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主题与变奏
作者：朱林方，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10期。全文转载自公众号“学术月刊”。
摘要：作为依规治党的根本大法和依法治国的价值担纲，党章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党章内含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三项根本法，是理解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线索。党章中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换，克服了时序上的盲动主义和内涵上的教条主义，进入了用“中国特色”探索和定义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章中的“民族主义”有着民族先锋队和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内涵，并呈现出构成性民族主义和超越性民族主义的双重面向；党章中的“发展主义”在阶段上经历了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的重大转换，在理念上正在实现从传统发展主义到新发展主义的历史跨越。党创制了党章，党章也在塑造着党。正确处理党章三项根本性议程及其内在张力，是“通过党章的治理”之关键所在。
关键词：党章；变迁；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发展主义
目次
一、党章及其百年变迁
二、党章变迁的社会主义逻辑
三、党章变迁的民族主义逻辑
四、党章变迁的发展主义逻辑
五、通过党章的治理
党章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无论是党依据法律治国理政，还是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均意在实现一种规范性秩序，而该种规范性秩序的基础，便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方面，对于依规治党而言，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为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党的集体意志的统一表达、党的建设成果的规范确认、党的历史经验的制度结晶，党章对外公开宣告，号召发动群众，对内统一意志，凝聚动员党员，“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
另一方面，对于依法治国而言，党章作为党的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方向。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党建国家”革命道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性质和地位，使党可以把自己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结构、方向、进程和特征。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党章从而不再只是党的根本大法，还承担起为科层化的国家权力机器提供目标方向、为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输入实质价值的使命。党章与宪法之间文本互文、逻辑互证和内容互补的多重关联，正是党章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输入实质价值的表征。基于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体系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成部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通过规范上的传导互动、主体上的差序治理和功能上的系统耦合，共同构成了中国规范性秩序的主干结构。作为依规治党的根本大法和依法治国的价值担纲，党章的变迁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规范基础实互为表里，只有厘清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规范性秩序的演进逻辑。
一、党章及其百年变迁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岁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形成了现行的“十九大党章”。在一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共制定和修订了十九个版本的党章（纲），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文本缩影和光辉写照。只有理解党章的百年变迁，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变革。
想要理解党章的百年变迁，需要先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章的名与实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章的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概而言之，从二大党章到六大党章属于狭义党章，而从七大党章到十九大党章则属于广义党章。狭义上的党章仅包括规程性的条款，而没有纲领性内容。譬如，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是一个狭义意义上的党章，而另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第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文件，该章程仅有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等规程性条款，而没有党的纲领性内容。二大确定的党的纲领事实上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中。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党章也是如此。广义上的党章则既包括纲领性内容，又包括规程性条款。中共一大党纲虽然名为“纲领”，且非常简短，实际上却可以认为是一个广义党章，其前三条为纲领性内容，后十一条为规程性条款。历史上，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和陈独秀等也都称其为党章，因此，人称“党纲中的党章”，本文以“一大党纲（章）”名之。自中共七大开始，党章中正式增设了“总纲”板块，专门用于阐述党的纲领，自此至今，党章成为了纲领和规程的合体。
本文所称的党章是广义党章，既包括党的纲领，又包括党的规程，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从二大到六大的党章，除了指代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文件，还包括宣言、决议案等纲领性文件。此外，1927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非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该党章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上唯一一部不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的党章，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党章修正案归根结底是依据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而形成，因此，按照惯例还是称该部党章为“五大党章”。
（二）党章的变与常
党章变迁是一个比党章修改含义更为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对党章在文本上进行重新制定、修改或解释，还包括了对党章因社会环境和时代风貌转变而发生的认识和实践上的适应性调整、丰富和发展。因此，党章最近一次修改是2017年十九大党章修正，但党章的内在变迁却并不止于十九大。譬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就是对十九大党章中规定的发展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制定和修订了十九个版本的党章（纲），基本形成了每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修改一次党章的惯例。因此，通过党章的依规治党表现为一种短频的规则之治，党章的适时修改成为了一种常态。有人批评说，党章的修改太过频繁，使得党的根本大法失去了恒常性，因而难以为党员和组织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其实，制度的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制度恒常不变可能提供稳定的预期，也可能导致脱离实际的僵化。在当代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社会的急速发展表现出“压缩现代性”的特征，期望党章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保持长期不变，实际上是刻舟求剑。党章制度变迁成为常态，正是将社会本身的变革吸纳到制度当中的表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党章（纲）仅有15条，不到1000字。十九大党章有30段纲领和54条规程，将近20000字。党章的文字内容和具体表达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变化难以数计，但是，在这些难以数计的变化中，却有一些牵动全局、贯穿始终的“根本性议程”，这些“根本性议程”，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逻辑、民族主义逻辑和发展主义逻辑三个主要方面。正是围绕着这些根本性议程的讨论、争议和决断，以及面对和处理这些“根本性议程”时的方式选择，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三项“根本项议程”事实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章所内含的三项根本法：
1.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一个根本法。社会主义逻辑以平等、公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使得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转型，与号称“普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匹敌，永久地改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
2. 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二个根本法。民族主义逻辑要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归根结底是要捍卫一个共同体整全性的生存及其生活方式，其以几千年绵延不断的语言、风俗和心性结构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民族形式”，为发展主义提供着不竭的内在动力。
3. 发展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三个根本法。发展主义逻辑意味着对落后的克服，以及对生产、积累和进步的执着，致力于实现一个民族寻求富强的梦想，同时服从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二、党章变迁的社会主义逻辑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吾道一以贯之”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中，社会主义构成了最为醒目的一条线索。虽然社会主义逻辑贯穿中国共产党党章始终，但党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规定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两次关键的时间序列革命和重大的内涵意义重构。
