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的学理基础：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维度
作者：陈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来源：《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5期
摘要：新发展格局包括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所强调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是统筹经济与政治的表现。为新发展格局构建马克思主义学理基础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需要从经济与政治两个维度进行。从经济维度构建学理基础主要是从经济循环角度来论证的，并契合新发展格局的双循环内涵；从政治维度构建学理基础有助于完整准确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济政治背景，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意义，是党中央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决策。利用有关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相关论述，可以从经济与政治两个层面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学理基础，除了经济层面的的相关阐释，也要将经济与政治结合，解释新发展格局的若干超越经济层面的重要特征，包括新发展格局是主动构建的，党的领导地位，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意义，自主创新和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等，这些都反映了新发展格局的政治引领经济的特点。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经济与政治；党的领导；新型举国体制；国有企业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事关中国“十四五”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布局。新发展格局具有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学理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前的重要任务。
一、从经济到政治层面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学理基础
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发展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其中主要是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背景、时代基础、形成路径和战略意义等[1-4]，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基础，成为理解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对把握新发展格局的科学脉络、拓展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定义，新发展格局涉及经济大循环，学界对新发展格局的理解首先是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环节解释其工作重点，打通循环不畅的各个环节，以实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目标，而围绕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展开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研究范式。裴长洪、刘洪愧[5]认为，强调新发展格局的思想来源只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探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新发展格局是这一科学原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运用和创新发展。程恩富、张峰[6]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论述区分了各自的国内和国际的循环，指出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董志勇、方敏[7]回顾了经济循环概念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发展史，指出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要加上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当前的国际经济循环由西方资本主导，新发展格局就是打破这轮国际化与全球循环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利润修复的逻辑，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蒋永穆、祝林林[8]提出《资本论》关于经济循环的理论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循环思想，应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周文、刘少阳[9]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应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了国内国际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的有机统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郭冠清[10]以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在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中，增加国际贸易条件，从而增加了国家变量，提出了一个开放条件下国家变量内生的双循环理论分析框架。
从政治经济学原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学理基础，马克思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出发点，而且这些理论紧密结合新发展格局关于经济循环的论述，在此基础上的相关研究构成了关于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的最直接的层次。不过，新发展格局作为新发展阶段党中央最重要的战略布局，并不限于经济循环这个层次，高培勇[11]提出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简单等同于新发展格局其实是一个误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新发展格局是跃出经济层面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这一论点点明了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循环实际上并不只是为了畅通经济循环而构建，或者说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要顾及安全问题。而安全问题显然不完全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统筹发展和安全，实际上就是要兼顾经济与政治问题，而且必要的时候政治在经济之上，这是政治是统率、是大局的体现[12]281。以往在促进发展上的一些做法尽管符合经济效率，但存在安全隐患，会导致发展的风险，最终经济效率也难以保障，反之注重安全的发展尽管短期看可能有经济效率的代价，但长远看经济效率得以保障，这正体现了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可见，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理解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角度，特别是要注意到新发展格局具有的超出经济层面的战略高度。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学理的基础上，单纯的经济循环视角少了直接包含政治的视野，需要注意的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主动作出的战略抉择，如果只限于经济这个层次来理解新发展格局，容易仅仅把新发展格局看成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一阶段后自然而然应该要进入的发展格局，容易低估新发展格局是中国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在发展方式和路径上进行主动选择的战略意义。而且，仅从经济层次理解，也容易局限于提出扩大内需和畅通经济循环的经济政策主张，容易忽略新发展格局是围绕掌握发展主动权，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而做出的战略布局。因此，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构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相关经济层面论述的补充，有助于系统完整、逻辑一致地解释党中央关于新发展格局的包含经济循环但又不限于此的一系列表述。
二、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2001年在《东南学术》上撰文归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其内在的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本质运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的优势。”[13]这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维度为新发展格局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此提供了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人类劳动实践的学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4]，人类拥有主观能动性，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世界，使之为人的发展服务，这是人类劳动的根本特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主观和客观是一对辩证关系，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世界制约，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能动地发挥作用，人越是认识到和遵循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越大。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的辩证运动过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更多的是指生产力对人类生产活动的事前制约作用[15]，即生产力是一个既定的基础，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在遵循生产力的这种决定作用前提下（即生产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建立，而必须受到生产力制约）的反作用，在承认其前提下生产关系能够主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类似关系。如果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生产关系进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是机械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会滑向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6]正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强调上层建筑具有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继而具有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构成了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核心。
