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李虹（广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副教授）
原载于《现代传播》2022年第2期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转文化传播】
（一）从“跨”到“转”的概念升级
站在国际传播发展的时间轴来看，国际传播形态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帝国传播”阶段，这一阶段伴随着英帝国版图的扩张和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普及；第二阶段是二战之后的“跨文化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以隐蔽的美国标准进行文化的全球渗透。因此，这两个阶段又被称为“英式全球化”阶段和“美式全球化”阶段，[i]其实质都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入侵。
近年来，美国从特朗普时期口碑的急转直下，到大选时的闹剧，再到全球疫情防控的种种作为，致使“美国秩序”开始逐渐崩塌。而中国在全球疫情防控中的大国担当，使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引领下，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美式全球化的大幕正在落下，新全球化时代已然到来。
科技的日新月异带来了媒介生态的一系列变革。从大众传播时代媒体掌握话语权，专业生产内容，到如今的人人都能发声，用户生产内容，多元赋权的传播实践正如火如荼。加之国际传播呈现平台化趋势，智能媒体平台在国际范围内的普及不仅提高了传播效率，也让传者和受传者能够实时互动交流与反馈。平台化的世界传播也赋予了全球大众直接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权力，机构媒体的信息选择权大大削弱，基层大众在议程设置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被颠覆，“多元赋权”和“平台世界主义”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特征。政治生态的嬗变和媒介生态的变革对传播理论提出了新的诉求，[ii]而跨文化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与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全新的传播逻辑逐渐不相匹配。
与此同时，基于对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反思，“转文化传播”理论逐渐孕育成熟。相较于“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更加柔和且不具有侵略性，也更能体现文化的平等交流和切磋。它强调的是开放包容、文化平等，在世界和民族、普遍和特殊中有机融合，实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它致力于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发展和创新，渴求建立一个平等交流、和谐发展、共同繁荣的新世界，而不是一种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吸收和同化。在新全球化的语境下，“转文化传播”的核心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相对于“跨文化传播”而言，明显更具时代特征，也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到特定时期对“跨文化传播”恰到好处的升级。
（二）“转文化传播”的内涵
清华大学史安斌教授认为，“转文化传播”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推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平台世界主义”是新全球化时代媒介生态的重要特色，多元赋权的互联网社交媒体是转文化传播实践的核心场域。[iii]在此将其概括为：一个核心和两个关键点。一个核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关键点分别为“平台世界主义”和“多元赋权”。
平台世界主义和多元赋权重构了一个超越个体互动边界的“全球联结”的传播网络，不同的文化在其中交流切磋，在深度互动中摒弃误解、加深认同，进而衍生出异质文化的杂糅，不同文明的相互交织。文化在交流中顺势转型为适应本土化传播的新形式，在吸收和转化中实现文化的传播和传承，这一过程便是“转”。文化的界限被打破，传播学的边界也在延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愈发凸显。
“转文化传播”不以一国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不以文化的自我复制实现侵略式传播。这是它与跨文化传播最大的不同。“转文化传播”意在构建“整体全球化”的传播体系，致力于打造包容和谐、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传播环境。可以说，“转文化传播”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应用。
在“转文化”营造的新传播环境中，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占据主导，不同文化主体被平等赋权，通过对他者文化的过滤和吸收，实现对自我的全新认知，将他者文化内化为自身文化属性的一部分，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杂糅。“转文化传播”不回避文化的差异性，重视文化的多样性。它强调文化间没有非黑即白的对立，主张在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化解冲突，优势互补。互联互通、共赢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转文化传播”的内在意涵，也为超越跨文化传播开辟了理论视野。
