱分布于一年之中的, 而是具有强烈的结构性关系。首先, 所有这些纷繁芜杂的时间安排都会围绕一个基本轴心展开进行, 这就是农事节律, 而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主要作物的农事程序安排。即使是极具刚性的睡觉、吃饭等生理必要时间, 其实也会随农事节律而有所波动。如农忙时, 人们总是起早贪黑, 因而就相应减少了睡眠时间;吃饭也是尽量缩短时间, 如在田间地头吃饭、力求简便等[18]。因此, 农事劳作时间、尤其是主要作物的农作时间是整个传统中国乡村时间生活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时间体系, 起到了一个“时间核”的作用, 所有其他社会生活时间都依据其在整个社会时间体系中的位置而依次嵌入到这一时间轴心上, 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对江南地区而言, 就是以水稻与棉花的主要农事程序、即耕种与收获时间安排为基本轴心, 然后中耕、灌溉等次要农活程序及大豆、麦类、油菜等次要作物的农事程序嵌入其中, 从而形成江南地区总体之农事节律时间体系。然后以此时间体系为轴, 棉纺织、蚕桑等副业生产, 其他经济活动、信仰活动、娱乐活动、水利兴修等都依次嵌入到这一时间轴心之上[19]。不过, 由于农业生产具有非连续性特点, 农事程序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 这就决定了其他社会活动亦具有非连续性特点, 使同一社会活动在一年之中的时间安排并非紧密相连。如以娱乐活动为例, 在最长的冬春农闲季节、七月份较短之农闲时节或水稻插秧与耘耥之间的短暂农闲期内, 都会有不同娱乐活动的进行[20]。而这一切体现出的正是年度社会时间体系的结构性安排。
(二) 个人、群体与文化:时间的主体性分层与结构关系
社会时间是人所经历的时间。从作为时间主体的人的角度来说, 也可以分为不同的时间层次。首先是个体时间, 可以说这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最为主要的时间体系。这是由两方面因素所决定的。一是传统中国农业生产的自身特性, 即主要是以个体小家庭为单位来进行。一个“五口之家”的江南小农家庭, 主要劳动力就是农民夫妇二人[21]。夫妻二人中, 从事农业生产的又主要是成年男子, 妇女、儿童通常只从事一些辅助工作。而这一劳作模式之所以成为可能, 又是由土地的零细化决定的, 即单凭一己之力足可完成。同样, 就江南最为普遍的副业生产、即占据一年之中半数以上时间的棉纺织生产而言, 从事者又主要是成年妇女[22]。因此, 不管就农业生产还是副业生产来说, 主要表现为个体的时间消耗。二是传统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非制度性与非组织性特点, 也决定了村落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主要是以个人支配为主[23]。
当然,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 并不是说就没有群体性时间的存在。大卫·刘易斯、安德鲁.J.韦加特认为, 群体时间可分为两个层面, 即适应于非正式互动的“互动时间”及适应于官僚机构和其他正式组织的“制度时间”[24]。就传统江南乡村社会而言, 其实这两种时间都同样存在。互动时间的表现有许多种, 如农忙期间的伴工:两三农户以感情为基础, 按一定排列顺序, 先集中到某户干活, 之后再转移到另一家, 直到全部农活完成为止。另外夫妻间的时间互动在生产过程中亦广泛存在, 最典型的就是农忙时期男为主、女为辅及农闲副业生产时的女为主、男为辅[25]。至于其他社会活动, 如房屋修筑、婚丧嫁娶、演剧、赌博、迎神赛会等, 由于参与人员较多, 不可避免也会发生某种关系, 因而是以互动时间、而非个体时间为主。至于制度性时间, 由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制度性和组织性的不足, 直接导致传统乡村社会中制度性时间体系的不发达。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副业生产中, 都几乎见不到制度性时间的影子, 虽然有伴工等现象存在, 但也只是一种松散的劳动合作而没有任何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约束。相比之下, 制度性时间通常只在某些群体性社会活动中才有可能存在, 如某一个组织严密的地区神灵祭司组织、由政府出面所组织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兴修、与地方社会体系紧密结合的保甲组织或极端情况下某一体系严密的造反派别与组织等。
