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舫 | 马克思论证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维度
刘同舫◆文
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论证在马克思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基于对资本实质的界定，从资本逻辑与普遍交往两个维度阐明了世界历史总体性问题。马克思通过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资本概念的批判，揭示了资本的本性并建构独具特色的资本观。资本无止境的趋利性将整个世界纳入资本逻辑的循环，促使人类历史的行进方式从民族地域性重塑拓展为世界历史的总体性建构。这种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交往使得各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自我发展，普遍交往的世界性、全面性和自为性进一步彰显了世界历史的总体性。
——刘同舫
“历史总体”是历史不断呈现为“世界历史”的过程，马克思曾对世界历史总体性进行了科学论证。学界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研究聚焦于其概念内涵、理论渊源、思想层次以及当代价值等方面，多视角的阐释维度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总体性的内容机理，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总体性的时代意义。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研究越是深入，越是引发我们对世界历史总体性何以生成的追问，这是研究世界历史总体性不可回避的理论环节。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和普遍交往两个维度展开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论证，揭示出资本逻辑主导所牵引的世界普遍交往的过程，呈现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性图景。揭示马克思论证世界历史总体性的维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与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总体性思想，明晰世界历史总体性的思维逻辑，真正洞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斯芬克斯之谜”。
一、批判与建构中的资本观
资本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聚焦点。在《资本论》及一系列相关的著作和手稿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的实质及其本性。对资本实质及其本性的科学阐明和界定，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出发点，他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依靠资本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扩张、攫取剩余价值的真实面目，挖掘了资本缔造主客对立式思维和构建全球性物的统治关系的根本逻辑，提出基于人类社会普遍联系的生产和交往实践来构建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社会关系，为我们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秩序和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石与思想资源。追溯思想史可以发现，在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理路中，马克思对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资本概念进行了有力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独具特色的资本观。
“资本”一词虽起源很早，但真正成为研究对象应归功于重商主义学派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的最初理论探讨。该学派认为资本是处于商业流通形式中的货币，他们将货币视为掌握资本力量的媒介，在商业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偏爱是因其使用的便利性，便于资本家在更快速、更短时间的流通过程中积累更多的财富和资本。马克思对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资本等同货币、国家财富主要来源于流通领域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偏颇之处在于仅在流通领域关注和圈定资本范畴。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指责重商主义学派不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因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相对于重商主义学派，重农主义学派则完成了这一转向，基于生产领域和生产过程考察资本，他们认为贸易流通不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强调财富是由自然创造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所收获的，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代言人”。但重农主义学派却走向了生产领域的另一个极端，他们基于自然秩序的根本原则，提出社会生产体系只有与自然秩序保持同步才具有合理性，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将资本仅仅等同于农业生产资本或农业生产资料。在马克思的视域中，重农主义学派过于看重生产领域，容易造成生产和国际贸易领域的放任自流，在本质上和重商主义一样混淆了资本和资本的表现形态，导致资本内涵和外延的狭隘化，一定程度上模糊甚至掩饰了检视资本的生产基础，没有真正解开资本本质的“斯芬克斯之谜”。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则对资本概念进行了一种“前页”式的厘定。斯密将“资本”从重农主义学派的农业领域中抽离出来，将之普遍化，他认为资本是资本家用于积累利润的工具，“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此时的斯密已经意识到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表现为资本家支配工人劳动和无偿掠夺剩余价值的手段。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和手段的认识接近于将资本看作是一种生产关系，已然触及资本的本质问题。然而，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在斯密那里依然是被遮蔽的，他不能揭示利润的产生与资本家剥夺劳动剩余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造成了一种假象——资本家依靠占有生产资源的先天优势而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他没有认识到资本家在侵占劳动力的同时连同劳动技能等要素一起占有的掠夺实质，未能正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是其理论最终破产的重要因素。