（一）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敌入侵，有亡国灭种之虞，内乱频发，“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陷入了一种“总体性危机”当中，而为克服总体性危机兴起的一系列变法、改良和革命运动却次第遭遇失败。1917年，“十月革命”使得在一战中“一败再败，败到几乎无以为国”的俄国，霎时间获得了震动世界的威力。俄国革命的胜利让濒于无望的中国人“看到了一条顶新的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如何在中国社会开展革命运动，怎么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成为摆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纲领，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实际上是将资产阶级规定为革命的对象，从而竖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但是，很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因为彼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于是，中共二大不再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提出分两步去做，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中国真正的独立，然后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在联合资产阶级开展革命实践过程中，由于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中国革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中共四大、五大、六大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提出明确的脱困之策。直到中共七大，毛泽东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系统解决了此问题。
中共七大党章明确：“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首先，中国革命是一种“双重任务”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用“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严格的承接关系来规定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以及最后，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个阶段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都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从一大党纲规定的“社会革命”，到七大党章规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时间序列的革命。通过创设“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时间秩序范畴，毛泽东恰当设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对正反范畴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过程中的序列、位置，极富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根据中国语境下具体国情、政治形势、政党任务等情况的变化，完成阶级革命动员过程中极其复杂的敌友区分、选择和团结提供了指南，从而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难题。
（二）从“继续革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这时，一个全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可以仿效的也就是苏联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显露出严重弊端，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的思考。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均规定，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样的认识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入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十二大党章和十三大党章明确规定：“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十四大明确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入党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九大党章规定的“继续革命”，到十四大党章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第二次时间序列的革命。通过设置“初级阶段”这一时间秩序范畴，赋予了切近的当下的社会阶段以时间和实践上的合法性。通过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处理，解除了意识形态负累的绑定，使得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特别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具有可分解性的“松散耦合”结构，而非本质化结构，进而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去耦化”处理，成功地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进行了制度元素重组，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为解决何为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可行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的时序革命与内涵重构
首先，在时间序列上，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盲动主义认识。关于共产主义及其时间序列问题，经常有一种盲动主义的理解。盲动主义是一种相信终极理想可以即刻实现的时间观，由于相信终极理想即将实现，当下的时间成为“剩余的时间”，而对终极理想即将实现的信念则有可能直接取消当下自然历史时间与实践的合法性，冒进主义便由此而生。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也出现过一些类似盲动主义的问题。如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将资产阶级识别为敌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之外的一切都视为不应停留太久的过渡，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忽然自然历史进程的做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将民主主义区分为新与旧两个时间序列，赋予当下阶段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合法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悬置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赋予当下阶段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以合法性。都是通过时间序列的革命克服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盲动主义认识，从而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敞开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未来。
其次，在内涵模式上，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苏联被认为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实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形态。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开始探索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集权封闭式社会转向开放赋权式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尚未完成，但方向是确定的，就是超越教条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追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用“中国特色”探索究竟何为“社会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并不存在一个已然确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恩格斯给英国费边社领导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信中也强调：“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恩格斯明确表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从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共十四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六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十九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越来越凝练内涵越来越丰富。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达太过模糊，没有清晰的所指。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未明确赋值的政治话语，是对有待创造之事物本身模糊性的必然模糊表达，因其模糊而秉有的开放结构，恰是为了容纳需要经过中国共产党对分散的、变动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整合和过滤，以及新的可能性的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说，有一个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在那里，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增加一些“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绝对的律令，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可供学习模仿达成，中国必须也只能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定义究竟何谓社会主义。
三、党章变迁的民族主义逻辑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共产主义旗帜，一面是爱国主义旗帜。因此，除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另一条贯穿党章始终的逻辑线索。
（一）民族先锋队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先锋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自身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过程中，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先锋队理论，认为无产者个体未必会有阶级意识的自然觉醒，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唤醒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共产主义政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在作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觉醒/唤醒”机制，一种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引领关系。
七大之前的党章，因为没有总纲，所以没有先锋队的表述。七大党章第一次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八大党章延续了关于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表述。十大党章将党的性质表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了十二大党章，一方面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到了十六大，党章第一次将党的性质重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后，这种表述就一直延续下来。这便是关于党的性质的“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变迁。