总之, 就整个传统江南乡村社会来说, 以个体性时间体系为主、群体性时间体系为辅, 同时群体时间嵌入个体时间,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时间体系。由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个体性特点, 决定了一个成年农民个体只有在完成自身所应承担的农事工作之后才能够参与到赌博、演剧等活动中去, 否则他就会被批评为不务正业而为人所不齿。也就是说, 集体时间只有在满足个体时间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展开[26]。而这一点恰与现代社会相反。今天的人们大多数都会从属于某一组织, 如学校、工厂、公司等, 严密的规章制度要求人们只有在完成这些“公共”领域的活动后, 才能充分享受个体的私人时间, 否则就会成为一个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在此时间 (钟表时间) 充分显示出其对于当今社会的权力与暴政[27]。很明显, 在这里是个体嵌入集体而非集体嵌入个体。当然, 虽然传统社会以个体时间为主, 缺乏全面的互动与协调, 但并非整个社会时间制度就是杂乱无章而无共时性特征。实际上一个地区的人们总是享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时间体系, 虽然那时的人们并没有钟表等计时工具的存在。之所以如此, 根本上是由农事节律特点所决定的。受自然节律的影响, 一年之中某种作物何时播种、何时成熟总是有大体相同的时间点, 因此人们总是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干相同的农活[28]。同时, 由于农事节律的“时间核”作用, 又决定了人们在其他社会活动过程中也保持大体的同步。最终, 基于农事活动基础之上的同步时间安排, 共同塑造了大体相同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循环时间”体系。
(三) 计时体系:时间的单位分层与结构体系
社会时间第三个方面的分层, 也是最为显见的一个方面, 就是它有长短之分, 如一天、一季、一年等。不过与天文时间或钟表时间所不同的是, 这一时间体系并非是通过钟表等计时工具来衡量的, 而是通过与社会活动的结合而彰显其时间意义。因此, 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不同背景的人群对待时间的态度或观念也会有所不同[29]。正如爱德华·汤普森所说的那样:“时间标志法取决于不同的工作条件及其与‘自然’节奏的关系”[30]。因此, 在不同的环境状况下, 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时间计时标准。另外, 钟表时间意义上相同的时间长度在社会时间中亦未必相同, 而会分别具有不同的价值意义与体验感受, 而这正是社会时间区别于钟表时间的最主要特性之一。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时间单位主要有以下几种:时辰、天、旬、月、季、年等, 另外还有一个虽并非时间单位却经常被乡村民众作为农业劳作参照的时间点——节气。“时间的单位通常是由集体生活的节奏所决定的。[31]”传统乡村社会虽然更多是以个体作为基本时间活动主体, 但由于众多个体在时间上的同步性从而导致了一种“类集体”状态, 从而具有了共同的社会生活节奏。社会生活有许多种, 相应所依照的时间计时标准也就有所不同。就农业生产来说, 在期间起主要作用的时间单位或时间参照标准为天、节气、季与年。天是古代民众所认识到的第一个时间单位, 太阳东升西落即为一天, 虽然不同季节一天的长度实际上是不相同的 (钟表测量时间) 。事实上所有农活都必须要一天天地做,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就是对这一生活节奏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 节气则起到了更为重要的时间标志点的作用, 因为传统中国乡村民众农事程序操作的主要时间标准就是节气, 对此王祯曾说:“十二辰日月之会, 二十四节气之推移, 七十二候之迁变, 如环之循, 如轮之转, 农桑之节, 以此占之。”[32]而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的调查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农民用传统的节气来记忆、预计和安排他们的农活。”[33]另外, 与现代工业生产不同, 农业生产周期较长, 通常要四到五个月, 跨越不同的季节, 故而季在乡村民众生产生活中亦具有重要地位, 所谓“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因此, “一个在乡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 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 周而复始”[34]。最后一个重要时间单位就是年。许慎《说文解字》云:“年, 谷熟也”, 因此最初“年”时间单位的确定就是以农事活动为基本参照的。一年正好跨越一个完整的自然节律循环, 与自然节律相适应的农事生产也就正好以一年为最长计时单位。总之, 就农业生产来说, 重要时间单位为天、节气、季与年。从基本结构上来说, 是一天嵌入一节气、一节气嵌入一季、一季嵌入一年, 共同构成农民大众的年度劳作周期。
