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中阐述道：“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整体。” 但这不是当前学术界作为热门话题谈论的“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起源是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联系起来的。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宣告创立。第一任主任是霍加特，灵魂人物是威廉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工人阶级出身，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熟悉程度，非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比。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秉承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致力于沟通英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把研究工人阶级的生活作为其首要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
威廉斯提出文化是日常生活的全部方式，生产与消费由此成为研究中心理解文化的两个主要方面。其结果是文化生产最终被看作生产方式之一，这样就把文化从上层建筑拉回到经济基础中来，与社会经济生产和结构相联系。而注重消费研究，则将英国的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一并作为研究对象。
自此在霍加特的领导之下，威廉斯和汤普森、霍尔等左翼批评家开展了一场迥异于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并使“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逐步站稳了脚跟。
1969年，霍尔继霍加特任中心主任。在他的主持下，研究中心以开放性的政治和文化视野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创造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理论中心。
70年代中期以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影响逐渐在英国国内扩散开来，许多学校开始设立“文化研究”的课程，授予“文化研究”学位。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影响从英国扩展到北美、澳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世界各地的学者纷纷打破学科界限，集合在“文化研究”的大旗下，研究当代文化现象，从而使之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思潮，也使“文化研究”成为世界性的“合法的”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知识思潮或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取向和成果，人们称为“文化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传播到其他英语国家，至今已扩散到全世界，但大多数国家的“文化研究”不似英国那样具有浓厚的政治气氛。
“文化研究”的动因
“文化研究”，从其产生来看，实际上是英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对战后英国发生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变化的一种回应，是他们试图理解和解释这些变化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方法和理论。
早期的“文化研究”源于文学研究，比如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基本上是从文学入手，讨论文化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以及大众文化的冲击，英国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于是，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使“文化研究”从学院走向社区、走进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把研究的重心转向大众文化，试图保护工人阶级文化以使之不受文化工业所生产的大众文化的冲击。他们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政治为导向，视自己的“文化研究”为社会进步变革的工具。后来，政治与传媒现象连成一个整体，“文化研究”的传媒特征也逐渐明显起来，离早期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远。
在政治领域，首先，“文化研究”的出现与“新左派”的崛起关系密切。匈牙利事件（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后，英国左派阵营中“新左派”脱颖而出。他们对斯大林主义产生普遍怀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无法通过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和苏联模式来替代；同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他们挑战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圆满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如与权力相关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消费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的影响问题等等。于是，“新左派”不再注重从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入手进行社会改造，转而从文化角度介入政治，抵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思想。1961年，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与以霍尔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合并为《新左派评论》。
“新左派”关注社会结构及历史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他们以“文化研究”为理论武器，否定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认为文化是独立、开放的领域，在建构社会现实与人性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奠基人大多数是“新左派”成员。“新左派”中还有很多人来自前英国殖民地，即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可以这么说，没有前英国殖民地知识分子，就没有“新左派”，也许就没有英国的“文化研究”。由此可见，“文化研究”一开始就具有边缘性和国际性。而“新左派”对于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成为“文化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
其次，“文化研究”的出现与当时的英国的政治氛围也有很大关系。“文化研究”登入学术的大雅之堂，正是战后英国的政治格局、势力消长的结果。1964年，在英国，工党重新执政，民主激进思想抬头，反越战、反核武器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种浓厚的民主氛围无疑鼓励了文化研究学派的社会批判研究方式。
在文化领域，英国战后出现的种种现象也为“文化研究”的出现提供了生长的土壤。
一方面，战后消费文化的发展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消费社会来临，西方国家的物质生活相对丰裕。传播速度与消费方式的变革使当代文化越来越呈现出平面化、当下性和直观性。因此，文化研究的学者转而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当下的消费文化，发掘其中蕴含的深层社会情境与文化哲理。
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全面入侵带来的文化问题也引起文化研究学派学者们的关注。战后，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商业文化以席卷之势向不同的民族与文化传统入侵。这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担心会使英国社会美国化，从而影响英国公众的文化生活和大众意识，对英国传统文化构成威胁。
正因为如此，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不能顾名思义地简单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the study of culture），与一般所说的（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cultural research）也不完全相同。
因为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实际是与从权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角度考察文化实践密切相关。它关心的不是文化“多么好”或者“为什么好”的问题，而是文化中“为了谁的利益”、“站在谁的立场上”等问题。
美国的“文化研究”
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社会学界曾掀起过一阵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过一批有影响的学者，但在60、70年代进入了低潮。
80年代后，在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下，美国学界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开始复苏。其中，最早向美国介绍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是伊利诺伊大学传媒学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他本人曾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是霍尔的弟子。他的《文化研究的构成：一个美国人在伯明翰》一文，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精辟的概括。
但美国缺乏英国式的左派知识分子，故“文化研究”大多与政治和文化运动无关。阶级、政治和权力等在英国学派看来是最重要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则失去了它们的意义。
美国“文化研究”更关心文化的美学分析和文本分析，关心社会认同和文化形式的表现，关心传媒文本和大众文化的效果以及强调民族志的观众研究，研究术语也大多来自符号和文学理论。美国对“文化研究”的兴趣大多集聚在传媒系和英文系。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
澳大利亚具有与英国相似的左派传统。由于两国间学术交往密切，澳大利亚大学的传媒系和英文系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本身来自英国，比较著名的有约翰·费斯克、约翰·哈特里等，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带有很强的英国特点，被认为是最得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真谛”。
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偏重于传媒以及传媒政策，强调研究澳大利亚电影的民族特点，关注当地的文本、体制和特点，以及有澳大利亚特色的大众文化现象。
澳大利亚大学的“文化研究”开始较早。20世纪80年代已有大学开设文化研究专业，90年代达到高潮，成立了全国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并定期出版专业刊物《连续统一：澳大利亚传媒与文化》（Continuum: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
加拿大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主要是在大学里的传媒系，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什么是加拿大的民族性？什么代表加拿大的文化特点？如何定义加拿大？面对来自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和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加拿大如何保持自己的特点？等等。
这此实际上是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有民族国家都面临的文化问题。
法国的文化研究
法国的“文化研究”可分为两方面：法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以及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
法国有一大批理论家，如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福柯、德里达等，对世界文化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法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主要围绕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展开。其中二战后，美国大众文化和经济对法国的影响，一直是法国“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
亚洲的“文化研究”
印度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不比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晚。尽管也拥有英文的优势，但由于印度不是西方国家，因此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课题。
南亚“文化研究”的派别很多，有研究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也有研究文化和科学关系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德里大学的“次要研究派”。“次要”（subaltern）一词源出于葛兰西的文章《论历史边缘：次要社会群体历史》，“次要群体”意指各种缺乏阶级意识的被支配和被剥削群体。“次要研究派”借用这个词来研究反抗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印度人民。“次要研究派”最有影响的是女性主义者、生长在印度后到美国匹茨堡大学英文系任教授的盖娅特里·斯皮沃克。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却于20世纪80年代与社会学系合并，并被改称为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这在关心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人看来，当时就是一个鼎盛期过后走向衰落的不祥之兆。
更令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学者感到无比震惊和痛惜的是，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被撤销。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化研究”的发源地，经历合并重组，就这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凋谢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批判学派的命运。
虽然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消逝在时间的流逝中，成为历史往事。但其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并没有随时间而淡去，其所开创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作为学术研究，还是作为高校课程，在世界各地正方兴未艾。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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