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化威胁认知：中日的崛起与“黄祸论”
作者：韩恩泽，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为比较政治，中国研究，和东南亚研究。
来源：Han, E. (2022). Racialised Threat Perception with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rom Japan to Chin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5(3), 272-288.
导读
2020年来全球新冠疫情最明显地揭示了许多西方社会对中国人和其他东亚民族强烈的种族偏见。事实上，新冠疫情导致的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几个西方国家引发了针对所有东亚族裔的更广泛的种族主义。这种基于种族的对东亚人的恐惧和蔑视早些时候是从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歧视开始的。
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考察了日本和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崛起和挑战霸权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对两国的种族威胁感知。本文利用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的概念，将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分化是如何在国内环境中发生的，并将这一发现用在国际社会。这篇文章认为，由于日本和中国对主导国家美国的地位和特权构成了挑战，加之美国经济低迷和国内危机，日本和中国的种族主义威胁意识随着它们的不断崛起而加剧。从种族视角出发，通过它来理解种族威胁的感知和当代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动态：美国VS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文主要研究了《纽约时报》在两个20年的时期【1975 - 1995年的日本和2000 - 2020年的中国】对日本和中国的崛起进行的报道，并探索了其背后几十年来对日本和中国的威胁种族化的行径。
理论背景
英国学派强调国际社会的概念，把国家之间的关系比作社会关系。因此，研究社会分化（differentiation）是如何在国内环境中发生的将有助于启发国际社会中的分化。考虑到不同的民族和种族群体共存，以及基于民族/种族的偏见在许多这样的多文化社会中经常被政治化，这可能适时地提示我们理解在国际社会中分化和秩序的类似逻辑。
社会学研究认为，当占主导地位的群体认为其地位和特权受到挑战时，种族偏见就会加剧，尤其是当主导的群体经济情况不容乐观之时。历史上来说，日本和中国的崛起都导致了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种族化威胁感知的增强，而这背后的原因是相似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主导国家——美国的地位和特权构成了挑战。此外，这些挑战与美国经济低迷和国内危机同时发生。
种族偏见与威胁认知的社会学根源
在美国的学术领域，多元文化社会中基于种族的群体动力学研究已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布鲁默在其关于种族偏见的经典研究中认为，主导群体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有四种表现形式：分别为（1）优越感；（2）认为从属种族在本质上是不同的；(3）对优势群体的特权和优势领域的主张；（4）害怕和怀疑从属种族图谋夺取主导种族的特权。Quillian继承和发展了布鲁默的理论，他认为这种集体威胁取决于两个因素：从属群体相对于主导群体的数量规模，以及当前的经济环境。他的论点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口占比，即从属群体越大，主导群体的威胁认知就越大。他论证的第二部分引用了经济竞争，更具体地说，从属群体对主导群体的竞争会在后者的经济困难的背景下加强，这涉及到主导群体的威胁认知水平的上升。总之，当占主导地位的群体感到自己的地位和特权受到挑战时，种族偏见就会加剧。如果从属群体在数量上较大，并构成重大的经济威胁，尤其是在主导群体经济条件充斥着危机的情况下，这种挑战就更加突出。
在这里，这种在国内背景下的种族群体的等级排序之间的并行逻辑也可以应用于国际社会。在国内环境中，公民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享有法律上的平等，但在一个以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社会等级制度为特征的社会中，他们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关系动态也是国际社会的特征，尽管各国之间存在主权平等，但各国之间仍然存在各种不平等，无论是在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规模方面，还是在各国之间公认的文化和种族差异方面。
“黄祸论”与日本
西方对日本人和中国人的种族焦虑由来已久。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戈尔维策Heinz Gollwitzer的说法，“黄祸（yellow peril）”的含义可以这样概括：“黄祸”指的是来自中国人、日本人或两者对白人的威胁。这种威胁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劳动力竞争的担忧，担心廉价劳动力的最低生活水平会削弱自己的竞争力……人们担心，那些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国家将会崛起，由于它们的人数较多，将欧洲人和美国人从东亚赶出去，以便在亚洲取得优势，甚至称霸全球。
虽然日本政府于1919年向国际联盟提议加入种族平等条款，但在美国和英国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提议被否决了，从而证实了日本尽管满足了成为大国的必要标准，但由于种族差异，从未获得与其他欧美国家相同的待遇。西方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引发了日本20世纪30年代对白人的歧视，也导致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直接冲突。正如霍恩所指出的，二战期间，由于对种族报复的恐惧，日本被认为对欧裔美国人的威胁比德国大得多。日本作为一个军事大国的崛起充满了强烈的种族因素，这大大增强了日本对西方构成威胁的认知。
随着日本被同盟国打败并被美国从1945年到1952年占领了7年，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进行妖魔化的情况有所缓解。正如莫勒所观察到的，随着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美国媒体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发生了明显的、几乎是立即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流传的所有对日本人的贬损诽谤都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积极的，甚至是居高在下的，关于日本人的故事”当日本不再是一个威胁时，美国作为一个白人大国和日本作为一个黄种人大国的自我认知之间的种族差异的重要性就减弱了。