（三）“转文化传播”的未来拓展空间
在“跨文化传播”阶段，中国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力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云波诡谲的国际局势下，面对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和话语攻讦，“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现阶段“转文化传播”的主要任务。[iv]从“跨”到“转”，“转文化传播”的研究和实践都处在探索阶段。新的传播生态，对原有的传播手段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转文化传播”阶段可以着力从创新传播手段出发，来提升国际传播能力。
创新意味着“破旧立新”。过去“传者中心”的单向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而适应“多元赋权”的新的传播手段仍在探索。基于对“转文化传播”内涵的理解，在“转文化传播”的叙事中，融入共情因子为之赋能，打破文化疏离的氛围，不失为一种新的有效的传播方式。共情与“转文化传播”两个看似不同的概念，其内核都是“共享”与“认同”。基于此，“共情传播”的融入或将成功地打开新全球化语境下“转文化传播”的新格局。
【二、传播研究的新视界：“共情”的引入】
（一）共情传播的发展
共情（empathy）是一个起源于心理学的概念，最近几年在传播学领域被广泛的使用和研究。关于共情的定义，目前仍处于广泛讨论阶段，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通常认为共情是一种能力，一种根植于人类基因中与生俱来的理解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v]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同理心有相似之处，但从作用机制上来说，比同理心要复杂的多。在早在30多年前，国外的神经科学家就发现了“镜像神经元”是人类能够产生共情体验的神经基础。神经学家致力于从生物学上解释共情产生的原理，而心理学家致力于从外在表征和内在机制上研究共情对于社交和心理健康的深层作用。
在新闻传播学界，共情被纳入传播研究是最近几年刚刚起步的。“共情是一种自然情感和能力”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共情与传播的内在联系还有待进一步阐释。刘海明、宋婷在他们的研究中将“共情传播”界定为个体在面对群体的情绪情景时参与信息接收、感染和表达以及传递分享的行为过程。[vi]这一论述体现了共情传播的动态性。而李玲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共情传播要说明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新关系模式。[vii]赵建国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在《论共情传播》一文中将其定义为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viii]基于以上学者的定义可以看出，共情与传播天然有联系。首先，共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传播也是；其次，共情需要至少有两方的参与，传播亦然；最后，共情能力有大小，共情追求效果的达成，而传播能力也有大小，传播力的度量是传播学界研究的一大方向。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共情与传播的结合是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必然。
近年来关于共情传播的学术成果频出，其中以实证研究居多。尤其自全球疫情暴发以来，关于共情在新闻报道中的实践效果研究不在少数。其次，共情策略在影视作品、直播带货及真人秀中的应用研究也颇为广泛。在理论研究中，共情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共情传播在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的应用研究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着重研究情感共同体打通“转文化传播”的作用机制，即以共情赋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世界主义和多元赋权。
（二）共情传播的作用机理
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倡导客观、理性的表达方式。但在智能化的传播媒介中，个体的情绪以及个体间的差异性被放大，多元主体在追求理性的过程中也呈现出对感性表达的诉求。[ix]加之数字时代，人类感受世界、表达自我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在传播中趋向淡化，人类共同的情感愈加突出，并呈现出多元并存和多种文化交融的局面。[x]这就为共情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发挥作用夯实了基础。另外，随着共情融入新闻报道实践的成功案例越来越多，情感及共情在传播中的应用逐渐被重视。有学者在研究中指出，共情并不是完全的感性，更不是反理性，它也有理性的成分存在。理性和共情之间不但没有根本的冲突，甚至是相互互补的。[xi]这一论述打破了新闻传播领域，情感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格局，也打开了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野。