而就生产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来说, 重要时间单位则是时辰、天、月等[35], 与农事活动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在日常社会生活中, 时辰这一单位可谓异常重要。如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时辰, 并认为其同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些重要的社会活动, 如婚嫁、祭祀、房屋上梁等都需要在一定的时辰点内进行。时辰外, 天则是民众日常生活的最基本单位, 所有活动都会被安排在某一天内进行。不过与农事活动中的一天不同的是, 此处之“天”更为多姿多彩。人们会赋予每一天不同的价值与意义, 分别具有不同的“宜”、“忌”之事, 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非常重要的一项时间习俗, 即“择日”、“查日子”[36]。相比之下农事活动中的一天则要单纯得多, 人们体验到的更多只是忙碌与劳累。此外, 二者在所指上亦并不相同。农业劳作的一天通常指天亮到天黑这一段时间, 即白天, 虽然在双抢双收的农忙时节也会有少量农活在晚上进行;日常生活的一天则通常不只限定在白天, 如演剧、赌博、祭祀神灵等。月通常与日结合使用, 构成我们传统的阴历计时体系, “广泛使用在记忆动感情的事件以及接洽实际事务等场合”, 被“用作传统社会活动日的一套名称”, 如婚嫁、祭祀、节庆活动等[37]。
传统中国历法为阴阳合历。其中以阳历系季节与农时, 以太阳运行为基本标准;以阴历系年月日期, 以月相变化为标准, 分别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各自的作用[38]。就这两个计时体系来说, 有几个方面需要值得注意。首先, 从本源上来说, 因农事而产生的历法体系更具原出性。其次, 从重要性上来说, 农事计时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因阴历计时体系在根本上是嵌入于年度农事时间之内并受农事时间所支配的[39], 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历法被称为“农历”的最主要原因。第三, 从结构上来说, 农事计时体系具有明显的契合性关系, 阴历计时体系则不然。其虽也有长短之分, 如一天包括十二个时辰、一旬有十天等, 但由于日常社会活动相比于农事活动通常周期较短, 短时间内即可完成, 因此各单位间并构不成明显的嵌入关系。
总之, 与钟表时间或天文时间不同, 社会时间具有多样性特征。社会活动不同, 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时间也就不同, 其中居基础地位的即为农事劳作时间安排体系, 起到了一种“时间核”的作用, 并间接决定着其他社会活动的时间节奏。另外, 各社会时间之间又并非杂乱无章、毫无规律的, 而是在其自身内部有明显的结构性序列关系。虽然存在多维度的时间分层现象, 但通过各时间结构间的组合、嵌入与同步关系,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年度时间生活周期, 并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因农而异: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结构性差异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度, 农业是广大乡村民众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社会活动。因此, 他们也就共同享有一个大体相同的时间生活模式, 即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来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是, 这并不代表在这一共同的模式之下就没有差异性存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 虽然都会有农事节律现象存在, 但具体的节奏特征却并不一定相同, 这也就直接导致乡村民众的时间生活节奏产生差异性。此外, 即使就同一地区、同一时代来说, 由于对农业生产参与度的不同, 也会导致具体的时间安排有所不同。
(一) 空间差异
