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政治经济学季刊》2020年第三卷第四期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革命：金融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
【摘要】19世纪60年代的企业行为开启了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转型。在当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只有马克思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随后，凡勃伦、希法亭及其批评者莱德勒、卡莱茨基、凯恩斯、斯坦德尔和明斯基等人在其著作中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
经济理论中的“巨大分歧”并非像凯恩斯所说，在于凯恩斯主义和古典理论的区别;也不像琼·罗宾逊和理查德·卡恩所认为的，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之间的不同;同样不是后凯恩斯主义作家所指认的，在于有货币居间的生产和物物交换之间的区别;至于有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辩护士之间的差别，也不是分歧的核心。①经济理论的关键区别在于，理论是承认资本主义经济中长期金融的核心角色，还是仅仅把金融看作“储蓄”或者信用的另一种形式。
【关键词】后凯恩斯主义 马克思主义 货币 金融
①【作者补注】本文赞成列宁以及其他 20 世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古典资本主义” 和 “垄断资本主义” 或“金融资本主义” 之间的区分。但更近一段时间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关键的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家与为新自由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辩护士之间的差别。这种观点与本文并不一致。
简·托普洛夫斯基 著
田磊译 蔡万焕校
一 导言: 长期金融融资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本文的目的与其说是为19世纪以来的经济思想史提供新的论据，不如说是对其进行重构，而这显然需要对当时的主要作家都进行回顾。然而，在进行这样一种涉及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争论和分歧的理论综合时，显然只能针对其中的某一方面来进行阐述，例如19世纪后半叶以来，长期金融融资变得普遍化，而不同作家对这是否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结构转型的认识不同。这种新型金融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和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如何构成了凡勃伦、希法亭、凯恩斯、卡莱茨基、斯坦德尔和明斯基著作的主线，是本文第二节的主要内容。第三节认为，在这些理论家之外的经济学倾向于把金融简化为“储蓄”或信用的一种形式，没有看到长期金融融资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而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优越性恰恰就在于它认识到了长期金融融资对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而不是后凯恩斯主义教条中所说的“实在论”。不确定性、预期和总需求的概念实际上在不同学派的思想中都能找到(见下)。但是，这些学派虽然使用了上述概念，却往往错误地把金融等同为信用和储蓄。只有在凡勃伦、希法亭、凯恩斯、卡莱茨基、斯坦德尔和明斯基的著作中，对长期金融融资与单纯的银行信用或储蓄做出了区分。由此，第四节中做出了简短的结论，回顾了金融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价值理论为基础，而价值理论说明了价值是如何创造的。《资本论》第二卷(Marx，1974a)的副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展现了价值是如何实现的。如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就是资本家在生产资料(劳动、设备和自然资源)上的支出。资本的流通过程因此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收入流的循环，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再生产图式中已经予以描述。不过他对于已写作的手稿并不满意，并打算改写这一部分。特别地，他在本卷中展示了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但并没有完成扩大再生产部分的阐述(《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实现条件的问题由罗莎·卢森堡(Luxemburg，1951)在她的著作《资本积累》中继续探讨。塔德乌什·科瓦利克(Tadeusz Kowalik)在他关于卢森堡理论的书中则认为，卡莱茨基关于经济周期的理论才有效地解决了马克思和卢森堡遗留的价值实现问题(Kowalik，2014，app.1)。
