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占安（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学术委员会主任）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第6辑
摘要
研究历史必须尊重史实，那种认为“张闻天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而认定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则是合乎史实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提出者的问题，我们应该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提出者；毛泽东；张闻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中的一个主命题。这个命题是谁在什么时候首先提出来的？这是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本文坚持用史实说话，说明以往我们认定这个命题是由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的这一点没有错，而那种“张闻天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说法没有史实根据。
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提出者问题上似乎有两种意见
在2007年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由高等教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材（这本教材经过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的诸多专家的审定）第一章就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都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在党的幼年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党的中央领导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而就全党来讲，则是在延安整风以后。
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2]这本教材是全国高校大专和本科学生在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时统一使用的教材，2008年秋季后改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教材的名字也相应作了改动。这本教材经过多次修改，到目前为止，已经出了5个版本，但是上述这一段文字一直没有改动。
但是，2008年10月27日《北京日报》上刊登的井冈山干部学院两位教授的一篇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的标题很醒目，叫做《张闻天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作者还特别提到：这个结论是“据查证资料证明”的，是张闻天从1936年起逐步提出，到1938年得到全党（党中央）的共识。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接受并赞同张闻天的提法。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采取“摆事实”的办法，其中特别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他在作会议总结发言时又一次提出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工作“要中国化”。另一个例子是，后来，他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3]不过这后一个例子作者没有说明是《解放》周刊哪一期，是什么文章，也没有引述上下文。
此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报刊文摘》、《文摘报》分别在2008年10月31日、11月27日摘登了这篇文章。另外，《团结报》、《老年生活报》等多家报刊刊登了此文，多家网站也进行了转载。有人在新浪博客上发文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两位教授撰文指出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这不是有人在胡说八道，而是两位教授提出的观点。在这样的学院任教，没有几把刷子肯定是不行的，而且两位教授论据充分。这也不是什么论坛上的帖子，而是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文章，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还有人说：“当今能够提出这样史实的人，既要有学术能力，还要有点魄力。”至今，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综述中还以这篇文章为据，把“张闻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提出者”作为一种正式意见加以整理。
二、说“张闻天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没有史实根据
本来，到底是谁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这是一个可以讨论并且能够弄清楚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查证史料，服从史实。这里就要求，史料必须是真实的、可靠的，而不能是虚假的、自造的。那就让我们看史实吧。
两位教授在文章中作为举例讲到的1937年9月10日那一件事，在《张闻天年谱》上卷可以查到：
（1937年）9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宣传教育工作，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等（会议记录所列为：“洛、毛、凯、国、冯、蔡畅、洪涛、亮平、首道、瑞卿、富春”）。会议由何凯丰（时任中宣部部长）报告，张闻天在会议总结发言时指出：宣传教育工作目前主要问题是不适应于情况与具体需要。“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向什么人说什么话”，适合需要就是要在这方面前进一步，“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我们的教员需要研究一下，要用一切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教授学生要用启发式方式。[4]
这里的问题是，提“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其思想是重要的，但是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有明显的距离。事实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早已有之，李大钊在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提出过这种思想；就拿“中国化”这个概念来讲，也是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的；从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讲“中国化”在张闻天之前就有。比如，1936年，陈唯实就在出版的《通俗辩证法讲话》一书中提出：“辩证法之实用化和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唯物辩证法，“最要紧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体化、实用化，多引例子或问题来证明它。同时语言要中国化、通俗化，使听者明白才有意义。”[5] 因而，拿这个材料不能说明张闻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提出者。
两位教授举的另一个“例子”是：张闻天后来又在《解放》周刊上撰文，进一步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主张。从作者的论证看，这“文化运动中国化”、“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已经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意义了，而且出处就在1937年9月10日之后、1938年10月14日之前出的《解放》周刊。
而实际情况是，两位教授讲的不是史实，这期间的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根本就没有他们说的这种提法。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张闻天兼任主编。他（都署名为洛甫）在《解放》周刊从创刊到1938年10月一共发表了14篇论文，包括：
（1）《迎接对日直接抗战的伟大时期的到来》，创刊号，1937年4月24日版。
（2）《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第3期，1937年5月1日版。
（3）《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第8期，1937年6月28日版。
（4）《论平津失守后的形势》，第13期，1937年8月9日版。
（5）《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战》，第17期，1937年9月25日版。
（6）《转变中的时局》，第22期，1937年11月6日版。
