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云、林晓莉、徐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本文刊于《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1期，原题为《小农的韧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交织的建构性特征——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疫情下的生计》。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以云南省贫困村庄河边村为例，通过对河边村脱贫历程以及疫情背景下生计转型的案例呈现，从收入和消费的视角展现风险冲击下小农的生活和生计景观。在疫情的冲击下，河边村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农户以“再农化”和多元生计的弹性策略应对所遇到的风险，实现了疫情之下基本生活的稳定。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韧性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某种状态。小农的韧性体现在小农的行为上，有着鲜明的农本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特性却不是小农固有的，而是小农与国家和社会共同互动建构出的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态，小农的韧性不可能脱离个体、国家和社会不同方面的有机协同。
从罗伯特·麦克内廷关于小农的定义来看（Netting，1993），河边村的村民属于典型的小农。在过去几年脱贫攻坚的实践中，原本封闭落后的河边村利用其特有的热带雨林气候和文化的资源，发展出能够大幅度提高收入的新业态，村民的生计开始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从2020年1月初新冠疫情突发到2020年6月，原计划在村庄内举办的小型会议、冬令营以及休闲旅游全部取消，由于疫情导致道路封锁，冬季蔬菜无法运出，全都烂在地里。2020年6月以后，随着疫情逐渐平稳，疫情防控措施初步解除，但截至2021年10月，由于疫情反复，河边村的新业态始终未能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如果说河边村脱贫前长期处于贫困陷阱的困扰（李小云等，2020），那么突发的新冠疫情又将河边村民重新置于外部风险的困扰中。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从2020年1月—2021年10月近两年中，河边村未出现规模性返贫。尽管河边村村民户均新业态收入由2019年的15744元下降到2020年的5863元，但是他们在疫情之下通过“再农化”又补偿了“去农化”业态的损失，农业经营收入由2019年的5628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11471元。河边村村民的生计在风险下呈现出某种策略上的“弹性”和总体生计的“稳定性”。
河边村村民生计在新冠疫情下呈现的生计“稳定性”现象直接涉及到近几年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小农的讨论。中国的乡村一直都是一个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小农共同体社会。尽管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的共同体呈现出裂解甚至消失的趋势，但是小农户依然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黄宗智，2016；付会洋等，2017；贺雪峰，2009；温铁军等，2018；姚洋，2017；姜安印，2019）。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结果显示，2016年全国农业经营户的数量高达20743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营户占比不足2%2。小农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存在且在不断发展的客观现实，挑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小农必然消失的传统普遍主义观点（钱津，2010；吴业苗，2011），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有关现代发展条件下小农本质特性的研究与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小农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这与马克思等（2009）提出的以落后和受压迫为主要特征的“剥削小农”的概念已有很大不同。同时，我国现阶段小农的生计也不完全符合恰亚诺夫、伯恩斯坦、阿拉吉、弗里德曼、埃里克等所提出的生存导向的生计逻辑（潘璐，2012）。这些主流小农理论如“剥削小农”（马克思等，2009）、“理性小农”（弗兰克·艾利思，2006；西奥多·W·舒尔茨，2006）、“生存小农”（恰亚诺夫，1996；詹姆斯C.斯科特，2001）等，都无法完整地概括我国当代小农的主要特征。有学者提出小农既是利润追求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这一“综合小农”的概念（黄宗智，2000，2008），似乎更加贴近我国小农的现实特征，但也无法完整地归纳出我国小农的独特属性。