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是中国妇女运动的特色之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发展出关于妇女解放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这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诸如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回应妇女面临的什么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哪些观点,提出了怎样的概念和理论,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的重要范畴。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党对中国妇女的阶级分析所形成的一些概念和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以下简称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以政党名义提出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中共二大制定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共产党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制定的目标、途径、组织方式等内容,反映出共产党对民主革命阶段指导妇女运动的总体思想”。关于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对当时中国妇女的阶级分析,也有一些宏观的描述,认为“基于中国革命仍要先联合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和中国统一的现实,《决议》全面分析了中国各阶级妇女的生存状况”。然而,专门研究中共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关于妇女的阶级分析,成果较为鲜见。
本文着重对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对中国妇女的阶级划分与评价进行研究。主要关注当时党对中国妇女的阶级归属的看法与生存状况的分类;党对中国妇女进行阶级分析的目的与意义;党对妇女阶级身份的建构对妇女具有怎样的意义以及这种建构的深层社会原因。本研究主要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寻文本中的概念及其含义,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诸如具体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研究成果,寻找概念之间的联系及其理论支撑。采用“同文互释”的方法,即参照当时党的领导人以及妇女领袖关于相关问题的阐述,深入理解党的妇女运动决议中的阶级概念和理论渊源。
一
“无产阶级妇女”:主体与被压迫者身份的矛盾与同一
无产阶级妇女是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对中国妇女进行阶级分析的核心概念。顾名思义,无产阶级妇女是无产阶级中的妇女群体。关于何谓无产阶级,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做了清晰的解释:“无产阶级是专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在革命斗争中比其他阶级坚决和彻底”。二大妇女运动决议从阶级视角观察妇女的生活,指出:“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无产阶级的妇女渐渐降到工钱奴隶地位。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工作状况中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不过取得比男子更低的工钱,对于女工童工的待遇,简直惨无人道。”可见,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揭示了在中国社会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化过程中无产阶级妇女的生存境遇。
二大妇女运动决议为何将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核心概念?又为何着重对无产阶级妇女的生存处境进行分析?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妇女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其次,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革命形势有关。中国共产党二大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国内各派军阀之间的争夺更加激烈。”中共二大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党的目的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从中可见,“组织无产阶级”,是当时革命的首要任务。二大妇女运动决议首先对妇女进行阶级划分和生存状况分析,其要旨在于,一方面对妇女进行革命动员;另一方面确认中国共产党解放无产阶级乃至全中国妇女的使命。具体说来,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进行革命动员的方法一是阶级认同,二是压迫诉说。阶级划分意在使党和妇女认识到无产阶级妇女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员,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妇女的境遇分析旨在唤醒其革命的主动和自觉。即,使妇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是妇女寻求解放的事业。简言之,革命不是与妇女不相干的事情,而是妇女自己的事情。