农事节律是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基轴, 而其又是与一个地区所种植的作物紧密相关的。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自然环境差异极大, 导致各地的作物种植与农作模式千差万别, 也就导致了不同的农事节奏特征, 基于此的乡村民众时间生活节奏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首先以江南与华北地区的对比为例。江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较为优越, 一年两熟制较为盛行, 相比之下华北地区通行的却是两年三熟制, 这就直接导致两地在农事节奏上存在很大不同。图1是江苏武进与河北平乡一年之中各农场平均各月劳动投入状况图[40] (单位:小时) , 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两个地方在年中劳动投入上存在很大差异。首先, 武进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期, 相比之下平乡却不太明显;其次, 两地在农忙高峰期上所处时间段并不相同, 且在劳动投入量上武进明显高于平乡;第三, 武进各月都有劳动力投入, 平乡却在每年的一月、二月及十一月、十二月四个月内没有劳动投入。若以这两个县分别代表江南与华北, 则可以看出江南在农业生产的时间安排上明显要比华北更为紧凑与忙碌, 因一年两熟制自然要比两年三熟制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拉长劳动周期。例如, 即使在寒冷的冬季, 江南地区也仍有敲菜麦沟、施腊肥等工作要进行。与这种忙碌的农业经营状况相适应, 江南农民在肥料准备、生产工具修制、水利整治等方面也必然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同时, 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 乡村民众即使在冬季农闲期也会投入到其他生产工作中去, 如捕鱼、进城务工等, 而此时华北乡村的典型场景却是晒太阳聊天的人们[41]。因此, 传统时期江南地区乡村生活之所以要比华北地区更为富足, 除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等因素外, 也是以本地民众更多的辛劳与更少的闲暇为代价的。另一方面, 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达,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本地区更为“忙碌”的农业生产作为基本保证的。
当然, 在江南内部这种差异性也同样存在。传统时期江南可大体上分为三个集中的作物分布区, 即蚕桑水稻区、棉花水稻区及水稻区[42]。由于种植制度与各作物耕作程序的不同, 各地区在劳动力投入周期上并不相同, 虽然都存在双峰特征, 但时段稍有差异。具体而言, 桑稻区为6—8月与11月, 棉稻区为5—6月与9—10月, 稻区为5—7月与10月[43], 由此使各地乡村民众在时间安排上产生了不同,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如在属于水稻区的松江与属于棉花区的闵行之间, 每当水稻收割季节, 位于松江东部二十里左右、黄浦江北岸棉花地带闵行地区的人们, 便来到松江受雇参加水稻收割工作。由于棉花一般最晚在十月初便收获完毕, 而松江的晚稻收获期集中在十月中旬左右, 这就使得两个地区在收获时间上完全可以错开。于是, 这些棉花地带的人们完全能够于自家棉花收获完毕后, 再到松江地区充当农业雇工, 从事水稻收获工作。他们一般于阴历九月中旬出村, 随身带着镰刀, 先分别从自家出门, 然后再在路上相遇后十余人左右组成一个小组, 相伴去参加收割工作。在一个村子收割完毕后, 他们便转向另一个村子。满铁调查员曾详细记载了这些人流动的日期与路线:闵行 (阴历九月十五日) ——北桥——马桥——车墩——华阳镇 (阴历十月十日) ——跨塘桥——新五厍——石湖荡 (阴历十月三十日) [44]。
(二) 时段差异
就一个地区来说, 农事节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上, 随着一个地区作物种类与作物种植制度的改变, 农事节律状况也必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并进而对民众时间安排产生影响。从宋末至19世纪中期, 江南地区的作物品种与种植制度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中、晚稻品种数量增加, 由一年一作甚至两年一作的“强湿地农法”转变为一年两作制占主导地位, 且在耕作环节上日益精细化[45]。此一变化不可避免会对江南民众的年度时间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更长时间的农作劳累与闲暇时间的逐渐减少。