徐勇（2006）、邓大才（2009）、刘金海（2007）系统地研究了小农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变化历程，为小农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刘金海（2007）认为，中国小农的社会化进程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合作社的方式打破了原有的生产方式，通过国家行政的力量，实现国家和基层两个社会的统一，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实现纵向一体化；第二个阶段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了小农经济的形态；第三个阶段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将小农与外部市场紧密连接，集中表现为小农行为的市场化、小农家庭的社会化和城乡一体化，实现了小农向横向一体化社会的融合。邓大才（2009）则将社会化小农与圈层理论结合起来，他认为生存导向的传统小农主要活跃于基层市场圈，以货币收入导向的社会化小农活跃于就业圈，而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的现代小农则活跃于投资圈。可以说现代小农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条件在边缘线以下的小农户，他们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但是没有替代就业和机会收益，也没有解决生存问题，符合生存最大化的逻辑；第二种是经济条件徘徊在边缘线上的小农户，他们的生存不成问题，但受到货币支出压力的困扰；第三种是经济条件已经超越生存线的富裕小农户，他们不存在生存压力，符合理性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邓大才，2006）。而徐勇（2006，2010）认为，传统小农以获得实物为主，社会化小农以获得现金收入为主，但其稳定性更弱，不确定性更强，风险更大。可以说，小农的社会化提高了其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但是也使小农进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中，风险社会中的小农正在寻求新的出路（徐勇，2006，2010）。陈军亚（2019）则认为，小农户有其脆弱的一面，但更有顽强的生命力，表现为一种内在发展动力，能够灵活适应外部环境，不断吸纳外部能量，从而实现再生和延续的韧性，是一种“韧性小农”。
这些研究观点从某种程度上为解释河边村在疫情之下呈现出生计策略的“弹性”和总体生计的“稳定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然而，虽然这些理论观点都强调小农的历史变化以及小农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但这些理论都存在着将小农表现出的很多特性看作是小农固有的本质主义的倾向。河边村村民的生计“稳定性”究竟是其特有“小农性”，还是村民生计在更宽泛的政治社会经济语境下的综合体现？进一步地说，如果河边村村民在疫情下的稳定生计是小农的韧性，那么这样的韧性又是如何形成的？回答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当代小农的特性，探索小农现代化的路径等都有重要的意义。笔者在疫情期间一直与河边村的村民一起生活和工作，在此将河边村村民在疫情下生活的生计景观呈现出来，从而为学术界和政策界提供疫情之下一个脱贫村庄真实的社会和生计图景。本文不是一个小农理论研究的文本，而是一个村庄在疫情之下的生活和生计的原景展现。基于这样的生活生计叙事也提供一些来自实践的观察与体会。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框架以便于理解河边村疫情下生计稳定现象及其与小农韧性问题的联系，本文的资料和数据均来自于研究团队在河边村开展的年度调查。由于河边村广为社会和学界了解，因此本文没有对河边村做匿名处理，但对文中出现的个案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脱贫历程
（一）河边村曾经的贫困生活
河边村是一个地处云南省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区的瑶族村庄，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目前的地址形成定居点，由山地刀耕火种的瑶族群落转型为有固定居住点并以水稻种植为生的农业社区。随着通电、通路的逐步实现，河边村与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香蕉、橡胶和甘蔗等经济作物还未引入之前，河边村是一个典型的封闭的小农社会共同体。与全国大多数汉族农村不同的是，河边村过去很少普及普通话，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外出打工大多是到山下傣族村寨干一些农活。近几年打工内容也主要是摘豆角、收西瓜、摘香蕉等相对较轻的农活，大多由村里妇女承担，男性则主要在建筑工地务工。成年劳动力在村庄周边打零工也使得该村没有留守人口的问题。2016年，河边村人均收入仅为2670元，主要来源为甘蔗、砂仁等农业收入以及少量的外出打工收入。在过去四十多年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人口流失导致普遍的人口稀疏化和乡村经济社会的衰落，然而河边村迄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出现象，乡村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仍然保留相对完整性（李小云等，2020；李小云等，2018）。
来源：公众号-“小云助贫”
（二）河边扶贫实验
1.收入大幅度提升