随后，日本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经济年均增长超过10%。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渐赶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鉴于日本的复兴，尤其是它的经济实力，美国国内对日本居高临下的看法开始改变。事实上，正如莫勒指出的那样，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更多地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渐进式的，这与当时的政治气候有明显的关系。”因此，当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开始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时，对日本人公开展示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偏见又卷土重来。美国人的感觉是，日本人“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挤占了我们的市场，通过隐藏的壁垒和限制来保护自己，而且没有回报我们先前的慷慨。举个例子，当日本和德国的汽车输入都严重打击了美国本土的品牌时，只有日本的种族问题被反复强调。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写:“德国人，不知何故，几乎没有引起美国人的怨恨，因为我们了解他们的文化，并在那里毫无阻碍地建立了美国工厂。而日本人却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怒，因为他们是一个封闭的文明，以隐晦的蔑视回应我们的沉默的恐惧。”
80年代后，日本缓慢的经济增长，广场协议的签署，以及泡沫经济的破裂让日本进入了漫长的“失去的三十年”，以至于日本从来没有真正赶上美国，美国的领先地位得到了稳固的巩固。美国人对来自日本的威胁的认知因此消散，日本文化被描绘成异域风情、古雅而不再具有威胁性。
“黄祸论”与中国的崛起
不同于日本明治基于西方模式的成功改革，中国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社会伴随着“炮舰外交”的胁迫。在长期以来种族歧视的基础上，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加深了西方对亚洲人的种族主义恐惧。在朝鲜战争期间，无数中国士兵蜂拥而来压制美国军队的画面证实了这场战争的种族层面，在他们的战争记载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许多亚洲人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施虐和残暴，这在世界上受教育程度较高地区的人身上并不常见。”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后，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才从一个从“红色威胁”到“默契盟友”。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地位、军事挑战和意识形态差异，“中国威胁论”才在美国得到发展。这种对中国的描述也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因为把中国构建为对美国的威胁“从来不是纯粹的事实，而是身份政治的话语产物”。
随着中国对美国经济挑战的增长，对中国的威胁意识逐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种族差异。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所评论的那样，“美国对抗中国”是煽动性的、沙文主义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是种族主义的。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一种将美国所有的弊病都归咎于中国的种族主义论调得到了不出所料的保留。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中国经常被被描述为“头号反派”，除此之外，一系列美国的官员对中国的描述通常是所谓的“欺骗”和“偷窃”，从而引导人联想中国“狡猾和欺骗”的“黄祸”形象。例如，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表示，“彻头彻尾的‘欺骗’和‘盗窃’让中国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在这过程中，中国‘欺骗’了守法企业和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以换取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特权。”这种公然利用对华种族主义情绪作为特朗普政治基础动员机制的散布恐惧的结果是，“像特朗普这样的煽动者会发现，很容易将‘红色恐慌’转换为‘黄祸’，并积累权力来维护国家安全。”我们再次看到“黄祸”一词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
从《纽约时报》对日本和中国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两个东亚经济体的指数级经济增长，使得当美国国内经济面临危机时，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威胁意识不断增长，并变得种族化。事实上，日本和中国经常被指责为美国国内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美国衰落的“罪魁祸首”。
研究发现，在国际层面上，国家间的种族偏见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国内种族等级和群体威胁认知的逻辑来解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经济威胁激活了已经存在的种族偏见——这些偏见反过来又形成了对威胁的认知和利益，这表明种族和种族偏见不是国际政治的次要因素。因此，在国际社会层面，当这些国家带来可信的经济挑战，且与主导国家的经济低迷和/或危机相一致时，主导国家对昔日下属（如果他们是种族他人）的威胁认知会增加。本文通过对日本和中国的比较历史研究，证明了尽管两国在政权类型和联盟关系方面存在差异，但两国对美国的威胁都见证了相似的种族化模式。
结论
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中关于现有国际秩序的性质、崛起的大国的意义以及它们对上述国际秩序的挑战的争论。它还揭示了国际体系中“其他种族”国家崛起的更深含义，他们可能面临的障碍，以及可能来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本文呼吁在认真考虑种族变量的国际等级与秩序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理论体系。如果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继续下降，而全球南方的力量继续增强，那么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也许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种族方面的挑战。当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或尼日利亚成为未来挑战西方主导地位的崛起大国时，会不会也受到基于种族歧视的强烈抵制？
最后，正如我们在本文中所看到的，当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不再挑战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时，对日本的种族主义威胁意识就消失了。就中国而言，如果有一天它真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心理影响将是巨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内对中国人和其他东亚人的种族威胁感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会加剧。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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