“两个先锋队”是世界历史的主题与中国革命的逻辑的统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非西方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呈现出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两大主题策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同时肩负着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使命，既要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阶级革命，又要引领中国人民开展民族革命。早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就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包括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所谓先锋队，即走在时代前列、走在群众前列的人。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能够始终走在前列，才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路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民族先锋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重任。
所谓继往，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因为要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把传统的中国转化为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似乎都在扮演着反传统的角色。但是，作为中华文明之子，中国共产党同样成长于中国文明传统的哺育，必然要承担起继承文明传统的重任。早期的党章和宪法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以对中国传统的革命来证成统治之正当性。自“八二宪法”开始，立法者延长了历史的时间尺度，越出百年革命历史叙事，诉诸此前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使自己“重新成为过去的主人”。自十四大开始，党章明确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规定为党的任务。自此，曾经作为批判和革命对象的民族传统获得了正面的形象，民族传统成为这个文明值得热爱的可敬事物，新的变革也有了接续这个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内在自觉。
所谓开来，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开拓者。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青春中华”“中华民族之复活”，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提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之后，“民族复兴”成为党的正式话语，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出现11次，在十七大报告里出现7次，在十八大报告里出现9次。到十九大，党章正式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明确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
（二）民族共同体逻辑
中国早期的国家思想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体系，所以中国从初期国家时代就开始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在西方，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近代之后，与西方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碰撞使得古老的中国不得不放弃追求“天下主义”的文明国家形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致力于确立主权领域范围、确定领土和确认国民，走向自觉建设国族的道路。而在传统王朝国家崩溃以及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来进行引领，这种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在推动实现民主共和过程中凝聚起各民族的共识，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能够扮演主体性力量的只有政党，“因为政党是唯一有能力整合各种利益诉求光谱的机构，因此，它们也是唯一可以合法性地使用‘全社会’的名义行使治理权的机构”。只有产生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政党真正能够通过其组织网络与价值理念凝聚起各民族的力量。经历了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激烈角逐，“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苟痛心疾首以四万万之水深火热为己忧者，皆听其入会，立一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党”的历史使命，和“在分裂破碎、难御外侮的国土上创制国家”的政治任务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秉持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理念，一方面通过阶级革命实现了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阶级解放，积极回应了当时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另外一方面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动，初步整合起包括不同少数民族在内的社会成员。党将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作为最重要政治任务，通过政治纲领的更新有效动员起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生存战斗当中，极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动，终于将“四分五裂的人民”抟聚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民族共同体。于是，“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党章关于民族共同体的规定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内容：一是理念层面，党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二是组织层面，党章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组织形式。三是干部层面，党章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成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至关重要的桥梁。
（三）构成性民族主义与超越性民族主义
自1870年代开始，清政府改采“万国公法”主张自己的国际法地位，“天下世界观”一变而为“万国世界观”。尽管为了融入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始终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它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同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共同体”。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民族主义逻辑有着构成性的面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党章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定性。与党章形成互文关系的宪法还用民族来拟制人民，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说明人民作为主权者既是多元的（各族）又是统一的（人民）。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民族主义逻辑还有着超越性的面向。这种超越性，一开始体现在一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开放性中，早期中共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受国籍限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国界，“英特纳雄耐尔”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以超越一国一族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中基于阶级革命的超越性一面逐渐内敛化，但是，在对传统“天下体系”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独特的超越性面向。“天下”与“民族国家”同样都是想象政治共同体之构成秩序的方式，西方所开创的“民族国家”范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主宰着世界历史进程。但是，零和扩张性的“民族国家”范式容易导致民族主义极端膨胀，在民族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文明的冲突”，以及无法收拾的“失火的世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以“天下体系”来界定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方式不乏借鉴价值。中共十九大党章中规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基于对传统“天下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而产生的全球治理秩序重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转文化概念”，并不属于特定民族文化，而是跨越许多文化，为所有文化共有，因而为克服“民族国家”范式的零和扩张弊病提供了超越性的可能。
党章构成了“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无论是党依据法律治国理政，还是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均意在实现一种规范性秩序，而该种规范性秩序的基础，便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党章。
一方面，对于依规治党而言，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为管党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党的集体意志的统一表达、党的建设成果的规范确认、党的历史经验的制度结晶，党章对外公开宣告，号召发动群众，对内统一意志，凝聚动员党员，“对于政党的团结一致、始终一贯的活动有重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
另一方面，对于依法治国而言，党章作为党的政治哲学的集中体现，为治国理政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方向。党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党建国家”革命道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性质和地位，使党可以把自己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结构、方向、进程和特征。作为党的根本大法的党章从而不再只是党的根本大法，还承担起为科层化的国家权力机器提供目标方向、为形式化的法律规范体系输入实质价值的使命。党章与宪法之间文本互文、逻辑互证和内容互补的多重关联，正是党章为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输入实质价值的表征。基于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体系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成部分。以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规范体系，通过规范上的传导互动、主体上的差序治理和功能上的系统耦合，共同构成了中国规范性秩序的主干结构。作为依规治党的根本大法和依法治国的价值担纲，党章的变迁与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规范基础实互为表里，只有厘清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轨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规范性秩序的演进逻辑。