共情传播有两条路径。一方面，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它通过情感唤起调动生理反应来实现人内传播，并帮助个体调节认知；另一方面，通过个体情感的唤醒，产生分享欲望，带动社会行为（例如点赞、转发等），进而产生基于个体关系网络的复合式传播。这两条路径分别基于共情的生理驱动性和社会构建性。[xii]在网络环境之下，共情通过线上和线下、现实和虚拟的交互作用，带来的社会影响便是情感的同频共振。而从长期来看，个体情绪参与的共情经过多次反复，能够促进认知的改变，孕育理性价值观的形成。共情引起的社会性情感共鸣能够形成特定的记忆场域，延长记忆的时间，同时也能够参与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这一长效的情感记忆能够形成一定的凝聚力，构建起特定的社会关系或圈层，从而形成持久的传播力。
共情传播的效果分为三个层次：认知层面、态度层面和行为层面。[xiii]三者是层层递进的关系，前者也对后者起着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通常来说，共情首先带来认知上的改变，认知的改变引起了态度上认同，进而引起行为上改变。但需要强调的是，三者之间不能完全分开，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先后顺序。认知层面的变化可能带来态度和行为的同时改变，而当认知是弱影响的时候，也可能止步于认知层面，不再引起其它层次的变化。以上可以看作是共情的生理驱动性。反过来，社会环境、技术等因素也为共情传播提供需要不断调试的环境。
共情的传播效果在异质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共情是一种本能的情感驱动，当共情触发，横亘在文化间的鸿沟于无形中消失。受传者基于情感的一致性对信息内容进行“同向解码”，随着情感的不断“传染”，形成范围逐渐扩大的群体认同，最终迎来共情传播的“终极阶段”——全球全人类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这也是“转文化传播”追求的终极目标。此外，共情是可以被设置和引导的，他者潜在的共情能力是可以被唤醒的。在“转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设置容易引发共情的内容或者形式，可以迅速拉近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距离。受众对信息内容产生兴趣，凝聚起注意力资源，进而产生理解，甚至深度的认同。在此基础上，受众自觉地产生点赞、转发等行为，成为二次传播的节点，实现信息传播的不断扩张，传播力和影响力随之增强。这便是“转文化传播”中成功的共情设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社会热点之所以“热”，并不是因为内容本身有多震撼，而是因为情感的触发点让受众更容易被感染，更容易产生共情。
【三、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
如前所述，新全球化时代“转文化传播”已成为国际传播的新研究范式，而“转文化传播”的内涵是一个核心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两个关键点（平台世界主义和多元赋权）。本文的研究以“转文化传播”的“一心两点”为切口，分别探讨共情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平台世界主义和多元赋权的作用机制。从而形成共情对“转文化传播”的合力，让“转文化传播”在共情的催化作用下焕发新的生命力。据此研究思路，形成了共情对“转文化传播”的作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以下对此模型展开，进行详尽地阐述。
图1 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机制模型
（一）共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
“转文化传播”的内在意涵在于整个人类传播学的发展和全球文化的平等交流互鉴。它强调了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不应企图征服其他国家的文化或将其吸纳，而跨文化传播的“跨”存在着明显的“凌驾”的意味。相比较而言，“转文化传播”的“转”更能凸显平等性，它强调文化的杂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吸收和借鉴。“转文化传播”的核心思想是致力于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天下大同”的观点进行文化的传播，促进不同文明的平等交流和切磋。它不仅具有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也包含着对传播学发展的精准把控和清醒认知。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也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支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核本身就包含着共情的理念，共情作为理解他国、关爱他国的情感基础，也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中华民族是一个共情的民族。[xiv]自古以来，不管是儒家思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墨家思想的“兼爱”，道家思想的“博爱”，都蕴含着“共情”的成分。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和谐社会”“以和为贵”等思想更是流淌在中国人民的血液里。所以说，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与骨子里的“共情”基因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情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前，世界正处在新全球化深度磨合的关键时期，经济与科技两大推手联合带来了世界各国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和紧密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能让世界各国团结在一起，摒弃对立思想，包容合作，平等交流，树立“为我”就是“为我们”的全球观。而这种全球观中蕴含着“同理心”，蕴含着“推己及人”，是一种“共情”的价值观。