而近代以来, 又发生了与宋至清中叶完全相反的趋势变化, 即越来越多的乡村民众开始摆脱农事节律的束缚, 从而使自己的日常时间生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在上海法华乡:“光绪中叶以后, 开拓市场, 机厂林立, 丁男妇女赴厂做工。男工另有种花园、筑马路、做小工、推小车。女工另有做花边、结发网、粘纸锭、帮忙工, 生计日多, 而专事耕织者日渐其少矣。”[46]还有一些人则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 “有土地的家庭, 喜将土地出租, 或者租出一部分于他人, 以便省出余时, 自由从事于都市职业”[47]。工作重心的转变, 使这些乡村民众不再遵循传统的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的时间安排, 日益转入城市时间系统, 去适应严苛的、缺乏人情味的、以钟表运行为核心的工厂时间体系, 就如同英国“圈地运动”后大批涌入城市而成为产业工人的农民处境那样[48]。
传统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除具有上述长时段的历时性差异外, 较短时期内某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也可能使时间生活脱离正常轨道, 表现出一种非常态状况下的时间生活模式。如大规模战争的爆发经常会造成大量人口丧失, 并使大量生还者流离失所。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人们因颠沛流离自然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 娱乐、信仰等活动更是奢望, 从而使以农事节律为轴心的正常时间生活发生严重扭曲。灾害的发生也同样会如此。严重的干旱常常会造成“赤地千里”, 人们转奔流徙以求一条活路, 正常生活更是无从谈起。即使不会如此严重的灾害也会对乡村民众时间生活造成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弥补灾害损失而缩短农事周期, 种植一些生育期短的作物, 如在稻田中改种生育期短的绿豆[49]。另一种是强迫人们由农忙转入“农闲”状态, 从而使正常时间生活发生颠倒。如1934年江南大旱, “又过了五六天, 这一带村庄的水车全变作哑子了。小港里全已干成石硬, 大的塘河也瘦小到只剩三四尺阔, 稍为大一点儿的船就过不去了。这时候, 村里人即被强迫着在稻场上‘偷懒’”[50]。
(三) 阶层差异
处境不同, 对日常生活时间的安排也必然会有所不同。经济地位高的人, 自然会有更多时间可消耗在娱乐、社交等社会活动中, 而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却经常不得不为填饱肚子而异常辛苦地工作。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 这种分异性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不用从事辛苦的农事劳作, 有产者自然可以过着一种相对悠闲舒适的生活, 如洪璞对地主金明远与柳兆薰日常交往圈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51]。正所谓“饱食谁家游冶郎, 柳荫闲看插秧者”[52]。而一入农闲, 虽然不用再从事劳累的农业生产活动, 贫苦农民也被迫要外出做工或从事小商品买卖等, 以贴补家用。如卜凯就曾注意到:“每届冬季, 常见若干农民相率入城, 充当雇工、人力车夫或无技艺劳工等, 尤以水稻地带为然。”[53]
当然, 这种差异性其实不仅只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存在, 即使在农民群体内部, 由于所处阶层不同, 对年度时间周期的具体安排也会有所不同。如出于生存之压力, 低阶层之乡村民众相比之下更多地受雇于别人担任农业雇工。在江苏太仓, 据满铁调查显示, 无论是佃农、自耕农兼佃农还是自耕农, 被雇佣农业劳动力的人数与日数都随着经营土地面积的增多而减少。同时, 就这三种类型的农户来说, 也是由佃农向自耕农而逐渐减少, 六亩以上的自耕农与16亩以上的佃农兼自耕农更是没有人去担任农业雇工[54]。很多贫苦农民更是要被迫在农忙期间舍弃自家农活而为别人担任农业雇工, 造成对自家农事活动参与的脱离或延迟。如此一来, 必然会使不同阶层农户在农事时间的安排上产生差异性。对低阶层农户来说, 被迫为别人担任农业雇工, 不仅丧失了更多的闲暇时光, 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自家农事生产。由于他们农忙时多外出帮工, 加之耕牛农具缺乏, 因而经常会导致自家农作失时, 从而影响作物产量, 造成“吃了大肉, 荒了大熟”的局面[55]。即使在农闲时期, 为维持生计, 低阶层农户也需要更多地投入到其他经济活动中去。如在上海浦东, 佃农在收获以后前往上海及附近等处暂为谋生者, 就“甚为普遍”[56]。相比之下, 经济状况稍好的农民, 自然也就可以相对更为轻松一些。