从2016—2019年，河边村村民的户均收入3从不足1万元，增长到3万多元，增长了2倍，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河边村民的收入结构来看，2016年河边村村民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于农业经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都不足1/5，非农经营收入占比极低，财产性收入占比也仅为5%左右，户均收入为9936元。经过4年发展，河边村村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都已明显改善。2019年，河边村村民户均总收入达到30946元，这得益于新业态产业带来的收入持续增长与收入结构的转型。2019年户均新业态收入已经超过15000元，在总收入中占比也跃升至45%，这意味大部分农户近一半的家庭收入都来源于新业态，以“瑶族妈妈的客房”为主体的新业态已经成为了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4。工资性收入占比变化不大，但其绝对数值也由2016年的1702元增长至2019年的6656元，将近翻了两番，这与修通了进村公路，方便村民外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过去在雨季时，进村的黄土路泥泞不堪，村民外出十分不便，摩托车也常常陷于泥沼之中，路上耗费三四个小时是村民生活的常态。公路修通以后，村民骑摩托车到镇上只要半个小时，许多妇女常常结伴到山下的田地里打零工，辍学的年轻人也纷纷外出打工，但他们一般不去外地，大多在县里或镇上就近务工。转移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但从绝对数值来看，其数值增长了1倍左右，主要是由于2019年新增了一些转移性收入项目，尤其是以人口为单位发放的边民补助，使得村民的转移性收入较往年大大提高。截至2019年底，全村11户尚未还清欠款的农户中，仅有1户仍未还清2015年以前家庭成员重病的借款，有1户申请了4万元的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其余9户目前的借款均用于新房建设和装修，早年累积的负债几乎已经还清。可以说，在河边实验发展复合型产业的思路的推动下，河边村的收入结构在不断地宽化。在新业态产业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村民的工资性收入仍持续性增长，务农收入也基本维持稳定，总体负债情况明显改善。
总体来看，以新业态收入为驱动的非农经营收入的大幅度提升，是河边村产业结构调整最明显的特征，也是导致村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的重要因素。截至2019年，大多数参与“瑶族妈妈的客房”项目的村民，其来自客房和餐厅的新业态产业收入已经成为其收入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农业经营收入占比大幅下降，这就是所谓“去农化”的现象（李小云，2020）。新业态产业收入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新业态产业对于收入的提升幅度很大。农户收入从户均不足1万元增长到3万多元，主要是由于新业态产业的贡献。这对于将贫困的河边村村民拉出收入性贫困陷阱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新业态产业收入虽然有季节性，但在一年中不同时段都存在，农民可以及时得到现金收入，从而解决了困扰农户的流动资金问题。通常，农户到年底才可能通过出售农产品获得收入，很多时候只有通过打零工获得日常生活所需的现金。新业态收入为他们解决了小孩上学等平时生活所需要的资金。第三，各种会议、冬令营、夏令营、散客以及全国各地不同的客人来到河边村，把河边村与外部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多客人不仅与村民在居住期间交流生活和思想，在离开后仍然关注村庄的情况，很多客人都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困难。
2.生活显著改善
从村民的消费状况也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河边村村民生活质量的改善。脱贫攻坚以来，伴随着收入的大幅增长，河边村村民户均支出也由2015年的26186元增长至2019年的37503元，增长近一半。从家庭经营性支出来看，2015年河边村户均经营性支出为6529元，仅占家庭总支出的1/4左右，2019年这项支出的绝对数额基本没有变化，但其中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的农机具生产投资大幅上涨，农机具消费支出占农业生产经营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了25%左右，可见河边村村民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农具使用方面较往年有了很大的改变，生产力水平也显著提升。
从家庭生活消费结构看，最明显的变化是家庭设备、用品消费大幅增长，从2015年户均2822元，提高到2019年户均10231元。主要因为2019年踏板摩托车（女士摩托车）开始普及，全村有27户村民购买了摩托车，占总户数的2/3左右，有的农户甚至在一年中购买了两辆新摩托。作为山区最便利的交通工具，拥有摩托车不仅使得村民可以更好地维持客房日常经营，也对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踏板摩托车相较于挂挡摩托车更适合女性，能够让河边村女性更好地迎送客人、外出购买食材以及维持客房日常经营。可以说踏板摩托车的普及为河边村妇女出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此外，生活消费还展现出了家庭食品支出显著增长的趋势，食品消费由2015年的684元增长至2019年的3365元，增长近5倍，在家庭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也由4%左右提高至12%。食品支出的大幅增长反映出脱贫后，河边村村民的生活不再仅仅满足于野菜和饲养的家禽，而是通过商品市场的食物采购，获得更丰富多样的食物来源，生活质量持续提高，营养状况也不断改善。与食品支出相对应的是通讯、娱乐等改善型支出的大幅增长。2015—2019年，河边村村民户均通讯支出由1613元增长至1947元，这是由于河边实验进行后，伴随着外地旅客、学者的到来，村民的发展理念和社会认知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外交流意愿显著增强，不少村民开始利用社会资本出售农副产品。村里的烤酒大户L哥家往年的烤酒一般都仅在村内销售，2020年他通过微信向其他村寨的村民销售了几百公斤烤酒，同时也通过在勐腊县星光夜市摆烧烤摊的亲戚销售烤酒。还没到年底，他家的烤酒已经销售一空，就连今年村民度戒时需要的烤酒也得去别处采购。