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实践论中，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劳动实践成为人所独有的生存方式的根本原因，是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因此在唯物史观中，在承认生产力的既定环境制约的前提下，人的主观意识具有独立性，人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在人与自然界，在社会历史运动中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这是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体现。人为设计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乃至生产力的反作用也同样体现了这点，人类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越深，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越大。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以往人类会受到理论局限性的影响，设计上层建筑的统治阶级会受到阶级局限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认识、把握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人类摆脱了以往的理论局限性，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自己的阶级私利，以解放全人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最高宗旨，从而摆脱了以往统治阶级的阶级立场的狭隘性。可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因而对经济基础及生产力的能动作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此，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为正确发挥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基础及生产力的能动作用，提供了根本保障。
上层建筑包含政治上层建筑，并在整个上层建筑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形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不过经济与政治中政治的概念外延涉及对政治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一般而言政治不仅包括政治上层建筑，也包括某些与政治直接相关的观念上层建筑，王沪宁等[12]342将政治文化包含在对政治的论述中，但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政治所包含的观念上层建筑不仅与政治直接相关，还主要限于其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的部分。在经济与政治两者关系上，列宁曾经说过，“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7]407，毛泽东也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8]，两者关系表现为经济是基础，政治又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辩证关系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直接得出的。社会主义的建立，是无产阶级先取得政权，通过政治革命得以实现的，而社会主义的建立，又必然面临着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在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上，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再次出现。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17]777这就是先通过政治革命改变上层建筑，然后以此改变经济基础，再推动生产力发展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指出：“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9]，“从世界的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20]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21]，“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22]15这都生动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先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改造和建立新的上层建筑，再通过政治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改造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般经验和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辩证关系也就必然反映为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三、新发展格局的经济与政治背景
为什么说新发展格局不能只从经济层面去理解，还要站在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着眼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是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纲领性文件，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贯穿其中的指导原则，并设置专章对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全面部署。对于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早前讲到：“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23]，这指出了发展和安全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这与经济与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如出一辙。发展在改革开放的特定语境下主要是指经济发展，而安全更多属于政治范畴，经济安全也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经济安全本身也是更广义的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统筹经济与政治，发展和安全就是经济与政治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体现。
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这需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来理解，可以分为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中国经济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随着体量的增大，中国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侧重于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大进大出发展模式上，同时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形成为中国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国际经济上，全球化遭遇逆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打乱了国际经贸交往，这是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外经济原因。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中央在观大势、谋大事上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具备了坚强的领导能力。同时，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地位的上升，形成了东升西降的趋势，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与中国发展奇迹造就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构成了历史性交汇，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也日益明显，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中国发展的安全维度日益重要，这些构成了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内外政治原因。经济是政治基础，政治又高于经济。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新发展格局的所有工作部署也是围绕着新形势下的高质量发展而进行的，经济发展仍然是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即经济是基础。同时，政治高于经济，新发展格局又是为顺应和推进“两个大局”而服务的，在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中西方竞争性一面显现的局势下，新发展格局就超出了单纯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层次，而具有政治层面的考虑，安全发展的考虑在经济发展之上，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这都需要站在政治高度上来理解。扩大内需不仅仅是经济循环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以内需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冲外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24]在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的经济政治环境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而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也就是统筹经济与政治，是对这些经济政治环境变化的主动和有力的回应。