向警予，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部长
无产阶级妇女是一个颇具张力的多重身份的集合概念。首先它是一个阶级概念。无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男子一样,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其次,性别概念嵌入阶级概念之中——无产阶级中的妇女。阶级与性别交织,打破了妇女附属于男性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赋予妇女对于男性来说相对独立的无产阶级分子的资格,从而也使妇女取得了独立的社会成员身份。无产阶级妇女的概念集合了妇女的“多重主体”身份:独立的社会成员、中华民族一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体。除此而外,无产阶级妇女又具有“多重被压迫者”身份。首先,她们是中国人,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其次,她们是无产阶级,身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再次,她们是妇女,受压迫更深。可见,其中阶级、民族、性别多重压迫交织缠绕。无产阶级妇女概念所包含的“多重主体”与“多重被压迫者”身份,表面看来,充满矛盾;其实,它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下却获得了同一性。无产阶级妇女因为阶级、民族和性别压迫而革命,因为革命而获得“革命主体”、“独立的社会成员”、中华民族一分子的身份。由此,多重身份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
无产阶级妇女的身份,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具体情境中被建构的。它对妇女的意义也是多重的。一方面,它意味着妇女们破天荒地获得了多重主体的身份;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妇女,性别差异却始终由于阶级与民族矛盾的凸显而被淡化或潜隐。无产阶级妇女的主体身份是随着阶级身份而获得的,也在革命运动中去践行。因此,其主体身份的表达,受阶级的制约。质言之,无产阶级妇女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体,是脱离了封建家庭和男性主宰的独立的革命分子;但又不是超越阶级的有性别的作为主体的人。
二
“半无产阶级妇女”:半殖民化过程中的阶级分化
“半无产阶级妇女”是二大妇女运动决议中又一个重要的阶级概念。这一概念除具有上文论及的无产阶级妇女所具有的意义以外,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其中也蕴涵着阶级、性别与民族意义之间的关联纠葛。
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指出: “ 在中国现状之下,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还有许多半无产阶级的妇女,也渐渐要被经济的压迫驱到工厂劳动队里面去。”这里描述了半无产阶级妇女的生活境遇:随着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她们的生活更加窘迫,为了生计,不得不进入“工厂劳动队”,成为“女劳动者”。关于中国当时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概念,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做了详细的阐释,无产阶级主要包括:“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工人”、“农村无产阶级”和“游民无产者”。“半无产阶级”则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五)小贩等五种。”由此可见,无产阶级一贫如洗,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获取生活必需品。半无产阶级有些许生产或生活资料,其中有些人或可借助于微薄的生产资料获得生存资源。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所言 “不独女劳动者”,半无产阶级妇女也进入了“工厂劳动队”,可以理解为半无产阶级妇女变成了产业工人,已然成为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
何谓劳动阶级?它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有何联系与区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 “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它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占有者贵族的农奴。由此可知,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劳动阶级的含义各不相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 世纪的劳动阶级”。由此看来,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在当时中国社会即是劳动阶级。但并非所有的劳动阶级都是无产阶级。关于“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概念,中国共产党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均有提及。章程规定中共党员的候补期“劳动者三个月,非劳动者六个月”;中国共产党五大后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定》对“劳动者”和“非劳动者”进行了具体解释,规定“候补党员候补期劳动者(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无候补期;非劳动者(智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之候补期三个月”。