虽然2015年河边村村民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数据缺失，但从河边村村民收入情况来看，2015年家家户户都处在负债状态，进村的道路也没有修通，手机网络信号也未完全覆盖，娱乐支出相对较少或可忽略不计。2019年河边村户均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已达2099元，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8%左右。2019年也是河边村采购手机最多的年份，网络的接通以及智能手机普及带来价格的下降，使得村内越来越多村民开始使用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全村出现了一波购买手机的“热潮”，购买智能手机的家庭数量大幅上升，将近一半的农户购置了新手机，有些家庭甚至一年中购买了三四部新手机。手机上网、手机游戏开始进入普通村民家。虽然大部分村民购买的智能手机比较低端，价格在500～2000元，维修及更换率比较高，但是这样低价的智能手机，仍然大大方便了村里的中老年人以及小孩的日常生活，现在村里许多不识字的中老年人也常常能够通过微信语音与外界交流，疫情期间大部分村里的小孩都能通过智能手机上网课。2015—2019年，村民医疗和教育支出均有所下降，尤其是医疗支出下降了一半左右，医疗和教育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的占比也下降至9%和8%左右，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以及学龄儿童教育费用的减免。2015年以前，教育和医疗支出是一个家庭的重要支出项，“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家庭债务高企的现象时常发生。村里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的孩子也很多，甚至一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一中的学生，也因为没钱交学费而辍学。河边实验后，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再发生。
经过几年的发展，河边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河边村不仅于2018年通过了整村脱贫的评估，而且已经建设成为了干净卫生的美丽乡村。如果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目标来衡量，河边村可以说已经脱离贫困。目前村里全部建起了具有瑶族特色的杆栏式住宅，人均收入由2016年的2670元增加到2019年的8369元，远远超过当地的贫困标准。不仅如此，河边村还修建了幼儿园，学前儿童全部进入幼儿园学习，户户都修建了冲水厕所和干净明亮的厨房，村内实现了人畜分离，村容实现了花园化。如果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来衡量，河边村在某种程度上也接近了这一目标。“瑶族妈妈的客房”带动了新业态的形成，不仅使村民的生计结构发生很大的转型，也使得热带雨林得到良好的保护。在雨林瑶家合作社的带动下，河边村的公共事务、环境卫生的维护都有了专人负责。在各项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也注重保护村民的瑶族文化习俗。从2019年开始，村里开始有了家用小汽车，且数量在持续增加。从步行，到摩托车，再到现在的小汽车，河边村交通方式的改变，也侧面地反映出河边村脱贫之后的新面貌。
风险下的河边村生计：有关小农韧性的特征
河边村50多户农户在疫情期间的生计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有的农户不仅生活没有受到影响，收入反而比2019年有所增加，有的生计变化不大，而有的则受到冲击。从产业角度来看，疫情带来的风险冲击对河边村的新业态影响最大。2020年河边村户均新业态产业收入仅为5863元，较2019年的15744元减少了2/3左右，新业态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也从2019年的45%下降到了15%。但2020年河边村的户均收入与上一年度相比并没有大幅下降，村民通过“再农化”的弹性生计策略弥补了损失，同时国家的转移性收入也为他们提供了基础性的生活保障。从总体上看，河边村没有因为疫情陷入规模性返贫，村民的生计在整体上呈现出了“稳定性”，虽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一“稳定性”不能完全看作是村民自身固有的本质性特征，但村民在脱贫期间特别是疫情期间所呈现出的许多特征的确与这一“稳定性”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基于家庭经营的自主性和自立性
恰亚诺夫（1996）认为小农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元也是一个消费单元，农民家庭是农村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系统。小农以家庭为独立生产和消费单元的特征决定了小农的生计自立性，而河边实验也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个体的新业态。Y哥是河边村瑶家雨林合作社的客房总管，这份工作每年会给他带来1万多元的收入，但是他辞职了。村民和合作社的人认为他工作不负责任，因为他主要的精力都在自家的农业生产上。2020年疫情影响下，来访河边村的客人变少，Y哥也没有更多地参与合作社的工作，村民对此并不满意。但由于投入了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自家农业生产，Y哥家的务农收入从2019年的6000多元增加到2020年的32000元。独立的家庭经营是小农长期维持生计、规避风险的基础，除非合作社的工作能给Y哥带来足够的收入和必要的生计保障，否则他依然会选择放弃合作社的工资而全力回归家庭劳动。