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国偏远农村的云乡学校、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和英国工人阶级学校进行调查对比，发现三者之间相通的底层再生产机制。三校生源均来自于社会底层，也都厌恶文化课学习，但各自的心理机制并不相同。英国工人阶级学校的学生拒斥学习，试图通过所谓男子气概来完成个人的社会角色塑造；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忍受低劣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在破罐破摔的心理下发现升学无望，从而反抗学习；而云乡学校的学生则颇具矛盾心理，他们自知社会地位低微，却又因为鄙视老师，而认为简单体力劳动收入比教书匠更高。纵使他们羡慕轻松干净的文职工作，但碍于教育资源不足而经常自暴自弃。
笔者进入地处中国西部一个偏远的农业县芥县（化名）一所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云乡（化名）学校，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驻村研究，之后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后续跟踪。在与英国学者保罗·威利斯、中国学者周潇各自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本研究尝试发现和揭示中国底层村落农家子弟们尴尬的底层再生产微观运转机制和日常行动逻辑。以下是该研究的主要结论。
▍屌丝与土豪交替作用的底层心态
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Learning to Labour: How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1977）一书中所揭示的“小子们”（Lads），身处英国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名叫“汉默”的底层工业城镇。他们作为与循规生相对立的违纪生，在“抵抗权威”、“建立非正式群体”、“找乐子”、“无聊与刺激”以及“性别和种族歧视”中逐渐形成了所谓“反学校文化”。
他们之所以会形成反学校文化，进而再生产出与自己父辈工人阶级地位相一致的社会阶级，根本上在于其对文化和制度的主体性认知。
其一，在宏观层面上，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黄金发展阶段的一个尾巴，充足的就业岗位使既无技术又无文凭的工人阶级子弟们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并获得不错的报酬以养家糊口。同时，与其他社会阶级享有平等公民权的英国工人阶级也并不会受到社会的歧视。
其二，在中观层面上，小子们拥有一批现实的参照群体反而可以歧视：以“耳油（ear oil）”为代表的循规生、以“马子”为代表的女孩子和以“高加索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人”为代表的少数族群，三大参照群体使小子们能够在对抗学校权威的同时生产出自身的高贵性和优越性。
其三，在微观层面上，小子们崇拜“男性气概”，这是一种“以暴制暴”的暴力美学因子，正是在这一因子的影响下，小子们才热衷于通过诸如“扰乱课堂秩序”、“打架”、“逃学”、“加入非正式群体”等各种反学校文化的行动方式去获取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与等级，从而在男性化的小子群体内部以及外部的女孩子面前，成为“真正的男人”。“男性气概”的崇拜表面上看承袭于家庭父权制结构关系的亲身体验，实则承接于英国整体工业社会中的父权制分工结构，更进一步说与英国百余年根深蒂固彰显男性气概的工人阶级文化相一致。由此，小子们不仅对于通过反学校文化对抗学校权威并同时再生产了工人阶级自身的整个过程持有相当的合法性认同，而且还带有似乎洞见了全部结构性真相后积极主动再生产工人阶级自身的情感优越性。
中国学者周潇在《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一文（载《社会》2011年第5期）中描述了那些身居2010年中国北京某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子弟们”所形塑的“反学校文化”。
这些子弟们是在与小子们相反的“自卑”心态中，通过反学校文化的制造而再生产了底层自我。他们随同父母背井离乡来到北京讨生活，父辈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这个城市里最不稳定、收入最低、强度最高的职业，加上脏、乱、差的生活居住环境和城市中心本位下无限度的制度性与道德性歧视，子弟们不仅不具有小子们对于工人阶级文化优越性的自我认同感，反而在普遍意义上对父辈们所代表的农民工群体文化带有无尽的排斥感，这种排斥感内化到个体自身即呈现出深深的身份否定与极度自卑感。但这种身份否定和极度自卑感却并没有有效转化为他们刻苦奋斗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而跻身中上阶层的正能量，反而伴随着颠沛性的成长轨迹和制度性的优质教育资源隔离加剧阻止了自我身份改变的可能性。
因此，北京子弟们只能通过“嬉笑打骂”等反学校文化的生产，来逃避和化解真实生活中的无聊、矛盾与失望，从而被迫加速底层再生产的自我形塑。
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出身的小子们因为身居工业化的小城镇中而拥有某种主体性的骄傲心态与优越地位，北京农民工家庭出身的子弟们因为寄居作为特大城市的他乡而拥有强烈的客体性自卑心态与受歧视地位，那么四川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则兼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二者的矛盾心态，笔者将之称之为“屌丝”与“土豪”交替性发生作用的底层心态。