(四) 性别差异
“男耕女织”是我们对传统时期男女劳动分工的最常用描述[57]。从一般意义上来说, 这一描述具有其合理性, 而这种不同的分工模式将直接对传统乡村社会中男女的社会时间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虽然传统乡村社会男女的年度时间安排都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展开进行, 但他们却有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轨迹。若将一年分为农忙与农闲两个时段, 农忙时期, 男子是大田劳作的主要承担者, 女子除参加少量农事活动外, 她们此刻最主要的任务是为男子做好后勤工作:准备饭食、做家务、带孩子。正如费孝通对江村的研究所表明的:“农忙期间, 早上就把午饭和早饭一起煮好。妇女第一个起床, 先清除炉灰、烧水, 然后煮饭。……男人们把午饭带往农田, 直到傍晚收工以后才回家。留在家中的妇女和儿童也吃早上煮好的饭, 但吃得较少”, 晚饭时“全家人都围着桌子坐着, 只有主妇在厨房里忙着给大家端饭”[58]。与大田劳作相比, 家务劳动要相对舒适一些, 但也并不轻松。所谓“馌饷妇, 朝朝持饷忙奔走。最是今年稂莠多, 内外力田十余口, 每日三餐妾独供, 炊爨烹庖汗盈首”[59]。一入农闲, 女子在从事家务劳动外, 又投入到棉纺织等副业生产中去。男子则从劳累的大田劳作中解放出来, 除参加少量棉纺织等副业生产外、如纺线, 则更多是参加其他一些活动, 如进城务工、做小买卖或参加各种社会娱乐活动。在江南最为普遍的休闲方式即泡茶馆, “较大之乡村, 多有小茶馆之设, 在茶馆每人茶资七十文。乡间男子除在农忙及养蚕时期外, 每日生活大约须耗其半日光阴于此”[60]。总之, 我们可以发现传统乡村社会中男女在年度时间安排周期上是相互契合的:农忙时男为主、女为辅, 农闲时女为主、男为辅。但总体而言, 女子之时间安排是嵌入于男子时间周期之内的, 这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由此导致的男子占主导地位紧密相关的。
当然, 在男女内部, 还是存在诸多差异的。前述之地区差异、时间差异、阶层差异等, 更多是就男子而言的。其实在女子内部, 这种差异也同样存在。如仅就地区差异来说, 以江南而论之, 在农闲副业生产上, 棉稻区与稻区的妇女都积极参与到棉纺织生产中去, 每年劳作时间至少超过200天。桑稻区妇女除“首尾六十余日”的蚕桑生产外, 其他时间都比较轻松闲暇。正如徐献忠对湖州妇女的描述:“闺阁……不似松人勤苦。……湖中虽有苧绵之功, 计其劳不抵松人一月”[61]。农业生产上, 从棉稻区到稻区再到桑稻区, 大田劳作中妇女的参与程度逐渐降低。在棉稻区, 妇女劳动力是棉花生产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甚或是主力军, 从而造成一种“农业的女性化”趋势;稻区, 除插秧时的拔秧及少量戽水工作外, 已很少参加大田劳作;桑稻区, 除紧急情况下的排灌工作外, 则极少下地干活[62]。这种对生产参与的差异性, 必将导致她们不同的时间生活轨迹。
总之,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虽然都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展开进行, 但从实际运作来说却并非完全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诸多差异性, 如地区的、时间的、阶层的、性别的, 等等。这正显示出社会时间的根本性特点, 即是与人、人之社会活动紧密相关的。人不同、社会活动不同, 社会时间的具体表现也就不同, 从而表现出多样性特点, 既有横向层面的, 也有纵向层面的。
讨论
总之, 就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生活而言, 总是围绕着农事活动展开进行, 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密结合关系, 而其实质所体现出的是一种时间安排策略。正如布迪厄曾所说的那样:“社会纪律表现为时间纪律, 全部社会秩序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调节时间的使用、集体和个体活动在时间中的分配以及完成这些活动的适当节奏, 从而把自己强加于最深层的身体倾向。”[63]而在传统农业社会里, 有关农业活动的时间安排就是最主要的时间纪律安排, 因而农业时间纪律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总体社会时间纪律, 并进而使传统乡村民众之时间生活表现出强烈的结构性特征。当然, 从实际运行来看, 这一时间体系并非是完全均质的。由于农事节律的空间及时间差异性及对农业生产活动实际参与度的不同, 而导致诸多差异性, 如空间、时间、阶层、性别等, 充分体现出社会时间的多样性特点。