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河边村村民并没有太多来自现代体制给予的条件。在偏僻的边境山区，河边村民的生计主要依靠自己能够掌握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和土地来维持生计。在雨林里采集中药材、割胶都是劳动密集的生产活动，村民可以自己安排劳动时间，他们长期积累而成的技能也确保了劳动的效率。Y哥并非河边村的个例，住在河边村桥头的D哥也是自立生计的一个典型。他和妻子每年都在通过各种办法不断改变种植各种经济作物维持生计，2018年他流转了80多亩土地种植甘蔗，2020年又开始种植芭蕉和人参果。河边实验希望支持他建设客房，但他总是说更适合做种植，直到现在，他家仍然是村里少有的没有经营客房的农户之一。每个人都具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困难的特性，但是小农的自立性则主要是基于家庭经营而形成的一种经济社会行为。生计安全的单元从村社到农户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结果。农户独立的生计功能决定了小农生计的自主性和自立性。这一行为的背后是生产消费的一体化，劳动力的分配，劳动技能等不同要素的协调。
（二）规避风险的保守性与理性
在河边村引入任何新的作物种植几乎都没有很多村民响应。2015年发展旅游新业态时，村民更是反应冷谈，后来选择将客房嵌入在农民自己的住房里，才解决了发展新业态的住宿问题。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将农户的行为界定为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这样的行为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安全第一”意味着，围绕着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算计（詹姆斯C.斯科特，2001）。而从理性小农的观点来看，小农是经济理性的（马良灿，2014），不断的风险冲击使得许多农户面临生存伦理的约束，在生存边缘的农户以其保守性的生计决策规避可能面临的风险。可以说，保守性的本质是风险规避。2018年，河边实验团队开始部署完善复合型产业的实验工作。当时，选择了示范户展开中药材、冬季蔬菜、养蜂、养鱼和花椒等种养殖示范活动，但村民都不愿意做，只有少数几户同意做示范。说服村民种植花椒花费很多时间，最终种植面积也没有达到200亩。大概因为花椒挂果需要4～5年，而前两年种植花椒的村民很少花时间去管理，花椒的收成也不乐观。有村民说：“一批一批的化肥农药投入，已经投上万元，也还不见有什么收益，前段时间L哥又招呼大家去买化肥追肥了，我是不打算继续搞了。”很显然，这类种植周期比较长、短期无法产生收益的农作物，村民并不十分乐意种植，这是某种意义上的保守。
但是2020年村里许多农户都开始种芭蕉。这是因为野象破坏芭蕉的补贴提高了，每棵芭蕉按照树苗的大小补贴4～10元不等，保守估计每棵芭蕉的成本在2～3元左右，不论是出售还是被破坏领补贴，村民都不会亏钱。显然村民更乐意种植这类对收入而言风险较低的农作物。M哥一家在农业生产经营上一直是保守的。客房建成以前，M哥的家庭收入基本维持在1万元左右，他很少选择收益更高，风险更大的生产活动。但是M哥一家种芭蕉却很积极，他之所以选择种植芭蕉，是因为芭蕉种在山地上，不会占用生产口粮的田地，没有什么风险，野象如果吃掉芭蕉，他们能得到的补贴也不会亏本，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村民总有自己的度量，冒险进取或是保守经营都是基于家庭生计情况的理性选择。在现代化带来的各类风险冲击下，这样以规避风险为核心的保守性使得小农能够稳定基本生活。与保守性特征同时呈现的理性并非追求最大利益的经济理性，而是与保守性一致的追求安全的最佳生存理性。
（三）生计的弹性与适应性
Johnson等（2010）的研究认为，风险下的弹性与抗压性是小农呈现的共同特点。生计弹性与适应性是脱贫后的河边村村民应对疫情风险所表现出的普遍性的特征。河边村在疫情之下的生计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农户的生计弹性和适应性。陈军亚以历史材料为依据，提出了我国小农在农业生产上对于自然条件和农事周期有着适应性的观点（陈军亚，2019）。Scoones（2009）的研究也发现，小农能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发展出一套生计框架。而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小农的生计已经不仅仅依靠于传统农业，而呈现出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贺雪峰，2013），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小农的适应性也有了新的内涵。在现代风险社会中，小农的适应性体现为在风险冲击之下，能够快速依据家庭生计资本调整生计策略，具有生计策略的弹性。河边实验引入的新业态在2018—2019年迎来发展巅峰，在村里举办的国内外会议所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客源使村民一直沉浸在高收入的喜悦之中，新业态收入在村民收入的占比将近一半，甚至有些农户新业态收入的占比达到了80%以上。由于新业态带来的收入比较高，而且相对劳动投入比较少，许多农户开始远离他们擅长的农业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河边村村民的生计结构。疫情发生以来影响的时间比较长，农户原有的适应性并没有丧失，因此在疫情发生以后，农户的生计结构迅速向他们熟悉的领域回归。村民说，他们别的做不了，但干农活还是在行的。2016年河边村村民务农收入的占比已经接近55%，2019年则下降到18%，2020年又恢复到了33%，河边村村民在疫情下的生计转型呈现出了明显的“再农化”趋势，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生计弹性特征。