一、党章及其百年变迁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岁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形成了现行的“十九大党章”。在一百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共制定和修订了十九个版本的党章（纲），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正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文本缩影和光辉写照。只有理解党章的百年变迁，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变革。
想要理解党章的百年变迁，需要先弄清楚以下两个问题：
（一）党章的名与实
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章的形式与内容的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概而言之，从二大党章到六大党章属于狭义党章，而从七大党章到十九大党章则属于广义党章。狭义上的党章仅包括规程性的条款，而没有纲领性内容。譬如，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就是一个狭义意义上的党章，而另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中共二大正式制定了第一个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文件，该章程仅有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等规程性条款，而没有党的纲领性内容。二大确定的党的纲领事实上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中。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党章也是如此。广义上的党章则既包括纲领性内容，又包括规程性条款。中共一大党纲虽然名为“纲领”，且非常简短，实际上却可以认为是一个广义党章，其前三条为纲领性内容，后十一条为规程性条款。历史上，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和陈独秀等也都称其为党章，因此，人称“党纲中的党章”，本文以“一大党纲（章）”名之。自中共七大开始，党章中正式增设了“总纲”板块，专门用于阐述党的纲领，自此至今，党章成为了纲领和规程的合体。
本文所称的党章是广义党章，既包括党的纲领，又包括党的规程，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从二大到六大的党章，除了指代名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文件，还包括宣言、决议案等纲领性文件。此外，1927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而非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该党章因此成为中共党史上唯一一部不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的党章，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党章修正案归根结底是依据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而形成，因此，按照惯例还是称该部党章为“五大党章”。
（二）党章的变与常
党章变迁是一个比党章修改含义更为丰富的概念，不仅包括对党章在文本上进行重新制定、修改或解释，还包括了对党章因社会环境和时代风貌转变而发生的认识和实践上的适应性调整、丰富和发展。因此，党章最近一次修改是2017年十九大党章修正，但党章的内在变迁却并不止于十九大。譬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定，就是对十九大党章中规定的发展理念的丰富和发展。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共制定和修订了十九个版本的党章（纲），基本形成了每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修改一次党章的惯例。因此，通过党章的依规治党表现为一种短频的规则之治，党章的适时修改成为了一种常态。有人批评说，党章的修改太过频繁，使得党的根本大法失去了恒常性，因而难以为党员和组织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其实，制度的安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存在永恒的矛盾，制度恒常不变可能提供稳定的预期，也可能导致脱离实际的僵化。在当代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社会的急速发展表现出“压缩现代性”的特征，期望党章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保持长期不变，实际上是刻舟求剑。党章制度变迁成为常态，正是将社会本身的变革吸纳到制度当中的表征。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党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大党章（纲）仅有15条，不到1000字。十九大党章有30段纲领和54条规程，将近20000字。党章的文字内容和具体表达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变化难以数计，但是，在这些难以数计的变化中，却有一些牵动全局、贯穿始终的“根本性议程”，这些“根本性议程”，主要包括社会主义逻辑、民族主义逻辑和发展主义逻辑三个主要方面。正是围绕着这些根本性议程的讨论、争议和决断，以及面对和处理这些“根本性议程”时的方式选择，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当代中国。三项“根本项议程”事实上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章所内含的三项根本法：
1.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一个根本法。社会主义逻辑以平等、公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使得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转型，与号称“普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范式匹敌，永久地改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上的位置。
2. 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二个根本法。民族主义逻辑要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归根结底是要捍卫一个共同体整全性的生存及其生活方式，其以几千年绵延不断的语言、风俗和心性结构为社会主义提供了“民族形式”，为发展主义提供着不竭的内在动力。
3. 发展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内含的第三个根本法。发展主义逻辑意味着对落后的克服，以及对生产、积累和进步的执着，致力于实现一个民族寻求富强的梦想，同时服从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理想。
二、党章变迁的社会主义逻辑
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吾道一以贯之”的大道。在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百年变迁中，社会主义构成了最为醒目的一条线索。虽然社会主义逻辑贯穿中国共产党党章始终，但党章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规定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两次关键的时间序列革命和重大的内涵意义重构。
（一）从“社会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敌入侵，有亡国灭种之虞，内乱频发，“十八行省，比于十八小国”，陷入了一种“总体性危机”当中，而为克服总体性危机兴起的一系列变法、改良和革命运动却次第遭遇失败。1917年，“十月革命”使得在一战中“一败再败，败到几乎无以为国”的俄国，霎时间获得了震动世界的威力。俄国革命的胜利让濒于无望的中国人“看到了一条顶新的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可是，如何在中国社会开展革命运动，怎么用社会主义拯救中国，成为摆在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的纲领，明确“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实际上是将资产阶级规定为革命的对象，从而竖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但是，很快，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中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行不通。因为彼时的中国社会，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对于彼时的中国而言，最紧迫的任务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于是，中共二大不再主张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提出分两步去做，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实现中国真正的独立，然后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过，在联合资产阶级开展革命实践过程中，由于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中国革命遭遇了极大的挫折。中共四大、五大、六大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提出明确的脱困之策。直到中共七大，毛泽东所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系统解决了此问题。
中共七大党章明确：“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首先，中国革命是一种“双重任务”的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以及“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其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用“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严格的承接关系来规定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以及最后，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个阶段的革命，中国共产党都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从一大党纲规定的“社会革命”，到七大党章规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时间序列的革命。通过创设“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时间秩序范畴，毛泽东恰当设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对正反范畴在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过程中的序列、位置，极富创造性地设置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为根据中国语境下具体国情、政治形势、政党任务等情况的变化，完成阶级革命动员过程中极其复杂的敌友区分、选择和团结提供了指南，从而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难题。