马克思批判道：“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同时，斯密将资本理解为生产资料，他将“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资本在斯密眼中被物化和实证化，他实则是仅仅将资本解读成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关系而非一切社会关系，只能认识到资本作为物的自然属性，而没有彻底洞悉资本的社会属性，这与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学派一样只看到资本的物质表现形态，未能真正揭开资本本质的神秘面纱。“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阐述存在诸多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立场，依然存在把资本与劳动视作社会关系中两极对立的庸俗成分。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李嘉图直接将资本和生产资料划上等号，他在剖析资本主义地租形态问题时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人口的增加迫使人们选择质量较差的土地资源进行生产，直接造成资本和劳动产品的差额，而这些差额被资本吸收并转化成质量较好土地的地租，进而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的利益不会发生很大转变，资本家的利润反而受到压缩，并将这种依靠地租概念形成的生产关系推广运用到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关系中，抹杀了资本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尽管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通过分析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而提出的，但其同样适用于以资本为支配力量的现代社会生产，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形成了资本的加速积累、市场价格下降至利润率水平以下的局面，进而导致劳动力之间的差距与生产资料的差异相一致。事实上生产资料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作为一种剥削手段才成为资本，才被赋予具有反映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马克思驳斥这种错误观点是抽掉了资本发展中的特殊历史阶段及其规定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李嘉图对资本范畴的界定并没有超越斯密，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倒退。而对以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詹姆斯·穆勒的“资本生产力论”和西尼尔的“节欲论”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马克思鞭辟入里地抨击他们在差异化表述资本概念的理论深处却把资本视为一种物；指责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阿谀的语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从而为资本主义辩护，认为他们对资本概念的肤浅界定完全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人类历史永恒的形态，由此滋生的抽象资本逻辑也不能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看作货币、农业生产资料或是生产要素等观点一一进行了深刻批判，认为他们从拜物教幻象和经验主义形而上学出发，与对自然物质存在的概念性理解保持一致，“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仅仅从资本的自然属性即物化维度进行阐释却没有抓住资本的社会属性，也就不能根本披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正是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概念的论点进行全面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维度来阐释资本。
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这一表述揭示了资本既是物又不是物的概念所指，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吊诡阐释，但其实际上揭示了资本的根本属性。“资本体现为物”，指的是资本要物化在特定的物品之上，以感性直观的物为载体和存在形态，并通过具体的物品关系和物品运动表现出来，从而具有自然属性。但是，这种具体的物品关系和物品运动仅仅是更为深刻、更为隐蔽的资本社会属性的中介及表象，构成资本持续生成需要依附的绝对实体力量。资本具有更为本质的社会属性即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其内核就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雇佣与被雇佣的不平等关系。与前人不同，马克思更注重从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考察资本范畴。马克思将资本的本质规定为生产关系，并从生产关系的现实表征来明晰资本主导下人的生存方式和社会关系状况。具体的物并非天然是资本，而是资本的自然属性与表现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资本。“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透过物的表象，马克思诊断了资本作为物的生产关系对一切社会关系进行统治的病症，洞悉了物的外壳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批判了斯密和李嘉图将资本范畴仅仅视为生产工具的看法，指出在资本除了表现出自然属性之外，还具备鲜明的社会属性，且社会属性是资本的本性，资本在社会生产中根本指向生发“剩余价值的价值”，实质指涉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较之资产阶级经济学将资本抽象化和永恒化的形而上学错误，马克思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来阐释资本范畴，揭示了资本不是某种经验的客观存在物，而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历史性存在。马克思指认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通过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而实现自身扩张目的的本性，以及资本无限追求物与利润的贪欲和私利局限，并预示随着历史推进资本逻辑必将在暴露自身缺陷的过程中走向衰亡。
二、资本逻辑与“历史成为世界历史”