F哥从2017年开始养蜂，疫情暴发以后，他在抖音、快手上发布了许多蜜蜂饲养的短视频来推销自己的蜂蜜，他也常常在朋友圈更新蜂蜜的信息，依托于网络销售这一线上渠道的拓展，F哥在疫情下仍能保持蜂蜜的正常销售。2020年他收获蜂蜜约100公斤，其中约1/4以100元每公斤的价格被当地商人收购，小部分以零售的形式出售给到村游玩的游客，大部分通过快递寄往全国各地。除去各类包装运输成本，零售的蜂蜜每公斤能有160元左右的收入，2020年他仅仅依靠出售蜂蜜就获得了14000元左右的收入。河边村村民在脱贫过程中表现出的弹性始终围绕着村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计适应性的特性。适应性的内涵在于家庭生计安全、农事系统和乡村社会关系这三者之间形成的互动性生计机制。在以小农为主的共同体社会中，农事系统和乡村社会关系都服务于家庭生计安全这一目标，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农本特征。“去农化”新业态打乱了这个系统，疫情导致新业态受阻，使得农户迅速回归农本生产系统。由于村民的农事知识和技能以及乡村的社会关系伦理适应农本生计下的生计活动，由此小农的适应性和弹性的特点在小农社会生产关系的得以呈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小农现代化改造的复杂性。
（四）对接现代的创新性
针对小农的研究往往都会认为小农保守封闭（于金富等，2014）。这其实更多是看到了小农生存理性的一面。事实上，小农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所具有的创新性。现代化过程中的小农存在着明显的创新实践。有的学者将这种创新实践看作是小农的吸纳性（陈军亚，2019）。
新冠疫情导致严格的交通封锁和人员隔离，极大地冲击了全国农产品供应链（程国强等，2020；蒋和平等，2020）。面对疫情这样的意外风险，许多小农户都“愁云惨淡”（魏后凯等，2020），但河边村的养殖能手Q哥似乎是一个例外。Q哥积极采纳了河边实验团队推荐的养鸡和养鱼技术，成为养殖示范户。2020年，Q哥家庭的总收入已经超过10万元，在全村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收入家庭5，这主要得益于Q哥开拓了“短半径范围”的市场。在疫情的特殊条件下，“大市场”与“小生产”之间的矛盾因为运输链的原因而暴露，而小规模的农户则依靠小市场中稳定的短半径需求而受益。这样的小农优势在平时或许不被重视，但在面临疫情这样的意外风险时却能展现出其价值。这样“短半径范围”的外销，是村民眼里的“有本事”，但这并非只是技术本身的优势，更在于Q哥在河边实验过程中培养出的与现代社会对接的创新思想。这样的创新性使他勇于打破以村庄为边界的市场圈，而与外部市场紧密连接，进而拓展了销路，增加了收入。F哥通过抖音直播销售蜂蜜、H哥采用规模化养猪等都是疫情之下小农户通过创新维持生计的案例。从这些案例来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和技术的普及化，工业化早期阶段观察到的小农对于技术的排他性已不再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现代小农本身也不再是完全孤立的个体。这不仅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小农长期存在的机制，也呈现出了小农现代化改造的前景。
（五）社会关系的集体性
与内地大多数受经济社会转型影响很大的村庄不同的是，河边村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少数民族村寨，传统乡村共同体特征依然十分明显。村里的活动，例如插秧、收稻谷、收甘蔗、杀猪、盖房等，村民都会自发地相互帮助。村里人有急事需要钱、生病需要钱，大多通过亲戚朋友和村里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解决，这些事情并不需要号召。与基于“利益—契约”为基础的现代集体形态不同的是，小农的集体性以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这一集体性维系了乡村的共同体。身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小农自发以道德为约束，将互帮互助嵌入到日常生产生活中，这样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风险冲击之下也展现出了重要作用，成为了小农户度过危机重要的社会资源。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单身汉，2020年的新冠疫情并没有影响到X哥的生计，因为他本来也没有来自瑶族妈妈客房的收入，他依然和过去一样，务农过日子。2020年一场突发的车祸使X哥大腿摔伤，在家休息了大半年。这次车祸带来的意外开支，使得X哥的生活受到冲击，但得益于亲戚的帮助，他可以维持稳定基本生活。在村庄的互助体系中，像X哥这样的单身汉依托于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也使得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度过生活的危机。斯科特在论述“生存伦理的社会学”的观点中，讲到了村民之间的互助，他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可靠性的角度，家人的互助往往更可靠，其次是村里的邻居和朋友，最后是外部的网络和制度，例如国家（詹姆斯C.斯科特，2001）。斯科特的“互助圈”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颇为类似（费孝通，2012），X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互助圈来维持自己的生计。另一方面，斯科特认为一旦农民处于这样的“互助圈”，就会让渡给对方自己的劳动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X哥在村里谁家有事他都会帮助的主要原因。这是乡村共同体对于互惠的共识，在乡村社会中每个人为他人提供的帮助就如同银行的存款，有朝一日他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能得到兑现。事实上，X哥的故事并非河边村的个案，河边村存在普遍的互惠性帮工，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了河边村社会生存性特征的痕迹，也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小农的集体性在风险挫折之下的重要作用。