（二）从“继续革命”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共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策。这时，一个全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时可以仿效的也就是苏联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显露出严重弊端，引发毛泽东等领导人“以苏为鉴”的思考。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党章均规定，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样的认识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陷入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党的十二大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主题。十二大党章和十三大党章明确规定：“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概念，十四大明确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写入党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九大党章规定的“继续革命”，到十四大党章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第二次时间序列的革命。通过设置“初级阶段”这一时间秩序范畴，赋予了切近的当下的社会阶段以时间和实践上的合法性。通过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社会主义”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处理，解除了意识形态负累的绑定，使得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特别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具有可分解性的“松散耦合”结构，而非本质化结构，进而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进行“去耦化”处理，成功地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进行了制度元素重组，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惊险一跃”，为解决何为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创了可行的道路。
（三）社会主义的时序革命与内涵重构
首先，在时间序列上，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盲动主义认识。关于共产主义及其时间序列问题，经常有一种盲动主义的理解。盲动主义是一种相信终极理想可以即刻实现的时间观，由于相信终极理想即将实现，当下的时间成为“剩余的时间”，而对终极理想即将实现的信念则有可能直接取消当下自然历史时间与实践的合法性，冒进主义便由此而生。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早期探索，也出现过一些类似盲动主义的问题。如在探索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直接将资产阶级识别为敌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将共产主义最终目标之外的一切都视为不应停留太久的过渡，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忽然自然历史进程的做法。新民主主义理论将民主主义区分为新与旧两个时间序列，赋予当下阶段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合法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发达的共产主义阶段悬置在相对遥远的未来，赋予当下阶段发展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以合法性。都是通过时间序列的革命克服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盲动主义认识，从而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敞开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未来。
其次，在内涵模式上，克服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认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争相效仿的对象，苏联被认为是“我们最好的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强大的国家实力为后盾，实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全面的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标准形态。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端显露出来，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从苏联接受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开始探索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并存，从集权封闭式社会转向开放赋权式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尚未完成，但方向是确定的，就是超越教条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追寻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再次，用“中国特色”探索究竟何为“社会主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并不存在一个已然确定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恩格斯给英国费边社领导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信中也强调：“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恩格斯明确表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从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共十四大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六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十九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越来越凝练内涵越来越丰富。有人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达太过模糊，没有清晰的所指。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未明确赋值的政治话语，是对有待创造之事物本身模糊性的必然模糊表达，因其模糊而秉有的开放结构，恰是为了容纳需要经过中国共产党对分散的、变动的甚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整合和过滤，以及新的可能性的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说，有一个原教旨的“社会主义”在那里，而我们不过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增加一些“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和绝对的律令，而是一个开放的、有待探索和界定的概念。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社会主义”可供学习模仿达成，中国必须也只能以更大的自信心来开拓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来定义究竟何谓社会主义。
三、党章变迁的民族主义逻辑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两面旗帜，一面是共产主义旗帜，一面是爱国主义旗帜。因此，除了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是另一条贯穿党章始终的逻辑线索。
（一）民族先锋队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先锋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对自身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在创建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过程中，列宁系统地提出了先锋队理论，认为无产者个体未必会有阶级意识的自然觉醒，需要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唤醒其阶级意识、领导其进行革命，共产主义政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产阶级压迫的斗争的自觉代表”。在作为先锋队的无产阶级政党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觉醒/唤醒”机制，一种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引领关系。
七大之前的党章，因为没有总纲，所以没有先锋队的表述。七大党章第一次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八大党章延续了关于党的先锋队性质的表述。十大党章将党的性质表述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到了十二大党章，一方面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到了十六大，党章第一次将党的性质重新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此后，这种表述就一直延续下来。这便是关于党的性质的“一个先锋队”到“两个先锋队”的变迁。
“两个先锋队”是世界历史的主题与中国革命的逻辑的统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非西方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呈现出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两大主题策略。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同时肩负着阶级的和民族的双重使命，既要领导工人阶级开展阶级革命，又要引领中国人民开展民族革命。早在1935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就指出：“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事实上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包括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在内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所谓先锋队，即走在时代前列、走在群众前列的人。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能够始终走在前列，才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领路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民族先锋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重任。
所谓继往，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因为要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把传统的中国转化为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似乎都在扮演着反传统的角色。但是，作为中华文明之子，中国共产党同样成长于中国文明传统的哺育，必然要承担起继承文明传统的重任。早期的党章和宪法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以对中国传统的革命来证成统治之正当性。自“八二宪法”开始，立法者延长了历史的时间尺度，越出百年革命历史叙事，诉诸此前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使自己“重新成为过去的主人”。自十四大开始，党章明确将“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规定为党的任务。自此，曾经作为批判和革命对象的民族传统获得了正面的形象，民族传统成为这个文明值得热爱的可敬事物，新的变革也有了接续这个民族优秀文明传统的内在自觉。