（7）《把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太原陷落后的随笔之一》，第25期，1937年11月27日版。
（8）《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第28期，1938年1月11日版。
（9）《战时民运工作的八个基本原则》，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版。
（10）《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的成功》，第37期，1938年5月6日版。
（11）《论青年的修养》，第39期，1938年5月22日版。
（12）《读了<张国涛敬告国人书>之后》，第42期，1938年6月20日版。
（13）《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第43、44合期，1938年7月1日版。
（14）《洛甫同志在延安民众纪念抗战一周年大会上的演说》，第45期，1938年7月15日版。
经查，在上述文章中没有两位教授提到的这种提法。我倒是在另一个地方查到了一个类似的提法。
延安《新中华报》第405期的第3版《特区文艺》上（这一期报署的出版日期是1937年11月24日，但是从第3版的两处可以看出应该最早是11月26日：第3版在《特区文艺》下有一个标识
这一版的左上方登有《特区文艺》编辑室刊发的《为征求文艺通讯员号召》，署的时间是1937年11月25日）登载了徐行白写的一篇报道，题目为《特区“文协”成立大会记——十一月十四日“陕公”大礼堂》。
报道中说：在周扬简要报告了文化协会筹备的经过和意义之后，“其次是洛甫同志的报告。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报告。他从戊戌政变说到五四运动，从五四到大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后的文化运动到目前的文化界。由这报告，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文化运动的关心和对文化人的态度。”报道中说，报告“正确的估计到文化运动的功绩，同时，又正确指出‘左联’、‘社联’等文化团体的错误，如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公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和把文化团体当成‘第二党’等等。”（徐行白：《特区“文协”成立大会记》，《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报告在评价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时，指出这些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贡献自然不少；可是具体的程度还不够，而且犯了“差不多”的毛病。报告指出，今后文化界的任务：第一要适应抗战，第二要大众化、中国化等等。他希望每一个文化人都到群众中、斗争中，以及到前线去生活，去锻炼。[6]（这件事情在《张闻天年谱》上卷中有反映。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新中华报》的影印本，发现《张闻天年谱》上卷在整理文字时有个别表述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说， 张闻天在这个报告中讲的文化界“要大众化、中国化”的思想是重要的，但是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两位教授可能把“这些读物能够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句话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啦，但是这个提法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也是不能等同的。第一，它是一句话，还不是一个简明的命题；第二，它指的是“当时流行的通俗读物”，还没有上升到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第三，这里讲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指的是通俗化、大众化，与毛泽东1938年10月使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在一个层面上。
张闻天1937年这个报告只有这份新闻报道稿，其全文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据《张闻天传》的作者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在《说不尽的张闻天》一书中认定：“可惜这个讲演的提纲或记录迄今没有找到，只是在当时《新中华报》关于成立大会的简要报道中留下了简而又简的记载。”[7]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 就拿“文化运动中国化”这个提法在张闻天之前也有人说过。比如，在张闻天发表《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报告的前一天，即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23期刊登了从贤写的《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其中就说：“要启发民众抗日的伟大力量，必须使文化运动和他们的生活密切结合，我们说现在要加紧文化的大众化运动，就是要使这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族的文化运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8]（目前，还不清楚“从贤”是谁，好像是一个笔名）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文化运动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不是一回事。
在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是《解放》周刊上没有登这个报道，说张闻天在《解放》周刊上撰文提“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这是自造的说法；二是在《新中华报》的这篇报道中的提法是“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而不是“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这个提法；三是“把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这个提法，不能算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研究问题必须服从史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形成之前，很早党的领导人以及学者提出过马克思主义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需要中国化的思想，其中最早的则是李大钊，在后来又有很多人论述过这个思想。我们承认，张闻天在1935年12月以后的确多次提出过要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中去，不能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的思想，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但是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毕竟不是一回事。不同意说是张闻天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绝不意味着否认他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不意味着否认他在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过程中的贡献。
我们这里不讲张闻天贯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提出了很多影响中国革命的正确主张，单就直接谈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关系的话来讲，还可以找到多处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意思。其中包括，1935年12月，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就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产生，“基本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活泼的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死的教条。”[9]1936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报告中强调：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些，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我们的具体环境。”[10]同年10月，他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举办的白区工作训练班上授课的讲稿中提出：“必须使我们的干部懂得：任何一国革命的经验，都不能机械地搬运到别一国来。某一种经验，在某些具体条件下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条件下就会变成不正确。那种机械的模仿与抄袭，不但对于当前的具体工作无益，而且是极端有害的。”[11]他还说：“我们教育工作的中心，全不在于使我们的干部多记一些教条与公式”，“而是使他们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生动的革命精神，而是使我们的干部学会能够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具体的环境，并从这种分析中得出一定的行动方针。”[12]1937年6月，他在白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同志在懂得了策略原则之后，“决不要机械的把这些原则当作死的公式去背诵”，“要不疲倦的虚心的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13]1938年4月，他在题为《论青年的修养》的演讲中强调：“一切先进的革命的理论，我们也只能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一切先进的革命理论，也要在实践中充实自己与发展自己的。”[14]在上述论著中，张闻天提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不过这个时候他还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这是两回事情。