很显然，河边村在疫情之下呈现出的生计稳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村民以家庭为基础，以生计安全为目标的生计体系。这一生计体系是小农在长期面对自然和各种不确定性要素的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经济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农户的自主性、创新性、弹性和适应性以及社会关系的集体性等方面。虽然不能说农户的这些特性必然会导致农户在风险下呈现生计韧性，但是，小农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存在基于乡村经济社会逻辑的内在机理。
小农的韧性：农户，社会和国家交织的建构性表达
河边村在疫情之下呈现出的生计稳定性的现象触及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小农为何长期存在，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陈军亚（2019）认为，韧性小农具有适应性、稳定性、灵活性、吸纳性和救助性的特点。在疫情之下，河边村村民通过“再农化”行为维持生活的生计策略显示了陈军亚所指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吸纳性的特征。河边村日常生活中普遍性的互助也是确保小农生计的社会实践。从这个角度看，河边村村民在疫情之下的生计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了“小农的韧性”。毫无疑问，河边村疫情之下生计稳定的现象显然与农户自身的一系列特征相联系，但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农户在风险下呈现出的生计稳定性究竟是不是小农特有的“韧性”所致？这是小农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首先，生计是由收入和支出在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系统支持下的产物。2015年之前，河边村维持着一个传统共同体的状态。农户的生计由刀耕火种到定居种植，再到种植与外部市场联系紧密的甘蔗和橡胶，呈现出了适应性和吸纳性的特点。这个乡村社会就像一个小的银行，农户缺钱相互拆借（李小云等，2019）。但是，这个系统虽然相对稳定却是一个低水平物质生产和供给的传统社会形态，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语境下，现代消费不断推高农户的刚需支出，导致河边村陷入了所谓的“贫困陷阱”（李小云等，2020）。很显然，从发展的角度看，除非河边村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否则河边村村民的生计已很难维持稳定。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小农的能力，以及其维持基本生存的内在特性来确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的生存，是一种传统主义的浪漫假设。服务于低物质水平供给的生存性的传统社会关系和生计系统无法肩负小农现代化的使命。
河边村在疫情之下呈现的生计稳定性是超越了生存性生计的一个新的生计状态。按照2015年村民的收入和支出预测，在不增加支出的假设下，即便按照农村纯收入年增长10%计算，河边村村民到2020年才能还清债务，但是当时村内没有一户有安全住房，这意味着按照国家设定的贫困标准，如果没有外部的支持和生计系统的改变，河边村就有可能长期处于生计的困境中（李小云等，2020）。从2015年开始，政府为河边村每户村民提供了8万～12万元不等的建房补贴并完成了村内基础设施的配套，开发出了小型会议和自然教育等新业态，河边村的生计结构实现了从生存性到发展性的转型，村庄的整体福利水平大大提升。疫情之下河边村生计的稳定性不单单是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国家支持下的住房和村内基础设施的投入、教育和医疗保障的到位以及各类国家转移支付项目，都构成了抗击疫情的“压舱石”，2020年，河边村村民收入中将近17%来自于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河边村实现这一转变和呈现稳定的主体自然是农民本身，农户自身的特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家的干预和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河边村村民在抵御疫情风险中表现出的稳定性，并非完全取决于小农的“坚韧”，背后是不可缺失的“国家”的身影。因此，如果说河边村疫情之下的生计稳定性是小农韧性的呈现的话，那么这一韧性并非完全是小农固有的特点，而有着强烈的国家性的特点。这意味，国家的支持是小农长期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其次，强调小农韧性的外生性变量，并非否认小农的生存与发展的主体性。当遇到风险时，生存性安全往往会成为小农生计的优先选择（詹姆斯C.斯科特，2001）。在这一语境下，小农长期形成的特质开始发挥作用。2020年河边村村民务农收入的比例增加到33%，比2019年的18%提高了很大比例。不仅如此，大多数村民都实现了生计的多元化。受疫情影响最小的农户都是生计多元化的农户。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会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对特定环境适应的能力（陈军亚，2019）。小农对环境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生活、营养和食物的摄取、生产的系统安排以及技能的发育与其生存和生产直接关系的协调方面，集中表现为利用不同的生计资本灵活调整其生计策略，呈现出生计策略的“弹性”。