所谓开来，中国共产党要成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开拓者。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青春中华”“中华民族之复活”，到改革开放以来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1986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以党的正式文件提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这个复兴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之后，“民族复兴”成为党的正式话语，在中共十六大报告里出现11次，在十七大报告里出现7次，在十八大报告里出现9次。到十九大，党章正式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明确规定为党的奋斗目标。
（二）民族共同体逻辑
中国早期的国家思想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明体系，所以中国从初期国家时代就开始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在西方，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民族国家不断形成，并进而形成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现代世界体系。近代之后，与西方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碰撞使得古老的中国不得不放弃追求“天下主义”的文明国家形式，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致力于确立主权领域范围、确定领土和确认国民，走向自觉建设国族的道路。而在传统王朝国家崩溃以及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组织化的政治力量来进行引领，这种政治力量必须能够在推动实现民主共和过程中凝聚起各民族的共识，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能够扮演主体性力量的只有政党，“因为政党是唯一有能力整合各种利益诉求光谱的机构，因此，它们也是唯一可以合法性地使用‘全社会’的名义行使治理权的机构”。只有产生于现代政治生活中的政党真正能够通过其组织网络与价值理念凝聚起各民族的力量。经历了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激烈角逐，“不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苟痛心疾首以四万万之水深火热为己忧者，皆听其入会，立一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党”的历史使命，和“在分裂破碎、难御外侮的国土上创制国家”的政治任务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秉持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理念，一方面通过阶级革命实现了包括少数民族成员在内的阶级解放，积极回应了当时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另外一方面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动，初步整合起包括不同少数民族在内的社会成员。党将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作为最重要政治任务，通过政治纲领的更新有效动员起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到维护中华民族生存战斗当中，极大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行动，终于将“四分五裂的人民”抟聚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民族共同体。于是，“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
党章关于民族共同体的规定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三个层面内容：一是理念层面，党章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二是组织层面，党章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统一战线组织作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组织形式。三是干部层面，党章一直以来都特别强调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使民族干部成为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至关重要的桥梁。
（三）构成性民族主义与超越性民族主义
自1870年代开始，清政府改采“万国公法”主张自己的国际法地位，“天下世界观”一变而为“万国世界观”。尽管为了融入民族国家的世界体系不得不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主义却始终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它从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同时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个共同体”。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民族主义逻辑有着构成性的面向。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无论历史上的中国，还是当下的中国，以及未来的中国，都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党章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定性。与党章形成互文关系的宪法还用民族来拟制人民，将作为主权者的人民表述为“中国各族人民”，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说明人民作为主权者既是多元的（各族）又是统一的（人民）。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民族主义逻辑还有着超越性的面向。这种超越性，一开始体现在一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共产主义开放性中，早期中共党章都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受国籍限制，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国界，“英特纳雄耐尔”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革命实践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以超越一国一族的维度。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中基于阶级革命的超越性一面逐渐内敛化，但是，在对传统“天下体系”的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独特的超越性面向。“天下”与“民族国家”同样都是想象政治共同体之构成秩序的方式，西方所开创的“民族国家”范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主宰着世界历史进程。但是，零和扩张性的“民族国家”范式容易导致民族主义极端膨胀，在民族之间形成不可调和的分歧和分裂，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文明的冲突”，以及无法收拾的“失火的世界”。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以“天下体系”来界定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想象方式不乏借鉴价值。中共十九大党章中规定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基于对传统“天下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而产生的全球治理秩序重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转文化概念”，并不属于特定民族文化，而是跨越许多文化，为所有文化共有，因而为克服“民族国家”范式的零和扩张弊病提供了超越性的可能。
四、党章变迁的发展主义逻辑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归根结底要依靠发展来实现，因此，发展主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百年变迁的重要线索。
（一）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发展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建设”。“ 党建国家”的革命道路使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摆脱了低组织化状态，完成了“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第一步，即建立起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使得中国获得了“国家自主性”和发展的自主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完成“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第二步任务，即通过“赶超型发展”战略摆脱剥夺性世界体系对后发国家的支配，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到了近代，却落后了。落后挨打的遭遇和民族危亡的耻辱激起炎黄子孙顽强奋斗的信念和决心。救亡和进步，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复兴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现代化，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就民主革命问题发布自己政见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就明确提出“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紧接着的中共二大更是将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明确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救亡图存、谋求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从中共三大确立的国民革命路线，到中共四大、五大、六大时期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围绕革命领导权开展的斗争，到中共七大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八大党章明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新的发展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发展道路上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之后，中共十一大党章再一次确认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发展使命。中共十二大党章除了延续“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还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为发展的内容，将党的工作重点规定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中共十四大党章是确立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十四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进而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规定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同时，“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并且，明确提出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目标，即“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都延续了这一发展战略。此外，中共十六大党章还明确规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第一次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发展和奋斗目标：“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九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并在党章中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发展中华民族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从危亡到复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奋斗。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小康”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概念，寄托着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耀眼标志，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从传统发展主义迈向新发展主义