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劳动者的理解比无产阶级的概念含义更广,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店员、士兵等。而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被称为非劳动者。据此观之,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所言“不独女劳动者已陷在极残酷的地位”,半无产阶级妇女也被迫进入“工厂劳动队”,可以理解为半无产阶级妇女原来并非“劳动者”,成为产业工人之后才变为劳动者。参照上文所论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内涵以及劳动者的含义,许多半无产阶级应该是劳动者。那么,为什么半无产阶级妇女走向“工厂劳动队”才成为劳动者?这一点与性别有关。妇女的阶级与家庭相关。所谓半无产阶级妇女亦或是妇女本人属于半无产阶级,亦或其家庭属于半无产阶级。有些其家庭属于半无产阶级的,但按照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妇女并不从事家庭以外的劳动。家庭劳动不被视为劳动。于是,半无产阶级妇女不被看作劳动者。关于妇女的阶级与家庭的关系,王剑虹曾经谈到:“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子是没有地位可言的。结婚是女子谋生的手段,女子地位的高下,全靠结婚的机会好坏来决定。做官太太,做穷人,都没有一定,只看结婚的机会怎样。”简言之,二大妇女运动决议阐明了半无产阶级妇女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化过程中已经沦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女劳动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
关于半无产阶级妇女成为“女劳动者”,向产业无产阶级转化的原因,二大妇女运动决议谈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入侵”,即民族与阶级压迫问题。此外,性别因素也渗透其中。《中国共产党告全国劳动妇女书》曾经谈到 “现在资本家剥削压迫女工的方法,比以前凶过几倍,纱厂资本家因为女工的工资比男工少,于是大批开除男工,用女工代替”。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提到过这一现象:“因为女人和小孩子不仅工资比较低,而且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比男人更适合于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代替了男人。在使用水利纺织机的纺织工厂中,工作的只有女人和孩子。”恩格斯所言“前面说过的”是指对于纺织工作,男人不如“女人更合适”。这里隐含着另一种形式的性别压迫。即:对于纺织等项工作来说,女人能够创造和男人同样甚至高出男人的劳动成果,却仅仅因为是女人而只能得到比男人更低廉的工资。这无疑是一种性别歧视。资本家正是利用这种性别歧视,挤掉男工,大量雇佣女工和童工,许多男人因此不能养活妻儿老小,许多半无产阶级妇女因此走向“工厂劳动队”。
以上可见,半无产阶级妇女的概念,也同样蕴涵着阶级、性别、民族等多种压迫形式。各种压迫因素的作用程度、表现形式、相互关系会有所不同。通过半无产阶级转变为产业无产阶级的过程,可以窥见在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妇女的阶级处于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三
头顶三座大山的“全国所有妇女”:“娼妓般的生活”
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对当时中国妇女的阶级划分主要运用了无产阶级妇女和半无产阶级妇女的概念,余者统称为“全国所有的妇女”,并将“全国所有妇女”的境遇概括为“娼妓般的生活”。这一比拟,不仅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有关,而且有一定的理论背景。
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指出:“就是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的礼教束缚之中,过娼妓似的生活,至于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乃是全国各阶级妇女的普遍境遇”。早在五四妇女解放思潮中,许多人用“娼妓”和“奴隶”来比拟妇女被禁锢在家庭,没有政治、经济、教育等权利的状况。李人杰认为“女同胞在社会上的地位,除了未婚的女同胞是候补者以外,简直一句话说,无一不是娼妓或奴隶的地位”,李人杰阐释上述观点时,揭示了婚姻中的交换关系。他认为没有参加社会劳动的女子,不创造价值,靠男人养活。女子以贞操交换物质生活,男子以物质供养买得女子的贞操。如此说来,已婚女子把贞操一次性卖给丈夫,与娼妓的“夜度资”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营娼妓的生活”。从文本看,二大妇女运动决议所言“全国所有的妇女”犹如“娼妓般的生活”是指妇女被囚禁在家庭中,没有政治、经济、教育等参与社会的权利,并认为这是由封建礼教的束缚造成的。或言之,妇女的这种处境来自于封建压迫。
1924年《民国日报·妇女周报》刊载的一篇妇运消息
五四时期,娼妓问题颇受关注,成为一种极言妇女受压迫,呼吁妇女解放的诉求方式。李大钊在《废娼问题》一文中,阐述了废除娼妓制度的种种理由。他从人权与人道的角度抨击公娼制度,指出:“到了今日,人类社会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他对“娼门里的妇女”心怀深切同情,谈到:“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放在娼门里,让她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有金钱的人的欢心,那一种愁苦、羞忿、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李大钊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非把这个社会现象背后逼着一部分妇女不去卖淫不能生活的社会组织根本改造不可。”五四时期关于废娼问题的讨论,是一种解放与压迫的双重言说与建构。所谓解放的诉求,因为“娼门妇女”的悲惨境遇,从人权与人道的角度应该解放。所谓压迫的诉说,在于将这一社会底层的妇女群体视为“妇女界的耻辱”。虽然人们看到了当时逼良为娼的社会现实,然而在卖淫与嫖娼这一现象的两方面中,仍然苛责、指斥妇女的无耻之极。在改革社会与指斥妇女的声浪中,有产有闲阶级的男性“嫖娼”行为没有受到应有的抨击。