这种以农事节律为基本轴心的时间安排策略, 不可避免会对传统中国之时间体系产生深刻影响, 特点之一即是没有纯粹的测度时间体系, 而是在其中包含有非常强烈的“标度”成分, 总是与某种具体情境相联系[64]。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特征, 在每一年相对固定的时期内都会有相应的农事活动进行, 年年重复, 每到一年之中的某个时刻, 人们自然而然就会去做某种农活。与此同时, 一些大的社会活动也与此紧密相关, 一年之中的某一时刻该做何事也是已有定数。因此, 一年之中的某一时段自然是与某些事情紧密相连的。此外, 传统中国时间观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非精确性[65], 如没有精确的几点几分的概念。之所以如此, 也是与农业生产特点相适应的。农业生产虽然也有一定的农时要求, 但在具体的播种、收获等时间上却并没有具有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 只要能大体维持在一个时间段内即可, 并不像现如今技术时代形势下的时间安排那样严格与精确, 每个人都必须要严格遵守, 起床、上班、下班、工作、学习等。与技术时代相反, 与农业活动那种相对较长且不很精确的生产周期相适应, 处在这种环境条件下的人们自然也就不用遵循特别严格的时间安排。所以, 在西方人批评中国人在日常事务上缺乏时间观念时, 杨联升先生辩护说:“但是应该记住, 在机器时代以前,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 没有特殊的需要去注意一分一秒的时间。”[66]
选择了一种计时方法, 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因此这种以农事节律为核心的传统时间安排体系亦不可避免会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正如丁贤勇所认为的, 受传统农业生产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特征的影响, 因此生活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的人们, 在时间观念上具有凝固性和恒常性的特点, 重复、单调、千篇一律, 而正是这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67]。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作物播种、管理与收获周而复始的进行, 只要农耕技术体系不发生根本变化, 这一节律特征也就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节奏也就不会发生改变。久而久之, 使习惯于这一套技术体系与生活节奏的农民不愿再有任何改变, 而具有了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 最终成为了文化变革的阻力。
今天,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 传统中国时间体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即日益由一种“事件中的时间”向“时间中的事件”进行转变。我们逐步开始把测度到的东西叫做时间, 这就是测度时间。简言之, 测度时间就是借助于一定的手段, 如水漏、钟表测量而得的时间。其本质上只是一种物理运动过程, 某种空间化的东西, 或者是数的序列, 或者是几何长度[68]。与标度时间不同, 测度时间不再与周围环境相联系, 不再包含有特定的含义, 脱离了人们直接的生活经验。正如拉尔夫金所言:“随着现代生活节奏持续的加快, 我们开始越来越感觉到与地球上生命节律的脱节, 我们不再能感到自己与自然环境的联系。人类的时间世界不再与潮起潮落、日出日落以及季节的变化相联系。相反, 人类创造了一个由机械发明和电脉冲定时的人工的时间环境:一个量化的、快速的、有效率的、可以预见的时间平面。[69]”而这种转变, 正式技术时代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代替的必然结果。另外, 与技术时代的要求相适应, 时间概念也变得日益精确, 几时几分几秒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同时, 伴随着技术时代的到来, 传统凝固性、恒常性的时间观念也逐渐逝去, 千篇一律的乡村生活开始发生改变, 浓厚的乡土观念也开始被打破。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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