发展与现代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关于如何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发展阶段。
首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理念。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考是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些关于发展的理念后来被归纳为脍炙人口的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
其次，确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虽然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解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发展目标主要关注的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绩效指标。“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等实用型发展主义理念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极大的发展热情，释放了开阔的发展空间。不过，认为发展主要是经济增长甚至GDP增长的“发展”观念及其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可能引发一些消极后果。譬如，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更为严峻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或发展的限度）。传统发展主义的困境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思，人们开始对“发展”概念重新加以思考，倡导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发展的后果进行“社会发展综合评价”。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布局和发展战略适时更新了自己的发展理念，如中共十七大党章，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国内生产总值”界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规定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要求，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容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维度。十八大党章进而提出了“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以及“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再次，迈向“新发展主义”。虽然“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经济甚至GDP增长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如何超越传统发展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发展主义有着内在的双重困境：虽然从理论上说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但是，非经济类指标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屈从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用新发展理念来克服传统发展主义遭遇的问题。中共十九大党章将发展的要求定位为“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规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以“美好生活”的非经济性效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去克服传统发展主义“唯利是图”的弊病，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开创新的发展阶段，探索新的发展可能。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擘画了“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蓝图。
五、通过党章的治理
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从众多可能观念中择取特定选项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制度是观念的化身，制度反过来也能够塑造观念的生产。因此，一方面，是政党创制了党章，另一方面，党章也通过影响党员和党组织的注意力、认知和行动从而塑造着政党。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三项根本性议程的交织、互动与张力，构成中国共产党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逻辑。能否正确处理党章中三项根本性议程及其内在张力，是党开创下一个百年伟业的关键。“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作为党章内含的三项根本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规定性。但是，三项根本法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想象下一个百年”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未明确赋值的占位符究竟应当如何书写，“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因缘转换之下，民族主义的构成性与超越性如何再平衡，如何突破后小康时代的发展主义极限、应对“压缩现代化”叠加的压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擘画下一个百年伟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一，党章是党的集体理性的制度表达。党章是政党集体意志的规范表达，记录了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的历史阶段随时间推移而积累的思想理论成果和组织治理技术。时代是提问者，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政党通过创建、解释、修订或废止规则，来识别问题，吸纳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党章也是政党的记忆库，记录了政党面对内部问题或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记录了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新的知识的增加，经验的保留，问题的解决，或者对内外部环境变迁的吸纳。从如何开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迁清晰记录了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运用自己的集体理性，判断问题、解答问题，并动员自己的党员和组织，运用高超的组织技术和治理方式最终化解问题。
第二，党章也通过制度逻辑塑造政党。制度赋予成员以“身份”上的同一性，并通过对事物加以“分类”作用于现实秩序。党章发挥着分配党员和党组织注意力并设置注意力焦点的作用，承担着将所遇到的问题吸纳进政党的认知框架的意义构建功能，并被赋予了通过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的配置激励成员实现奋斗目标的集体动员任务。因此，有什么样的党章，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党员和组织，进而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规定及其变迁，无不影响着每一个党员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自我确认、对千千万万个同志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认知和判断，也影响每一个党员和组织对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方式，以及对待党的纲纪的遵守、执行和护卫。
第三，超大规模政党治理必然奉行规则之治，只有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将全党始终团结在初心和使命所锚定的方向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过去一百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政党固然会存在依靠传统、习惯、个人魅力等因素通过个别性调整实现自身建设与内部治理的情况，但现代的大规模的政党必然奉行规则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只有有效实施党章，才能将全党的身份认同、注意力焦点和可调配资源牢牢地投入到党章及其所设定的目标任务之上。只有不断强化以党章为代表的党规党纪的建设和实施，不断提升以党章为抓手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和效能，才能不惧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更加艰难更具挑战的历史任务，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时代肃杀的面容之前，犹贾勇自持，并敢于胜利。
四、党章变迁的发展主义逻辑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归根结底要依靠发展来实现，因此，发展主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章百年变迁的重要线索。
（一）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的发展使命，一言以蔽之，就是“国家建设”。“ 党建国家”的革命道路使中国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总体性危机”，摆脱了低组织化状态，完成了“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第一步，即建立起了独立的主权国家，使得中国获得了“国家自主性”和发展的自主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完成“国家建设”历史使命的第二步任务，即通过“赶超型发展”战略摆脱剥夺性世界体系对后发国家的支配，努力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
中华民族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到了近代，却落后了。落后挨打的遭遇和民族危亡的耻辱激起炎黄子孙顽强奋斗的信念和决心。救亡和进步，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复兴中华民族，实现社会现代化，进入世界先进民族之列，成为中国人民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就民主革命问题发布自己政见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就明确提出“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紧接着的中共二大更是将对内“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对外“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明确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从而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救亡图存、谋求民族独立的革命道路。从中共三大确立的国民革命路线，到中共四大、五大、六大时期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围绕革命领导权开展的斗争，到中共七大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成功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建立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八大党章明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新的发展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在发展道路上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误之后，中共十一大党章再一次确认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现代化发展使命。中共十二大党章除了延续“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还将“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为发展的内容，将党的工作重点规定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