《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写作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Marx，1974b，p.3)。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为进行资本主义企业的长期债务和股票买卖的市场的出现和扩张。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立法放松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设立股份公司的限制。在此之前，股份公司已经存在，但主要限于贸易公司或基础设施建设公司(铁路、运河)，而不是制造业。上述公司立法将资本主义从在19世纪中叶的“古典”形式转变为现代的、20世纪的形式，即从由个体资本家及其或多或少的活跃的合伙人所有和控制的企业，转变为大型的股份公司(Kindleberger，1993，ch.11)。恩格斯试图通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增加一个关于股票市场的简短章节来把这一转变融入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这部分内容只停留于对股份市场上的投机行为进行贬损。这一点在现代的对于金融的肤浅批判中很是常见。
资本主义融资方式的改变给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带来了两大根本性的影响。首先，能够通过资本(长期债务和股票)市场融资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发行债券或股票等方式为它们的长期性产业资本募得资金。这降低了它们在面临信贷短缺问题时的脆弱性。在融资方式的这一转变之前，“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融资方式来源于企业所有者的资本。随着生产过程的进行，企业不断产生对额外资本的需求，这一需求常常通过银行的短期借贷得以满足。银行则要求产业资本必须在其设备的使用年限内偿还债务(Niebyl，1946，ch.3;Dobb，1967，pp.26－30;Kindleberger，1993，pp.94－96)。如果银行不愿放贷，资本主义企业家(马克思笔下的“职能”资本家)将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公司可能会因为流动性的紧缩而倒闭。这是典型的“经典”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这种危机在两本著作中得以描述，这两本书构成了主流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金融危机理论的共同基础。第一本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英国银行业危机的研究(Tugan-Baranovsky，1923)，它对丹尼斯·罗伯逊、拉尔夫·霍特里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都产生了影响。第二本是亨利·海德门的《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Hyndman，1932)。
这种由设备的长周期与融资的短周期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古典资本主义”的银行危机理论对于主流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来说都是当前的标准金融危机理论:把由于到期日转换而导致的银行流动性的缺乏和由于流动性不足、借贷机构停止放贷而带来的信用“紧缩”结合起来，以说明金融危机。J.A.霍布森在为海德门的《十九世纪的商业危机》第二版所做的序言中，用20世纪的危机特征来解释19世纪的危机，其中暗含了消费不足主义的观点(Hyndman，1932，p.vii):
现代读者的兴趣将被19世纪九次危机的共同特点，以及它们对于当下世界面临的问题的启示所吸引。甚至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衰退中，后世所有危机的萌芽就已经明明白白地表现出来:由于价格下跌、遍布工业系统的生产停滞、长期失业带来的浪费，大量商品积压，难以卖出。在这些危机中，尽管金融问题被认为崩溃的直接原因，但是当今世界仍然面临着相同的矛盾，这是显而易见的。矛盾在于，在生产能力加速增强的同时，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没有相应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门在书中没有提及1893年的伦敦巴林银行危机，这场危机自债券市场爆发并席卷了欧洲、澳大利亚和美洲的股票市场。而描述了这一危机的作家将它看作一家银行的经营问题，而不是公司金融的普遍危机。但是，资本主义融资的变化确实从一般意义上影响了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结构、金融危机的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的动态。长期债券市场的出现使资本主义企业家能够用长期债券为他的短期银行借款再融资，这实际上已经基本消除了资本主义企业面对银行信贷紧缩时的脆弱性(Hilferding，1981，pp.87－88)。同时，资本主义企业必须确保自己能够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以支付长期债券或股票的利息或分红，并保证其债券或股票的持有者不会因为债券市场或股票市场上出现流动性不足而困窘:这种流动性不足会导致债券或股票难以以好的价格出售，持有者只能等待价格回升，因而只能获得利息或者分红这一种现金流。因此，企业必须持有过剩资本以用于融资重组。