对人类文明思想史的考察表明，自觉审视世界历史的整体演进肇始于近代西方哲学的现实运作。但在近代西方哲学家看来，理性是世界历史开启和演进的内驱力，对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根本意义。他们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理性高奏凯歌的崭新进程。黑格尔则是将这种理性世界史观系统化的最佳代言人，他提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推崇理性是理解世界历史的最高原则，他认为正是理性和热情的交织，构成世界历史发展的经纬线。黑格尔重视把握世界历史在“精神”视域中的非连续性，认为现有的历史集中表现为新旧意识的更替，世界历史即呈现为民族精神所对应经验事实的历史演变，最终形成追寻自由与解放的“世界精神”。黑格尔提出民族精神的发展受到特定条件的限制，“世界精神”则表征个体主体的目的与欲望的无限性；个体理性精神在历史中得以解放，而历史走进世界历史是个体自由的自我意识不断趋向理性精神的过程。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过程的观点，也肯定了黑格尔试图寻找思维过程和历史运动内在联系所做的努力，认为黑格尔确实在论证个体理性自由的历史性问题上运用了矛盾运动的辩证思维。但马克思反对黑格尔世界史观的唯心主义性质，批判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思维意识的抽象性和思辨性层面。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真身”在黑格尔那里始终晦暗不明的根源就在于，黑格尔采取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的历史诠释原则和理解方式，没有认识到如何处理绝对理性的完美设计在具体实体形态中的理论呈现，也没有意识到如何审视实体形态与理性设计产生差异的现实问题，致使其世界史观本质上只是现实世界历史的观念“副本”。
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扬弃揭开了一个科学的命题：不应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而应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这才是阐释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路径。马克思通过变革历史解释原则完成了对黑格尔世界史观的真正改造，即世界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马克思摒弃了永恒的、抽象的思辨理性，立足于具体的、现实的实践理性，开启了基于物质生产实践寻找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奥秘的科学理路。据此，马克思对每一历史时代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发展及其生产方式变革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考察，他发现正是资产阶级开创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演变进程，其所蕴藏的巨大生产力像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将整个世界卷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激流。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的过程和结果”，资本主义主导形成的世界历史正是资本逻辑的扩张史。
马克思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中找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根源，但他对世界历史运行规律的探究并没有就此终止。世界历史的开创就其直接表现来说，当然是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的结果，问题是资产阶级为什么会拼命“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都根源于具有幽灵般的世界性主导力量的资本，其内在的扩张逻辑是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根源性内驱力，资本凭借强硬的物质力量打通世界发展的地域界限并开辟了世界市场，将资源的占取与资本的输出融于世界市场的开拓过程之中。马克思充分扬弃了黑格尔关于自由的自我意识在世界历史中生成的观点，指认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不断扩展下形成的世界历史范围内争取自由的限度，他认为现代社会的自由观念和价值本就是被资产阶级支配的产物，资产阶级打着自由的旗号推行雇佣劳动制度，并在资本的自发运动中开启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因而资本推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也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本的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构成了世界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的本性是攫取剩余价值，这一本性在现代市民社会的现实运行中体现为资产阶级与劳动者之间的剥削关系，并形成市民社会内部普遍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渴求”促使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直接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也塑造了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与扩张本性主导的国际社会关系。关于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贪婪本性，马克思援引了《评论家季刊》中一段入木三分的刻画：“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仿佛“一个有灵性的怪物”一般具有能动的“主体化性质”，大肆侵蚀和消解人类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体性的宰制下，资产阶级成为人格化的资本，接受资本内在永恒的绝对命令，执行资本的增殖意志，以追求利润的最大效益为生存的最高目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其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其目的是获取剩余价值，故诉诸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资本生产以不断捕获的剩余价值为基础，创造出“普遍的劳动体系”和“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还是世界历史的开拓，都是由资本无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所决定。