张闻天1938年6月17日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发表于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43、44合期上。这是一篇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时间上很近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最革命的科学。它不仅告诉我们怎样去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告诉我们怎样去改造世界。它告诉我们怎样用它的理论与方法去分析各国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估计到各国本身的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思想的各种特点，然后再定出改造各国社会的具体任务与方法，它在不同的国家内提出不同的具体任务与方法。即在同一国家内，时期不同，任务办法也就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15]从上下文看，这里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张闻天年谱》上卷在第572—573页提到张闻天的这篇文章，而且引述了好几段内容，不过没有收录这段文字），但是他在这里也没有概括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这也是史实。
从史料上看，张闻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更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北京日报》2009年2月16日刊登的我的一篇短文《关于“一个命题的首倡者”的一点看法》[16]，是记者根据我在北京高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会上的专题报告使用的PPT整理而成。其中有一句话说：“张闻天在《解放》周刊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提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也没有论述过这个思想。”前半句是对的，而后半句是不准确的，在这里加以更正。）
三、认定毛泽东最先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没有错误
《解放周刊》第57期（1938年11月25日版）是《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专刊》，其中登有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并且对这个命题的含义作出了初步的界定。
为什么把毛泽东的这次讲话认定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提出呢？第一，这是一个文字最简洁的命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就全党范围讲的，而不是就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讲的。第三，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是党的指导思想，而不是一般的文化工作或理论工作。第四，这里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含义大于大众化、通俗化，它主要指的是“具体化”、“民族化”，这是这个命题的最初含义。
在毛泽东报告之后，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题为《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说：“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特别要注意于以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革命方法，去教育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并以此去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17]这里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义语。可是，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来说，毛泽东的用语明显是标志，而张闻天是在毛泽东使用并界定了这个命题之后的说法。那两位教授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接受并赞同了张闻天的提法，显然这不合乎史实。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两位教授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的提法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似乎是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了解史实真相的表现。毛泽东当年在《论新阶段》的讲话中使用的命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出《毛泽东选集》时被毛泽东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提法。由于人们对版本的不了解，误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当年的提法，对于这一点似乎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还是要回到史实上来。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张闻天最先提出的，比较早的还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副所长程中原研究员。他曾在《党的文献》2005年第2期发表一文：《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第一次提出》。当时，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具体化’，在这里无疑有‘中国化’的意思，但显然并不就是‘中国化’。那么，究竟是何人何时在什么场合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呢？据笔者所见，在党的文献中，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组织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不过他的用语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程中原在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如果要说这个命题的第一次提出，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以下的表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8]从他的文章的上下文看， 实际上，他当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张闻天第一个提出的。