在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过程产生了为长期证券提供流动性的机构和市场:现在有一整套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来为长期债券的持有者提供短期借贷。最初，威瑟斯和霍布森等经济学家指出，信贷的基础已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转向长期证券(Withers，1917;Hobson，1924，ch.5)。这种信用“分层”(为了购买长期债券而借贷)随后导致了债务扩张，这在现在被称为“金融化”(因为债券的增速快于实体经济活动)，但确实是金融系统保障市场上长期债券流动性的方式。清泷信弘和摩尔的信贷周期模型(或许是最常被引用的信贷周期模型)中的周期是由经纪人“净资产”的周期性变化驱动的波动导致的。不过，在这种模型中，企业获得信贷的渠道取决于它们将实物资产(即生产性资产)作为贷款抵押品以获取借贷的能力，而不是使用金融资产作为贷款担保这一更为普遍的方式(因为可用作担保的金融资产的数量更多)(KiyotakiandMoore，1997)。
长期金融融资扩张带来的第二个主要的改变是垄断资本的兴起。企业现在可以通过购买竞争对手的长期债券或股票的方式实现扩张，因此可以比从前通过竞争排挤对手的方式扩张得更加快速。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形式导致了资本主义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改变。下一节将介绍一些认识到这种改变并对其结果做出分析的理论家。
二 重视金融的20世纪理论家
在19世纪末占统治地位的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并非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是“自然”垄断或者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发展的产物。在鲁道夫·希法亭看来，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垄断资本的本质。在《金融资本》(Hilferding，1981)中，他第一次提供了一种对资本主义不稳定性的新解释，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因为其中的垄断性部分和竞争性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出现不稳定。这种新的不稳定性包含两大元素。其一，因为大公司占据了市场，把持了供货商，独占了信用，因此它们与小的、竞争性的公司相比，可以获得不成比例的利润份额。其二，银行体系“用自己的信贷来替代商业信贷……这使发行银行能够在危机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Hilferding，1981，pp.290－291)。旧式的由于银行信用管理而导致的不稳定性现在事实上被投资的集中或大公司的资本积累导致的不稳定性所取代。
在希法亭看来，这种集中会导致“卡特尔化的部门将危机的风险转嫁到未卡特尔化的部门”(Hilferding，1981，p.298)，从而潜在地增强了卡特尔部门的稳定性。许多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讨论过这一问题，最著名的当数埃米尔·莱德勒(Lederer，1925)。莱德勒认为垄断和金融都不能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大公司在繁荣时期会倾向于过度投资，在衰退期却不顾工资的下降，仍倾向于维持消费品价格。卡莱茨基之后所做的论述与此十分相似，他自认为是在阐述罗莎·卢森堡和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下价值实现需满足的条件的理论，但实际上形成了对希法亭金融资本理论的批判(Kalecki，1932，1967)。①
在20世纪下半叶，对垄断资本的分析与保罗·斯威齐紧密相连(Magdoff and Sweezy，1987)。在当时，希法亭最有影响的理论是他对商业银行和普通企业的融合的论述，而不是认为垄断资本是现代经济周期的基础这一开创性的观点(Howardand King，1989，pp.94－103)。
信用方面的创新为长期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提供了保证，但在20世纪上半叶，托斯丹·凡勃伦率先对此提出了疑问，第一个解释了一种新的金融危机机制，这种金融危机由股票市场繁荣的崩溃所导致(Veblen，1904，ch.Ⅶ)。他的分析影响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凯恩斯理论中大量的独特元素都源自他对长期金融融资影响的考察:他在《货币论》中对货币的工业流通和金融流通的区分;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可能是他最具原创性的货币概念;他对资本市场不受对未来(不确定的)资本收入制约而上涨的运行方式的批评(Keynes，1930，vol.1，ch.15;Keynes，1936，chs.12－13;Lawlor，1994)。