其次，共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共情的基础是爱与同情，而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可以打破国家、种族、性别和年龄的界限，对他人的遭遇、经历或者情绪感同身受。没有共情能力，人类很难达成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共情传播比传统的理性传播更有助于打破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隔阂，通过共享情感建立起天然的联结，由情感的共鸣自然触发认知的共鸣，形成内化的认同，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当前世界突出的环境问题和疫情防控问题，都在地诉说着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即使没有真正经历火灾的民众，也能从各种新闻报道中感受到澳大利亚森林大火之后释放上亿吨二氧化碳、动物们失去家园、植被难以恢复等带来的对生态系统毁灭性的打击；即使疫情防控相对稳定的地区也能感受到印度因疫情每天死亡两千多人时，民众的恐慌与绝望，失去亲人的痛苦和面对疫情的无力感。这就是共情的力量。共情让人类对命运共同体的感受更加直接、更加深刻，也对其更加地认同。因此，在“转文化传播”中合理巧妙地融入共情的因子，能够加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也是在新全球化视域下，建设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新突破口和发力点。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中蕴含着共情的理念，而共情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也能够加速共同体的构建。共情可以通过创作手法和叙事体系加以设计，以夯实情感基础，为“转文化传播”的第一作用维度打好前战。
（二）共情：平台世界主义的传播介质
从很多方面看，Web 2.0架构都是对第一代互联网架构的重组而非延续。作为广泛的参与式社交网络，Web 2.0是以“平台化”为基本媒介逻辑的：无论机构还是个体，首先都要接入平台，然后再以平台为场景开始新的竞争。[xv]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带来了“平台化”的繁荣，“平台化”成为了全球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xvi]“平台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媒体平台化，即传统媒体要扩展传播力和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商业平台。比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共青团中央等中央媒体和机构进驻微信公众号、开设新浪法人微博、抖音账号和B站（哔哩哔哩）账号等，以扩大受众群，增强传播力；另一方面，是指平台媒体化，很多聚合类社交平台的用户数、活跃度和访问量远超主流媒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承担起媒体的社会责任。比如，脸书（facebook），抖音，腾讯，新浪微博等。
“转文化传播”中的“平台世界主义”内涵是平台化的世界传播，强调从平台化的媒体逻辑考察世界主义的可能性[xvii]。平台媒体重塑了传媒生态中内容选择、观点筛选、舆论引导、信息反馈等一系列问题地效果和权力，重新整合了全球语境。平台化体现了新全球化时代国际传播的高度互联和信息共享，其最直接的效果是用户赋权。传统的由主体到客体的单向传播模式受到挑战，在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人人都是传播主体，每个人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平等的表达主体。换言之，平台世界主义为“转文化传播”打破文化圈层、促进信息的全球互联与共享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共情在平台化的世界传播中充当了传播介质的作用。平台化的背后是技术和算法的支撑，技术、算法这些看似理性的东西实则需要依托情感的介质才得以在“转文化传播”过程中赢得先机。人与技术深度交互、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的融入改变了传统传播过程中的“人找信息”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找人”的新模式。而在“信息找人”的过程中，依据的是个体在平台上的行为分析，如浏览内容的偏向、社交圈的用户画像、传播行为的活跃程度等等。而对于用户的国籍、种族、文化等信息则相对弱化，这也凸显了全球责任观下命运与共的特征。通过用户行为分析，了解其情感需求并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而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需要借助情感的帮助，找到传者和受传者容易共情的点，避免文化的正面冲突，在文化的杂糅与协调中突显一致的情感，弱化冲突的焦点，让受传者在接受信息的过程中感受到被了解、被认同与被尊重。在这种情境之下，受众更容易从认知共情转向态度和行为的共情。可以说，共情在平台化的“转文化传播”中起到了润物无声的功效。
