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节选自：《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到底有多高—基于2017年全国离校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表于《研究生教育研究》，2020年第2期；作者：高耀，陈洪捷，王东芳。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2017年度“研究生培养质量反馈调查”中的“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进行，各阶段的抽样单位是：第一阶段以全国范围内的研究生培养单位为抽样单位，综合考虑不同研究生培养规模；第二阶段以全国省域划分为二级抽样单位；第三阶段以院校类型为三级抽样单位，兼顾综合类大学及行业特色类大学。
抽样兼顾院校层次、所在地区、学科大类及培养规模，突出代表性。在具体抽样过程中，为保证抽样单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异质性，首先按照各培养单位研究生学位授予规模大小进行排序，
然后按照抽样方案设定的院校样本量需求计算出一定比例进行等比例选取，并综合考虑培养单位的省域分布、层次分布、类型分布等因素，
最终确定了100所研究生培养单位作为此次调查的样本单位，并对这100所院校的毕业研究生进行全覆盖调查。
本次调查中全国共有61所院校完成调查，博士生问卷共计发放18367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820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44.68%。
根据研究问题需要，本文仅统计脱产博士毕业生数据，纳入最终统计范围的问卷数为7367份。
博士生延期率有多高？
1.多维度下的博士生延期率
首先，个体特征方面，从性别、入学年龄、选拔方式及出国（境）经历四个维度分析，见表1。
由表1可知，整体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
性别方面，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于男博士生。
入学年龄方面，博士生的入学年龄越大，则平均延期率也越高，且26岁以下毕业的博士生群体，其平均延期率不足35%，而在大于30岁的博士生群体中，其延期率则上升至43%左右。
选拔方式方面，总体来看，贯通式培养（含提前攻博、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三种类型。为便于分析，本文将非提前攻博和硕博连读归入“硕转博”类型）的博士生，其平均延期率要明显低于分段式培养的博士生，且贯通程度越高，则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也越低。
既有研究指出，贯通培养可以提升人才培养效率，而且可以将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关键节点的“质量控制”落到实处。本研究则为上述观点从延期率角度提供了新的证据。
出国（境）经历来看，在读期间有出国经历的博士生群体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于没有出国（境）经历的群体。
出国（境）经历对拓展博士生的国际学术视野、增强科研水平和研究能力、促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有重要作用，但也可能会对其在规定的学制年限内能否正常毕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根据博士生的具体情况制定更具弹性的学制应是博士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重要议题。
其次，学科特征方面，从学科类型和“一流学科”入选情况两个维度展开分析，见表2。
一方面，从学科大类来看，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类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均在35%左右，而自然科学类的平均延期率则略高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为36%左右。在各学科大类内部，不同学科门类的平均延期率差异明显。
具体而言，
人文学科中，历史学的平均延期率最高，为45%左右，哲学和文学学科的延期率在40%左右，而艺术学延期率最低，不足20%。
社会科学中，博士毕业生的平均延期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学（44.44%）、管理学（38.72%）、法学（31.79%）和经济学（27.23%）。
自然科学中，农学的平均延期率最高（45.93%），其次为工学（39.52%）和理学（38.95%），医学的延期率最低（20.62%）。
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GS）的一项研究指出，十年内博士学业完成率呈现明显的学科差异，工程领域最高（64%）而人文社科领域最低（49%）。
2008年日本人文、社会专业博士生延期比例高达84.9%和68.2%。
另一方面，从是否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情况来看，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名单的学科，其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0%左右，这一比例要明显低于未入选“一流学科”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41.90%）。
第三，院校特征方面，从院校层次和院校地域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之所以将院校所在地域纳入分析框架，主要考虑到目前我国区域之间博士生培养的规模、条件差异较大，博士生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东部地区和少数高水平大学，这些差异可能会对博士生的培养效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为便于分析，根据最新的国家“双一流”建设入选情况，结合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简称“中国社科大”）侧重科学研究的特色，将院校划分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科大和中国社科大及其他高校四个层次；将院校所在地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类。
表3的分析结果显示，从院校层次来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最低（37.06%），其次为其他高校（37.42%），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国科大和中国社科大的博士生平均延期率均超过40%。
从院校所在地域来看，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在东部（35.79%）、中部（42.38%）、西部（44.99%）三大区域之间依次上升。
若单纯从博士生培养的效率视角来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博士生培养存在“低效率”问题，这一发现值得引起重视。
博士生延期时间有多久
1.多维度下的博士生延期时间
首先，个体特征方面，整体而言，延期群体中，有48.15%的延期时间为一年，19.05%的延期时间为两年，而延期时间在半年左右和超过两年的比例分别为13.01%和12.50%。
性别方面，男性和女性在延期时间分布上呈现较为一致的分布规律，平均有接近一半群体的延期时间为一年，但也有三成左右的群体延期时间在两年及以上。
入学年龄方面，大致呈现出入学年龄越大，延期时间越长的分布规律。具体而言，在26岁以下群体中，延期一年的比例接近55%，而延期时间在两年及两年以上的比例在7%左右，但随着入学年龄的上升，延期时间在两年及两年以上的比例明显上升，在大于30岁的群体中，延期时间在两年及两年以上的比例超过27%。
选拔方式方面，直博生、硕转博及普通招生群体延期时间在一年左右的比例逐渐下降，而普通招考这类非贯通式培养博士生延期时间在两年以上的比例要明显高于直博生和硕转博博士生群体。
出国（境）经历方面，有出国（境）经历的博士生群体延期时间在一年的比例明显高于没有出国（境）经历的群体，但后者延期时间在两年及两年以上的比例则要明显高于前者（见表5）。
其次，学科特征方面，从学科大类及门类来看：