不管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传统发展格局，还是新发展格局，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下作出的相应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要成就，而新发展格局是发展格局的最新的全局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发展格局尽管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互为犄角，紧密关联，之所以如此正在于两者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上具有的一致性。一般而言，市场经济被视为经济层面的东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新发展格局也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得以构建的，新发展格局所依托的仍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朝着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方向前进，反过来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基础运行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备成熟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行的，这是政治引导经济的表现，而这与新发展格局是在党和政府引导下进行构建是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得到了最新体现。
四、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新发展格局将以往的侧重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它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消灭了绝对贫困，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国内形成超大规模市场的基础上的。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维度，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使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了雄厚的经济条件，这是经济是基础的具体反映。同时，政治高于经济，经济发展以政治引导为条件，政治对经济具有推动作用，不仅体现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反映了推动更加安全发展的重要性急剧上升，更表现在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根据国内外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作出的主动选择，这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25]。“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对这种主动精神和积极意识的高度概括。如果说新发展阶段是在既有成就之上客观形成的，新发展格局则是在此基础上面向未来主动构建的，新发展阶段和新发展格局间的辩证关系完全符合经济与政治间的辩证关系，新发展阶段是新发展格局的客观基础，新发展格局主动引导和推动新发展阶段的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24]，如同在围棋博弈中，被对手牵着节奏走容易处处陷入被动，只有掌握主动权才能开创新局面，新发展格局是在中西方竞争性对抗性一面上升的情况下中国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一招，新发展格局就是要主动开辟新的天地、新的局面，理解新发展格局必须牢牢把握这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我们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26]。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存在其有利的经济和政治的客观条件，如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以及国家治理效能优势等，但这绝不意味着会自然而然出现新发展格局。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主动用足有利条件，化解不利条件，特别是化解经济逆全球化冲击和西方国家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而且经济和政治往往交织在一起，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就要经济和政治工作一起抓，两者相互配合，从而在各种局势变幻下消除影响发展的各种隐患，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毛泽东的讲话“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24]，高度强调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掌握战略主动权的重要意义。新发展格局不是空想，有着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发展导向和政策措施。“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24]，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体的现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动性也不是流于口号而是有着具体的抓手。新时代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新发展格局下的创新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27]，这是理解新发展格局，也是探讨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的重要出发点。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都是为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服务的，理解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需要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维度来理解，自立自强是出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需要，是政治层面的战略考虑。“我们更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28]，理解新发展格局是主动而为，重点是要意识到通过自主创新这种主动性的发挥，主动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主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而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往参与国际分工面临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卡脖子”的风险，从安全层面考虑，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安全、自主、可控，具有急迫的重要性，这是政治高于经济的表现，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则是政治引导经济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雄厚的综合国力和科技力量，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产业体系，是进行自主创新和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物质基础，但只有通过政治引导，才能尽快形成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新发展路径。自主创新当然不排斥国际合作，但重要的是要形成能够主动聚合全球资源的合作，这就需要国家力量的组织和引导，主动构建国际创新合作机制。在关键领域推动国产替代也是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也是体现自主创新的主动性是具体的、物质的重要举措。在有现成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可用，未被断供和制裁的情况下，尽管隐含着潜在风险，单靠经济层面的考量国产替代未必会得到重视，只有通过政治引导经济，国家主动创造国产替代的经济环境，国产替代才能得到系统推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稳定才有真正保障。
五、党领导构建、部署新发展格局
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制度，围绕这些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22]31中国共产党处于国家治理的核心地位，党的领导制度是国家根本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领导是其最本质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22]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的，是上层建筑推动生产关系变革的典型。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体现在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项布局，领导经济工作的有序进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水平，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29]318，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政治的引导作用不是抽象的含混的，而是具体的明确的，无论哪方面的政治引导，它最终都要归结为党的领导，即党领导一切，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具体化为“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30]，党中央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领导的作用。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得到了完整和具体的体现。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24]。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着最高政治领导作用，并通过中国特色主义制度这一最大优势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最大效能优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22]31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领导作用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能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通过党中央的集体智慧形成高瞻远瞩的决策，尤其是形成“先手棋”决策把握战略主动权，并统一起各方的力量形成合力。“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31]，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形成的，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党的政治领导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面对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各类风险，在党的集中统一正确领导下，抓住机遇，转危为机，主动、正确地引导新发展格局的布局。