一方面，云乡学校中的少年们没有随父母背井离乡远赴异地，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依然是在以农业生产为本的狭窄乡间，农业文明的正统性和熟人社会中乡土知识的广泛应用与尊崇使少年们这一乡间内生性文化主体没有产生价值迷失与排斥，乡土社会中相对较小的群体异质性和村落内部同质化的公共制度安排使云乡少年们很难遭遇来自他者的身份歧视与资源隔离。另外，随着云乡与外在市场空间的开放性连接和国家惠农政策的深入实施，父辈们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收入都有了大幅提高，而国内持续性的“用工荒”又进一步提高了单位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收入，以至于有部分农户成为了村落中的暴富阶层。但作为乡间“知识的代言者”，“农村教师”的收入甚至不如“小工”，这样的尴尬现实反向刺激了少年们的骄傲心态。尽管与英国小子们都共有骄傲的内心体验，但两种骄傲心态的发生学却有所不同：小子们是在对工人阶级文化自身主体认同的基础上表现出骄傲，而云乡少年们却并不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表达出文化主体性认同，他们仅仅是在父辈们现在比农村老师们赚钱多的基础上表达出骄傲，这是一种“土豪”式心态。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他们对农业生产或外出务工方式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文化主体性认同，相反他们甚至极度排斥这样的底层生存方式，所以才会在与外界世界间接化的经验接触中和底层生存方式无法改变的自我确证中，又产生强烈的自卑心态。这与北京子弟们的自卑心态体验具有某种一致性。但少年们的自卑显然更多来自于自己内心对其他社会优势阶层优质生活方式向往却不可得的失落感，而不具有北京子弟们那种被赤裸裸外在身份歧视的直接性，因此少年们的自卑更多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嘲状的“屌丝”式心态。
正是“屌丝”心态与“土豪”心态的交替性，使云乡的少年们在更复杂的意义上实现着底层再生产。
▍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Collins，1941-）在其经典著作《文凭社会：教育与阶层化的历史社会学》（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Stratification，1979）中认为，文化本身既是一种商品又是一种社会资源，政治性劳动与文化资源密切相连，个体文化资源拥有量的多少决定着其最终处于何种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或社会阶层，文凭阶层化的核心特点即是财产地位。
事实上，英国的小子们、北京的子弟们以及云乡的少年们对于文凭和知识具有内在不一致的价值态度认同，而这种不同层面上的价值态度认同使不同主体的不同底层再生产运转逻辑得以可能。
英国的小子们对文凭和知识表达全面否定态度的背后，依然是对“男子气概”的崇拜。正是因为体力劳动者可以彰显更多的“男子气概”，所以才较具有女性特征的脑力劳动者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更具有社会优越性。另外，小子们的“反学校文化”中还含有对文凭根深蒂固的怀疑：一方面，为这些文凭做出巨大的牺牲（时间、行动、参与以及独立性）是不值得的，它使小子们失去了在任何时候获得各种直接报酬的即时性能力；另一方面，文凭的背后是试图通过教育创造机会实现向上流动，然而小子们认为这种貌似真理的观点是荒谬的。他们认为，不是文凭或者教育的向上推动力创造了上升流动机会，而是经济增长才是上升流动唯一的动力，文凭是没用的，它只能使小子们获得回报很少的岗位，如学徒或从事文书工作。
由此，小子们拒斥知识，拒斥在学校中通过学习而获得文凭，他们似乎部分洞察到了教育的真相，而这个真相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等人指出的：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
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态度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并不崇拜具有“男子气概”的体力劳动者，而是期待着坐办公室和干不累人又能拿钱的脑力工作。他们并不愿如自己的父辈一样在城市中从事辛苦的体力活，而非常希望能够出人头地，通过努力学习知识而获得文凭，进而跻身脑力劳动者行列，成为父母眼中的骄傲。他们羡慕和佩服大学生，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他们中部分子弟故意表现出对大学的淡漠和不屑态度，实质上是看到自己与大学无缘后而产生的心里调试而已，如果真能给他们一个上大学的机会，他们马上就会变得对大学充满积极的向往。
云乡的少年们则与英国的小子们和北京的子弟们对文凭和知识的明确态度不同。他们的话语表达和行为表达充满了模糊性。一方面，在问卷调查中，几乎任何一个少年都没有表达对文凭和知识的明显反对。在云乡学校八、九年级54个有效样本中，认为读书有用的高达47人，占87.0%，认为读书无用的则为0人，认为无所谓和不知道的也仅仅分别有2人。可见，他们似乎和北京子弟们一致，对文凭和知识态度深信不疑。
然而，另一方面，当笔者走入田野对他们做深度观察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则对笔者表达了对文凭的深度怀疑性，对知识有用性也发出了严峻挑战，他们的认识深度似乎一点也不亚于小子们对英国教育结构性真相的局部洞察。少年们认为：“如果文凭和知识有效，那为什么他们的老师们每天的日收入还不如他们那些没有文凭和知识的父辈和邻里呢？”、“为什么村落中大家公认的榜样不是读书好而考上大学的孩子，反而是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甚至没有读高中就早早在外边赚钱的孩子呢？那些考上大学，甚至名牌大学的孩子也不过是毕业后回家里帮父母在小卖部干活而已，还浪费那么多钱和时间。”、“为什么那些乡校中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后来大多数都发展很一般，而调皮捣蛋的差学生很多后来却发展得很不错呢？最后好学生还得给差学生打工去。”