凯恩斯分析的核心在于他对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之间区别的强调，前者或多或少由中央银行控制，而后者又债券市场决定。长期利率不仅对于货币的投机需求(金融资产的持有者在预期长期利率上涨时推迟对债券的购买因而持有更多货币，由此带来的货币需求)来说十分重要，而且会同“长期预期状况”一起，决定投资水平。决定投资水平的是长期利率而不是短期利率，这显然是因为，企业固定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是长期债券而非短期债券，这一点不论投资资金是来源于自我储备还是银行借贷都是如此。固定资本投资的融资通过发行长期债券以作为资产负债表上与之相对应的一方来获得稳定性，用发行所得来代替准备金或偿还银行短期借款(Keynes，1930，vol.2，ch.27;Keynes，1936，pp.202－204;Toporowski，2005，pp.83－85)。
如果把凯恩斯的理论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非金融理论，那么上述重要创新都将失去其重要意义。金融流通(对货币的投机需求以及针对债券未来价值而进行的交易)只有在考虑对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才有意义。但是，金融不能从生产与投资中抽象出来，并简化为资产选择。而这恰恰是以希克斯和托宾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做的事情。
20世纪下半叶，这一金融理论路径为卡莱茨基和斯坦德尔(Steindl，1952)继承。特别是，希法亭曾在《金融资本》中提出，现代经济周期是利润在资本市场上占垄断地位的大公司(“垄断资本”的真实含义)和承担了私营部门吸纳就业的主体的中小企业之间转移而带来的结果，斯坦德尔重拾了这一分析(Steindl，1945)。明斯基则采取了一条殊途同归的路径，他从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著作出发，在分析信用周期时绕过了中小企业但提出了与斯坦德尔相似的观点。
1975年，明斯基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了广泛研究，指出(Minsky，1975，p.128):“凯恩斯观察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机构对于调节新投资的节奏具有重要作用。’(keynes，1937，p.193)而正是投资的节奏决定了收入和就业。”在《稳定不稳定的经济》中，明斯基证明了资本主义企业需要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支出，以实现利润并支付债务(Minsky，1986，ch.8)。
三 无视金融作用的错误理论
在上述总结中涉及的理论家之外，绝大部分经济理论都没能理解由于长期金融融资的出现而带来的转变。原因在于以下两种理论抽象:一种是把金融简化为一般意义上的信用，并把信用简化为储蓄;另一种是把金融仅仅看作信用或债务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两种抽象也许可以在不同流派的文献中发现。
把信用简化为储蓄这一做法在新古典主义的文献中最为常见。在新古典主义那里，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真实”资源的交换，金融在其中只是一种被动的工具。哈耶克关于“被迫储蓄”的学说在这里尤为重要，他试图展示在信用扩张后，信用是如何通过市场中的价格调整行为而转变为储蓄的(Hayek，1932)。凯恩斯在货币资产理论上的对手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丹尼斯·罗伯逊认为，储蓄和信用之间的均衡是货币经济的基本原理之一(Robertson，1940，pp.42－4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后，“信用即储蓄”的观点又被新古典综合派复活，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实际”利率来使“实际”储蓄和“实际”投资取得均衡，而且同样可以通过“实际”利率使“实际”货币供给(“实际”即不考虑信用，因为投资所需资金是由“储蓄”来提供的)取得均衡。随后，金融和信用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彻底消失不见，这一点饱受诟病，并因2007年的金融危机而尤为臭名昭著。在这里，信用和金融被假定为不存在，而且“实际”利率被看作未来的“实际”收入和支出折算到现价时折损的比率加上为退休后消费而预留的资源(Woodford，2003)。
近年来，尽管上述把信用简化为储蓄的做法仍然是发展经济学(关于“储蓄”缺口的文献)以及蒙代尔－弗莱明的国际货币理论的主要成果，同时许多人努力把国际债务问题归因于国际贸易不平衡问题，这种简化行为的弊端仍然不断暴露出来。第二种抽象(即把金融仅看作信用的一种形式)至少为关于银行的分析留下了一定空间，也可以认识到利率的货币特性。
把金融简化为信用的观点在把金融危机的本质解释为由于投机、到期日转换等银行的常见现象而导致的银行危机的“理论”那里尤为明显。《疯狂、恐慌和崩溃》的作者使用相同的模型来强行解释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金融危机，他的见解本应比这更加深刻(Kindleberger，1989)。但是他开创了一个用常见的经济特性来解释信用和金融的先例，这到现在还在延续，最臭名昭著的可能就是莱因哈特和罗戈夫(ReinhartandRogoff，2008)用统一模式分析了八个世纪的金融危机。这种研究范式通常将经济“代理人”或“决策制定者”的心理学特征作为经济事件的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理论必须有一定“微观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被广为接受。资本主义企业及其融资手段在主流经济理论的叙述中消失不见，代之以不同居民之间剩余商品的交换，因此生产和交换都成为居民决策的结果。金融变为居民关于储蓄组合的决策，公司融资被简化为居民为基础的公司基于拥有的“信息”所做的融资选择以及委托代理问题。在这些理论中，一个半世纪以来的金融发展和创新看起来并不存在(Shabani and Toporowski，2015)。