新发展格局更强调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重点是关键核心技术项目进行自主攻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集中举国之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导向了“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协同攻关，为攀登战略制高点、提高我国综合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提供支撑”[29]145，体现了政治高于经济。新型举国体制的要点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些技术领域存在技术复杂、系统集成度高、产业生态依赖性强等特点，需要长周期、高强度的投入和跨部门、跨学科、跨区域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协调。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本质上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在政治引导下，通过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实现自主创新，尤其是实现有着明确项目目标的国产替代的突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良传统，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得以实现的，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是举国体制取得成效的基石，改革开放前的“两弹一星”工程就是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同样是经济与政治结合的一个典型，其内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之中，党的领导作用体现为在尊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同时，运用政策引导多元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市场主体和行政力量之间形成合力，达到集中力量协同攻关的目标[32]。在新发展格局中，进行自主创新和国产替代，是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重中之重，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举国攻关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机构成。
政治的引导作用除了政治上层建筑，还包括与政治直接相关且直接影响经济的观念上层建筑。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新发展格局来说，这体现为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24]。理念是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反映，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的指导下一步发展的思想，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深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越大，理念的引导作用就越显著。新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29]21，这充分说明了新发展理念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因所在。新发展理念是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早于新发展格局概念的提出，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所注重的战略主动性。“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实践告诉我们，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进程，发展环境不会一成不变，发展条件不会一成不变，发展理念自然也不会一成不变”[24]，这段论述充满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辩证色彩，发展理念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和贯彻的，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成效是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的体现。同时，发展理念随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而变化，是发展理念起引导作用的前提条件，这是经济是政治基础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是为了解决新时代经济发展方式和动力转换的问题而提出的，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新发展阶段，更为安全的发展成为新的要求，新发展格局是为更好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的，为新形势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提供基础保障，这说明新发展理念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动指南，是政治引导经济的又一范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最鲜明的特色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紧密结合，在推动发展上拥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24]相对于畅通经济循环这一层面，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在党的领导角度下这些优势都可归结为政治层面的优势。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等结合起来，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克服重大风险挑战，使新发展格局得以统筹兼顾、协同推进。
六、从经济与政治结合的角度理解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应起的主导作用
新发展格局是主动构建的，还体现在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主导作用。与其他性质的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并不是单纯的经济实体，单纯考虑经济效益指标，而必须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无产阶级运用政权力量而建立的所有制形式，是通过上层建筑改变了经济基础，“我们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决不能认为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所有制问题，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33]，公有制以及国有企业本质上，政治是第一位的，国有企业首先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发展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建立独立自主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是由公有制经济的政治要求决定的。政治高于经济，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公有制经济的布局也是从这个政治高度出发的，改革开放前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我国的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国有企业居功至伟，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的实体，这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层面的资源配置和微观运行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这反映了经济是基础。而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层面在国有企业的首要地位从未改变，国有企业仍然要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和改善民生作出历史性贡献，这点在改革前后都是一致的。政治引导经济，国有企业的设立，就是要在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重大领域发挥引导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的政治引导作用还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国有资本的布局调整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事实说明，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都起到主力军的作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也主要是围绕这些行业和领域而言，这也是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规定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真实写照。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其核心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国有企业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国民经济关键产业发展中一贯起到主导作用，在新发展格局中国有企业的这种主导作用同样也要体现出来，尤其是新发展格局要更加强调安全发展，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只会更加强化。