那么，资本如何实现自我增殖？为了攫取最大利润，资本必然追求资产阶级主体范围的扩大和同一性力量的增强，从而表现出强劲且不可抑制的扩张性。这种史无前例的跨地域、跨民族的资本全球性扩张为历史驶进世界历史注入活力。而资本要获取利润的最大化以吸纳更多资源、人口与市场，必须首先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使全球生产力朝向资本需要的中心聚拢，“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这主要表现在由资本主导的两个方面：在民族国家内部，把任何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和剩余劳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生产上的一切行会阻碍；在民族国家之间，通过国际竞争和国际分工强力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釜底抽薪式地斩断以往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促使各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具有世界性，从而建立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
正是资本这一全球扩张逻辑不断打破地域限制，扩大流通范围，创造世界市场，将人类历史的行进方式从“地域性”重塑拓展为“世界性”建构，赋予人类历史以“世界历史”的性质，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缔造的社会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放大，这既是人类历史物质运动的必然规律，也是资本自发运作的结果。资本主义运作的内在逻辑即追求利润最大化，迫使资本持续不断地由内而外扩张。伴随资本的不断积累，“为了更进一步地扩大生产，产生出使工作得以机械化的压力，最终通过劳动者的无产化和土地的商品化，从而促使世界市场产生变更，并迫使人们尽可能快地对这一变更做出反应”。世界历史的进程和资本逻辑的扩张具有同步性，“资本逻辑的扩张和发展趋势体现的正是世界历史的扩张和发展趋势”。资本扩张的世界意义决不是僵死的物质资料和使用价值的堆积，而是以幽灵般的抽象同一性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规制和生产关系，并为现代文明奠定基础和规定方向，推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现代文明带有鲜明资本主义特征，它使世界历史的运行进入资本的生产与扩张进程之中，使整个世界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层面呈现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文明形式。
世界历史不是精神和理性的抽象演变史，而是潜匿在其背后更为深刻的资本现实运动史。资本的增殖和扩张逻辑呈现出普遍性趋势，并以自由性的全球流动彻底摧毁了传统等级制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在资本逻辑扩张推动形成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个人存在与世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现实的人的存在方式由地域性转向世界性，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在资本逻辑催生的世界生产体系中演变为更广泛、更全面的物的关系。“基于当今世界潮流和时代发展大势，全面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和发展历程，系统反思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得失，建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理论，是新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
三、普遍交往与世界历史的总体性
生产和交往是人类社会两大基本活动形式，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成，尤其是在全球化的生产背景中，生产需要的扩张为普遍交往实践奠定了基础，而全球交往格局的形成也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更加普遍化的条件。从根本上说，人类发展史就是生产和交往相互作用及交互制约的历史。其中，“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er]为前提的”，离开交往的生产是不可能的。从世界历史形成的角度而言，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内在条件。马克思曾详述道：“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强调交往形成了人类积累、传递、继承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遗传机制，从而使生产力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时，以资本为基础的先进生产才能避免陷入“单独进行”的境地和耗费因入侵、战争等偶然事件而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发明”的时间，从而能够实现向其他地域甚至世界范围的传递和转移，越发促动资产阶级统治世界的本性和行动，使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力极度扩张的背景下崛起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阶级，推动人类历史走向由资产阶级和大工业开创的世界历史。
交往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方式，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构成了衡量人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资本主义构建的世界市场与拓展的全球生产力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交往打破原本封闭的民族国家，促成愈益紧密的文明交流，使得各民族国家在世界历史中实现自我发展。文明交往有利于突破人内在力量的限度，使个人在交往中改造社会整体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完善。文明起源和嬗变的核心可以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社会性的交往关系是现代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学界对交往之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基本能够达成共识，但对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交往类型和形式的分类标准存在分歧。有学者以时间为线索将历史上的交往分为原始社会的血缘交往、游牧农耕自然经济时期的地缘交往以及世界历史时期的全球性交往三种类型；有学者以空间为线索将交往分为采集狩猎时期的血缘交往、定居农耕时期的地域性交往、游牧时期的跨地域性交往以及以新航路开辟为标志的世界性交往四个阶段。无论是以时间为线索还是着眼于空间维度的交往观点，都将交往及交往关系的发生与人类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关联起来，将交往形式的演变与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结合起来。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交往进程在宏观视域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民族国家历史时期狭隘的交往以及世界历史时期的普遍交往。相对传统的划分标准，以历史发展阶段为准则的分类方式更符合与生产密切相关的人类实践本性，世界历史之前的交往都不具备普遍性，而世界历史时期的交往是具有世界性、全面性和自为性的普遍交往。就活动范围而言，普遍交往消灭了孤立与封闭的状态，冲破了地域藩篱和人为阻塞，由局部范围内的交往走向真正开放的涵盖全球国家的世界性交往，人类第一次打破全球的各种地区壁垒进行相互沟通和交往；就活动领域而言，普遍交往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全方位交往与联系，造就了全行业、宽领域的世界市场，各个国家、民族之间产生了有史以来最广泛的相关性和“全面的依存关系”；就活动程度而言，普遍交往是从自在走向自为的交往，各个民族和国家在资本利益的驱动下自觉加入交往的序列之中，自觉地参与“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成为“地球村”的一员。