河边村在过去脱贫的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去农化”的叙事，但在疫情之下，农民迅速地回归到农业生产，这样的“再农化”也体现出了河边村村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与其所处的环境的适应。可以说，“再农化”并非政府干预的结果。农户开发当地需求市场，采用技术、搞网上直播卖货都是农户自主性行为。与在发展新业态中集体追求发展不同的是，在疫情下每一个农户都按照自己的家庭特点稳定生计。现代社会通过工资、医疗保险、人身保险等各类的制度，力图为处在现代社会的成员提供抵御风险的机制，但却极大地削弱了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出现现代条件下的风险，社会成员就处于脆弱的生计之中。河边村村民长期以来并没有太多的来自现代体制所给予的条件，由此形成了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生计的特点。河边村的D哥一年又一年改变自己的生产结构，捕捉市场机会，维持生活即是小农“脆而不折，弱而不怠”的典型案例。
小农自身很多的特质是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基于生存性伦理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实践。当疫情来临时，河边村的带头人说，“我们不怕没有外来的客人，我们还可以种田”。可见小农的特质就是能够适应自给自足的形式，以此维系生存。在河边扶贫实验发展新业态的过程中，小农的很多特质似乎很难发挥作用。因为小农的很多特质是基于如帮工互助等乡村的社会关系的农本主义，而发展新业态需要分工合作，需要现代发展主义的技能和概念，这也是河边扶贫实验至今依然面临的挑战。疫情下河边村呈现的生计稳定性一方面有国家干预下的基础条件，同时，由于疫情造成了河边村迅速由追求高收入的发展向生计安全回归，河边村民所特有的小农特性有了发挥作用的土壤。这也是有些学者讲的乡村是风险的“压舱石”（宋玲，2020），由此，对于一个存在着大量的小农的国家而言，仅仅由国家提供的福利制度供给并不足以支持小农维持生计，河边村疫情下的生计韧性也是农户在现代风险条件下回归生存性策略的具体呈现。
最后，乡村的社会关系是农民的社会资源，为其提供生活支撑。风险给农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当风险直接威胁生存时，亲属和乡村完备的社会关系网络往往是支撑农户渡过难关的重要社会资源（贺雪峰等，2002）。斯科特（2001）认为，社区内部的互惠机制能有效规避或减少各种生存风险。疫情对河边村最大的影响是减少了即时的现金收入，而尤其是小孩上学，需要村民提供数量不多但每周都需要开支的收入供给。村民的借贷在村庄里像一个看不见的银行，这种资金流动一般没有利息，完全取决于村民之间的信任，河边村又是一个相互都是亲戚的共同体社会，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家庭都在相互帮助。此外，疫情期间，河边村的J哥因为车祸受到重伤，家里开支过大，造成了女儿上学的困难。到村里旅游的客人为J哥提供了支持。河边村发展新业态使得每年有很多外来的客人到村里，住在村民家里，很多村民都与外边的客人长期保持联系，这些客人为村里提供信息和帮助，重构了村民的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疫情期间村民互助以及外界帮扶的这些案例说明，一个村庄在风险下呈现的总体稳定状态是由村里每一个农户克服困难的不同个例共同组成的。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2003），小农的现代化不能仅仅着眼把小农改造成“现代人”，也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提供的保障，需要挖掘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源应对风险。这既是河边扶贫实验的经验，也是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社会面临的客观现实。河边村在疫情下呈现的生计稳定性特点不仅仅来源与国家的干预和村民适应性和弹性的生计策略，也包含了内部和外部社会网络的支持。
结论
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韧性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某种状态。小农的韧性体现在小农的行为上，有着鲜明的农本主义的色彩，但是这一特性却不是小农固有的，而是小农与国家和社会共同互动建构出的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态。小农的韧性不可能脱离个体、国家和社会不同方面的有机协同。现代意义的乡村生计首先在物质生产和福利供给方面不同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维持这一生产和供给不可能仅仅依靠小农传统的特质，因为小农的一系列特质不足以支撑现代意义的物质生产和福利供给，小农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脆弱”的，因此需要国家的在场性。但是，现代社会首先又是一个风险社会，而小农的特质和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又是小农应对风险有效的特性。如果说河边村疫情之下所呈现出的生计稳定性是小农韧性的体现，那么这一韧性也恰恰暗示了小农长期发展的一系列条件，而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如何通过小农的吸纳性整合成为小农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则正是小农现代化过程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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