由于文章的作者是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副所长，发表的刊物又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此文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程中原研究员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的认识后来发生了变化。我们注意到，1993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张闻天传》讲六届六中全会，在第415页只是写道：毛泽东于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是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抗战形势作了科学分析，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该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这件事，反而详细地谈到张闻天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作者在2006年出版的《张闻天传》修订版作了重大修改。在第265页明确说：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修订版不仅正文的引文采用的是原文，而且在注释中说明：毛泽东《论新阶段》的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卷。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应该说，该学者在这里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个问题在一段时间里不少人存在认识的偏差。比如， 1993年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在讲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时，尽管说明了这个报告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57期发表，题为《论新阶段》，其中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编入《毛泽东选集》，但是引述的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修改后的表述。199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引用的这段话由于是《毛泽东选集》的文字，因而也是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个提法。不过书中认定：“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19]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余佰流（他也是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他曾经专门研究了1933年1月到1943年3月这十年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合作领导的历史，他撰写的《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一书2008年9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书对张闻天在这段时间的贡献给予了特殊的重视。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问题上取客观的态度，指出：“毛泽东在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注：看来，他也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当年用的概念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20]书中在第十个问题“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是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提出的。”[21]
因而，我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最早提出者的时候，需要回到史实上来，即毛泽东在1938年作《论新阶段》报告时的用语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些主讲“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课的教师也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教材的引文不是《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话，而是《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的表述，这是需要注意的。至于有人可能没有发现作者观点的变化，依然以人家原先的文章为据，说程中原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张闻天说”，那是不对的。[22]
四、李初黎使用的“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命题具有特殊意义
我们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提出者的问题上，通过史实和比较证明不是张闻天而是毛泽东首先使用了这个命题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前，《解放》周刊第1卷第24期发表有李初梨（1937年10月他与周扬、艾思奇等一起从上海到达延安）写的一篇文章：《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他在这篇文章中有过“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这样的提法。
李初梨在文章中讲自华北事变到抗战开始这一阶段文化运动的成绩时说：“马列主义的具体化是进步了。通俗化的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时期出版了大批的通俗刊物与小册子。许多高深的理论，已成为无数的失业青年，店员，学徒，及中小学生所接受，所理解。” 他在讲今后文化运动的任务时又说：“提高文化水准，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同时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通俗化大众化的工作。” 他在讲文化运动的缺点时还说：“马列主义的具体化与通俗化，仍然不够。许多刊物与小册子的内容粗制滥造，停留在大同小异的情况中。”[23]
应该承认，李初黎这里使用的“使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这个命题，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命题很近了，他的这个提法比起张闻天在同年11月14日报告中使用的“使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具体化、中国化”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赞成中央党校许全兴教授的意见，他在指出了李初黎提出这个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公开地、明确地提出‘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命题的最早的一篇文章”的同时，又指出：“当然，李初黎还只是把‘马列主义更具体化中国化’看作是文化工作诸多人物中的一项，而不是把它看作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方针。他对‘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内涵和如何进行具体化中国化也没有论述。”[24]
还是许全兴教授说的对：“历史告诉我们，正是经过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阐述和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才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此而言，人们习惯地称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者，这不无道理。”[25]
的确，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的思想，从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我们就能查到或领悟到这种思想；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已经在反思和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经验，正是在这种反思和总结中，逐渐提出了“文化运动中国化、民族化、具体化、大众化”等思想，在这当中，甚至有“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这样的提法。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人物，他既承担着吸收集体智慧的任务，又具有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提炼、概括和阐释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指导性思想，无疑是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它的阐释和提倡。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不只是一个文化问题、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政治问题。
我们在认定，的确是由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不是主观臆造，也不是感情用事，而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作这种认定，没有半点否认和贬低其他人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过程中的贡献。对于这个问题，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都要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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