马克思从交往与分工的关系出发，具体阐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他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内部分工不断细化和深化，商品流通和交换的范围日益扩大，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并普遍繁荣，最终冲破国内市场的局限走向世界市场。同时，人们之间的交往也不断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地区壁垒，实现内部交往向外部交往乃至世界交往的跨越，自发的世界市场形成了以物为依托的异己力量，催促着人在世界交往中逐渐演变成无意识的存在。正是普遍交往的兴起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一切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世界性，任何民族的生产与生活都剔除了单一性和局限性，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中得以维系和发展，世界在事实上联结为一个整体。“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用形象的话语道出，分工越扩大，世界市场就越完善；世界交往越普遍，世界历史的转变也就越彻底。
普遍交往指涉的是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民族是普遍交往过程中活动范围最广、活动频率最高的主体，民族交往是普遍交往最直接的形式，马克思甚至把普遍交往的表现及其历史意义指认为“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就外部表现而言，世界历史呈现为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具有世界性的交往关系，打破了以往相对隔绝、彼此孤立的封闭状态而走向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整合状态，从而使世界呈现整体化的现实图景。与“民族史”“地区史”及“国别史”不同，世界历史是以民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作为其直接表征。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中的普遍交往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关系问题，在更深层意义上是一个阶级关系问题，“一个最初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阶级的关系，尔后则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资产阶级为了保障已经取得的剩余价值并能继续获取剩余价值，而将自身制定的交往规则推广至全世界，通过固化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普遍交往又相互隔离的关系，以攫取无产阶级的劳动成果及其创造的新的剩余价值。马克思透过民族关系抓住实质上的阶级关系，揭示了普遍交往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及其发展趋势，得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普遍交往的世界性、全面性和自为性彰显了作为世界历史的总体性或者说是作为总体性的世界历史，这一总体性究其根本是资本存在的总体方式。从自然形成的地域性历史走向实际上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的世界性、全面性和自为性都源于资本的主体性，源于资本为追逐利润而不断获取空间的本性，并在以时间消灭空间的扩张途径中加速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世界历史呈现为一个资本全球增殖和扩张的总体性历史。
传统的世界历史观凭借人的本性和世界精神来解释历史发展何以具有世界性而陷入唯心主义泥潭，以致无法科学解释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既不是自然的历史，也不是精神的历史；世界历史绝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或宇宙精神等自我运动的产物，世界历史形成于人类社会普遍交往的过程。马克思认为，个人的发展能够真正澄明历史的本质以及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必然逻辑。历史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彼此作用、相互确证的过程，“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主体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从事地域性生产劳动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上，从资本逻辑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普遍交往出发说明世界历史的表现形式及其成因，真正揭开了“世界历史之谜”，为现代文明发展至更高阶段时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性和哲学思维。
资本开启并主导了世界历史的演进，这一历程能够持续向前推进的不竭动力来源于人类由“交往”走向“普遍交往”的历史跃迁以及总体结果。至此，资本所固有的增殖性、扩张性和发展逻辑，成为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原初动力。马克思从交往的普遍化现象中窥探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变化，“多维需要”“全面关系”构成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阶段性发展的客观现实，“相互往来”“相互依赖”成为其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承载着阐析世界历史的外部结构和表现形式的核心功能。在马克思看来，普遍交往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路径和表现形式，正是随着交往的普遍化和世界化，人类历史由民族的、地区的历史日渐走向全球性普遍关联的世界历史。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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