20世纪，除了少数例外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将“劳动价值”作为价格理论的基础，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就业不足和贫困，这在事实上从马克思退回到了李嘉图社会主义(Toporowski，2016)。在20世纪的后几十年里，后凯恩斯主义聚焦于生产曲线。关于经济政策的争论以及新货币主义宏观经济学中尚未理论化的经验证据使得货币内生性原则和不确定性原则被广泛关注。这在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保罗·戴维森的著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其他后凯恩斯主义者则根据自身理论倾向和研究兴趣，使用其他元素来表述这些原则(Davidson，1978)。尽管如此，后凯恩斯主义仍然忠实于其理论出发点，或许是唯一认识到金融重要性的现代经济学学派。
但是，近年来的后凯恩斯主义者没有把资本主义公司作为出发点，而是用资金流分析来一般性地研究部门平衡，相应地在财政政策方面(原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则是私营部门资产净积累(储蓄减去投资)的平衡和贸易平衡(Palley，2010)。后凯恩斯主义方法的优点，除了通过对货币的投机需求将金融纳入货币分析之外，还在于它的总需求理论为价值的实现设定了条件。然而，这一理论缺乏与之相联系的价值理论或生产理论，而分配理论通常又只是被看作对总产出和就业理论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补充。后凯恩斯主义分析没有提供任何利润理论，价格体系也没有发挥它在马克思和卡莱茨基的分析中所具有的特殊作用，即决定资本家或公司之间的利润分配(LópezandAssous，2010，p.197)。近年来，人们试图用利润理论来弥补这一缺陷，这些理论以加成定价理论和总利润或工资份额的经验数据为支撑，在近些年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复兴了李嘉图主义。他们认为，由于债务积累，金融对分析的影响并不会超过高利贷。
2008年之前金融的过度膨胀和此后金融业出现的巨大崩溃使得金融业近年来处于风口浪尖，这更加显示出了当前理论的不足。这些理论或者把经济系统看成居民间交换的集合，或者认为经济系统是部门间的资金流动的集合，或者仅仅包含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而金融化理论的提出正是为了将大规模债务交易纳入上述理论(DuménilandLévy，2011;Lapavitsas，2013)，其最主要的成就在于把债务纳入基本的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中来，这些基本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货币的，且因为不理解会计准则、对资本市场的运作理解得很差，而陷入混乱。①这一点在“基本理论”支持者的一般政策倾向上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他们提出的货币调控和金融调控意在把信用简化为储蓄，回到“古典”(即19世纪早期的)资本主义，从而把经济从长期金融的“投机”行为中解救出来，并利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古典资本主义的消费与就业不足的问题(DuménilandLévy，1999;Phillips，2014)。
四 结论
本文试图在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适度(但不是全面)地消除一些货币化要素，同时将金融化要素加入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济理论。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是，将凯恩斯在货币理论方面的根本创新定位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长期金融将大型企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古典的”19世纪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这种长期金融是凯恩斯的货币流通理论的基础，也是把公司融资与卡莱茨基、斯坦德尔和明斯基发展的资本主义动态理论联系起来的连接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货币流通的关键并不像新古典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于货币在商品交换中的功能，或是货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角色，而是在于货币在金融中所占据的地位。
转自：“学术小站”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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