显然，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表明云乡少年们不同于对文凭和知识深信不疑的北京子弟们，他们似乎和英国小子们一样洞察到了文凭和知识能偶尔促进社会阶层上升流动的有限性，也认识到了即时性直接报酬回报的重要性。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如小子们崇拜自己工人阶级的父辈们一样崇拜自己作为农民阶层和农民工阶层的父辈们，因为少年们的父辈总是具有明确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归宿感，无论父辈们是外出务工抑或留守村落，总是始终无法摆脱农民的身份，而农民的身份又总是受到社会公开的话语歧视。少年们不想成为农民，他们梦想能进入城市赚大钱，只要能达成此目的，则无所谓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是少年们心中所崇拜的“男子气概”。
可见，少年们具有小子们和子弟们的双重复杂性，但同时也具有现实的灵活性，这无疑使他们在学校中能更充满想象力和自由度地去挑衅和对抗学校权威，并制造反学校文化而再生产底层自我。
▍“洞察”与“部分洞察”
“洞察”是保罗·威利斯笔下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是指“一种文化形式中的各种念头，这些念头有助于洞察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及他们在社会整体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洞察的方式不是中立的、本质主义的或个体主义的”。实质上，这种洞察就是“看透”自身的生存状态。
英国的小子们洞察到了学校内部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其群体逻辑认为，证书和考试永远不可能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地位，相反只会造成资格泛滥，并使中产阶级特权合理化。他们并不幻想“事业”发展，而是在使人疲倦的环境中付出自己的劳动，判断出必须的最低限度，以免受到来自于被支配地位的双重侮辱：一种是真实的，一种是意识形态上的。正是在此基础上，小子们才会通过诸如“找乐子”之类的方式释放心理压力。
“洞察”事实上也是对威利斯极为重视的社会“文化生产过程”的一种全面理解和真相揭露，但理解和揭露的过程本身也促成了过程的再生产。此时威利斯不得不考虑引入另外一个重要概念：“局限”。它是指混淆和妨碍洞察全面达成的阻碍、偏离和意识形态因素，由于“局限”和“洞察”二者相互结合，“部分洞察”才构成了小子们的真实洞察状态，即他们不是真正彻底看透了自身在社会整体中和学校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而仅仅是部分。因为，如果他们的洞察是全部意义上的直截了当和真实无误，那么他们就直接走向了社会解放，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洞察了真相，但却仅仅是部分洞察，所以才会在洞察的过程中又加速了底层的再生产。
北京子弟们显然没有达成“洞察”或者是“部分洞察”。与小子们“部分洞察”后的“主动放弃”不同，子弟们的“被迫放弃”实质上正是没有达成“洞察”或“部分洞察”的结果。因为“被迫”意味着制度性因素的阻滞并没有被在子弟们身上形成主体性认知自觉，如果他们真正达成了“洞察”或“部分洞察”，北京子弟们就应该选择“主动放弃”之路。但他们没有，他们仅仅是在最终报考受限或考试失利后因无力在教育轨道中再次上升才被迫放弃，他们相比于小子和少年也都更尊重教师，更听从学校主流的价值观和权威，更服膺于家长的期待。
云乡的少年们显然具有“部分洞察”的痕迹。他们轻视农村教师，是因为看到了在一个底层社会结构渐趋固化的社会中，知识，特别是普遍性知识要改变底层命运的难为性。他们在课堂上抗拒学习，实质上是对文凭和知识无用的嘲讽，同时也是对窒息底层上升流动的不公平教育筛选体系的抗争。先天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和后天不公平的教育分流制度，使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先天不足、后天更弱”的弱者。
他们反抗被官方规定性的时间控制和全景敞视状的空间监视，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不仅不可能在教育筛选轨道中通过所谓的学业成绩提高而改变命运自身，反而使自己在封闭性的围墙之内更显压抑。他们成立“兄弟会”、乐此不疲于“师徒制”、“亲戚制”、“情侣制”等非正式同辈群体，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抵御其他同辈群体欺负或欺负其他弱小同辈、计划式的故意对抗教师和学校权威、寻找同辈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成就感，但是在客观上却通过非正式群体的建构预演和再生产了社会结构化中的真实权力等级关系与主体性向度预期。他们通过“找乐子”、“暴力”与“偷窃”等方式寻找刺激和摆脱无聊，实际上是在释放文化和心理压力的同时，通过“主动放弃”加速着底层的再生产。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原题为“底层的“少年们”：中国西部乡校阶层再生产的隐性预演”。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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