中共十四大党章是确立中国共产党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十四大党章第一次明确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进而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规定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同时，“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并且，明确提出了中长期的国家发展目标，即“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都延续了这一发展战略。此外，中共十六大党章还明确规定“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第一次明确了“两个一百年”的发展和奋斗目标：“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九大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并在党章中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
从救亡图存到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发展中华民族为己任，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从危亡到复兴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奋斗。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小康”是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概念，寄托着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耀眼标志，推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二）从传统发展主义迈向新发展主义
发展与现代化是中国的百年梦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追求。关于如何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发展阶段。
首先，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理念。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考是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这些关于发展的理念后来被归纳为脍炙人口的论断“发展才是硬道理”。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进一步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
其次，确立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虽然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的理解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发展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发展目标主要关注的是以GDP为代表的经济绩效指标。“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等实用型发展主义理念为整个社会注入了极大的发展热情，释放了开阔的发展空间。不过，认为发展主要是经济增长甚至GDP增长的“发展”观念及其指导下的“发展”过程可能引发一些消极后果。譬如，经济增长与社会、生态等领域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以及更为严峻的，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或发展的限度）。传统发展主义的困境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思，人们开始对“发展”概念重新加以思考，倡导从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发展的后果进行“社会发展综合评价”。
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布局和发展战略适时更新了自己的发展理念，如中共十七大党章，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以“国内生产总值”界定发展目标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规定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要求，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内容丰富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维度。十八大党章进而提出了“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要求，以及“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从而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再次，迈向“新发展主义”。虽然“发展”不能等同于单纯经济甚至GDP增长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如何超越传统发展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发展主义有着内在的双重困境：虽然从理论上说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但是，非经济类指标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屈从于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
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用新发展理念来克服传统发展主义遭遇的问题。中共十九大党章将发展的要求定位为“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规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即以“美好生活”的非经济性效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属性，去克服传统发展主义“唯利是图”的弊病，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开创新的发展阶段，探索新的发展可能。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擘画了“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如何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蓝图。
五、通过党章的治理
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从众多可能观念中择取特定选项进而将其固化为制度的过程。制度是观念的化身，制度反过来也能够塑造观念的生产。因此，一方面，是政党创制了党章，另一方面，党章也通过影响党员和党组织的注意力、认知和行动从而塑造着政党。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三项根本性议程的交织、互动与张力，构成中国共产党党章百年变迁的内在逻辑。能否正确处理党章中三项根本性议程及其内在张力，是党开创下一个百年伟业的关键。“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作为党章内含的三项根本法，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规定性。但是，三项根本法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想象下一个百年”提供一劳永逸的答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未明确赋值的占位符究竟应当如何书写，“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因缘转换之下，民族主义的构成性与超越性如何再平衡，如何突破后小康时代的发展主义极限、应对“压缩现代化”叠加的压力，仍然是中国共产党擘画下一个百年伟业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一，党章是党的集体理性的制度表达。党章是政党集体意志的规范表达，记录了党在革命和建设不同的历史阶段随时间推移而积累的思想理论成果和组织治理技术。时代是提问者，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政党通过创建、解释、修订或废止规则，来识别问题，吸纳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党章也是政党的记忆库，记录了政党面对内部问题或外部压力时所作出的反应，记录了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新的知识的增加，经验的保留，问题的解决，或者对内外部环境变迁的吸纳。从如何开展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再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迁清晰记录了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时代课题，运用自己的集体理性，判断问题、解答问题，并动员自己的党员和组织，运用高超的组织技术和治理方式最终化解问题。
第二，党章也通过制度逻辑塑造政党。制度赋予成员以“身份”上的同一性，并通过对事物加以“分类”作用于现实秩序。党章发挥着分配党员和党组织注意力并设置注意力焦点的作用，承担着将所遇到的问题吸纳进政党的认知框架的意义构建功能，并被赋予了通过物质性和象征性资源的配置激励成员实现奋斗目标的集体动员任务。因此，有什么样的党章，就会塑造出什么样的党员和组织，进而产生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规定及其变迁，无不影响着每一个党员对自己党员身份的自我确认、对千千万万个同志的身份认同，以及对作为整体的政党的认知和判断，也影响每一个党员和组织对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和方式，以及对待党的纲纪的遵守、执行和护卫。
第三，超大规模政党治理必然奉行规则之治，只有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才能将全党始终团结在初心和使命所锚定的方向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过去一百年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一个政党固然会存在依靠传统、习惯、个人魅力等因素通过个别性调整实现自身建设与内部治理的情况，但现代的大规模的政党必然奉行规则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全党思想统一，首先是对党章认识的统一；全党行动一致，首先是在执行党章上的一致”。只有有效实施党章，才能将全党的身份认同、注意力焦点和可调配资源牢牢地投入到党章及其所设定的目标任务之上。只有不断强化以党章为代表的党规党纪的建设和实施，不断提升以党章为抓手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水平和效能，才能不惧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系列更加艰难更具挑战的历史任务，也只有这样的党，才能在时代肃杀的面容之前，犹贾勇自持，并敢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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