人文学科中，延期时间为一年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历史学（65.00%）、哲学（52.94%）、文学（46.39%）和艺术学（40.00%），但艺术学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两年的比例占到60%，文学博士生延期时间在两年以上的比例明显超过历史学和哲学。
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一年的比例（65.00%）明显高于其他学科，但教育学和管理学延期时间在两年以上的比例则明显高于法学和经济学。
自然科学中，农学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一年和两年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学科，而延期时间在两年以上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工学、医学、理学和农学。从“一流学科”入选情况来看，相对于未入选的学科而言，“一流学科”博士生群体延期时间在半年的比例略高而延期时间在两年以上的比例则略低（见表6）。
院校特征方面：
从院校层次来看，国科大和中国社科大博士生的延期时间在半年及以下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院校，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两年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院校。
从院校所在地域来看，中部地区院校博士生延期时间在半年及以下的比例要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院校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两年的比例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博士生延期时间为一年的比例则要略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见表7）。
基本结论
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博士生离校调查大样本数据对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具体延期时间及其差异进行了量化研究，得出如下四点主要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为39.68%，在延期的博士生群体中，有48.15%的延期时间为一年，19.05%的延期时间为两年，而延期时间半年和超过两年的比例分别为13.01%和12.50%。
第二，从个体差异来看，性别方面，女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要略高于男博士生，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在自然科学中，男性延期概率要显著低于女性；入学年龄方面，入学年龄越大，博士生延期的概率越高，且延期的时间也越长；选拔方式方面，硕转博、直博生这类贯通式培养博士生的延期率要明显低于普通招考类分段式培养的博士生，且博士生培养的贯通程度越高，则延期概率越低；出国（境）经历方面，在读期间有出国（境）经历博士生的延期概率要显著高于没有出国（境）经历的群体，且这种差异尤其体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类学科中。
第三、从学科差异来看，人文学科大类中，历史学（45.05%）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哲学（40.48%）和文学（39.52%），艺术学（18.52%）延期率最低；社会科学大类中，教育学（44.44%）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管理学（38.72%）和法学（31.79%），经济学（27.23%）的延期率最低；自然科学大类中，农学（45.93%）的延期率最高，其次为工学（39.52%）和理学（38.95%），医学（20.62%）的延期率最低。
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与人文学科相比，农学博士生的延期概率显著更高，而社科和医学博士生延期概率则显著更低。
此外，入选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计划的博士生延期概率要显著低于非“一流学科”博士生，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
第四，从院校差异来看，“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博士生的平均延期率最低（37.06%），而国科大和中国社科大博士生延期率最高（43.93%），博士生的延期毕业率在东部（35.79%）、中部（42.38%）、西部（44.99%）三大区域之间依次上升，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在自然科学中，院校层次越高，博士生延期概率越高，但不同区域间延期率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相关讨论
首先，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直接取决于博士生学制长短的规定。我国博士生学制规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1-1990年）的学制为2~3年，第二阶段（1990-2000年）的学制为3~4年，第三阶段（2000-至今）采取弹性学制的现象日益普遍。
一些学者对博士生的学制规定及变革方向进行了相关研究，建议未来改革方向应适当延长博士生学制并扩大弹性区间。
这需要相关部门协调做好管理和服务工作，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特别要做好延长学制后博士生的资助、心理辅导、就业服务等辅助工作，确保博士生能够安心且专心进行学位论文撰写和研究工作。
其次，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也取决于学位论文选题的难度和挑战性。实行弹性学制有助于鼓励博士生选择难度更高、更具挑战性的选题，而不是仅仅为了顺利毕业而选择一些四平八稳、难度较低和挑战性很小的选题。
任何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选题都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培养单位应在一定程度上营造宽松、容错的良好研究氛围，鼓励博士生能够静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为取得更具创新价值的成果创造内外部环境和条件。
第三，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也取决于不同的学科文化及学科知识生产的方式和规律。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的产出规律和产出周期有较大差异，因此不必制定出整齐划一的培养年限和学制，而应该充分遵循学科知识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和导师（组）在博士生培养中的基础作用，任何外部培养管理方面的“规定动作”均应建立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而不宜采取由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式干预。
硬学科、软学科、纯学科、应用学科等不同学科博士生培养及学位论文撰写呈现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培养单位更具个性化、灵活性和动态性的培养过程及管理服务作为支撑。
第四，博士生是否延期及延期时间长短直接影响到我国博士生培养的效率和质量。
理论上讲，博士生培养的高效率必须是建立在高质量的基础之上，而在很多时候，质量和效率之间又会产生矛盾性—过分追求高效率可能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而过分追求高质量又可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
因此，如何能在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和效率两大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努力达成高质量基础上的高效率，是未来亟待深入探索的一个重要话题，也是博士生培养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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