共情传播让我们看到了平台世界主义的无限可能，平台化是真正的全球媒介，共情同样是能够让全人类相连、相通的纽带。平台之间的竞争已经升级为流量之争，流量意味着竞争力、也意味着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转文化传播”的国际舞台上，要想获得流量，以情动人要远好过以理服人。理性的说服需要接受的时间，而情感的抵达确是直通人心。国际传播中文化的差异性永远不可能消除，而共情传播是建立在求同存异基础上的文化平等交流，是能够促进民心相通的交流方式。全球平台媒体都应在国际传播的实践中积极地发生转向，探索情感路径。鉴于共情叙事的方法可以学习，共情叙事的技巧可以训练，共情的能力也可以培养，未来共情传播将成为“转文化传播”视域之下全球平台的生存之道。
在平台化规范发展的同时，共情传播也在国际传播中不断地付诸实践，他们在“转文化传播”的潮流中得到融合创新。恰如声音在不同的介质中的传播形式不同，平台化有了共情这一传播介质也萌发了不一样的生命力。在平台化的世界传播格局大发展之时，不能忽略的是，国际传播平台的管理过程也离不开共情。国际传播平台有赖于各个国家的协同治理，世界各国应当在充分探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不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心，让平台在法治、安全和有制度、有共识的轨道上为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良性地运行和发展。
在未来，技术赋能将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影响媒体的传播格局，人机协同、场景化、时空性、泛在化将是未来媒体智能化的趋势，未来的媒体融合也将从媒体智能化向智能传播转变，传媒业将成为互联互通、资源共享的生态体系。[xviii]共情之于国际传播的效能注定将有更广阔的创新手段和拓展空间。
（三）共情：多元赋权的传播通路
媒介的变革重塑了社交的形态，多元赋权成为新全球化时代“转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多元赋权的实现需要两个条件：一是技术条件，互联网和5G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万物互联，永久在线，媒介从“人体的延伸”演变为“人的意识的延伸”[xix]。传播的边界不断延展，“机器逻辑”与“人的逻辑”同时在传播活动中交织。数据和算法被不断地吸收容纳到传播要素之中，为传播活动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与此同时，流量越来越富余，价格也变得低廉，让普通大众也能够无限制地消费。这些技术性因素构成了多元赋权的前提条件之一。
二是从专业生产（PGC）到用户生产（UGC）的变迁，专业媒体生产的信息变成了冰山一角，普通大众每天海量的内容创造成为了信息传播的主力。这就使得传播的权力发生了转移，多元化的声音得以凸显，过去主流媒体机构掌握话语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传播的规则在从PGC到UGC的变迁中也发生了改变，普通大众的生产能力、传播效率以及影响力都不容小觑，现实生活中很多传播广、影响力强的热点都源自于草根创作者。比如，李子柒的短视频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超越了国内很多机构媒体，李子柒本人的形象成为了“东方美”的代表，李子柒关于劳作的视频也勾起了西方大众对中国的美好向往。由此可见，多元化赋权正在对议程设置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它要求我们在“转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大众的内容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
多元赋权实现的两个条件同时也为共情传播提供了机遇。信息爆炸时代，人类有效可使用的注意力资源在每天海量的信息面前成为稀缺资源，加之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于信息的筛选更加严格，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抓住受众的注意力，信息就会在指尖被滑过，并很快淹没在信息的浪潮中。显然，通过情感的共通来抓住注意力资源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传统严肃的新闻范式，或者理性且富有逻辑的分析却不是绝大多数人通吃的手段。从形式上来说，短视频已经取代了文字和
成为目前信息传播中最重要的载体，其张扬个性化创意、能够填补碎片化时间的特点也使它成为多元赋权下用户生产中最受追捧的形式之一。近几年，抖音、快手等App的崛起也印证了这一点。毋庸置疑，视频本身更强的叙事性、更有力的氛围渲染、更多样的表达技巧和恰当的背景音乐的加持，使它相比于其它形式更容易激发共情的情绪。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科技发展和用户生产为共情传播提供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共情带来的“带入式”情感体验不仅能够影响传播的广度，也能够影响传播的深度。最明显的一点，共情能够带来受众积极地参与二次传播的过程，比如，频繁地转发、分享和评论，以及主动搜寻与传播内容相关的信息。共情也被证实能够加深大脑的记忆，并通过浸染长期记忆促成态度、行动的改变。由此可见，共情是将传播信息内化为意识或外化为行动的关键中介因素[xx]，这也是共情在“转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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