国有企业要发挥这种主导作用，依靠的是国有企业既是经济实体，又有政治使命，即国有企业具有的双重属性，国有企业通过经济实体企业的身份嵌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又通过所承担的政治使命来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向，推动关键产业和重大民生事业的进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导作用又一次具体体现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34]175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说明了国有企业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而国有企业作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反映了国有企业与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34]176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布局，国有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起主导作用，党领导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34]175这和党领导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是新发展格局能够行之有效地主动构建起来的重要环节。同样，党对国有企业领导本身也反映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有机统一。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34]176-177党对国有企业领导，政治领导是第一位的，就是要保证国有企业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国民经济关键领域建设的正确方向，党的领导融入国有企业治理各环节，是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经济与政治融合在一起的体现。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上，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与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其他做法一起，从政治高度，以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方式，通过政治引导经济保障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新发展格局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导作用也要反映出这点。新发展格局要改变中国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局面，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国有企业要成为自主创新和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排头兵[35]。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企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24]这是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政治担当。过去国有企业在一系列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中发挥了顶梁柱作用，新发展格局下国有企业将继续发挥重大科技攻关和关键设备及零部件国产化组织者的作用，并在固链、补链、延链、强链上发挥其领导力、带动力。这些领域事关国家安全，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经济力量，企业着眼于局部利益和短期利润，难以完全实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国有企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用是由其政治属性决定的，政治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国有企业弥补了市场力量在重大科技攻关和塑造维护全产业链上的局限性，从而引导创造出重大技术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自主可控的生态系统。而且，国有企业也只有通过自主创新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才能主导相应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才能打破国外的垄断和封锁，才能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的目标。
新型举国体制是新发展格局要求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大国产替代力度的重要抓手，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集中国家力量的重大科技攻关体制，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落实新型举国体制需要有执行者，国有企业在党的领导下为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最可靠的执行力量，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举国体制的重大不同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由企业成为创新的组织者，“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29]140，国有企业在改革后已经成为成为市场经营主体，同时，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经营规模大、辐射范围广、带动作用强，能够有效整合全国科技创新攻关力量，推动高强度、长周期的技术研发，理所当然要在重大科技创新中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中央企业组织重大科技创新并布局产业化，是新型举国体制在打造中国特色的创新链产业链中的核心环节，同时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定位。国有企业在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是国有企业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核心的保证，党的领导确保了新型举国体制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的有效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坚决执行党中央决策，为确保新型举国体制有效运转提供了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新型举国体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国有企业在新型举国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得以落实，新型举国体制由此紧紧嵌入于新发展格局中，成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有机构成。
七、结论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超大市场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要承受其他国家都不曾遇到的各种压力和严峻挑战。”[24]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而作出的主动战略部署，将更高质量的发展和更高水平的安全统筹结合起来，因此新发展格局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直接着重的是经济循环，实质是将发展的战略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根本上讲是为了切实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抑制外部风云变幻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局的干扰，而这些则是政治层面的目标。新发展格局经济层面的双循环包括政治层面的考虑——更加安全发展的需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首先是党中央在政治层面主动作出的战略部署，首要的考虑是维护发展的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构成了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新发展格局经济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是经济与政治的统一。
理解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必须注意到新发展格局中经济与政治相统一的特点。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构建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把关注点放在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反映的是新发展格局的经济层面。从经济与政治相结合的角度，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相关经典论述，成为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为新发展格局构建完整的学理基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角度，可以把新发展格局的经济与政治双层属性进行完整的解释，可以把既有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中畅通经济循环的相关论述整合进来，这些经济层面的解释反映了经济是基础。同时，政治又高于经济、政治引导经济，由此可以更好地解释新发展格局超越经济的有关层面，包括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在党的领导下主动构建的，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意义，自主创新和新型举国体制的重要性，国有企业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导作用等。通过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维度，将新发展格局的经济与政治层面综合起来，能够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并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学理基础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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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为作者提供的原稿，正式发表时有修改）
作者简介
陈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郭冠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转自：“经管学术联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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