这种对娼妓现象的解放与压迫的双重建构,在社会背景方面,回应阶级解放与民族独立的诉求。当时,有人直接运用“娼妓阶级”的概念,李三无《在废娼运动管见》一文中谈到:“近来思想界研究的路径,渐渐谈到娼妓问题。把娼妓看作社会上顶大的祸害,万恶的源泉,深恶痛绝——总不外乎娼妓阶级的废除。”可见,一方面娼妓被看作社会的奇耻与罪恶;另一方面,娼妓被作为被压迫阶级看待。当时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凡受强力压迫的群体都为被“压迫阶级”。李大钊谈到:“凡在‘力的法则’支配之下的,都是被压迫的阶级;凡对此‘力的法则’的反抗运动都是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运动。”废除娼妓制度,解放妇女,使妇女独立,自营生活,是民族与国家振兴的诉求。此外,当时人们对废娼问题的看法,理论上,一方面受到人权人道理论的启发,另一方面,也颇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在五四时期已有介绍,沈雁冰在《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女解放问题》一文中,谈到妇女的“精神解放”时,指出“谈到妇女参政也先要晓得玛丽胡尔斯东克莱孚(Mary Wollstonecraft)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是对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对象说的”。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当时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状况仿佛被养在笼中的金丝鸟,意味着她们已经被教化为非理性的人。在当时,理性被作为衡量人类的标准。所谓理性是指人们遵守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能力,是自我实现的能力,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哲学理论。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认为“人是有理性的”,但“由于妇女的理智现在受到不健全的培养,她们只能得到有害的知识”,才成为没有理性的人。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能够发现当时资产阶级妇女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压迫,并且认为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已属难能可贵。但她的局限在于在主张妇女解放的同时,建构了新的压迫,即认同妇女的非理性。从上述五四时期关于娼妓问题的讨论中,可见指斥妇女为“寄生虫”等观点,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看法何其相似。
1922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并“为妇女特辟一栏”，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党的妇运方针的理论阵地。
以上分析可见,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关于当时中国妇女娼妓般的生活这一看法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理论背景下产生的。同时,从二大妇女运动决议的文本来看,造成妇女这种处境的主要原因是封建礼教的束缚。
当时,理论界有些观点主要从封建压迫的角度解释性别压迫。诸如,将一些性别歧视现象解释为封建的大男子主义。这种观点的意义是多向性的。它将反对性别压迫包裹在反封建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较为宏大的叙述,所有性别歧视都可以概括为封建观念或传统观念。这是一个避免男女冲突的策略,即关照两性关系,避免男性的反感。这样的叙述,具有多向性功能。一方面,将反对对妇女的压迫纳入反封建范畴,使其成为革命的主题而获得主流位置。歧视妇女被看作一种落后的非现代性的表现。另一方面,又将性别歧视问题掩盖、泛化与淡化,即将女性的权利问题淡化为一种封建意识。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意识与存在是不同步的。封建意识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能改变。它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得以改变。这一认识,使党着力于动员妇女广泛参与社会革命与建设,荡涤歧视妇女的封建意识,推动妇女解放。同时,也将性别歧视问题宏大化与长期化,不利于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揭露,以及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去矫正。以致于虽然全社会通过社会运动触及封建意识,但仍然有些人认识不到妇女受歧视是一个人权问题,而只将其作为一个具有封建意识的“小错误”。
综上所述,二大妇女运动决议在阶级视阈下,将中国妇女分为无产阶级的妇女、半无产阶级的妇女和全中国所有的妇女三个群体,揭示了中国妇女在国家半封建半殖民化过程中的生存境遇及其阶级、阶层的演变。无产阶级妇女是一个凝聚着阶级、民族与性别多重关系的概念,它对当时中国妇女的身份建构,具有一定的张力。
二大妇女运动决议通过对无产阶级妇女以及全中国妇女的处境分析,寻找解放妇女的需求,从而提出了解放妇女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并通过妇女解放目标和具体工作任务的确定,促进妇女集聚在党的旗帜下,走上无产阶级革命和妇女解放道路。
本文选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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